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 | 李新宽：全球商路的开辟与世界发展格局的演变

新航路开辟之后，人类的联系网络从区域性网络向全球性网络转变，进入了“一个人类相互联系交流盛况空前的世界”，世界历史的大变局出现，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以殖民探险或开展贸易为名，开辟了全球商路，旧有的世界发展格局因此大变，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在这一过程中，英国脱颖而出，从欧洲的边缘小国、穷国，一路超越并打败竞争对手，逐步把全世界的贸易纳入一个以自己为联系网络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且借助工业革命的威势，成长为一个“日不落”的大帝国。

新航路开辟改变了之前欧亚非大陆交流的“半全球化”局面，彻底把世界联成了一片，贸易开始打破旧有的网络格局，一个最重要的结果便是区域商路向全球商路的转变。

这种转变在学者卜正民所撰写的《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一书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卜正民教授借助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梅尔的画作，展现了全球贸易联系成网的图景，在维梅尔的画作《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一名戴着毛皮帽子的荷兰军官正与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对坐；在他的另一幅画作中，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窗口阅读信件，身旁的土耳其地毯上，倾斜的瓷盘中水果正在滑落。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海狸皮是欧洲探险家和亡命徒从美洲印第安人手里用武器换来的，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一时期荷兰画家笔下常见的物品。维梅尔画作中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盘同时出现在荷兰代尔夫特的客厅中。一位法国人曾写道，当时荷兰码头“货品的丰富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展示的正是荷兰码头的库存是何等丰富，全球商路的拓展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其背后正是迅速成长的贸易网络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新航路开辟带来的全球商路拓展效应，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是不同的。从欧洲来说，欧洲贸易中心开始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欧洲贸易的地中海阶段，以农业和商业文明为主，从古希腊开始，到古罗马，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市兴起，欧洲文明活动的中心区域就是地中海。地中海不但是经济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个文明相互交流、激荡的场所。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贸易进入大西洋阶段，这是一个工业和商业文明为主的时代。欧洲经济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大西洋，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新航路开辟的先驱，很快就开始了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较早地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较欧洲其他国家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可以说，这两个国家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随后荷兰、英国和法国也加入了殖民探险和贸易扩张的行列。

对亚洲来说，欧洲人凭借船坚炮利，强势介入了原有的区域贸易网络，打破了东亚和印度洋区域的节点式贸易路线，并且强行把亚洲拉入了欧洲人组织的新贸易网络之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以及后来的澳洲也先后被欧洲人纳入新的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之中。

