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 | 刘军：从侍卫到帝婿——两晋南朝驸马都尉述论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驸马都尉是极其特殊的存在。起初，它只是掌管皇帝随行仪仗内副车或副马的事务官，后来转变为具备奉朝请礼遇的侍卫荣职，直至成为皇帝女婿的专称，发展脉络之复杂、演进过程之曲折，亟待细致梳理。研究发现，驸马都尉职务属性最显著的变更，即由御前侍从到公主夫婿，主要发生在两晋南朝时期，这又与主宰当时的门阀士族制度和清浊流品规则密切相关。脱离当时贵族主义的历史背景，便无从破解个中奥妙。对此饶有趣味的文化话题，学界有所阐释，然论证蜻蜓点水，远未触及问题实质。鉴于此，笔者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拓宽思路，联系阀阅秩序及附带的仕进体制对驸马都尉一探究竟。反过来，再以驸马都尉为切口，透视六朝门阀社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理。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格外注意破除传统官制研究就事论事、孤立停滞的窠臼，而是对以驸马都尉为中心的迁转履历进行长程式的连续考查，以期获得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为方便读者检索，兹拟表格若干附于文后，日后若发现新资料，将及时补充完备。

驸马都尉一职肇始于西汉，《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序》有载：“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关于“驸马”之本义，唐颜师古注曰：“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或视为拖曳同一乘车却不驾辕的偏马，或认为旨在混淆视线的后备车。从魏晋史料来看，两种理解可能都对。当作副马者，见《晋书》卷38《宣五王·平原王干传》：“给鼓吹、驸马二匹。”当作副车者，见《晋书》卷44《卢钦传》：“给追锋轺卧车各一乘、第二驸马二乘。”总之，驸马都尉本为管理皇帝备用车马之专职，因其平素方便接近皇帝，故而荣耀备至，成为加授显贵的荣誉头衔，连带享受“奉朝请”，即定期列席朝会、觐见皇帝之特权，同时与管理车马之本职渐行渐远。

关于驸马都尉从职事官向荣衔的首次变化，六朝正史记述甚详。《晋书》卷24《职官志》载：“奉朝请，本不为官，无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宋书》卷40《百官志下》所载与之略同。两史都说晋武帝始将驸马都尉同奉朝请挂钩，用来安置宗室、外戚。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主政东南，以驸马都尉奉朝请作为丞相府（前身为安东将军府）僚佐掾属向王朝官僚过渡的预备阶梯。两晋之际驸马都尉的选任尽管突破了此前皇亲国戚的局限，但也仅及参与开国的佐命元勋，地位的尊贵性丝毫未减。史载，驸马都尉佩带银印青绶，配发五时朝服。考汉晋典章，银印青绶和五时朝服皆为官品五品、换算禄秩二千石以上官员之待遇。而驸马都尉不过禄秩千石的六品官，显然享受了与本品并不对等的附加特权，其实际地位非寻常六品可比。

需要说明的是，两晋时期帝婿凭借外戚身份授予驸马都尉之职顺理成章。陈朝袁枢有论：“昔王姬下嫁，必适诸侯，同姓为王，闻于《公羊》之说，车服不系，显于诗人之篇。汉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降嫔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于戚属，是以魏曹植表驸马、奉车趣为一号。《齐职仪》曰，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魏、晋以来，因为瞻准。盖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宁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驸马之位，乃崇于皇女也。”易言之，异姓臣下出身的帝婿，可通过驸马都尉获得与功臣、戚属相当的地位，以便和公主门当户对，此举旨在弥补婚配双方的身份差距。但驸马都尉绝非只有帝婿，还包括数量众多的其他勋臣贵胄，此时的驸马都尉尚不构成帝婿独享的专称。

