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7日周二，詹姆逊上了杜克大学他最后一课《美学：从康德到巴特》的第一课，但课程第二周就宣布取消了。开学不到一个月，9月22号上午，他在康涅狄克州“该杀小镇”（Killingworth）家中溘然长逝。詹姆逊生命不息，授课不止，教课到最后一刻。今天许多学者90岁了还在写作，许倬云94岁了还在开直播。哈贝马斯95岁了还常常公共发言。但像詹姆逊90岁了还不退休，上课到最后，真的不多见。我今年7月在纽约，离詹姆逊家两小时车程，想去看望他。他7月9日给我回邮件：“Dear Kang，我想解释说苏珊和我现在不想见客，即便是像你这样的好朋友。但不会永远这样（this won’t last forever）， 我们准备好了就再联系你啊！！！ Fred”。他用了三个惊叹号（不会用表情包）。字里行间是满满的乐观、风趣和慈爱。现在，“不会永远”的邮件成了永远。永远有多远? 真的不远。最新出版的《理论年代》（2024年10月7日出版）是他2021年课程的讲演录，他早走了几天，没等到书面世。这门讲理论年代的课是新冠肆虐的年代上的，讲演录由他的博士生韦尔士（Carson Welch）整理，他自己校对作序，书名《理论年代：战后法国理论至今》（The Years of Theory: Postwar French Thought to the Present）, 由Verso Books 即英国《新左派》杂志出版社出版。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他的《理论年代》。詹姆逊上课总是看着远处的墙，一个人自言自语。他背着一个挎包，包里一般放着五六本精装版的、厚厚的书，上课时便将书一本本拿出来摊在讲台上。我陪他从办公室走去教室，对他说，Fred你那么重的挎包，我帮背过去好吧，他说，不要，哪天我背不动这些书了，我也就不再上课啦。这几年，他在家上网课，书不用放包里背着了，所以课就一直上到最后。但是他上课并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而是在和许多人对话。首先便是他和书里的学者对话。詹姆逊喜欢谈阿多诺，也喜欢讲本雅明。一会儿打开本雅明的书念一段，一会儿又是阿多诺的书。其实他是学法语出身的，但最后转向对德国的痴迷。他上课的时候，经常把德文、法文和英文书放在讲台上，时不时读几句德语或法语的原文，读到有趣处，他自己就会笑起来。因此，他的授课方式其实并不完全是自言自语，他只是通过授课的方式来与书中理论和学者对话。在课堂上，他将自己写书和思考的过程展示给了大家。詹姆逊有能力面对丰富繁多的话题，他是一个极为渊博、思维极其活跃、跳跃性极大的思想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詹姆逊而言，我教故我在。他跟课堂完全融为一体了。“我们说，你受到了某人的影响，并不是说你就像他那样写作；而是说，某人的著述忽然向你打开了新的可能，是你从没想到过的。”[1]（29页）我这里拉拉杂杂写下《理论年代》的读后感或课程笔记，只能挑一些最让我震撼的话题。[1]Fredric Jameson, The Years of Theory: Postwar French Thought to the Present, Verso Books 2024. 本书页数在文内括号中标注。![]()
詹姆逊上课讲演跟他写书的风格反差很大。他的文字糅合了德文的冗长繁复、法文的晦涩艰深，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其他欧洲文字，都被他信手拈来。詹姆逊的思想支柱主要是黑格尔-马克思思想的一脉，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法国理论另一脉，他的英文写作也体现了这两种思想的德法文交错杂糅。詹姆逊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字风格，跟通常英文的简洁、清晰的表达方式非常不同，翻译成中文之后就更加难以理解。不过他英语讲演上课时就很口语化，把复杂的哲学概念跟各种故事趣闻穿插起来，用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深奥的概念和逻辑。他讲课时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上下古今。从巴比伦到希腊，从建筑到绘画，从古典音乐到现代主义小说戏剧，从好莱坞大片到杨德昌的台湾版新浪潮电影。他的渊博和深刻，无与伦比。他最擅长串联和穿插，说话时风趣幽默，妙语连珠，不断从欧洲语言中挖掘出各种词汇，赋予新意，制造概念，给人惊喜。詹姆逊是一座金矿，矿源是黑格尔精神（詹姆逊喜用“历史的总体性”totality of history来概括）。他更是一枚万花筒，由法国理论打造（詹姆逊常用“视觉性”visuality来形容），文艺、感性、审美、政治、经济、权力（阶级）斗争，都透过这个万花筒来显现。也许用他自己独特的概念“认知路线图”(cognitive mapping) 来概括他更为妥帖。他称之为一种新美学（New Aesthetic）, 是一种审美的、感性的认识论，一方面要坚持社会总体或历史总体，另一方面这个总体又是不在场的，要通过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症候阅读，才能把总体的地图绘制和呈现出来。[2] 在这个认知路线图的新美学建构中，詹姆逊思 想的内在矛盾已见端倪：总体论是黑格尔主义的大一统的逻辑，法国审美理论推崇的是去中心、解构主义的逻辑，两者如何调和？詹姆逊由此获得的名声就是黑格尔主义加折衷主义。他对此十分清醒，在课上说，“这（即总体论）是我的个人观点，贯穿本课始终，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是被人斥责为折衷主义的。” （15页）[2]Fredric Jameson，“Cognitive Mappin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p. 353.![]()
