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不是美国有个好莱坞，整个美国就是好莱坞

文化 2024-07-17 13:09 上海

不是美国有个好莱坞，整个美国就是好莱坞

文 / 鲍德里亚

本文节选自

美国（修订译本）

[法] 让•鲍德里亚著张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实际上，电影并不在人们通常以为的地方，并且尤其不在人们成群结队参观的制片厂里，例如迪士尼—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分公司、派拉蒙等等。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是整个西方的实体化（hypostasie），加州是美国的实体化，米高梅公司和迪士尼乐园是加州的实体化，那么这里就是西方的缩影。

其实，人们在这里向你展现的，是电影幻觉的衰败和可笑之处，正如迪士尼乐园展现的，是对想象事物的一种滑稽的模仿。影像和明星的豪华时代被缩减为一些人造的龙卷风、蹩脚变形的建筑物和孩子气的把戏的效果，人群为了不表现出大失所望的样子，而装做听任自己上当的模样。阴森的市镇，鬼魅的人。这一切都散发着与日落大道或好莱坞大道同样的陈旧的气息，人们出来后，同时会有自己接受了一个孩子气的仿真测试的感觉。电影院在哪里？它在外面到处皆是，在城市里，在连续不断的、精彩非凡的电影和剧本之中，比比皆是。除了这里，它无处不在。

电影院并不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地方，因为整个国家都是电影化的。你所穿过的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当你从某个意大利或荷兰的博物馆出来，步入城市时，会有同样的感觉，似乎城市就是某幅画的映像，好像城市是从画中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美国城市似乎也是从电影中活生生地走出来的。为了揭开它的秘密，就不应该从城市走向屏幕，而应该从屏幕走向城市。在那里，电影没有披覆上一种特殊的形式，而是它赋予街道和整个城市一种神秘的气氛，这是电影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影星崇拜不是一种次要形象，而是电影的辉煌形式，是它神秘的变容，是我们的现代性最后的伟大神话。这恰恰因为偶像纯粹只是一种传染性的影像，一种被粗暴实现的理想。有人说，明星让人做梦——但做梦和被影像吸引不是一回事。然而，屏幕的偶像是内在于以影像方式展开的生命中的。他们是一个奢侈预制的系统，是生命和爱情的陈词滥调的辉煌的合成体。他们只表现了唯一的激情：对影像的激情，以及对影像的欲望的内在性。他们并不让人做梦，他们就是梦，并且他们就是梦的所有特征：他们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凝缩效果（晶体化）、邻近效果（他们会立即感染别人），尤其是，他们拥有将欲望即刻视觉具体化（Anschaulichkeit）的特征，这同样是梦的特征。因此，他们并不包含浪漫的或性的想象，他们是即时的可见性，即时的誊写，物质的拼贴，欲望的沉淀。这是拜物教，这是拜物教所崇拜之物，与想象的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却与影像的物质虚构密切相关。

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革命的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办。历史的火炬从西海岸经过，这是正常的，在欧洲消失的一切都在三藩市复活。假设以巨大的全息摄影，详细的档案，一个完整的电影资料库，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宏大场景进行重构——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将不再能看出差别，好像大革命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如果马里布的盖蒂别墅（Getty Villa）突然被火山熔岩埋没，几百年之后，这个别墅同庞贝的废墟又会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在1989年到来前爆发一场新的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发起人会做些什么呢？不可能，这个问题是被排除在外的。然而我们非常希望真实的事件会与拟像（le simulacre）短路，或者以拟像转向灾难告终。因此，在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我们每时每刻都希望电影特技变成真实的悲剧。但这是已被电影自身所开发的最后一种怀旧情结［《西部世界》（Westworld）、《未来世界》（Future World）］。

奥运会——完全的即兴表演，对国家的自我庆典的集体参与。“我们做到了！”我们是最好的。里根风范。需要有一个新的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来拍摄这个新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一切都受赞助，一切都令人欣慰，一切都很干净，彻底的广告活动。没有事故，没有灾难，没有恐怖主义，没有高速公路的拥堵，没有恐慌，而且……没有苏联人。简而言之，一个呈现给全世界的理想世界的影像。然而，在国家的性高潮之后，一种集体的忧郁征服了洛杉矶人。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大都市仍然是乡下的原因。

在这个离心的大都市，如果你从你的汽车里出来，你就是个罪犯，一旦你开始步行，你就威胁到了公共秩序，就像在路上的游荡的狗一样。只有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有步行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特权，同占据大都市空洞的市中心相关的特权。对其他人来说，步行、疲劳或肌肉活动已变成稀有财产，变成高价出售的“服务”（service）。因此，事物已经讽刺般地被颠倒了。同样地，在高级餐馆或当红的夜总会门前排起的队伍，常常比给穷人分发食物的施汤站（les soupes populaires）前排起的队伍要长。这就是民主，哪怕最贫穷的符号，也总是有至少一次成为时尚的机会。