两晋至刘宋初年，文献中驸马都尉职称后面固定搭配“奉朝请”字样，以示待遇之崇重。此用例频见史籍，例如刘绥、王鉴、丁潭、徐道娱、吕训、荀伯子、潘思先、刘秀之、顾琛、沈焕、沈邵、王琨。中华书局点校本在驸马都尉和奉朝请之间无一例外地加注顿号，视为前后迁转关系，需再商榷。必须强调的是，两晋时期的奉朝请只是给予驸马都尉的权利资格，并非固定的官职。《通典》卷37《职官十九·秩品二》收录的《晋官品》中只列奉车、驸马、骑三都尉，绝无奉朝请，可为明证。所以，上述诸人履历中驸马都尉与奉朝请不应隔断，二者是捆绑组合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官号为驸马都尉奉朝请者无一帝婿，疑尚公主即为帝室家人，可径直出入禁省，无须加挂奉朝请。两晋帝婿卢谌、华恒、荀羡、桓温皆单授驸马都尉，未加奉朝请。如此说来，加奉朝请与否乃是区分驸马都尉中帝婿与非帝婿的显著标志。直至刘宋时期，驸马都尉与日益泛滥的奉朝请正式脱钩，并成为帝婿的专有称谓，这一差别才算彻底消除。

客观地讲，驸马都尉的选任面原本就很狭窄，包括帝婿在内的皇亲国戚及贡献卓著的勋臣贵胄。降至刘宋，其人员范围进一步压缩，便只限帝婿了，驸马都尉才正式变成帝婿专称。《宋书》卷40《百官志下》载：“永初已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永初”是宋武帝刘裕的年号，仅延续三年，即420—422年。按此记载，帝婿专称驸马都尉发生在刘宋建国伊始。事实并非如此，带驸马都尉奉朝请头衔的非帝婿在刘宋前半期依然存在。宋武帝刘裕永初中有王琨，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年间（423—424）有刘秀之、顾琛，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424—453）有徐道娱、吕训、潘思先、沈邵。至少在宋文帝以前，驸马都尉还不是帝婿专称，与两晋相仿，加奉朝请与否仍为驸马都尉中帝婿与非帝婿的鲜明界限。目前所能找到的驸马特指帝婿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宋孝武帝刘骏统治时期（454—464）。史载孝武帝命人替江敩作表辞婚，文曰：“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此后前废帝刘子业在位期间，证据更趋坚实。史载：“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据此，把驸马指代帝婿的时间节点锁定在宋孝武、前废帝两朝是比较稳妥的。

至于驸马都尉产生分化的原因，还要从附带的奉朝请资格说起。如前所述，非帝婿的驸马都尉例加奉朝请，才能获准谒见皇帝；而驸马都尉中的帝婿跻身皇室，进出宫廷根本无须奉朝请的程序。而奉朝请猥滥贬值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后世文散官之滥觞，奉朝请的声望度和效力值远逊同居六品的秘书郎、佐著作郎、尚书丞郎诸清要，甚至不及七品的公府掾属、军府参军、太子洗马、王国常侍，乃普授士族一般门第最寻常的释褐途径，一旦屈尊接受，便“处于不竞之地”。前引《宋书》说它“选杂”，毫不过分。后来一直处于下行态势，《南齐书》卷16《百官志》载：“朝散用衣冠之余，人数猥积。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效法江南典制的北魏亦轻视之，“诏员外谏议大夫、步兵校尉、奉车都尉、羽林监、给事中、积射将军、奉朝请、殿中将军、宫门仆射、殿中司马督、治礼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给力”，冗滥程度不难想见。如此一来，驸马都尉与奉朝请牢固捆绑的非帝婿随之式微，而不加奉朝请的帝婿趁势独大，最终独占这一官号。自刘宋孝武帝以后，唯尚公主方授驸马都尉成为惯例，驸马与帝婿终于画了等号，其由荣衔向专称的第二步转化就此完结。

化为帝婿标志的驸马都尉，不再是普通的官职，而是特殊的身份象征，只要维系与皇家的婚姻关系，无论如何迁转终身不解。正史保存的两则人事任命，可为明证。《梁书》卷3《武帝纪下》：“（大同二年十二月丁酉）以吴兴太守、驸马都尉、利亭侯张缵为吏部尚书。”《陈书》卷5《宣帝纪》：“（太建元年五月丁巳）太子詹事、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吏部尚书……（五年正月癸酉）吏部尚书、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张缵本职郡太守，沈君理本职先为太子詹事、后为吏部尚书，秩级皆远超驸马都尉，即便如此，驸马都尉的标签始终保留。后世因此将驸马都尉纳入爵位序列，与公侯伯子男比较高下。此举早在南朝已开先河，《南齐书》卷20《皇后传序》载：“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职，良娣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驸马都尉在爵序中的位置借此比视关系清晰呈现。它是附丽于帝婿本人的身份标志，不随职务升迁发生变化，此乃其与爵位的相通之处。