FREDRIC R. JAMESON (1934–2024)
在《理论年代》中，詹姆逊绘制的法国理论路线图是非常复杂的。他以阿尔都塞的“问题构成”（problématique）为纲，精心绘制经纬线，讲了三个故事：一、马克思主义框架或问题构成的产能；二、法国理论文本，靠历史断代和作者及主题来串联；三、詹姆逊个人的法国经历，从1944年巴黎的解放到1980或1990年代。我这里就不去概括他的三个故事了，提一下他讲的历史吧。历史故事的主角从萨特开始, “有阿尔都塞帮、拉康帮、福柯帮、德勒兹帮、德里达帮，以及各类女权主义运动和亚文化（the Althusserians, the Lacanians, the Foucauldians, the Deleuzians, the Derrideans, alongside a variety of feminist movements and various subcultures) (15页)。詹姆逊做历史断代，有总结有事件，事件穿插概念，概念串联故事和人物，有散有聚，收放自如。他讲课时，点评事件、臧否人物，锋芒犀利，夹杂着嘲讽，又不乏宽容，处处显示出他的宅心仁厚。不过他写作时，只评理论和思想，从不议论思想者个人。只有在讲课时，才有机会听到他讲各个理论家的趣闻轶事。在詹姆逊看来，法国在二战伊始，就走向失败的不归路。先是被希特勒打的屁滚尿流，一群知识分子要么在纳粹占领区苟延残喘，要么在维希傀儡政权下偏安一隅。战后法国又经历了在前殖民地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不断战败。乌托邦激进主义的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或“法国文化革命”，也昙花一现，一地鸡毛。1980年代加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后，法国的“高卢主体性”亦消失在资本和商业全球化大潮中。由此，詹姆逊推出了“法国理论是关于失败的理论”这个惊人的命题。但他又立即补充说，法国理论家在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夹缝中，找到了某种自治自洽，造就了半个世纪的理论辉煌。法国理论本身一点都不失败，只是关注的主题是“失败”（defeat）。说到具体个人，萨特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与海德格尔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詹姆逊有详尽的分析。他说，哲学家萨特，又是个戏剧家、小说家，所以看到了比海德格尔更多的东西。现实中的生活都是哲学，也是小说。（141页）萨特把哲学写成了小说，“开启了新的书写哲学的可能性，一下子就摆脱了所有的学院派哲学。”（30页）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成了萨特哲学思辨的对象。德勒兹由此尊萨特为“我的大宗师”（mon maître）。萨特的好友、亲美和自由派偏右翼的思想家雷蒙•阿隆赞曰，“看啊，我们从此可以思考一杯啤酒的哲学意义啦！”（30页）后来天天拿萨特当靶子打的福柯，大言不惭地说，我福柯写的东西，除了小说，没有其他。（后来萨特去世了，福柯去为萨特抬棺。）回到詹姆逊，他点评巴迪欧，说这老兄一会儿跟着萨特跑，一会儿跟着阿尔都塞跑，又一下子变成拉康的信徒， 是个数学控，政治上又坚信毛主义。巴迪欧这位百变大咖，他的理论“实在令人生厌”（very off-putting）。詹姆逊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巴迪欧是个小说家和诗人，他的文艺才情，拍案叫绝，他的时政分析，精彩绝伦，堪比萨特和利奥塔。（431-32页）看来詹姆逊还是喜欢小说家，同时对萨特念念不忘。他讲了25节课，从萨特开讲，一讲就是5节。而且一门课下来，无论讲谁，都要扯到萨特那儿。詹姆逊其实是在讲他自己，萨特是他的启明星。他说他的法国缘分始于1944年，但那时詹姆逊才10岁，他还不至于跑去巴黎参加解放军。他心心念念的，其实是1943年萨特出版的《存在与虚无》，詹姆逊看成是法国理论真正的开端。拉康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跟结构主义语言学串联起来，对阿尔都塞以降的法国理论和后学理论，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根植于希腊-希伯来传统和欧洲拼音文字，跟中国文化和方块汉字的差异巨大，造成理解的障碍。所以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认识黑洞和陷阱。