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三统脱胎于孔子的名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周代虽然取代了商代和夏代，但却能自觉地承继融会夏商二代的传统，从而创造更高的文明。周代的这种“通三统”精神由于孔子的高度赞扬（“吾从周！”），而成为中国历史文明的基本传统。
不但汉民族主导的汉唐宋明各朝各代，而且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和清代，也都以“通三统”的方式自觉地承继融会中国历代积累的文明传统。假如不是这样，而是每个新起朝代都只认自己的新统而不认前代的旧统，那么中国历史文明必然早就中断，不可能延续到今天。惟其每个后起的新时代都能自觉地“通三统”，才有生生不息的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一。
通三统简单点说，便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批判，而为“未来”的新社会制造蓝图。通三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依据。
时间上的“张三世”：所谓三世，就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我们通常说的小康世就是升平世，大同世就是太平世。这种说法，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对现实的不满，寻找一个历史信仰或者说构建一个乌托邦为基点，来为批评现实的政治现状提供支持平台；二是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做为这种乌托邦提出的主要依据，就是《春秋公羊》的学者利用了当时人们流传的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神话时代”一定有着美好的传说，他们利用了这种传说，肯定的说那时候存在过太平世，并且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是回到那种美好的太平世（主要是道德层面）。
时间上“张三世”又牵涉到空间上“异内外”：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远近大小视之若一。
异内外的夷夏之辩影响之深远，到了今天，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辩在《公羊》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是以血统种族区分夷夏，而是野蛮与文明为界。这是一种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高傲的自卫心态。
《春秋》对于夷夏之变，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则是以文明与否做为评价标准。所以《公羊》认为，《春秋》绝不认为夷狄有资格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却在如泌之战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肯定为夷狄的楚，否定为诸夏的晋。这样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学在这方面的态度。
这种文化本位论，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说，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略经患难而不灭亡，夷夏之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通三统”，就是通过对诸侯国、华夏的双重批判，去想象、设计和展望一个融和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太平天下”。董仲舒说：“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大同也。”
就《春秋》而言，孔子的“过去世”就是商，孔子所处的“现在世”就是周，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通过对商和周的制度的辩证批判，孔子力图去思考想象和创造并设计未来的“太平世”。
“通三统”这种对传统和现实的双重继承，双重批判，双重超越，蕴含着儒家强烈忧患意识中永恒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