自周开启“封建制大一统”，到秦建立“郡县制大一统”，这中间的体制其实存在着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而对大一统思想的成型，孔子当居首功。
关于孔子首倡“大一统”，目前大家主要都比较关注老夫子的《春秋》大义，其实孔子思想更关键的根柢在于《周易》。
在讲孔子与《易》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孔子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孔子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儒家代表，所谓万世师表，绝不是白说。理由何在？在于六经。六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孔子述而不作，编撰六经，可谓德载千秋。后世争鸣的诸子百家，皆源于六经，而六经中最古老最著名最有权威的经典正是《易》。
孔子晚年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易》的编撰上，留下了“韦编三绝”的典故。即使如此，孔子仍然说：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哀叹天不假年，壮志未酬。
那么，为什么孔子会对《易》如此着力呢？我们必须从孔子一生的抱负说起。
《论语》中有孔子自己的成长历程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从这份总结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顽固派，他的思想观念一直在变，而且是向着活络的方向变。
孔子说他大约从三十岁起便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这个志向很可能就是妄想恢复周礼，因为他曾为此周游列国，去游说诸侯任用自己，并采纳自己的主张。
或许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的不断碰壁引发了孔子的反思，进而在四十岁上下便不再为当时的“礼崩乐坏”的现象困惑了，而是隐隐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
到了五十岁上下，孔子终于确认了他在四十岁上下时的猜想，完全明白所谓的“礼崩乐坏”其实是人力不可逆转的天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发生的变革。
到了六十岁上下，孔子不仅认可了这一天命，而且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已经变得“顺耳”了，孔子在这个时候，甚至一反常态积极应和之前曾经被他骂过的那些叛逆者的合作邀请，只是因弟子的阻拦才未能成行。
孔子六十入圣（所谓圣，就是明白人的意思，没有后世附加的一系列高大上的神秘光环），到七十则能“从心所欲不踰矩”，说明孔子的所思所想已然与时势契合，故不会与时势相抵触。不与时势相抵触，自然也就不踰矩。不与时势相抵触，此即所谓与时偕行。
“仕而不优则学”，孔子仕途受挫后，将身心转移到教育和学术传承，在孔子之前，受“学在官府”的影响，典籍、典章、诗歌等的整理和传承基本上没人去做，大体上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
孔子看到这种状况后，觉得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在不该这样自生自灭地流失，于是就在工作和教学之余默默地承担起了整理、研究巫祝和史官们留下的档案及王室的典章制度、文化遗存并将它们疏理、编撰成册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从来。所以就有了如汉朝人所说的孔子修《诗》《书》、定《礼》《乐》、序《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的功绩，更有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礼赞。
用孔安国在《尚书序》里的话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的确，如果没有孔子带头做这种事，先秦的文明将会流失大半。
出于对各种原始档案的尊重、自身的权力所限及儒家自身的思想和职业道德约束，孔子（可能还包括他的部分学生）在整理、研究这些档案时可以删减、去重和重新编排，但不可擅自增加和篡改，故孔子说他的工作是“述而不作”，这里的“不作”指的是就是不增、不改。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作《春秋》是把当时史官忠实记录的国家私密历史档案公之于众，出于合礼的需要而使用的“曲笔”不属于改的范畴。
这些琐碎而繁重的工作，花去了孔子大半生的时光，虽然他觉得很值得，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同时也想让自己的思想更加完美。晚年的孔子在检视他大半生所努力弘扬的思想观念时，忽然发现他的思想观念似乎缺少一个“根”。孔子弘扬的仁义道德虽然上承周公，但这毕竟是源自于人，久而久之就会有人发现其中的缺陷，于是孔子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晚年时光给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一个重要的补丁-“寻根”。孔子以其无人可比的丰富见识和锐利的眼光，最终选定了能窥测天机的《易》作为他的理论基础。