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商路的拓展中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贸易中介商开始主要由西欧商人担任。如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早在900—1300年间，中国商人就在此开展了广泛的商业活动，即使在印度洋，中国商人的数量都比朝鲜商人、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马来商人等多。宋朝，中国商人主宰了中国海到印度南岸的广阔水域。郑和下西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为民间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沿海居民私自造船出海，交结番商，东起朝鲜，东南至琉球、吕宋，向南达到安南、占城，西南方向则远至满剌加、暹罗，彼此互市。中国人的足迹随着商路遍布太平洋西部沿岸海域，像菲律宾的吕宋，中部的民都洛、巴拉望，南部的宿务、棉兰老岛等岛屿，南洋的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都有很多华人经商，马来半岛上的满剌加也是华人的一个重要贸易据点，当地国王专设一名中国人来担任港口管理官员。总而言之，“贸易再度繁荣起来，将日本、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商品带入到一个单一而巨大的海上市场之中”。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相继涌入东方，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随后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初在爪哇建立据点，西方殖民者开辟了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新航线，把东南亚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西方商人开始逐渐取代华人成为贸易的中介商，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大量经菲律宾由西班牙大帆船运到美洲出售。据当时记载，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每艘都装满成百上千箱的丝绸。除了西班牙大帆船在太平洋上的国际贸易外，荷兰、葡萄牙也开辟了经印度洋、绕非洲好望角到欧洲的商船航线，运销中国的丝绸、瓷器、糖、茶叶等商品。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回中国瓷器36万件，第二年运回荷兰本土的中国砂糖约达500吨（110万磅），一时间质地精良的中国商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时髦品，消费中国商品的现象掀起了“中国风”。比如来自中国的瓷器过去完全是奢侈品，“瓷器热”席卷英国后，被卷入的绝不仅仅是妇女或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全社会的狂热，在整个18世纪，瓷器对英国人来说成了前所未有的流行品。洛娜·韦瑟里尔根据孤儿法庭目录发现，在1675年时瓷器还前所未见，到1715年已经成为家庭设备的正常组成部分，像其他新商品一样经历了快速扩展普及的过程。当时在英国人中掀起中国风的不仅仅是瓷器，还包括丝绸、壁纸、漆艺家具、茶和园林艺术等。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商人取代了阿拉伯商人成为欧亚贸易的中介商。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经过100多年的扩张，建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地中海东部、南部和西部海岸，红海和波斯湾的整个海岸，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沿海地区，全部都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人在濒临印度洋各地港口建立据点，成为欧、亚海上贸易的重要中介，“穆斯林商人经营着中国丝绸和瓷器、印度和东南亚的调味品和香料、拜占庭帝国的珠宝和精美织物。一些商人的冒险还远离了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的定居社会，来到之前从未有过系统的远距离贸易的地区。他们带着驼队穿越撒哈拉沙漠，用食盐、钢、铜和玻璃从西非诸王国换回黄金和奴隶。他们造访东非沿海地区，从那里获得奴隶和兽皮等当地的土特产。他们取道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与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从事贸易，获得兽皮、皮毛、蜂蜜、琥珀等贵重商品以及麻木材和牲畜等大宗商品”。在西欧人远航东来之前，穆斯林商人为沟通东西方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让各种各样的商品货物，在更大范围内流通，流通数量也更为巨大。他们在地中海区域发展出了繁荣的商业贸易，让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成为向西欧传播东方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据点；在东非沿岸或近海岛屿上建立城邦，使其成为繁盛的贸易基地，其商路与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各地和中国互联互通。布罗代尔也指出：“这一贸易体系扩展的范围非常广，延伸到了中国、印度、波斯湾、埃塞俄比亚、红海、伊费里基亚和安达卢西亚……”可以说，12—15世纪，横跨印度洋的贸易主要由阿拉伯人掌握，所以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到达东非之后，就看到了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的繁忙贸易景象，而达·伽马正是在阿拉伯大航海家马吉德的引导下，从马林迪出发横穿印度洋，不到一个月就安全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城，完成了他的远航使命。在西欧人东来之前，阿拉伯商人是主要的欧亚贸易中介商，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南洋的香料，印度的棉布、象牙、宝石、珍珠等，经波斯湾或红海，辗转运往欧洲，“印度洋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商品、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在那里相会的中国、印度、中近东的伊斯兰国家充当着主角，而欧洲充当配角，一个渴望接近亚洲滚滚财源的配角”。西欧人到来之后，阿拉伯商人的贸易中介商身份逐渐被取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葡萄牙人在其于1498年闯入印度洋后，迅即控制了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质优或者经商手段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

全球商路的开拓还体现在西欧商人逐渐开发出三角或多角贸易，这成为西欧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渠道。比如著名的中国、菲律宾、西属美洲殖民地之间，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国际大三角贸易，以中国商品和美洲白银为交换的主要对象；著名的西欧、非洲和美洲殖民地及种植园以黑奴为主要商品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甚至小小的贝壳也参与到世界的三角贸易网络之中，“那些贝壳来自马尔代夫群岛，并在印度附近进行的小规模交易中充当流通货币。然而，在非洲西部它们则是标准货币，所以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人在孟加拉和锡兰购买贝壳，将其先作为返回欧洲家乡途中的压舱物，然后在非洲海岸用其进行交易，购买运往美洲的奴隶”。这种横跨全球的三角贸易路线不可胜数，共同构成了全球的贸易商路和网络，西欧商人以正常贸易、强取豪夺、殖民掠夺等诸多手段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全球商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有利于商品、信息、技术和人员的全球流动和互联互通，全面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发展格局的演变，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整合、调整和分工。

早在中世纪时，商品、技术和信息等诸多发展要素的流动就曾深刻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发展格局。正是通过阿拉伯商人的传播，欧洲人才能在新航路开辟之后为开拓世界贸易准备好条件：

