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 王晓德：欧洲中心主义的兴起及其实质

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来看待疆土之外区域或国家的发展，通常为所谓“先进”文化主体的一种偏见心态，构成了他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是此类国家在本国地域之外开疆拓土，以征服他国为己任，这种文化优越观念便会成为让本国攻城略地之行为合理化的堂皇理由。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不胜枚举。文化本无优劣之分，但却有差异之别，在社会演变中成为区别文化主体所处的状态为“进步”还是“落后”的一个重要尺度。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不见得文化就一定优越于文明程度低的国家。然而，当与境外他种族或他民族相遇时，前者必会以本民族的文化惯例与生活方式来衡量所接触到的异文化，往往给后者及其文化打上“野蛮”或“落后”的烙印，以后者文化的“低劣”来凸显本民族文化的“优越”。中心主义几乎成为文明程度较高国家的文化主体与他文化接触时一种源于对自身文化自豪的本能反应。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表现尤为强烈。在15—16世纪，“西方”主要指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尤其一些欧洲大国，它们在物质文明与思想意识上走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前边，其主体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感自然随之骤升，这种倾向在这一时期欧洲人撰写的关于异族或异域的文字中体现出来，构建了在文化上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他者”低劣形象。中心主义在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成为欧洲人看待异域文明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社会是由一个或多个种族群体遵循着代代传承下来的行为规范所组成的共同体，个体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文化是把分散的个体聚合在共同体内的一条无形纽带，发挥着把个体凝聚为群体或社会的黏合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造就了适合个体的习俗惯例和生活方式，凡是属于某一文化圈内的个体，对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下生活多会感到舒服和习惯，对于他文化总是有陌生或异样甚或排斥的感觉，通常认为自己的文化比所接触或看到的异文化要更符合行为规范或更加优越。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如果任何人得到机会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选择一套最好信仰的话，那么他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国家的信仰。希罗多德进而断言，每个人都认为本国的习俗惯例和宗教信仰是最好的。这种心态或情绪只是反映了对习以为常之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偏好，一般不会以本国的文化作为衡量他国文化优劣的标准，给异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障碍或灭顶之灾。因此，这种偏好不能归入“文化中心论”的范畴。即使这种偏好转变为视他文化为“低劣”或“野蛮”的认知，只要停留在观念层面，不体现在行为上，影响到异文化自身的发展，这种认知显然与以本国文化为标准来衡量或改造或消灭异文化的“中心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中国古代精英认为围绕着中原地带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最为优越，非大汉民族或国家的群体生活在不开化的“蛮夷”之地。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大汉王朝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包含着“明确的种族主义观念”。其实，纵观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与文化精英具有极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无知与偏见，但很少利用各种强制手段迫使在统治者和精英人士眼中属于“夷狄”的邦国被动地接受中国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中心论”包含着对异域“他者”的文化想象与构建，具有贬低“他者”以凸显“我者”优越之意，但与欧洲兴起之后形成的“中心主义”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与白人种族杀戮和奴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欧洲中心主义的兴起与欧洲在社会进步程度上走到世界其他地区前列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葡萄牙学者西尔维亚·罗德里格斯·马埃索和马尔塔·阿劳若把欧洲中心主义视为一种“范式”，这种范式“解释了不加鉴别地确立了欧洲和西方历史进步/成就及其政治和种族优越观念（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现实，其基础是科学理性与法治的构建”。由此可见，欧洲中心主义“根植于15—16世纪以欧洲为中心对美洲的殖民化”。从他们赋予欧洲中心主义的定义来看，这种文化主体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与欧洲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息息相关。其实，现代欧洲作为一个文明概念的出现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和随后的罗马帝国有着不可解脱的延承关系。