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三统”思想的具体落实就是“礼”。礼是一套完整的治理体制及支撑这套体制的意识形态，制作礼乐，不能闭门造车，既要抓住时代和历史的脉搏，这是通三统，又要扎根于最深厚的文化土壤，这是礼失求诸野。
源于平民社会的草根属性，华夏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始终在民间，在草野，在劳动者群体里，“礼”如果不能和庶民同呼吸共命运，就没有生命力。而这正是礼失求诸野的真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
礼失求诸野，走群众路线，儒家才能因时而变，而又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化支柱。
公羊学派，针对汉初“清净无为，休养生息”七十年后出现的新危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通过对诸子百家和原始儒家的双重批判，将道家的仁，墨家的义，兵家的智，法家的信，用“礼”融为一体。仁义礼智信，礼居中，串起了百家之学，使公羊学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王官学”。
魏晋南北朝之后，恰恰是北方的夷狄继承了《春秋》的改革逻辑，即他们通过对中原王朝和作为“夷狄”的自身弊端的双重批判，力图去构想一个包纳四夷、南北统一、融和胡汉、融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天下”。钱穆先生指出，《北史·儒林传》中一句话：“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这一句透露出极其关键的历史讯息：“直从魏孝文至北周苏绰与卢辩，拨乱反治、以周礼兴太平的精神，在北朝诸儒中从未消失，这是北朝学术与南朝的根本不同处。”
实际上，非但继承了《春秋》改革改制逻辑的，乃是北朝的北魏北周，且第一次实现了融和夷狄的“天下”者，便是隋唐。自从有了隋唐，儒家的天下观才首次落实，而融和华夏与夷狄，这便是隋唐的好处和贡献所在。“天下”产生于夷狄对于华夏的批判和夷狄的“自我批判”，这种“双重的批判”，也就是《春秋》改革的逻辑，这也就是隋唐立国的意识形态和大纲大法。
天水一朝，儒家通过对千年流传的儒学正统和佛教思想的双重批判，开创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正是立足于现实对物欲横流的商品市民社会的批判：北宋商业经济极度发达，社会享乐风气蔓延，道德水平大幅度降低，而刺激文化上的道德救亡运动。商业上的繁华，自然就带来经济上的富裕，但是同时带来享乐主义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也就带来了今天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的道德沦丧和情色文化的泛滥。
虽然当年关于宋徽宗赵佶出去玩名妓李师师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历史。但宋徽宗和大臣们玩斗茶游戏，在江南一带搜刮太湖石，运到汴梁搞园林艺术倒一点不假。那些用花石纲的名义，横征暴敛到了汴梁的奇石头，大部分都在汴京保卫战之中，被打个粉碎做了战争材料。
而中国文化中最为耻辱一页的女人裹小脚的风气，也是在北宋的时候开始兴起。如果看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先秦到唐朝的时候，中国妇女的地位，还算是比较人性化。
只有在极度商品化的市民社会里，当食色性也，大行其道，在商业活动中，女性作为一个主要消费奢侈品的物化功能开始出现。在这种大氛围下，主要作为迎合富裕男人的市民低级趣味的审美标准大行其道，慢慢宫廷和王府里才玩的三寸金莲游戏，就开始走出民间的富人和士大夫之家了。
本来对女性的美的欣赏是男人们很正常的感情。虽然远古的人们，开始欣赏女性之美，还是从笑容、皮肤、秀发、玉手和行姿上下功夫，还没有扯到脚上面来。
比如说《诗经》里的卫风，就写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后来宋玉的《神女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等等，都大致不离这个路子。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当男人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女人的脚上之后，估计看到女人的纤纤玉足，心里的情欲荡漾之时，那种把女人金莲放在手掌中慢慢把玩的感觉，不知是不是令男人们体会到他们把精致的玉器在手中把玩的感受。
这种感受，可以一语以蔽之，就是意淫。
于是当市场的爱好受到迎合，很多女孩子命运不济，没有生出一个纤纤天足的时候，后天的残酷更正就开始出现。而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所谓的文人雅士们却大加赞赏。
比如说，大诗人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菩萨蛮》来赞美缠小脚的行为：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淩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而在苏东坡大赞小脚之美的时候，就正好是北宋的奢侈之风到了高潮之际，逼得儒家中的改革派进行变革以救亡图存，北宋的理学的出现，在当年人欲横流的时候，要“存天理，灭人欲”，具有相当的进步和积极意义。
什么是天理呢？朱子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就是说，保证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即保障民生，这就是天理，而放任少数人的贪欲不加节制，鼓励人欲横流，这就不能避免社会和文明的腐败。
吕坤说，“拂人欲自然之私，顺天理自然之公”，这就是说，你不顾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反而去鼓励奢侈消费，不但炒卖房子，而且连蔬菜粮食和淡水都要炒卖，你这就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而是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而你去保障老百姓的民生，在打击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击这种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这才是真正的去人欲存天理。
如果不站在当时的立场，不明白当时宋朝城市商品社会的浮华奢靡建立在农村农业农民日渐凋敝破落的基础上，当然就不能理解程朱理学对当时社会堕落面进行批判的巨大勇气，而只会破口谩骂存天理去人欲的冷血无情了。
同样地，当程朱理学被社会现实扭曲变异后，王阳明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通过对程朱理学和程颢陆九渊的双重批判继承，实现了儒家又一次的集大而成。而阳明心学立论的基础正是：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近代比较合格的儒家是康有为，他的变法逻辑也是从春秋公羊家来的，在他那里，清如“故宋”，近代西方则如“新周”，而他的改革，便是要通过辩证的批判这二者，而达到“大同”，这就是《大同书》的逻辑。易言之，批判地对待传统，又批判地对待西洋，此谓之“张三世”和“通三统”。
为未来“新中国”立法的人当然不止一个，近代最大的一位儒家用自己的语言诠释了礼失求诸野的真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既反对本本主义，也反对经验主义。从而扭转乾坤。
现在，我们又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同样需要思考，如何坚持这位大儒思想活的灵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要实现对传统和现实，华夏和四夷，东方和西洋的双重批判继承和超越，还是只能走礼失求诸野的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