两晋及南朝初期，门阀士族制度凝固成型，身份体系的建构和资源权益的分配唯门第是从。当时的门第秩序，貌似基于家学门风的传承积淀约定俗成，实则是文化锦绣包裹着官本位的内核。毕竟彼时刚性的阶级壁垒绝非柔性的、缺乏固定标准的文化因素能够支撑，况且以权势取人还是中国当时知识界无法摆脱的痼疾。因此，士族制未必如日本学者冈崎文夫所说须仰赖家风素养的稳定持续，世代累积的官资背景才具决定意义，等位的代际传递方为问题实质。遥想西晋立国，“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官吏铨叙循九品官人法，“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时人卫瓘评述：“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计资定品”，一语道破父祖的阀阅世资制约当代的官职阶序。所以，研究驸马都尉不能脱离家世履历的分析，唯此方能厘清其层级地位、勾勒仕进特征，进而彰显门阀社会世卿世禄之本相。兹搜集两晋及刘宋前期驸马都尉之家世门第与仕途迁转信息，见附表1。

附表1共录入两晋及刘宋前期驸马都尉19人，正史记载其家世系谱和仕宦履历清晰、完整，适合充当研究样本。其人员构成，侍从与帝婿并存。驸马都尉既可作为步入仕途的释褐起家官，亦能发挥晋升阶梯的过渡作用。选任的途径既有常规的访第取士，也有秀孝、贤良察举为补充。各方面情况复杂多样，展现了早期演变的特征。通过表中信息，可获知结论若干。

首先，基于阀阅世资形成的门第等级是选授驸马都尉的首要标准。研究发现，曾祖以降三代世资五品是士族阶层的资格底线，世资六、七品则为次门小姓。而在士族内部，约略以三品划界，区分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各自对应门第一品和二品，分列“四姓”中的“膏粱华腴”和“甲乙丙丁”层位。如此划分的理由，可借助中古官品与上古宗法内爵序列的匹配关系加以理解，一至三品对应公卿，四、五品对应大夫，六、七品对应上士，八、九品对应下士，流外胥吏对应庶民。遵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贵族的起点上士的父祖至少应为大夫，则士族的准入资格相应地划为五品；最低级的贵族，也是庶民的终点下士的父祖只能是上士，则次门小姓相应地拥有六、七品的世资；在贵族内部，高级贵族公卿与中级贵族大夫泾渭分明，转换到士族内部，三品自然成为一流与一般高门的分野。据此标准衡量附表1中驸马都尉，世资五品以上的士族17人，次门小姓2人，前者占压倒性优势；士族内部世资三品以上的一流高门12人，世资四、五品的一般高门5人，前者优势明显。这说明驸马都尉职位优先考虑士族人物，尤其是世资崇重的顶级门第。前文已述，驸马都尉作为御前侍从荣衔，主要授予皇亲国戚和勋臣贵胄，他们凭借与王朝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牢牢掌控贵族金字塔的尖端，这与衡量世资推导的结论完全契合。总之，驸马都尉格外挑剔候选者的门第，乃门阀社会流品理念使然，简言之，即一流职务必选一流出身。从婚媾关系角度出发，身为帝婿的驸马攀龙附凤，一流门第更加不可或缺，桓温父桓彝平定王敦之乱，破例与明帝结亲另当别论。史载：“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反映的正是上述事实。