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商业运营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伴随海上贸易应运而生的新技术。英国博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选出了值得公众特别关注的三大“机械发明”，以他看来，这些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地万物的面貌和状态”。一项重大发明是磁石罗盘，这让航海家可以把船开到看不见陆地的地方，还能通过罗盘推测出自己的位置。另一项是纸，这让客商可以保存多笔交易的详细记录，长距离贸易所需的频繁信件往来变得更便捷。第三个发明是火药。如果16世纪和17世纪时的武器制造商没有在弹道学技术领域取得飞速发展，欧洲商人在国外将无法使用武力有效地镇压反抗，迫使当地人接受不公平的交易，并保护贸易的战利品。VOC（荷兰东印度公司）充分利用这三个重要发明，建立了一个延伸到东亚的贸易网络。培根断言，任何帝国，任何宗派，任何明星对人类施加的影响力，都不及这三大发明。

随着全球商路的深化，东方奢侈品如中国的丝绸、瓷器，日本的漆器，印度的印花布，东南亚的香料，涌入西欧社会，成为中上层趋之若鹜的时尚品，正是在对东方商品制造技艺的模仿——吸收——再创新中，英国制造出符合本国中等阶层的新奢侈品，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大门，从而使得全球经济中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发展格局。

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全球商路开辟推动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对西欧来说，在全球贸易的刺激下，迅速完成了从农本向重商的重大转变，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都走上了重商主义的发展道路，早期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财富，哥伦布对黄金的推崇我们已耳熟能详，他把黄金视为财富，认为谁占有了黄金，就能获得世上所有的一切，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愿意不惜冒险远涉重洋。对黄金等贵金属的追逐是开拓远航的初衷，许多欧洲探险家和征服者都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渴望，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谓的“3G”（God, Glory and Gold）探险动机，但在这三重动机中，抛开意识形态的成分，黄金无疑才是最为重要的动机。科尔特斯就曾告诉阿兹特克人：“我和我的随从得了一种心病，只有黄金才能医治。”到了重商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们认为积累金银的关键是多生产，多生产才能少买多卖，实现贸易顺差，因此国家要大力鼓励生产，发展本国工业，实现从“重商”向“重工”的转变，实施重商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也顺利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对中国来说，虽然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江南、福建、广东等地区农业形成了蚕桑、棉作、甘蔗种植等多种经营的结构，陶瓷、纺织、造纸、冶铁、榨糖等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并且随着西方商人的到来，大量白银从欧洲、美洲、亚洲各地流入中国，白银成为中国的主要通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贸易繁荣并没有撼动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白银的流入从一定角度来看强化了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没有改变中国重农抑商的发展路径。对美洲和非洲来说，新航路带来的全球格局调整，让其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边缘区。按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16世纪经济大变动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世界经济体中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资本主义的奥秘在于，在世界经济体而不是帝国的框架内建立劳动分工，因为国家间的专业化比一个国家的各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容易得多。在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边缘区西印度群岛是奴隶制，东欧是“再版农奴制”，西属美洲是委托监护制，半边缘区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地区是分成制，中心区英格兰和尼德兰包括法国北部是雇佣劳动和自我经营。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只有在经济中心区资本主义形式才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边缘地区那些较不熟练的工作则由强制劳动来完成。在这一世界经济体内，国际商人、工业家、土地所有者也形成了分工性的联系，商业交易技术的进步、国家的帮助、垂直商业联系的建立，使得国际商人能够挟巨额资本进入国际市场，他们通过国际债务抵偿制，也就是在生产前就支付预付款购买商品的机制，绕过公开市场，获得价格革命的好处，利润成倍地增加，从而建立了一个垂直的剥削网，摧垮了东欧本土的商人阶层，与当地的地主企业家和贵族建立了直接联系，当地企业家与贵族生产并向国际商人提供商品。随着较大的农业专业化地区向工业化方向的突进，16世纪纺织工业中心向英国和尼德兰北部的转移，工业企业家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赚取中等利润。总而言之，在16世纪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动还体现在查尔斯·曼恩所称的“物种大交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欧洲人的远征和扩张促成了全球生物种类的混杂、交换和融合，最终使各大洲的生物种类越来越相似，同一化程度加深。当时驶入大西洋的轮船装载的不仅是人，还有植物和动物，“哥伦布大交换”将玉米带到了非洲，将甘薯带到了东亚，将马和苹果带到了美洲，将大黄和桉树带到了欧洲，同时也带动了昆虫、细菌的流动，这些生物在进入它们之前从未涉足的领地以后，对新的领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土生物与外来物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互动，这打乱了当地的生物秩序，而与此同时这场生物界的巨变也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美洲各种粮食作物的实用性迅速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得到了验证，玉米、木薯、马铃薯、番薯、花生、可可、凤梨、南瓜、番茄以及其他美洲食物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美洲以外的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食品种类以及食品供应总量都增加了，美洲从欧亚大陆获得了数量不多的作物品种，主要是小麦、燕麦、大麦等谷物及柑橘类水果，甘蔗、咖啡和棉花也进入了美洲。这种食物的交换前所未有地丰富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餐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新航路开辟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探险和殖民活动的先行者，本来比英国更有优势成为大西洋世界的领头羊，但英国充分利用了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带来的优越条件和国内重商主义的制度环境，以大西洋贸易和航运为手段，不断打击和超越欧洲的竞争对手，通过争夺殖民地，不仅开辟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广阔的世界市场，而且通过东方奢侈品的刺激促成了国内工业的革命性变革，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强势崛起。

