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因 | 凯撒为什么要征服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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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7 16:58
浙江
先说结论：因为凯撒征服高卢的战争是一件盈利合算的“生意”，给罗马和凯撒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划分不同战争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按照战争对象，分为对外的征服战争和对内的内战。有人说，内战不是战争，从战争的定义来说。内战类似于一个团伙的内讧。有些学者认为，内战是一个共同体开始衰败的征兆，比如霍布斯、施米特，他们的一切学说似乎都是在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内战的爆发。内战需要双方的头领阐明自己的主张、证明自己这方比对方有更大的正当性。对外征服战争则更类似简单地做一次“生意”，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对外征服战争的目标十分明晰；而内战则复杂一些。古代的对外征服战争类似于一种投资活动，也就是做生意。做生意的核心是对风险的把握，包括对风险的评估、承担和努力的减少。即对外征服战争终归是要有“利”可图的。自18世纪以来总体战思想开始出现后，古代的对外征服战争的那种“做生意”思维就没有了。总体战和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民族国家观念让古代的polis转变成现代的nation。在我的观感上，古代的polis类似一个fraternity（兄弟会），是一起从事冒险的活动来赚取丰厚利润的伙伴团队。从凯撒的高卢征服史似乎可以印证我的这种观感。凯撒之所以要征服是因为或者主要是因为具体的这一次征服行动是有利可图的。当对外战争转变为总体战后，可以说对外战争中的每一次具体的战争都成了赔本的买卖。人们需要意识到自身的长远利益才愿意主动从事它。结果是：18世纪以来的对外战争与之前的对外战争看起来是同一个东西的前后形态，本质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人类活动。这也是当我们使用谴责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战争伦理与人权伦理的逻辑去谴责古代的征服战争，尤其是总体战之前的征服战争时，总是觉得理论工具不那么趁手的原因。古代征服战争中，一定有和现代侵略战争中一样的邪恶以及伦理难题。比如过杀的问题、比如对敌人及平民基本人权的践踏，比如征服及侵略者自己的PTSD问题，等等。但至少在欧洲的政治思想史中，各家各派明显对于古代战争褒大于贬。典型例子如修昔底德，如马基雅维里。我们会赞颂古代战争中武装者的荣耀、血气和勇敢，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和现代侵略战争中的侵略者一样，也会因人性恶的一面不被约束而犯下各种罪恶，他们自己的心灵也会受到摧残，甚至因此而人格残障。18世纪以前的征服战争，尤其是古希腊以及帝制化以前的古罗马的征服战争，在战争目的上和海盗、山贼的盗匪行为是一样的——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但二者的从事战争的团队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山贼海盗团队依赖头领个人的魅力与暴力手段，否则随时有被夺权的危险。古希腊古罗马的出征军队虽然也依赖头领个人的魅力与暴力手段，但则不用很担心被夺权。除了同属同一共同体、相信同一套神话学符号，以及严肃的军纪与军队荣誉传统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征服战争的冒险活动的全部过程极度依赖统帅个人的想象力，依赖统帅对战争前后的评估，对如何才能获取最大利益的设计。比如凯撒征服高卢的战争活动，在当时的罗马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划算的生意，成本极高，收益极低。但凯撒却看到了其中的利润点，并做成了这笔生意。海盗与山贼的盗匪行为则更即时性、更直接，要求每次活动都有实际的利益。但现实中这是很难做到的，结果就是海盗山贼团伙缺乏韧性，一遇到困难就散伙。之所以凯撒能够在整个征服活动中哪怕遇到极其困难希望极其渺茫的时候，仍然保持坚韧，还需要一点心理学上的解释。按照心流理论（flow theory）的解释，任何一项工作流程在目标难度和实现难度上需要适中并在动态中保持住这种适中，否则从事者就会因此流程过于简单或困难而放弃。关键在于这个“适中”，并没有一个恒定标准，标准是在从事者本人的实际流程中动态定义的。关键点在于从事前的验前与完成后的验后。即在从事流程前对目标与实现难度的评估，以及实际从事后对这一评估的确认。这种确认类似斯宾诺莎或德勒兹所谓的努力（conatus）后感受到的掌控感、安全感。这种感受是内向的、内在动机的，让参与者在从事极其危险的冒险活动时愿意将风险承担下来，而暂时不计较利益得失。而海盗山贼的冒险活动则更多是外在动机的，没有实际收获的一次行动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康吉莱姆常常用海浪中翻滚的航船上的舵手，来形容这种内在动机与感受。从凯撒本人的一些事迹可以推测，他在从事事业时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内在动机与感受，而非外在尤其是别人的看法。所以他愿意长期从事看起来毫无外在收益的事情而不觉得有什么损失，更不会因为外在的人的质疑或者事业的波折而怀疑自己。他在持续的事业活动中持续体验到的快乐。而且他的快乐是一种轻松的、让人内心舒适的快乐，而不是那种狂欢中的让人劳累的快乐。