在古典时代以及随后很长时期内，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希腊和罗马没有完全划入“西方”的范畴，此时地缘上的欧洲在文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是未开化的和野蛮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所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导论》中列出了早期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非文明之举的例子。路威这部影响很大的著作表明了“文明”的欧洲人同样经历了“野蛮”的未开化时期，即使他们已进入了自我标榜的“文明”阶段，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野蛮”的行为。欧洲人“使用餐叉吃饭并不是一种天生的欲望，因为在区区数百年前每个人都用手指吃饭。北欧人成为新教徒不是天生的特性，原因是在种族上他们不比他们现在为天主教徒的血统更纯，也不比他们是异教徒血统更纯。恺撒时代比较纯血统的北欧人在罗马人看来便是野蛮人”。路威在《文明与野蛮》的著述中把欧洲古人的野蛮行为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路威是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的著述显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讨伐。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欧洲经历了未开化的野蛮阶段，在硝烟弥漫的大国竞争和战争中进入了文明社会，在古典时代便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文化雏形，以“我”为中心从一开始就成为文化主体观察外部世界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念。

墨西哥学者恩里克·杜塞尔粗线条地考察了“欧洲”作为文明概念的起源与发展。他认为，当白种人构成的欧洲逐渐与穆斯林和黑人居住的非洲以及穆斯林为主导的亚洲（主要指西亚和中亚）分离开时，欧洲逐渐构成了“西方”的主体，与君士坦丁堡和希腊正教构成的“东方”相对立。此时，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希腊文化+罗马人+基督教。1492年哥伦布远航新航路之后，世界被分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四个大陆，欧洲大国的力量得到了决定性的加强，强大的欧洲把自己与其他三个区域明显区别开来，自诩为世界的中心，美洲、非洲和亚洲开始了它们作为边缘的历史。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展现了从“精神”意义上讲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现为世界发展中心从“东方”到“西方”的转移，亚洲为“起点”，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黑格尔这里实际上重复了人们很熟悉的一个自然现象，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向“西方”移动，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所以在黑格尔的笔下，欧洲处处表现出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殊性，欧洲在整体上表现为“旧世界的中心和终点”，欧洲绝对代表“西方”，而亚洲绝对代表“东方”。欧洲虽不是“所有宗教和政治原则的起源地，但却一直是它们得到发展的大舞台”。黑格尔的描述显然是想表明欧洲成为世界历史中心的必然性。到了中世纪晚期，地缘上的欧洲在文明程度上的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开始引领世界潮流，特别是美洲的“发现”与这个大陆的拓殖大大加强了欧洲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的力量，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实力的提升势必强化了固存于欧洲人脑海中的文化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非欧洲文明成为欧洲人集体具有的一种心态。追根溯源，这种以“我”为标准的世界观之兴起与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学术界，“现代性”是一个使用比较频繁的术语，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学者尽管对“现代性”有着侧重点不同的界定或解释，但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并无异议。关于这一术语的历史起源，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其所体现的与传统相对立的含义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杜塞尔认为，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现代性”概念在诸如《新大陆》等作品中出现。然而，“新”和“现代”等术语在18世纪之后只适用于欧洲和西方文化。杜塞尔没有明确表明美洲的“发现”与现代性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字里行间显然具有这种含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尔根·哈贝马斯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现代性一般被认为涉及16世纪左右在欧洲出现的社会组织方式，广泛地表现为“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杜塞尔认为，哈贝马斯是研究“现代性”的经典作家，他对现代性的阐述与欧洲传统解释相一致，很少受到欧洲学者的质疑。哈贝马斯提出了“现代性”产生的“时空序列”，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6世纪开始的德国宗教改革→17世纪的英国议会→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杜塞尔把这种时空序列称为以“欧洲为中心的”排序，因为这个序列“表明欧洲内部现象成为现代性的起点，解释了现代性以后的发展没有依赖于欧洲外部的任何事情”。作为墨西哥学者，杜塞尔对“现代性”的解释与哈贝马斯显然是大相径庭了。他认为“现代性”内容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是“现代文明把自身打造为一种优越的发达文明”；二是“这种优越能够使最为野蛮原始的低劣民族在道德责任上得到改善”；三是“这种教化过程的模式是由欧洲本身执行”；四是“只要野蛮民族反对教化使命，现代做法就必须把暴力作为最后的手段，以便清除阻止现代化的障碍”；五是“当教化使命导致大量受害者时，其必然的暴力被理解为不可避免的行为，具有准宗教仪式的祭祀特性”；六是“就现代意识而言，野蛮人受到源于他们对教化过程抵制的‘过失’玷污，这个过程使得现代性呈现出不仅是无辜的，而且是对受害者过失的免除”；七是“考虑到现代性的教化特性，苦难和牺牲……可理解为不可避免”。显而易见，杜塞尔谈及的上述七点是“现代性”概念最早出现时涵盖的基本内容，体现了欧洲人在中心观的指导下，使用各种手段“教化”或改造其他地区民族时的优越性以及“文明”征服“野蛮”的必然性。