在大航海时代殖民活动开启阶段，英国在西欧是一个迟到者，但到了近代早期，英国政府通过高举重商主义大旗，积极支持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特许成立合股贸易公司，这些公司“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制度，诸如公司的法人资格、股份制、有限责任、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它们是一心一意追求利润的企业。然而这些特许公司还被赋予至高无上的特权，并且公司热衷于运用这些特权，最引人瞩目的权力是发动战争和参与外交，还包括发现定居点和构建堡垒的权力，实施刑事和民事司法的权力，以及铸币和执行宗教职能的权力”。同时使用外交和战争等多种手段推动海外贸易，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竞争对手，市场版图不断扩大并一再改写，为英国商人开辟了一个世界市场。

在近代早期，英国商人通过特许贸易制度的庇护，先是开辟了伦敦—安特卫普为中心路线的欧洲贸易。16世纪中期英国商人失去安特卫普市场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大踏步地迈出了海外探险的步伐，市场范围不断拓展，特别是殖民地市场。从16世纪50年代，英国相继开拓了俄国、利凡特、东印度、北美等市场，形成了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网络。到了17世纪，之前一直在追赶欧洲其他强国殖民步伐的英国，后来居上，四面出击，成功超越了西欧其他国家。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海外贸易活动在价值上至少增加了3倍。

英国通过在东北方向的探险活动，先后在1554、1579、1581年组建了莫斯科公司、波罗的海公司、东地公司等，垄断了对俄国、丹麦、挪威、瑞典、波兰和属于波兰的利沃尼亚、波美拉尼亚、普鲁士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开辟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市场。在1565—1585年间，英国输往波罗的海地区的呢绒增加了6倍。在16世纪30年代，英国呢绒出口量超过4/5销往北海北欧和中欧市场，在17世纪早期达到9/10，在1640年不多于2/3，到1700年还占到一半。从1575年至17世纪20年代，英国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一直保持出超，利润率能够达到40%左右。此外，从1558年开始莫斯科公司向南开辟了到达土耳其、波斯的贸易商路。

英国通过向东方的探险与殖民活动，一方面加强了与地中海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开拓了亚洲市场。首先是与非洲摩洛哥建立了贸易关系，1581年成立利凡特公司，建立了同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的贸易。其次是在1600年成立了“鼎鼎大名”的东印度公司，特许垄断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公司在南洋群岛开展贸易受到荷兰人的排挤后，转向征服印度，并取得了极大成功，不但通过武力征服逐步实现了对印度的统治，而且在掠夺和贸易中获利甚丰。印度成为英国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与亚洲的贸易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远不止此，随着初期香料贸易向原料贸易的转变，英国建立了丝绸和棉纺织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对工业革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冒险家还开辟了非洲贸易市场，非洲后来成为三角贸易中提供奴隶的贸易点，其地位日益重要，奴隶贸易成为英国商人一个重要的利润增长点。1553年成立的几内亚公司、1618年成立的西非股份公司、1663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都获利甚丰。英国商人带入非洲市场的是纺织品、金属制品、珍珠、钟、手枪等产品，带走了奴隶、黄金、象牙等。