以下是我收集到的例证：例1.当上独裁官的凯撒与晚辈晚餐，聊起如何死才是幸福的，深受晚期古希腊斯多葛幸福论影响的凯撒，并没有从认知的角度去谈，反而说“因意外而导致的死亡，是最幸福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死者在死前全然没有被死亡这一人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自主力量的影响，一直从事自己能够掌控的活动，直到突然被终止，而无需认识到这一终止的意义。即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死，因为一直没有被作为最大不自主力量的死亡所恐惧心灵，也就保证了灵魂的不死永恒。这种对死亡的认识与后世斯宾诺莎的认识如出一辙。例2.凯撒在元老院被众人刺杀，其中有他情人的儿子布鲁图斯，这是他内心非常钟爱的晚辈后生。当他看到布鲁图斯举起刀子向他走来，他只是诧异地问他：“你也参与了吗？”没有咒骂，没有怨恨，没有悔恨，悔恨自己不早点发现此子的狼子野心。只是诧异，兼带惋惜。为何？理由如例1。例3.凯撒打败贵族派的庞培后，将其残部将领全部释放，没有任何刁难苛责。得知此事的西塞罗对旁人盛赞这个政敌：“虽然凯撒为人强横，行事多乖张，但大忠大义之心可昭然于世”。这个评价后来被凯撒知道了，他立刻给西塞罗去信：“你是知道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即便被我放走的这些人，事后要来搞我，我也不后悔”。为何？理由如例1。凯撒的这种征服战争方式并非为古希腊罗马所独有。它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的各个古代社会。在那里，发动战争的权力为贵族所垄断，因为他们垄断着武装。对于这些古代的武装贵族而言，每一场战争都是或者都应该是盈利的，至少是合算的，可以得到古代最重要的资源——人口。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讨论所谓“主奴辩证法”的理由。其实，这个辩证法并没有黑格尔说的那么玄乎，好像贵族都不怕死，所以他们更高贵。贵族乐于从事战争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战争总体上是盈利的，虽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并不是那么容易死，古代贵族战争的烈度远远低于现代，甚至远远低于总体战以来的冷兵器战争。如此说来，奴隶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他们不愿承担风险，而不是单纯的怕死——当然，死亡是最大的风险。事实上，凯撒征服高卢所秉持的这种精神是古代生活在polis中的人非常熟悉的生活状态，包括战国时代之前的中国古代贵族们以及欧洲封建时代的军事贵族们。每次在头领——王、将军、大君、公，等等——的带领下的出征，生活在polis中的人们就体验了一次这种精神。借此，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下什么是古希腊-古罗马的polis（城邦）：polis不是英美系政治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区分公权私权的交易所，也不是当代共和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展示自己、发表演说的广场，也不是激进左翼所认为的那样，是展现多元性的烟花派对。polis的本质，是一个创业团队。当然，古代的polis所从事的主要创业活动，就是对外的征服战争。因为古代世界物质上的贫乏与技术上的落后，想要让自己的polis的人们过上好日子，对外征服是最直接也是最见效的。凯撒征服高卢的精神也就是政治的精神。政治的本质就是这种精神。如此看来，政治的精神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是遗落在历史尘埃中的珍珠，相反，它似乎也很常见。我们能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到这种精神的对应物吗？现代社会中的每次出现商业创业活动，这种精神似乎就会出现一次。当然，市场与经济生活与思维的邪恶是欧洲思想者们经常怀疑甚至猛烈批评的对象，比如鲍德里亚就专门写过一本书，就叫《美国》。上世纪美国被欧洲骂成粗野的暴发户，晚期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对当时正在发迹的罗马也是这么骂的，希波战争前的埃及对当时正在发迹的希腊也是这么骂的。当然，欧洲的思想者们比如施特劳斯、阿伦特等，也会对美国报以好感。但也多是对美国的体制报以好感，真心对美国的商业活动报以好感，而且是出于政治学的理由而非经济学的理由的欧洲思想家，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托克维尔。总之，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并不是那么准确。一是因为现实中基本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在战场上除了极端情况，没有谁明知要失败被处死还要打；二是从凯撒征服高卢的例子可知，创业者们一般是在心流意义上的快乐和轻松感中来从事战争的（这不代表他们不会承受压力、心灵不受到战争的摧残）。而黑格尔和霍布斯一样，心灵容易被恐惧所摄，就以为战场上的英雄们也是如此。事实上历史上成功的创业者们在从事创业活动时极少会去想失败以及死亡。历史上，过多地去想失败以及失败后的惩罚的那些事业的头领们，也大多会遭受失败，而且往往缺乏韧性，一次失败就一蹶不振。这样的头领是不合格的。在黑格尔以及科耶夫看来，主人的时代结束后，就不再有创业活动了。其实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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