到了20世纪，“现代性”所涵盖的方面更加广泛，围绕这一概念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复杂的学术话语，欧洲文明甚至成为“现代性”所批判的对象。然而，“现代性”出现在15—16世纪的欧洲，的确反映了欧洲在思想观念与物质文明上领世界潮流之先，尤其是欧洲大国对美洲金银等贵金属的掠夺和殖民化使难以数计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回流到欧洲，促使欧洲迅速走向强大，在此过程中导致以我为中心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于欧洲人的脑海之中，把其他地区的民族或土著人视为“野蛮”和“落后”便是这种优越感的明确体现。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沃伦·霍利斯特在其《中世纪简史》一书中开首表明，到了中世纪结束之际，欧洲在各个方面走到世界其他地区前面，欧洲的“技术和政治与经济组织赋予其对地球上所有其他文明的决定性优势。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航行到印度；欧洲发明了加农炮、印刷机、机械钟表、眼镜、蒸馏酒以及现代文明的许多其他成分”。已故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布劳特认为，欧洲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主要在于“殖民主义赋予了欧洲人发展自己社会和阻止其他地区类似发展的力量”。具体而言，欧洲之所以创造了“奇迹”，是因为“欧洲靠近美洲的位置，因为欧洲人先在美洲后在亚洲和非洲获得的巨额财富，而不是因为欧洲人比非欧洲人更聪明、更具有冒险精神或更为优越或更现代、更先进、更进步、更有理性”。布劳特反对从种族差异上寻求欧洲文明优越的理由，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人看来，恰恰正是布劳特所批评的自身因素才成就了欧洲在1492年之后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布劳特强调外部因素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并不由此否认内部因素成为“欧洲中心主义扩散的神话”。其实，正是外部因素与固存于欧洲人身上的优越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导致了体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欧洲在发展上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欧洲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感随之进一步强化，使欧洲人具备了“蔑视”其他地区一切的物质条件。因此，欧洲中心主义的兴起与欧洲创造所谓的“经济奇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世纪的欧洲在物质发展水平上显然不是处于世界的前列，但基督教的信仰从精神上使欧洲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区别开来，孕育了欧洲人以我为中心的观念开始膨胀，促使了欧洲国家向非欧洲世界的扩张，尤其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大国向外扩张的步伐加快，它们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信仰，而且是为欧洲寻求物质文明发展的新资源。当欧洲大国通过不断的域外扩张把全球连接为一个整体时，原来彼此分割或联系很少的世界在天翻地覆的变化过程中大踏步地迈入现代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与现代世界不是断裂，而是具有一种延承关系，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在思想意识上扮演了把两个本质上不同之时代连接在一起的主要角色。印度裔美国学者拉贾尼·康内帕里·坎思认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分界在根本上基于西欧采取了一种彻底重新阐述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他这里所谓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主要是指马科斯·韦伯所阐述的“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发轫于宗教改革，但却包含着促进欧洲国家大踏步地迈入现代社会的思想意识。不过，坎思似乎并未局限于此，宣称这种意识形态同时赋予了传统宗教“某些实用主义的冲动，其中包括更为正统的天主教在内”。这种“实用主义冲动”大概就是欧洲国家在15世纪末叶拉开早期全球化序幕的主要原因。欧洲能够率先跨入现代世界，在物质文化和思想意识上扮演了引导世界大潮流的角色，固然是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但基督教作为欧洲人的主要信仰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基督教参与和推动了欧洲现代性的兴起，基督教的成功催生了各种理论的先后出现。在欧洲，“最常见的理论成为普遍接受的共同基础，丝毫没有引起批判性的质疑，这种理论主张，基督教自身内部包含着这种例外的演进”。阿明提出了“基督教精神”被重构为诸种神话之一，“欧洲奇迹”从这种神话中得以解释。