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一份奏疏。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这是一份诏书。
前一份奏疏，名扬千古；后一份诏书，默默无闻。但内中精神一以贯之，溢于言表的是满满的自信。
写前一份奏疏的陈汤，字子公，好读书，善属文。他年青时家里很穷，常常四处向人借钱度日，同乡人很讨厌他。到长安后，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材。陈汤做官心切，父死也不回家奔丧，为司隶所究，连累得张勃也被削夺封户二百。根据汉法，陈汤不孝应下狱，后来因为他确实有才，被推荐为郎官。陈汤自己也觉得在都城呆着很没面子，多次上书请求出使外派。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正赶上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就以西域副校尉的身份一同去往边塞。
此时匈奴已衰，陈汤到西域的十八年前，即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窝里斗大战，两败俱伤，同时向汉朝乞援，遣子入侍（送儿子当人质），同时依旧例请求和亲。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朝见汉宣帝，郅支单于西移，兼并匈奴支部，又击破乌孙、乌揭、坚昆、丁零等国，并定都于坚昆故城。由于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距离汉地又遥远，郅支单于开始态度对汉朝不恭敬，常常借故困辱汉朝使臣。
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臣到长安，要求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国。汉元帝派卫司马谷吉等人出使匈奴，迢迢千里把郅支太子送回国都，单于不仅不领情，忆起这几年汉朝不帮自己偏向呼韩邪单于的旧怨，一怒之下把谷吉等人杀掉。痛快过后，细想已经和汉朝闹翻，呼韩邪单于又在近外觊觎不已，就率众往西直奔康居。
康居国王和郅支单于互相嫁女于对方，成为姻亲。康居国王的原意是想狐假虎威，依靠郅支单于的影响威吓邻国。郅支单于多次借康居兵功打乌孙，杀略抢劫，乌孙不敢抵抗，空边千里无人居住。郅支单于打胜仗后更加骄横无礼，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人民几百人，有的杀掉后甚至肢解扔入河中。又强迫康居国人替他建筑城防，遣使威胁阖苏、大苑等国给他进贡。汉朝三次派使臣向郅支单于索取谷吉等人尸骨，郅支不肯，并且困辱使者，百般欺骂。
郅支单于在化外之地嚣张了九年，直到陈汤入西域做了甘延寿的副手。赶巧当时这位西域都护久病不愈不能听事，陈汤自己就假借朝廷名义征发西域各城郭国兵以及屯田的汉军。直到城外大军调动纷纷，甘延寿才惊觉，想出外制止。陈汤大怒，接剑怒叱甘延寿：“大队人马已经集结，你小子敢阻挡众军吗？”甘延寿无可奈何，就依势就势，一起部勒行阵，增加扬威、白虎、合骑三个纵队，共有军人四万多。同时，他们上书自劾矫制出兵的情状，即日出兵。四万大军分为六队，三队从南道越过葱岭直向大宛，另外三队从北道入赤谷，经过乌孙，到达康居国境。
郅支单于刚开始知道汉兵来到的消息时，本来想逃跑。但他怀疑康居人怨恨自己而作汉兵的内应，又听说敌国乌孙及其他城郭国都出兵助汉人征伐自己，感觉无所逃遁。当时他已经带人出城，思前想后，决定回城坚守，对左右说：“汉兵远来，不能久攻。”郅支单于身披甲胄在楼上指挥，联军矢发如雨，一只箭不偏不倚已中郅支单于大鼻子。郅支单于勉强支持，下城骑马，逃入内城。半夜，木城被联军攻陷，守城匈奴兵向城外大呼，当时还有亲匈奴的万余康居骑兵绕城环行，声援匈奴。黎明时分，四面火起，联军士兵大喊登城，锣鼓惊天动地，汉军推着攻城车攻进土城中。见势不好，康居兵逃走。汉兵攻入内城，到处纵火，联军士兵蜂涌入内，格斗中郅支单于被杀，脑袋为汉兵杜勋一刀割下。此次战役，共斩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多级，生俘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匈奴有一千多人。
大胜之后，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了上面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奏疏。
再说后一份万历皇帝颁发的诏书，想必不是皇帝本人的手笔，而是文学侍从之臣代劳。
公元1598年四月，宣示前述诏书的时候，登基即位已满二十七年的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正端坐在设于北京午门城楼的御座上，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万历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
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逆，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在献俘仪式被“拿去”付所司正法，砍下头颅传送天下的平正秀等六十一人，都是来自抗倭援朝之役的日本战俘。关于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抗倭援朝之役，人言人殊，尤其是还掺和了好几个国家的人，更是一团乱麻。
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它们也承认）。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原因何在呢？
说来也简单，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所谓“贱岳七本枪”之流）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如此轻描淡写处置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现在对战争的评价：争议、误解、谜团。但有一点清楚无疑，我们打赢了！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地迎接了战争；并用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赢得了战争。
四百年前的先辈，用铁与血向“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致敬，昭示了自己无愧是两千年前伟大先辈的子孙。同时，四百年前的先辈也用笔墨书写了预言和期许：“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等待后世有出息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