《易》是周代巫祝们的饭碗，巫祝只管利用他们口口相传的技术为王室获取天机提供技术服务，并把卜筮的结果记录在案，给王室的决策提供依据，至于这些卜筮结果的整理和传承他们是不去管的。也就是说，每一次卜筮，只要结果出来并记录下来，他们的工作就算完成、结束了。这就象我们现在的医生，他们只管看病和写医案，每一次看完病写好医案，他们的事就算完了，至于医案他们是不会去整理的，整理医案那是搞医学研究的人的事。
在孔子之前，《易》不但掌握的人很少，其功用也非常有限，除了用于卜筮之外，几乎不再起着任何效用。
孔子也曾利用《易》中的预测之术进行过试验，据记载，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即孔子利用《易》之预测术进行占卜，其准确率高达70％。但孔子接着说：《易》，我复（覆）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
这就清楚表明了孔子整理并重新编撰《易》的立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他与掌握《易》之预测术的巫祝是“同途而殊归”，即巫祝是利用《易》之术来盗取天机，而孔子则是借助《易》所蕴含的道德仁义来实施教化。
孔子整理和重新编撰改造过后的《易》，完全剔除了其中的预测的方法和具体操作步骤，其核心是德义之“理”，不再具备预测功能，转而承担更为悠远和宏大的文明使命。
孔子编撰《易》，把原来并不成章法或不符合他的思想卦符及其卦名重新按照他的意图排序（“序”），然后从巫祝们历年积累的大量的占卜记录中，精心挑选出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相近的卜辞（“彖”），先翻译成大众能理解的语言并稍加润色（“文言”），之后再把这些“新”卜辞系在每一卦、每一爻下（“系辞”），借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每一个干巴巴、冷冰冰的卦、爻就有了活生生的象征意义（“象”），最后再每一个卦或爻配为简要的解说（“说卦”），就可以构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易理”体系了，而这个“易理”体系则作为孔子所有思想观念的根，后来成为华夏文明的根。
那么，孔子的这个“易理”体系为什么能成为后世华夏传统文化的根呢？
因为孔子的《周易》是一种把数与理结合起来阐释世界万物及其运动规律的方法论尝试，展现给世人一幅“无造物主”的宇宙图谱，这在全世界的文明体系中独一无二。
我们看一看周易描述的世界：“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样简单，自然，质朴，直白，充满了和谐、互补的理性主义内蕴的字句，勾勒出“天人合一，全息对应，阴阳平衡，圆融和谐，生生不息”的宇宙气象。世界充满生机，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森罗万象中自有一份庄严和谐。
有这样天然理性浸润的中国人，完全不需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异己的、高高在上而又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吃饱了撑的啊？
有了这样的宇宙观打底，建立后面的人生观，社会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既然整个宇宙都是天人合一，时空同步的全息统一体，那么我们所有人更应该拥有“天下一家”的胸怀，对社会的发展抱以“大一统”的期待。
以“天人合一”建基的“大一统”思想，是《易》对华夏文明的第三重贡献。
“世历三古，易更三圣”，很凑巧，这三位明白人为华夏文明灌注了三重神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铸就了华夏文明的不败金身。
如今，伏羲易象大化无形，文王易数挂角难寻，孔子易理深入人心。所以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人只能是孔子，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字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字只能是“易”。
生生之谓易，唯有“易”字，能够囊括华夏文明慎终追远，继往开来，在不息的传承中步步创新变革的薪火相传之路。因为易有“日月往复之象”，有“飞鸟展翅之象”，有“因时变化之象”。易之变化无穷，既是生命之学，也是生活之学，又是生机之学，几千年来，每一个个体对其不同的理解本身也已融入了易道之中，易象易数易理，一次变化一次飞跃，易与我们心气相通，我们对易的理解，本身就是易的一部分。
如果觉得“易”太简略，一定要用两个字来代表中国文化，那么这两个字就是“易-道”，为什么要加上“道”呢？我们下一节接着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