尤其是中国选择性接受了黑格尔主义大一统逻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之后，更难以理解弗洛伊德无意识论和索绪尔语言差异论对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挑战。拉康是詹姆逊课程的关键人物，他讲的拉康故事独到，值得一提。詹姆逊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长期以来被西方主流思想界所排斥，直到二战之后，才在法国大学庙堂里站住脚。拉康这个弗洛伊德的法国传人，逐渐在巴黎知识界崭露头角。1953年，已然是名人的拉康登堂入室，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授。也就在这年，他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这个权威机构彻底决裂。拉康成了权威体制中的新贵，有了本钱，就开始与老权威作对。当然他的权威还没有到后来那么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还是一个反体制的造反派。这样就临近了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时节，拉康的理论被巴黎高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父阿尔都塞所吸纳。拉康在阿尔都塞的学生中如鱼得水。学生里有不少激进的法国毛派，其中一个叫雅克-阿兰•米勒的很出名，后来成了拉康的女婿和他学说的重要传人。詹姆逊说，这时拉康听到中国传来的“炮打司令部”的声音，领袖号召砸烂他创建的体制，因为司令部被敌人篡夺了，必须重新夺回来。说到拉康，他当年被法国精神分析学会踢出了群，也要炮打一下才解气。詹姆逊讲课的时候是2021年2月，离开1月6日国会山事件不远（特朗普鼓动他的支持者到国会山抗议引发骚乱）。詹姆逊说，顺便提一下，我们的45任总统（即特朗普），刚被体制踢出群了（落选），不服气，也来号召大家从外面造反，炮打一下那个体制，你们看，是不是很有趣？詹姆逊几乎从来不点评时事，但这会儿他借题发挥，讲了一大堆，我就略去不讲了。詹姆逊的认知路线图以阿尔都塞“问题构成”为纲，纲举目张。作为思想的路线图，他重置、改装、转换了许许多多的名词概念，如同惊涛骇浪中的浮标，狂风暴雨里的灯塔，在一个没有GPS卫星导航的时代，凭借着他个人非凡超群的串联、联想、打通的思路，为我们导航。兹举几个令我眼前一亮的例子。
二流模仿者（epigone）
詹姆逊把法国理论断代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到1950年代末，它肇始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但随即开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列维斯特劳斯厥功至伟。他把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拓展延伸到文化人类学的领域，让语言进入了文化思考的核心，开辟了理论新天地。第二阶段是1960年代初期，是德勒兹和福柯的时代，从个人主体转向超个人力量，以德勒兹的概念哲学和福柯的知识权力论为标志。詹姆逊不无调侃，说德里达此刻正在捣乱和解构，跟福柯死掐。第三阶段，是“失败的经验”占上风的1960年代后期，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是一个航标，思想界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阿尔及利亚的战败，语言学转向，是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时代的开端。第四个阶段是现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詹姆逊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法国理论的自由、解放、颠覆、解构的精神向实用主义和学院体制回归的阶段，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是“真正的全球美国文化运动的时代”。（28页）詹姆逊用了一个十分罕见的词epigones（二流模仿者）来定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词有古拉丁语词根、希腊词根、法文和德文的词源。
詹姆逊把这个词跟阿尔都塞的“问题构成”串联起来，说：
“问题构成（problématique）是阿尔都塞的词，指一组问题纠结缠绕，遭遇了局限。就在此刻，你发现这类想法[即一组问题]卡在某个点上，再也跨不过去了，问题本身变成了思想的禁锢，哲学探索的创造力也消失了。德国人把这个阶段称Epigonentum。现在你们明白了什么是epigone 了吧：吾生已晚，来不及参与大时代了。…. 拿破仑之后，剩下的只有怀旧了，二十五岁当上大将军的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一切都结束了。下一代人不管对错，只能把自己想成这个伟大时代的二流模仿者epigone了”。（21页）