其次，驸马都尉是高门子弟比较青睐的释褐起家官。研究发现，作为仕途出身，踏入官场获得的首个正式编制的职务，即释褐起家官，在仕宦履历中最受重视，因而它几乎浓缩了全部家世信息，并预示着未来的仕进前景。释褐起家官既是维护门阀秩序的基石，也是贯彻流品原则的工具。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最先意识到其重要性，指出：“连接九品官制和中正乡品的是起家之制。在现实中规定贵族门地高下的，除此起家之制外，别无其他。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大概是大家都十分清楚而无须特别指出的情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变得最为模糊不清。”意即起家官是估测贵族成色的标尺，据此可对家世出身一目了然。分析起家官，必先了解起家品级与门第等级的比例关联。自宫崎市定发表起家官品与折射门第之乡品大致相差四级的结论后，学界普遍表示怀疑，纷纷提出新的数量对应关系。有学者建议，不妨跳脱夹杂主观评判之乡品媒介，尝试把起家官品同阀阅资集径直对接，着重考查起家官品与世资等第的组合搭配，从史料运用和逻辑推理两方面初步证成宫崎市定的四等差理论。据此研判附表1中资料，驸马都尉释褐起家者总计13人，兼容侍从和帝婿，其中世资三品以上之一流高门8人，世资四、五品之一般高门3人，世资六、七品之次门小姓2人。一流高门门第一品，与六品驸马都尉相距五级；一般高门门第二品，与六品驸马都尉相距四级；次门小姓门第三至五品，与六品驸马都尉至少相距三级。由此足见，起家官品与阀阅等第保持四级间距乃趋势性的概略基准值，未必处处适用。而且，评估官职真实效力，不能光看纸面数据，职务附带的丰厚回报也能补偿官品设定偏低造成的损失。易言之，名义上六品的驸马都尉，以其显赫声望实际具备五品官的资质，故照搬照抄魏晋典章的北魏道武帝天赐元年颁行的官品令索性把驸马都尉直接抬升至正五品，以使其名实相副。驸马都尉既具备五品的实际效力，作为起家官与门第一品之一流高门搭配，间距恰好与四级基准值重叠，故驸马都尉释褐主要面向一流高门。

再次，驸马都尉身份之尊崇集中体现在仕进迁转方面。欲挖掘中古官制研究的潜力，就不能拘泥于特定官职本身，单纯扫描源流、职权、品秩、选任等刚性的制度骨架，尽管必要，然远未充分。以研究对象为中心，围绕在此前后的迁转历程进行连续、动态地长程式考查，也是锁定其身份地位的有效手段。受阀阅流品规则的制约，对应家世出身的仕宦环节，除了释褐起家和仕进终点，还有连接二者的晋升途径。不同阶层的政治前程和境遇态势迥然有异，高门士族平流进取、坐望公卿、频历清显、破格超迁；而寒士因交际范围狭窄、选择余地受限，往往长期委身繁忙、琐碎的事务官，终生难觅出人头地的契机。宫崎市定一针见血地指出：“担任的官职越多就越是出自名门，而经历简单的便是寒官。”附表1资料显示，驸马都尉的升迁通道异常宽阔，其履历频见典型的清要职位：一是机要侍从类，如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二是秘书著作类，如秘书丞、秘书郎、著作佐郎；三是东宫及王国随员，如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太子舍人、太子友、太子左右卫率、王国郎中令、王国侍郎；四是中央台省要员，如尚书丞、尚书郎、吏部郎、御史中丞、左右卫将军、北中郎将；五是诸公及将军幕府僚佐，如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咨议、记室、录事三参军，主簿，祭酒，掾属；六是文教顾问类，如太常博士、国子博士。这些职务位望通显、近密廪重，皆士族趋之若鹜的美差。驸马都尉循此阶梯拾级而上，铺就锦绣前程，可谓清显至极，其尊贵性不言而喻。

最后，驸马都尉普遍以三品部门长官为仕进终点。阀阅流品规则的另一体现，是给不同家世出身者升迁施加相应的限制性封顶，类似宋代官场“止法”的运作。日本学者越智重明提出假设：乡品一、二品的甲族，最高可升至一品官；乡品三至五品的次门，最高可升至五品官；乡品六至九品的役门，最高可升至相当于七品的二品勋位。其量值虽有失偏颇，但给予我们深刻启发。宫崎市定虽然强调意外因素的存在，但也“积极筹划对起家之后的官职晋升做一定程度的考察”。有观点认为，基于三品以上世资的一流高门，准许跨越自我生成的三品公卿线；基于四、五品世资的一般高门，准许跨越自我生成的五品大夫线；基于六、七品世资的次门小姓，准许抵达自我生成的六品贵族线的边缘，以此实现社会身份的再生产，确保门阀秩序的稳定性。附表1所列驸马都尉，除个别仕途意外中断者，几乎都能以三品官登顶，最高职务遍及中央三台五省、禁军等强力机关的实权首长。如尚书省的尚书仆射、诸曹尚书，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集书省的散骑常侍，禁军的领、护将军，京师治安系统的司隶校尉等。这间接验证驸马都尉乃一流高门禁脔的结论；即便世资稍逊的一般高门或次门小姓，因缘际会跻身驸马都尉，也能突破出身局限改换门庭。从另一角度看，驸马都尉是未来中央部门长官重点培养的候选群体，其本职以外的政治附加值是相当可观的。