美国的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荣誉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如今它极为少见，同时还由于它的极端庸俗化。“在这个国家，每个人曾经或将会有至少十分钟的出名机会。”（安迪·沃霍尔）而这是真的——例如有这么一个人，他上错了飞机，发现自己被运到了新西兰的奥克兰（Auckland），而不是靠近三藩市的奥克兰（Oakland）。这一小波折让他成了当天的英雄，他到处接受采访，人们还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事实上，在这个国家，荣誉并不等于最高的德行，也不等于英雄举止，而是最平凡的命运之中的特异性（la singularité）。因而，所有人都绝对有机会获得荣誉，因为整个制度越是协调一致，就越会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因某种极其微小的不正常而引人注目。某个统计学模型中最轻微的颤动，某台电脑最微不足道的冲动，都足以给某个反常行为赋予昙花一现的荣誉的光环，无论这一行为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这也是在洛杉矶威尼斯缅因街（Main Street）那个扛着沉重十字架的全白色的基督。天气非常热。人们很想告诉他：两千年前，这个动作就已经被完成了。但是确切地说，他并不想创新。他只是扛着他的十字架，就像其他人在他们的汽车上贴着“耶稣拯救世人”或“认识耶稣”等的徽章。人们尽可以向他指出，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而他经过之处，只有普遍的冷漠和嘲讽。但是，他会回答你，这正如同两千年来所发生过的一切一样。

博纳旺蒂尔酒店（Bonaventure Hotel）的顶层。它的金属结构和落地玻璃窗围绕着鸡尾酒吧缓缓旋转。摩天大楼的外面的移动几乎感觉不到。然后，人们意识到，这个酒吧的平台是移动的，建筑的其余部分是不动的。最后，我看到整个城市在围着静止的旅馆顶层旋转。到了旅馆内部，由于空间的迷宫似的回旋，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还会持续。纯粹的幻术师的建筑，纯粹的时空的花招，这还是建筑吗？充满趣味，引起幻觉，这就是那所谓的后现代建筑吗？

它没有内/外的界面（interface）。玻璃外墙仅仅映照出环境，并向后者反射它自己的影像。因此它们比任何石墙都更加不可跨越。正如那些戴墨镜的人。目光被隐藏在墨镜之后，而对方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映像。无论何处，界面的透明性都以内部的折射而告终。随身听，墨镜，自动化家用电器，高科技汽车，直至与计算机的永久对话，一切人们夸大其词地称为“沟通”（communication）和“互动”（interaction）的东西，完结于每个单子向自身程式的阴影的重新折叠（repli），完结于它自主管理的巢穴和它的人工的免疫性中。类似博纳旺蒂尔酒店的大厦声称自己是个完美的微型城市，能够自给自足。但是，它们从城市中脱离了出来，更确切地说它们与城市之间没有互动。它们再也看不到城市。它们像一个黑色表面那样将城市折射。人们再也无法摆脱。另外，它的内部空间错综复杂，但却没有秘密，就像在一些游戏中，必须把所有的点连起来，却不能令任意两条线相交。在这里也是如此，一切都在相互交流，却从来没有两道目光会相互交汇。

外面也是如此。

一个化过妆的男人，戴着长长的鸟嘴，披着羽毛，穿着一件黄色带帽风衣，一个乔装打扮过的疯子在市中心（downtown）的人行道上来回走动，然而没有人，没有人去看他一眼。在这里，人们不会看别人。人们太害怕他们会扑向自己，提出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和性的要求，以及钱或情感方面的要求。一切都承载了一种梦游症般的暴力，你必须避免这种接触，以逃避这种可能的释放（décharge）。既然疯子现在不被精神病院收容，那么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潜在的疯子。一切都是这么的不正式，也很少有克制和礼貌（仅有的表皮的永恒的微笑，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保护），以至于人们会觉得每时每刻任何事都有可能爆发，觉得某种连锁反应可能会令这种潜伏的歇斯底里症一下子全部发作起来。纽约也给人同样的感觉，在那里，恐慌仿佛是城市街道的特有气息，有时，恐慌会采取巨大的故障的形式，就像1976年的故障。到处可见的染色玻璃制成的门面就像一张张面孔：磨砂表面。仿佛在里面空无一人，仿佛在那些面孔后面空无一人。而确实（réellement）也空无一人。这就是理想城市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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