这样，“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最极端的意识形态采纳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历史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资本主义便是这种发展在宗教解释框架下的产物”。阿明对这种理论持严厉批判态度，但却揭示出了基督教、“现代性”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欧洲人而言，到了“现代性”成为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性时，欧洲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且在“物质”文明上非世界其他地区所能及。进入现代世界之后，宗教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具有优越感的欧洲人眼中更加泾渭分明了，欧洲中心主义具有了“现代性”与未开化的“原始性”对立的含义，当把这种对立置于基督教信仰框架内加以阐释时，欧洲人在精神上的优越感自然会变得更为强烈了。

种族是在生物意义上对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的分类，通常是以肤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色、面容等生理特征为标志，这些特征是生活在不同地域内的人长期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并不能表明在体质属性上具有明显差别的人种存在优劣之分。然而，这种自然的差异却成为欧洲人来凸显白人种族优越的一个振振有词的借口。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在欧洲历史上源远流长，尤其体现在白肤色与黑肤色之人的鲜明对比上。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著有多卷本的《历史丛书》，作为一部世界史的著述自然少不了对欧洲境外民族的描述，字里行间体现了以我为中心的观念。狄奥多罗斯的这部影响广泛的著述既是他所处时代“文明”希腊人对“野蛮”异族的看法，又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的种族优越感。翻阅古典作家撰写的与异域相关的著述，种族优越感在字里行间反映出来，对后世欧洲人认知域外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尼日利亚裔美国学者埃马纽埃尔·楚克武迪·埃泽主编了一本关于种族与启蒙运动的书，他在序言中谈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的种族观是古典时代的延续，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欧洲启蒙运动与希腊古代进行比较，人们会注意到，在哲学和政治两个领域，希腊古代的主要思想家在“文化”和“野蛮”对立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和人的地理差异，如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并假设有文化的人（如男性贵族希腊人）能够以一种理性方式生活，并据此组织他们的民主社会，而“野蛮人”，也就是非希腊人，他们没有文化能力，缺乏雅典式民主社会组织的优越理性能力，只能在专制统治下过着野蛮的生活。埃泽由此认为，欧洲启蒙思想家接受了希腊的理性理想，区分有教养的人（现在称为“文明人”）和“野蛮人”（或“原始人”）的理性范畴功能。事实上，可以说启蒙运动自诩为“理性的时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即“理性在历史上只有在现代欧洲才达到成熟，而欧洲以外地区的居民，被认为是非欧洲种族和文化出身，一直被描述与理论化为在理性上是低劣的和野蛮的”。这是古典时代留给后世的种族主义文化遗产，被后世的欧洲白人“发扬光大”。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白人种族对其他种族的优越感从来就没有改变，到了中世纪晚期之后在欧洲人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了。安东尼奥·马尔凡特是意大利商人，他1447年到非洲旅行，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一封信中断言，生活在撒哈拉南部未明确地区的某些黑人，其“性行为与野兽无异，父亲与女儿性交，儿子与姐妹性交”。马尔凡特还描述了他们喜欢食人肉的习惯。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是16世纪前半期的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足迹遍布非洲大陆，他在一本描述非洲的书中得出结论，生活在非洲的黑人“与野兽无异，没有理性，没有才智或知识。他们对任何事物没有概念。他们像动物一样生活，不讲任何规则或没有法律”。阿非利加努斯对黑人的看法在当时白人精英阶层具有普遍性。哥伦布远航美洲把土著人的外貌及其生活方式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使他们的种族优越感进一步得到强化。一位西班牙学者把1492年视为与“民族或种族他者”密切相遇时代的开始，美洲的发现“对西班牙集体意识产生了持续不衰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的西班牙殖民主义不仅在殖民者及其后裔对美洲土著人口与被奴役非洲人留下种族主义态度的印记，而且在西班牙孕育了很难消除的种族优越感”。作者这里只是针对西班牙而言，其实这种“印记”与“种族优越感”在绝大多数欧洲人身上同样体现出来。只要是面对有色人种，欧洲人势必会产生种族优越感，“他者”的肤色越深，这种优越感便会越加强烈。欧洲人对黑肤色非洲人处于野蛮状态下的描述显然是种族偏见所致，这种偏见根深蒂固于欧洲白人文化之中，是白人歧视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