两晋、刘宋前期的驸马都尉尽管侍从与帝婿混杂、升迁顺序不一、选任途径各异，但它奠定了垂青顶级贵胄清流上选的地位，并赋予职场平步青云的广阔前景，驸马都尉后来的演变深受其影响。南朝自刘宋中叶以后，士族门阀体制趋向巅峰，驸马都尉完成了由多元角色向帝婿单一身份的转化，其特权地位则在先前的基础上继续夯实，呈现明显的规律性特征。作为皇家的婚媾对象，驸马都尉的门第出身与仕进轨迹无不折射出皇家士族化蜕变中的自身定位。为阐释驸马都尉出现的新变化，兹搜集整理刘宋后期、齐、梁、陈驸马都尉的相关信息，见附表2。

附表2所列乃正史所载世系、履历俱全者。南朝自刘宋孝武帝以来，侍从奉朝请的驸马都尉萎缩殆尽，仅留存帝婿一种身份。古代盛行早婚，贵胄子弟尚公主基本都在弱冠登仕以前，故驸马都尉的授予通常发生在释褐起家阶段，绝少仕宦中途当作迁转阶梯者。特例如以王文学职务尚公主拜驸马的梁朝王琳、以太子中庶子职务尚公主拜驸马的陈朝蔡凝，肯定是晚婚或续娶；还有陈朝的沈君理，他在陈霸先称帝前娶其女，陈朝建立后补授驸马，而此时已官居吏部郎。这是当时驸马都尉最显著的变化，至于附表2中资料显示的其他特性，归纳概括如下。

首先，驸马都尉对世资门第的要求更加苛刻。此前固然倾向世资三品以上的一流高门，但也不乏世资四、五品的一般高门，甚至个别世资六、七品的次门小姓。这时几乎被一流高门垄断，例外者仅梁朝殷钧一人而已，缘由是其父殷睿与梁武帝萧衍“少旧故，以女妻钧”。驸马都尉门第标准的提升，与士族门第婚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古采取阶层内婚制，格外讲究门当户对，非但良贱、士庶不婚，即便士族内部择偶也有门等差别。时人认为，彼时婚恋绝非单纯的情感问题，而需上升到伦理、法律和政治高度严肃对待，以确保身份血统的纯正、优质基因的组合、阀阅流品秩序的巩固。门第婚究其实质，即婚媾双方资源权势的大致对等，以便通过姻戚纽带搭建通畅、稳定的利益输送管道。对夫妻双方而言，相同的家世出身蕴育类似的格调情趣和行为习惯，更易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共鸣，从而有助于婚姻家庭的长久维系。有学者认为，不讲人情的门第婚，却比较符合优生之理。基于此认识，脱胎寒门遭遇认同危机、士族化诉求异常迫切的南朝皇室，势必选择符合自身全新定位的婚配对象。沐浴贵族氛围，皇室要成为一家门阀，且是凌驾异姓之上的天潢贵胄，配偶就只能限定在异姓的最高层级。反过来，南朝士族对王朝体制具有强烈的寄生、依赖性，与皇室联姻则是扩张势力、稳固门第的绝佳契机。

其次，驸马都尉发生由释褐起家官向入仕途径的新变化。驸马都尉是品令有载的正式官职，理论上授予即意味登仕起家。《宋书》卷60《荀伯子传》：“解褐为驸马都尉，奉朝请。”但此后一般视之后的首次迁转官为起家官。例如，《南齐书》卷23《王俭传》：“拜驸马都尉……解褐秘书郎。”《南齐书》卷32《何戢传》：“拜驸马都尉。解褐秘书郎。”《梁书》卷27《殷钧传》：“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梁书》卷34《张缅附张缵传》：“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驸马都尉因此变成特殊的仕宦资格和入仕途径。我们发现，驸马都尉正式的起家官是清一色的秘书著作，其以职闲廪重、文翰舒适之特性领衔清官，能充分满足士族安富尊荣、鄙薄实务的个性旨趣，以此解褐乃一等贵族的专有标志。就清望度而言，戴武冠，与诸都尉、校尉同舆服的驸马都尉，照比清流至尊的秘著差距甚远，这或许是一流高门出身的帝婿不愿接受驸马都尉释褐的原因，毕竟他们不靠帝婿身份也能单凭门第跻身秘著。所以，准许帝婿放弃驸马都尉的起家职能，转而确保秘著名额的获得，实则是对帝婿门第的变相承认，象征皇家的无上恩典，这直接导引驸马都尉由官职向身份符号的渐变。