我们知道，problématique的中文译文已经是五花八门，有译成“问题式”、“难题性”，还有说成是中国时下的流行语 “问题意识”的。[3] 至于epigone 的詹姆逊用法，现在或许还没有中文译文，我姑且译成“二流模仿者”。（我在我杜克学者微信群里，有个搞笑的音译，不雅观，我跟群友说不得外传。我相信过不了多久，詹姆逊的书就一定会有各种中译版本出现。）该词其实有“追随者”、“跟风者”、“山寨”、“仿制”等的意思。epigone是《理论年代》的一个妙词。这个词意多元，不完全是贬义，颇有自嘲。我这几年常用“山寨”、“二道贩子”、“搬运工”来形容法国理论的美国化、法国理论的中国变脸，但都写不出epigone的意境。我说美国化的法国理论有学科化、文本化的学院帮，牵头的是希里斯•米勒、乔纳森•卡勒等“搬运工”。詹姆逊的说法是“向学院体制回归”。另一帮是激进主义的后学理论，包括半个法国半个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和整个美国的后殖民主义，领军人有詹姆逊（后现代）和萨义德（后殖民）这两个“二道贩子”。詹姆逊对激进帮语焉不详，只说是个“全球美国文化运动”。实际上他经常感叹学院帮削弱了法国理论的激进锋芒。但可惜的是，他似乎从来不反思激进帮自身的问题。 我的法国理论美国化和中国变脸的说法，跟epigone 的意思有一点相似。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是一个思想原创力消失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被禁锢，我们的提问被卡住，我们剩下的只有模仿、山寨甚至抄袭了。“山寨”这个词不错，德裔韩国流行哲学家韩炳哲还用Shanzhai之名写了一本书。如何翻译各种名词概念，也的确是我们的一大难题。
[3]韦丁文，“‘问题意识’考论”， 《广州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1-10页。
双铭文（double inscription）
这是詹姆逊用来指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概念时创造的词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拆分为几组关系，这几组在译成中文的时候都遭遇瓶颈，构成难题。[4]詹姆逊讲double inscription, 是说语言的双重性质，在索绪尔语言差异论中是核心观念。索绪尔把语言分析为几对关联： langue （语言系统）对 parole （个别言语）； significant-signifier (语言符号本身，通常译为能指) 对 signifié—signified （符号表达的概念，通常译为所指）。这两对关系是语言直接表达意义的层面，即语言的字面意义 (literal language)。另外一组是 syntagmatiques-- syntagmatic（句法关联，通常译为句段关系）和 associatifs—associative（联想）或paradigmatique—paradigmatic(范式关联，通常译为选择关系、联想关系)。我把syntagmatic 译为句法关联，因为该词来自syntax (句法)， 指句子里的单词、词组合乎语法的组合。我把paradigmatic 译为范式关联，因为该词出自 paradigm（范式），指各个单词、词组在联想意义（索绪尔原词）或语言词汇更广泛的典故、源流等范式意义上的关系，实际上指的是文学语言修辞、比喻的功能（即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所谓的“诗性语言”）。詹姆逊把这些关联称为双铭文(double inscription)而不是双表述（double articulation），因为他认为，这些双重关联在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中，无所不在，铭刻在心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表述而已。当然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范式关联，他用一节课来讲“范式关联的胜利”（Victory of the Paradigmatic）。
[4]李云，“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术语的中文译名”，《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2期， 51-55页。詹姆逊说，语言有表层即字面、直接的意义，也有潜层即联想、比喻的意义。直接、表层的意义是意识层面的，文学比喻的意义则是无意识层面的，语言（和思维）的双重性即“双铭文”贯穿我们的语言和思维。雅各布森区分了文学比喻语言的隐喻metaphor和明喻metonymy, 在弗洛伊德梦的解释中metaphor是压缩（Verschiebung， condensation），metonymy 是转移（Verdichtung，displacement）。詹姆逊这门课从头到尾都在讲这种关联。范式关联的胜利也是文学比喻语言和思维的胜利，是联想、串联、打通式的解释学的胜利。当然，这正是詹姆逊的方法，也是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要旨。詹姆逊的伟大之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融合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拓展、建构了政治无意识的文学解释学。他这个解释学出自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怀疑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通过拉康、阿尔都塞的中介（mediation, 又一个詹姆逊的关键词），詹姆逊演绎出了对文学文本中政治无意识的症候阅读，即詹氏解释学。