世界进入现代以后，种族优越论打上了“科学”的烙印，使欧洲人宣称白人优越于有色人种具有了所谓的科学依据。种族应该无优劣之分，但社会发展却有快慢之别，当一个种族居于优势的社会在文明程度上明显高于其他种族构成的社会时，前者自然会产生一种优越于后者的观念或心态，而种族优越与文化中心主义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优越性也被称为“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尽管对自己种族生活方式的偏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以“我”种族为标准来判断“他”种族，欧洲白种人尤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成为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到了现代便演化为种族主义。因此，欧洲人以我为中心的观念包含着白人种族优越于有色人种，尤其是欧洲人开始扬帆远航把扩张的触角伸向欧洲之外的广袤世界时，这种种族优越感体现得更为强烈，与不同肤色种族的接触让欧洲人本能地感到白色种族的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欧洲很多人认为亚当和夏娃是白人，圣经描述了欧洲最早的神话。亚当的子孙自然为优越种族，具有创造高度文明的生物本质，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低级种族天性愚蠢，只能成为被统治的对象，也只能在优越种族的教化指导下缓慢地向着文明社会过渡。如果黑肤色是“恶”的标志，那么白肤色自然就是“善”的象征了。这种鲜明的肤色对比无疑旨在凸显白肤色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性。1853年，法国社会学家戈比诺出版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他把亚当说成是白种人的祖先。正因为是亚当的后代，所以白种人在欧洲人划分的种族等级排序上居于顶端。戈比诺把种族优劣视为社会兴衰、文化高低的决定因素。有色人种是低级种族，白种人是高级种族，其中以日耳曼人最为高贵，优劣种族自身所具有的生物特征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戈比诺的观点提出于19世纪中期，但自欧洲走出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家征服和统治异族的所谓“科学”依据，被誉为种族主义的“圣经”。英国学者詹姆斯·亨特1863年出版了《论黑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一书，认为“黑人绝不是在皮肤和头发等身体特性上有别于欧洲人，在智力和道义上差别更大，超过了已得到证明的身体差异”。所谓黑人智力低于白人主要依据在于脑容量上，19世纪中期的美国学者梅洛斯博士通过实验的研究成果表明，黑人的脑容量低于“欧洲人、芬兰人、叙利亚-埃及人、蒙古人、马来人、闪族人、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这一时期关于种族的所谓科学研究无非是要证明白种人的优越与有色人种的低劣，致使欧洲人对他种族的优越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欧洲中心主义正是在狂虐的种族优越思潮中成为欧洲人观察外部世界的一种集体共同意识。这种以种族优越为核心的中心论毫无科学根据，但大大推动了欧洲国家向全球的扩张，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

种族在生物属性上的差异是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欧洲人为了表明自身种族的优越，同样在自然环境上大做文章，认为欧洲最适宜人类居住，能够产生最发达的文明。自然环境决定论早在古代就成为说明种族是否优劣的一种流行观点。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宣称：“一个人也许合理地认为，雅典城位于希腊的中央，无疑是全世界的中心。我们旅行距离雅典城越远，我们遭受的炎热或寒冷便会越大。”言下之意，希腊作为世界中心的自然环境最可称道，距离中心越远，自然环境便越加恶劣。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认为，欧洲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在文明程度上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用他的话来讲，整个欧洲大陆“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显然是“一个受到大自然保佑的地区，一切都趋向和谐”。因此，欧洲大陆“拥有一种天然优势”。斯特拉博对欧洲地理环境的赞美具有这一地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含义，同时也旨在表明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人受到大自然的赐福，拥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希波克拉底被誉为西方的“医学之父”，他是比较早地把自然环境与人的特性联系起来的学者。他希望通过气候等自然环境的不同以“表明亚洲和欧洲在各个方面的区别，尤其是在他们各自民族体型上的区别”。希波克拉底对比了欧洲与亚洲的自然环境与制度，涉及欧洲人的勇敢和进取与亚洲人的懒惰和懦弱，在他看来，居民生活的自然环境最为重要，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水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人们“将会发现，人类的外形和气质与国家的自然环境是相一致的。如果生活的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充足，来自高地的水源源不断，致使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四季分明，那么这里的人长得比较丰满，关节不规则，性情黏糊；他们不愿意忍受劳作，很大程度上心灵是卑鄙的，懒惰和惰性在他们身上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艺术没有感觉，既不聪明也不敏锐”。希波克拉底这里显然是指亚洲人的低劣特性主要源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古典学家本杰明·艾萨克认为，希波克拉底上述这段话“可能是把亚洲居民描述为受气候和专制的共同影响而身体孱弱的最早文本”。希波克拉底实际上为欧洲种族优越提供了一种理论，对后世从自然环境来解释种族的优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罗马帝国时期，以自然环境来凸显罗马人的种族优越同样体现在文化精英的著述之中。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是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建筑学家，他从房屋建造所选择的位置和朝向等方面引申出气候等自然禀赋对人类与动物特性所发生的影响，尤其对智力等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波利奥的气候决定论在他所处的时代并非新颖，而是成为说明自己所属种族优越的一个理由。