英国向西开拓了美洲殖民市场，这一市场的建立对英国海外贸易及经济的变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布罗代尔认为：“美洲一旦进入欧洲的生活，它就逐渐改变了欧洲的全部基本条件，甚至调整了欧洲的发展方向。”过去学术界多从美洲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机会、为工业品打开了市场、供给了廉价的资源出发分析其作用。而近年来学者彭慕兰从解除发展中的生态制约角度，认为美洲殖民地通过向英国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土地集约产品，从而实现了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大分流，肯定了殖民地对英国出现工业革命的作用。这一分析视角对我们重新认识殖民地的意义极富启发性，因为事实证明，美洲市场很快就向英国展示了自己的潜力，英国向其出口和再出口的年平均价值从1699—1701年的121.8万英镑增长到1722—1724年的228.3万英镑。到18世纪，美洲市场占英国海外贸易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而传统的欧洲市场份额逐步下降。随着英国通过战争等手段把荷兰人、法国人逐出了竞争的行列，英国在北美开辟了13个殖民地，并将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南美洲的殖民地置于英国商业范围之内。至此，英国在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才站稳脚跟。英国人逐渐习惯吃殖民地的糖、吸殖民地的烟，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和木材，并从奴隶贸易及转口贸易中获利甚巨。在1620 —1640年间，烟草从伦敦进口商品中的第8位上升到第1位；到17世纪50年代糖的进口量也增加了。再出口额从1640年的不到10万英镑上升到17世纪60年代初期的90万英镑，占英国出口总额的28%。1600—1640年间，英国的出口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递增。再出口的加速发展，提高了1640 —1650年间的出口总额的增长率。

总而言之，英国在国内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同时，向外辐射到欧洲以及非洲、美洲、亚洲各地，建立了多层次的海外商品市场网络。到1700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之一，与欧洲及欧洲之外的世界开展贸易，商业船队不断增多，船坞、船厂、码头和仓库等设施不断增加，商人团体也在增长。英国最终成为海上贸易帝国，这一帝国从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开始出现，在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确立，加上传统的欧洲和地中海市场，一个规模空前的海外市场向英国商人开放。多重市场结构的形成，对英国产品销售极为有利，即使一个市场出现了衰退，也会为其他市场的发展所抵消。再加上国内生产的发展，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出口商品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换，呢绒出口份额减少，各种金属制品、玻璃制品、棉布等（手）工业制品增多。之前，纺织品在出口商品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在1570年占出口总值的4/5，1600年占80%~90%。毛纺织品出口量在1700年仍占工业品出口的85%，但到了1770年跌至50%，1800年跌至20%。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国内生产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技术的升级。

英国商人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商路开辟中稳步形成优势，关键在于开拓海外市场时得到了重商主义政府的大力支持，形成了特许贸易的模式。史家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在谈到美洲英国殖民地市场时说：“重商主义关税，补贴，垄断和海军支持的禁运，尽可能地限制这些消费者只能消费英国产品。尽管这些措施从来都没有完全有效，但是这些措施把大量的需求引向英吉利海峡。1663年的大宗商品法，通过要求外国产品必须通过英国转出口才能进入殖民地，从而把许多外国产品排挤出市场。”英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为英国商人积累了巨额资本，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和广阔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的需求促进了英国国内的市场分工以及产业和技术的转型。

新航路及全球商路的开辟和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动，引发了关键领域的转变，“首先，世界经济第一次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其次，远程贸易、城市和商人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英国作为后发国家，能够利用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全球商路和市场重组的历史机遇，以重商主义抢占世界市场，无疑是这一波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光荣革命以后，以英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准共同体市场”，这一市场由英国、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英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等地的殖民地组成。对英国商人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自由贸易带，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进出口量增长了132%。总之，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乔治三世登基期间，英国成长为全球最有活力的贸易帝国。更为重要的是，商业的繁荣和消费的兴起推动了技术的革新和工业的进步，英国就此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站在了第一波现代化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