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听来平常，却只有我们中国人有此自信脱口而出。世界上其他地方有太多的文明一衰不振，一旦分离永无复合的一天，很多文明消失了，因为它依附的王朝垮了，文明也就随风飘逝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我们做到了“王朝流逝，文明恒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文明不用依附于一家一姓的王朝，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的先贤树立了帝王治统之外的圣贤道统，道统在，文明就在。从辕固与黄老学派的冲突，可以看出汉时儒家对帝王治统的不以为然。
首倡道统者就是春秋公羊学确立的“孔子素王，天子一爵”。素王是无冕之王，却高于有冕之王。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这是真正的王，没有土地，没有属民，但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称孔子素王，和佛教称释迦摩尼为空王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属民，不需要权力，而他的声望，权威和宇宙并存。
孔子为王有两个支撑：“春秋新王”和“春秋王鲁”。
何谓“《春秋》新王”呢？即西汉的学者们深信，《春秋公羊传》是托事明义的治理天下的经法，《春秋》是在缺少尧舜的时代，行一道德上的“王”的作用。亦即认为《春秋》就是新王，这就有点把政治宗教化的意图，《春秋》就如同基督教的《圣经》，在上帝缺位的年代，起一指引的作用。因为古人同样有着对乌托邦的向往，那些传说中的王者们在当时尚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因此，承认《春秋》新王，就是表示当世的王者，应当以《春秋》的褒贬为褒贬。
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记载在当时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史书的一笔，死后的谥号，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才有人不断的诛杀史官想改写史书，诛杀史官这种行为，一方面固然反映史官的生命没有受到足够的保障因此可能影响到史书的公正性，但同时这种极端的措施，也反映了当事者对史笔的恐惧，对把自己的行为载入史书中的绝望。
所以《春秋》借史书而行褒贬，在今人看来不足一晒，在古人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明白这一层，才能明白何以《春秋》竟然可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性格的形成。
所谓的“《春秋》王鲁”，和上亦是差不多的意思。即《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这个“新王”假托鲁国的十二世诸侯，行王者之事。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见《公羊》的学者们也认为，这里《春秋》有一寓言的性质，只是《春秋》是借助真正存在的史实来寄托自己的寓意，因此而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可以说，《春秋》走的是历史主义与柏拉图空想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历史主义则认为凡事需从历史和经验发现真理，柏拉图则纯粹基于虚构和逻辑来构建乌托邦，而《春秋》则有一种寓言式历史来体现他的思想。亦即《春秋》并不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现真理，而是用虚构真理去解释历史，反过来借助历史的权威性支持真理的合法性。这就是《春秋》的本质。
接下来说“天子一爵”，这是公羊学者给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级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主要来流传于公羊口说。或者说是公羊学者们的出色发挥，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传，很可能是后世公羊学者受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影响，而有贬天子为人间一爵的说法。
“天子一爵”的政治理论，在今天还嫌保守，但是在当时，应当是相当激进的说法了。因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间之神的神圣存在，是天之子，并非一爵，所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学者开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间一爵，借《春秋》压天子，很有点把《春秋公羊传》宪法化的意思，同时又有所谓“屈君以伸天”。
总之，公羊学者在寻求一个制约天子的工具。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如此的可笑，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认真的寻求这种制约力。并且公正的说，这个解决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羊学者借助类似三位一体的表述方法，建立了以孔子为“素王”的道统，又“屈君以伸天”，贬天子为人间一爵，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帝制时代学术与政权的基本关系模型。汉兴文教之后，超越治统的道统隐然树立。从此一家一姓的治统，被一张无形大网的笼罩，而置于文明教化体系的道统之下，成为帝制时代的传统。
接受“道统”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后，读书人不再只追求“学而优则仕”，除了“货卖帝王家”之外，学者们还有另一个选择，或者说另一重任务，那就是传承道统，守护累世文明。传承到顾炎武，发展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辩：“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一语道破天机：道统高于帝统，文明不依附于王朝。
道统虽有相对治统的超然地位，但改朝换代之际，道统又如何保证“大一统”的连续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