因此，在波利奥的笔下，意大利种族“在体型和心智两个方面是最完美的构成，与他们的勇猛相一致。……正是这种神圣的智慧，才使罗马人在一个无与伦比的温带地区建立了城市，以便会获得控制整个世界的权利”。这种自然环境决定人种特性之说到了中世纪之后便更为明确了。随着欧洲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气候决定论必然导致把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人类进行分类。中世纪时期的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提出了关于七个气候区的讨论，其中“中间地区”主要指欧洲大陆。言下之意，欧洲气候适宜人类居住与生活，必然能够产生与气候相一致的优越人种，而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气候恶劣，生活在这种气候之下的人自然是长相丑陋，道德低下。类似这种论述在当时很多著名学者中不乏鲜见。

从气候优越中推断出生活在这种气候之下的种族优越在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欧洲气候优越一定是以其他地区气候恶劣作为对照或衬托。生活在12世纪的威尔斯著名历史学家吉拉德在其著述中断言，对人类来说，西方的空气比东方的空气更为温和，更有益于健康。早期僧院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圣杰罗米也持同样的看法。简言之，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欧洲最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这个大陆必然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当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向非欧洲地区扩张时，欧洲自然属性的优越成为白人种族优越的基础，使欧洲中心主义具有了说明有色人种低劣野蛮的自然属性。

欧洲中心论不仅是欧洲人的一种认知观念和文化偏好，而且是欧洲人把自身文明传播或强加给非欧洲地区的理论指导。布劳特把欧洲中心主义称为“在字面意义上殖民者认知世界的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既具有欧洲比其他地区的优越特性，也蕴含着欧洲向全球扩张中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其他地区的发展与文化。在欧洲人看来，他们的文化偏好、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最为优越，包含着“普世”的意蕴，能够成为其他地区走向进步的“指路星辰”。杜塞尔宣称：“现代欧洲的种族中心主义是唯一也许装扮成声称自身具有普世性的种族中心主义。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于把抽象的普世性和源于欧洲作为中心之地位的具体世界霸权混淆在一起。”杜塞尔以批评欧洲中心主义著称，上述之言是对欧洲人认知域外世界的一种总结，包含着欧洲文明等同于人类文明与发展的基本取向，欧洲文明由此成为衡量其他文明的尺度或标准。因此，“普世性”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所在。

当两种在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文明相遇时，文化上的影响或作用总是相互的，尽管“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影响客观上更大一些，但前者也会从与后者的密切交往中吸取到有益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后者更不会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前者输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而是面对着来自前者的文化冲击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主选择性，最终从外来文化中吸取到有益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这是不同文化接触时正常交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正是有赖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欧洲中心主义包含欧洲文明的“普世性”让文化的“双向”交流变成了“单向”流动，表现为欧洲一切都是优越的，其他地区则是相反或者在想象中成为衬托欧洲优越的“他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欧洲文明不再具有特殊性，表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其他地区文明与进步之标准，非欧洲地区要想摆脱与“现代性”相悖的“低劣”状态，那就必须以欧洲为榜样，走欧洲曾经走过的发展之路，否则便永远走不出野蛮无知的境况。用杜塞尔的话来说，欧洲人把自己刻画为“将文明带到全世界的传教士”，尤其把文明带给“野蛮民族”。杜塞尔这里少说了一句话，凡此种种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欧洲对其他地区的霸权，把它们变为欧洲的附属国或殖民地，以生活在这些地区之人的低劣来映衬出欧洲人的优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归宿也正是于此。

欧洲中心主义存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便具有了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倾向，但在欧洲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却是发轫于基督教“一神教”的信仰，在欧洲大国借着优越于其他地区的“硬实力”在向外扩张中不断得到加强，提倡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优越于非欧洲地区与实际情况显然不符，但却为白人种族优越提供了似乎振振有词的理由，最终为欧洲以“世界中心”来征服“边缘”地区扫除了受到良知谴责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