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行记：在雨果故居与中国相遇
文 / 张生
作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雨果故居在壮观的孚日广场（La place des Vosges）的一角，有四层，从1832年到1848年，他曾在这里住了16年。因为房子的层高很高，所以虽然外面很热，但当我和我的学生朱麟钦顺着楼梯走到二楼的展厅后，却让人感到一片清凉。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走廊相连，除了雨果所使用的物品和所出版的书的资料的陈列外，基本保持了原样，有客厅，卧室，写作室等。尤其是除了那间比较大的用红色缎面装饰墙壁的客厅外，还有一间比较小的客厅，墙壁上挂着各种中国的瓷盘，花瓶还有刻有中国人物的木板装饰画，而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客厅了。很多来这里参观的国人看到这间中国风的客厅时都有些惊讶，同时也对雨果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不由得感到自豪和骄傲。
但我觉得似乎也不必因此就过分推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因为这种雨果装饰出来的“中国情调”，只是他所想象的一种具有东方色彩的异域情调的拼贴，而这在当时也是巴黎和法国的一种流行的时尚而已。正因此，他的这间客厅在让我这个中国人觉得惊讶之余，也觉得多少有些怪异。就像人们总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产生美感一样，中国也因此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让人产生了一些浪漫的想象，但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却以一种惊人的停滞永远的停留在了帝国的梦魇里不可自拔，而这个梦魇，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残留在很多人的意识深处，不时在现实中像可怕的病毒一样发作，咀嚼着自大和虚荣的梦呓，在盲目排外的同时还以狭窄的民族主义要挟着善良的国人。
而雨果给予中国的却远比中国给予他的异域情调要大得多。因为他真正感动中国的不是他的这些作为生活装饰品的异域情调的中国文化的碎片，而是他的那颗永远对人性的善坚信不疑，永远对世界充满爱意与永远追求自由的伟大的心灵。这个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以“嚣俄”之名来到中国的作家，而这个中国名字正是翻译过他的作品的鲁迅给起的，苏曼殊，陈独秀，曾朴等人都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作品在中国经久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心的中国人。我年轻时也曾被《悲惨世界》所感动，为可怜的芳汀为了女儿因为受到抚养女儿柯赛特的旅店店主的勒索而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金发和牙齿感到可怕，也为冉阿让战胜自己的软弱坚持对善良的追求而感动，也为《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对埃斯梅拉达的绝望却又真挚的爱感到深深的震撼，同时也对《九三年》里祖孙两人朗德纳克侯爵和郭文子爵虽然因为政治阵营不同，但最终却都超越了你死我活的革命的对立走向相互理解和拯救的结局而感到人性的善的伟大和永恒。
当我边看边想着雨果对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时，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出口处，在一面墙壁的留言板上厚厚的贴纸的字迹中，我惊奇的看到了几个中文的留言，其中的一个似乎气势汹汹的对纪念馆说，“这注解为毛没有英文，傲慢的法国人”；还有一个则把雨果当成了观音菩萨，“祝一切顺利，早发SCI！！”，但是，还有一个中国人的留言却让我多少感到安慰：这个留言有中文，有英文，还有法文，中文是“爱，自由，平等”，英文是“To everyone in the world”，法文是“Merci Hugo”。
也许，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有人傲慢无礼，有人把世界当神，可也总还有人和世界的爱与善，与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心心相印。
我们本来想在在底楼的庭院咖啡馆喝杯咖啡，体验一下在雨果家喝咖啡的感觉，可是却座无虚席，只好离开雨果故居，重新回到了孚日广场。孚日广场原来名为皇家广场（Place Royale），是亨利四世于1605年建造的，距今天已经四百多年了。这个巨大的据说边长为140米的四方形广场周围是带有老虎窗的四层联排楼房，一律是红砖和发黄石墙面和落地的长窗，屋顶是巴黎特有的海蓝色的屋顶。而四周由拱廊（Arcades）连接成的宽阔的四方形回廊里现在有画廊，艺术品商店，有咖啡馆，还有学校，宾馆等。我们在一家1892年就开始营业的名为RICHRD的咖啡馆的喝了杯我喜欢的Espresso。在明亮而晒人的阳光下，有凉风不时吹过。让人的心情多少平静了下来。也许，那些像我一样的国人在参观了雨果故居后的心情多少都有些不平静吧。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老师，作为一个作家，我也要真心的说一声，“Merci Hugo”，谢谢雨果！
因为没有雨果，我不会到这里来，也不会在这里喝一杯咖啡。
2024年6月27日参观雨果故居后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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