再次，驸马都尉仕宦履历中的清显职务大量累积、调任频次愈益提升。比较附表2和附表1，驸马都尉从释褐起家到仕途登顶，迁转历程大大延长，清显职务的数量增幅明显，单位时间内的迁转速度自然加快，恰如前引宫崎市定所论，这也是贵族性增高的表现。细致梳理其履历，不难发现，太子东宫属官（包括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马、卫率、家令）和尚书吏部郎几乎是驸马都尉升迁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前者，甚至出现反复供职的现象，褚渊、徐孝嗣、何敬容、殷钧、张缵任过三种，江敩、蔡约、王亮、王莹、谢览、柳偃、蔡凝任过两种。东宫属官是朝廷官僚机构的缩微，上述诸职比拟皇帝的侍卫系统，中庶子比侍中，庶子比散骑常侍、中书监令，中舍人比黄门侍郎，舍人比散骑、中书侍郎，洗马比谒者、秘书，卫率比武卫，家令比司农、少府。比视的原型既为清要，本身的清望度自然也不逊色，而与皇储提前缔结君臣关系更能带来丰厚的政治回报。何况，身为帝婿的驸马都尉与皇储之间存在郎舅关系，东宫供职可谓亲上加亲。安排驸马都尉侍奉太子，犹如预先朝请皇帝，乃抬升地位之礼遇。尚书吏部郎因执掌组织人事而备受瞩目，是炙手可热的实权岗位，其效力由六品晋五品，直至与四品相当，常作三品侍中的预备阶段，领衔尚书诸曹郎，此职例由一等贵族往复迁转而至，是不可多得的清要。彼时，驸马都尉固定出任吏部郎，足见皇帝的信赖与器重。通常情况下，东宫属官和吏部郎得一已属不易，兼得则难上加难，驸马都尉却有此机遇，褚渊、王俭、何戢、江敩、徐孝嗣、王亮、王志、谢览、殷钧、张缵、蔡凝皆为例证，二者搭配几成固定的升迁范式，身份崇重溢于言表。

复次，三品中央部门长官仍是驸马都尉的仕宦终点，但后劲强劲的吏部尚书出现频率激增。如前所述，世资三品是生成一流高门的门槛，还能恩荫后人，至少官至三品，这般往复循环实现了门第的再复制。驸马都尉循此原理坐享其成，只要长寿且老实本分，三台五省、禁军、东宫各部首长唾手可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吏部尚书，该职总领官僚叙用、姓望铨量，堪称贵族的大本营和流品游戏的总裁判，它位列诸曹尚书之首，可优先递补尚书仆射，甚至成为三公之一司徒的候选人。易言之，担任吏部尚书就打开了通往宰辅重臣的通道，非享有“水镜”美誉的士林翘楚勿居。朝廷任命吏部尚书，须平衡各股势力、反复斟酌考量，而贵为帝婿的驸马都尉就是最密集的候选群体，褚渊、何戢、江敩、徐孝嗣、王亮、王志、王暕、谢览、何敬容、张缵、沈君理皆任此职，提携栽培的力度可见一斑。

最后，气质风度、学识素养也成为驸马都尉的硬性标准。过去，选拔驸马都尉一味偏袒门胄。诚然，在阶级固化、优质资源高度集中的门阀社会，高门第本身就意味着高品质，在人才培养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容易滋生消极怠惰的不良习气，正所谓“膏粱之性难正”。如东晋驸马都尉荀伯子“通率好为杂戏，遨游闾里，故以此失清途”。降至南朝，政治形势跌宕起伏、门阀竞争空前激烈，国家政策开始对教养贵族而非单纯的门第贵族倾斜，标志着向人才本质的回归，学馆试经、秀孝察举等选才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士族子弟的进取精神。相应地，驸马都尉优先挑选高门子弟中的精英分子。如王俭“幼有神彩，专心笃学，手不释卷”。谢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王暕，“年数岁，而风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时文宪作宰，宾客盈门，见暕相谓曰：‘公才公望，复在此矣。’”殷钧，“恬静简交游，好学有思理。善隶书，为当时楷法，南乡范云、乐安任昉并称赏之”。张缵，“眉目疏朗，神采爽发……好学，兄缅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沈君理，“美风仪，博涉经史，有识鉴”。蔡凝，“幼聪晤，美容止。既长，博涉经传，有文辞，尤工草隶”。文化虽非门阀士族之本质，然起到不可或缺的装点作用，驸马都尉尽选才学之士，乃皇室提升文化品位、融入名流社交圈的重要媒介。