读到此，我有几个感想。第一，中国的语言学界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译介和研究成果赫赫。外语系研习语言学的人，基本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背得滚瓜烂熟，我自己是外语系出身的，这点可以确认。但中国文艺学的学者却很难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跟文艺理论的深层关联串联起来。这也是学科分离的结果。第二，所谓隐喻、明喻、寓言、联想，这在中国文学和传统文论中无比丰富。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蕴含了多少典故（即范式关联）？中国传统文论的“比兴论”、“兴观群怨论”，也远比现代西方文论要历史久远的多、内容丰富的多。比较中西文论，弘扬中华文化，这个思路在今天的中国当然越来越重要。不过我从詹姆逊那里看到了跟以上不同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詹姆逊的理论是当代后学理论的重镇，本身就是审美和感性、文学寓言、联想比喻的“范式关联的胜利”。用后学话语体系的说法，更是新型的左翼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政治、思想层面的胜利，也即我前面说的激进帮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有没有反弹？是否引发了右翼的意识形态话语？激进主义跟当今全球蔓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煽情、联想、串烧式的意识形态话语有何关联？詹姆逊并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就算我的第三个感想吧。
交错法（Chiasmus）
这也是《理论年代》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又一个妙词，可算是詹姆逊的一个概念创新。他用这个词来结束他的演讲，也让我借用一下来结束我的这篇笔记吧。《理论年代》的结语讨论了法国理论（包括当代后学理论）的追新趋势，“追新”其实更是当代全球文化的趋势。现代主义的最大驱动就是追新，也是现代性的最大驱动。后现代主义要复古，复古就是创新。“没有最新，只有更新”的广告口号，乃是一个二流模仿和山寨的口号，是一个epigone的冲动、驱动（或“情动”？）。课上有学生问詹姆逊，我们应该如何提出新问题？他的最后回答是：
“新东西要来自对新形式的思考，但这新形式还有待思考，我不知道在现阶段还有什么更多的好讲。交错法：问题的未来是未来的问题（Chiasmus: the future of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the future）”。（439页）
他在课上举了马克思的交错法：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在更多的场合他喜欢讲本雅明的交错法：美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他说交错法是梅洛-庞蒂最为精彩的概念。庞蒂的交错法是subject主体（主语）和object客体（宾语）的纠结和交互。主客体相互转换融合，而不是相互对立。詹姆逊说，作为庞蒂的重要修辞手法（trope）, 交错法预示了现象学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转换或语言学转向。（76页）我忽然联想到朱光潜关于主客体关系的美学论述。他离开梅洛-庞蒂不远（朱光潜的克罗齐、叔本华美学源流贴近庞蒂的问题构成），离詹姆逊也不远（朱光潜从1949年后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要聚在一起聊聊该多好！
最后，还是回到永远有多远的问题， 这是我笔记一开始的提问。我既是自问自答，亦是表达离别伤感。这也许是一个交错法的修辞手段？是一种思维方式？亦或是面对无解难题（problématique问题构成），做的一个不是回答的回答？当然，作为“我教故我在”，教学到最后一息的践行者，詹姆逊就是最好的回答。他打开了我未曾想象的可能，为我开启了思想的星空，让我豁然开朗。这次我承蒙《文艺争鸣》之托，负责邀请詹姆逊的中国好友和学生写纪念文章。跟作家余华联系时，微信把语音留言转为文字，把他的浙江普通话“杰姆逊”转成了“金木星”。好吧，Dear Fred, 你就是星空中的一颗金木星，在我们头上不停闪烁。
（本文改写自“开启思想的星空——詹姆逊《理论年代》课程笔记”，原文发表在《文艺争鸣》2024年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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