中国古代的驸马都尉，经历了从事务官到侍从官再到帝婿专称的演变历程。其中最关键的步骤，即由侍从到帝婿，发生在两晋、南朝时期。个中原委，要从门阀士族体制及连带的阀阅流品规则讲起。贵族流品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身份歧视，主张不同家世背景者彝伦攸叙、安分守己，追求泾渭分明、互不干扰。驸马都尉作为优礼勋胄贵戚的荣显头衔，理应置于贵族金字塔的最尖端，自然与世资崇重的一流高门固定搭配，由此奠定清流上选的地位。门阀社会的宗旨未必是培育具体的特权家族，而是为身份再生产提供牢靠的制度保障，实现资源世袭性与生物遗传性的紧密捆绑。在门阀体制下，官僚组织存在的意义除维持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行外，还是变相保障特权群体既得利益的福利制度。这种情况突出体现在驸马都尉的仕进迁转上，三品的仕途终点线与世资三品门第线协调匹配，完成一流高门的累积复制；而仕宦途经的黄门散骑、秘书著作、尚书丞郎、东宫及王国属员、幕府上佐诸清显职务增强了问鼎公卿的实力。可以说，驸马都尉是专为士族上层量身定制的仕宦资格和晋升程式。刘宋中叶，驸马都尉奉朝请的非帝婿地位衰落，范围收缩为帝婿的独有称谓，相应的资格权利则在先前基础上继续夯实，甚至形成经东宫属员、尚书吏部郎晋升吏部尚书，进而挑搦王朝最高权力的固定通道。驸马都尉以帝室姻戚的身份备受亲宠，作为高级官僚的后备梯队倾力扶植，皇家看重的正是他们无与伦比的家世出身。只有与之联姻，皇家顶级贵胄的身份定位才能真正落实，而委驸马都尉以重任则是扩张皇权的必然举措，门阀体制与亲贵政治于此环节紧密衔接。

研究古代典章制度，还要把特定的职官视作流动的音符，有机融入历史传承的乐曲，它的每次奏鸣，都会触动时代的心弦。置身中古南北文化交融的宏观背景，微观层面的驸马都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透射出历史演进的潮流趋势。汉族王朝驸马都尉以刘宋中叶为界的两段式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引起北方少数民族的因应互动，以其为参照和事例，可帮助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华夏文明价值认同形成的复杂历程。与两晋南朝相比，北朝驸马都尉至始至终都是皇帝女婿的专称，从未以“加奉朝请”的形式与其他功臣贵胄建立联系。北朝驸马都尉对家世出身的要求也更加苛刻，阀阅世资三品以下的一般高门根本不予考虑。北朝驸马都尉的仕进迁转大大缩略三品以下的往复过程，相应地巩固强化三品以上的层位区间，以便紧密搭配一流高门的姓第门阀，充分彰显贵族制度身份再造之机制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朝的制度产品是在两晋南朝充分发展基础上吸纳引进的最新成果。进而言之，拓跋鲜卑短短百年便走完汉族近四个世纪的贵族主义道路，甚至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若无两晋南朝的精心构思、反复实践和宝贵的经验积累，北朝绝无弯道超车的可能。再联系北魏孝文帝通过降臣王肃获悉萧齐新官品令的设计方案，抢在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十八班制之前贯彻施行之事实，当然不能以制度出台的早晚断定南朝接受了北朝的反馈，毋宁视北朝为两晋及南朝前半期典章之集大成者，进而与南朝后半期鼎足并立、各领风骚，最终殊途同归，汇总于隋唐。国学大师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将北朝置于魏晋南朝前期典制发展的延长线上，就驸马都尉而言，情况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