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究 | 贾鸥：近代早期欧洲概念辨析

 欧美学者写欧洲中世纪史，一般写到1500年为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R.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的《中世纪时代》，年限为395年至1500年；《新编剑桥中世纪史》（7卷）第7卷，也以1500年为其下限；1986年版的《芝加哥大学西方文明读本》系列中的第四卷《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以1400年为其下限。这个分期，与我国学者撰写中世纪史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期下限，有很大的差异。

1500年后的数百年，在西方学者那里，一般被称之为近代早期。这个称谓在西方学术界看来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是，对于近代早期的下限却很不一致。斯特雷耶的《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写到了17世纪。而狄特里希·杰拉德（Dietrich Gerhard）在《旧欧洲：一种关于延续的研究1000—1800》，认为在1800年前的欧洲都是属于旧欧洲。至于15、16世纪，学者们更是有着不同的分期，有的称之为文艺复兴时代，有的称之为宗教改革时代。这就产生了问题。小问题是近代早期的称谓是否为欧洲所独有，大问题是欧洲的近代早期标准是否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2023年钱乘旦先生主编的《新世界史纲要》出版，其中《近代早期世界》一章，内容涵盖了1400—1600年欧洲和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文明发展，强调了对近代早期概念进行阐述的重要性，如果不作阐释，容易产生歧义。笔者专门撰写此文，企图从欧洲和世界各地政治、社会、文化的复杂变化中来探索近代早期的主旨，并把这个称谓与欧洲的近代元素、与欧洲中世纪制度的反差、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运用这个概念时的不同含义和1500年后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首先，要分析黑死病后西方是否产生近代元素的问题。

14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是天灾，1348年欧洲爆发了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人口减少了2/5强，致使劳动力价格飙升，粮食价格下降，土地抛荒、农奴逃亡等引发的农业秩序危机；二是人祸，其时欧洲在制度上十分落后，农奴制度、庄园制度、政治分裂、贵族制度、教会制度，完全不足以让欧洲摆脱危机。随着时局的发展，出现了农奴制度瓦解、庄园制度崩溃和贵族制度濒临解体等旧体制衰落的现象。一方面是旧制度的瓦解，另一方面是不具备让欧洲摆脱灾难的新制度，在相当严峻的局势下，欧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制度交替，新的近代元素就是在这个交替中产生的。

黑死病带来的问题，是当时存在的中世纪欧洲体制无法抵御欧洲的灾变，只能走向瓦解。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研究的主要是天国的学问，而其时欧洲的工匠，也是重经验而不重实验。因此，知识存在着不务实、不科学的弊端，在黑死病时期更为突显，因为瘟疫肆虐，更显得知识不够用了。当时整个欧洲的人们都非常悲观，在1370年11月29日彼特拉克写给朋友塞里科（Lombardo Da Serico）的信中，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你问我对此生怎么看，问得好。对我来说，此生是我们劳累的坚实土地，危机的训练营，一座错误的迷宫，江湖骗子们的军队，一个令人惊愕的沙漠，一个淤泥堆成的沼泽，一片焦土，一个崎岖不平的村子，一座陡峭山壁，一个黑暗的洞穴，一群野兽纵横的巢穴，一片不毛之地，一个石头地，一块长满了刺的木头，一个毒蛇遍布的草地，一个没有鲜果的花园，无限的忧虑，一条人的眼泪滴成的河流，一个痛苦之海。

在这封信里，彼特拉克还向朋友诉说了自己的焦虑：

无法安睡，没用的劳动，白费的努力，疯子的乐土，一个不幸的负担，一种甜蜜的毒药，怀着惧怕，不明智的粗心，徒劳的希望，一个被创造出的故事，错误的幸福，真实的抱怨，粗鲁的嘲笑者，无用的哭泣，空洞的符号，令人怀疑的秩序，乱哄哄的焦虑，骚动的惊恐，永远的不安，不眠的懒散，空洞的富饶，富裕的贫困，软弱的权力，动摇的力量，健康被毁，不断的疾病，加倍的病患，一种美丽的畸形，不名誉的荣耀，没有声望的头衔，愚昧的野心，最低级的得意扬扬，没用的优秀，卑鄙的傲慢，黑暗的光线，没有名气的贵族，谜一般的钱袋，开裂了的壶，没有底的洞。

他的结论是：“生活比这些还要糟糕，还要腐败，我和世人都无法形容。但是，智者如你，从我简单勾画的语言里，可以看到我的内心。”这样，彼特拉克走上了弘扬文化与科学新征程，试图发动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最先从文艺复兴新文化中看到近代元素的是著名的瑞士文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60年布克哈特出版《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提出“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个产儿”的看法。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时期，表现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布克哈特没有过多诠释文艺复兴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成就，而是专注于一个重点——人的变化。在工商业发达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出现了一批富有创造力的新人，他们摆脱了各种封建依附关系，成为能够代表近代的新人。他说：

在维持独立的城市当中，有两座城市对人类种族的历史具有深远意义：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佛罗伦萨，是一座运动不断的城市，它为我们记录下了300年来参与这场运动的人的思想与抱负；威尼斯，则是一座明显停滞了的城市，其政治制度则颇为神秘。没有什么比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反差更为强烈，在那之前的所有事物都无法与二者相提并论……

在佛罗伦萨历史上最崇高的政治思想与最多样的人文发展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佛罗伦萨无愧具有“第一个近代国家”之名。

布克哈特分析了这些富有个性的人产生的环境：

不管是共和制还是专制的城邦，城邦本身都成为早期意大利人发展的重要原因——并非唯一原因。正因如此，它是最早诞下的近代欧洲之子。

布克哈特对照新人与中世纪人在认知方面的差异：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面——向内的探索与向外的认知——都常常掩盖在一张纱幔下，处于睡梦或半睡半醒的状态。这张纱幔是由信仰、幻象和孩子气的偏见编织成的，穿过这层纱幔看去，世界和历史都覆盖上了奇怪的色调。人们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家庭中或一个组织中的一员——仅通过一般的分类来认识自己。这层纱幔最先在意大利化为乌有；人们得以客观地对待和考虑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与此同时，人们也给予了主观方面同等的重视；人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个体，并以这样的方式认识自己。

在政治领域，1970年美国中世纪史专家斯特雷耶出版的《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一书，揭示了近代元素在政府中的成长。他认为：15、16世纪的国家是从中世纪国家体制中脱颖而出的，近代的国家注重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政府也有了部门的分工和完善的官僚制度，行政、司法和军事的权限归国家所有，还建立了议会。斯特雷耶所说的这些，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近代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志。斯特雷耶还指出了近代国家具有的另外一些特点，如对国家的忠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明确区分，以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与地方利益趋于一致等。朱孝远教授指出：

如果仔细认识一下斯特雷耶对国家公权力的描述，就会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斯特雷耶眼里，公正和公平是近代国家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他看来，国家制度越发展，越近代，留给公私不分、以权谋私的空间也就越小，而这正是国家与社会取得和谐的基础。

据斯特雷耶自己说，雏形来自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要求他开设一门这样的课程。其后几年中，斯特雷耶形成了一些看法，在1965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他的观点曾经受到数百位同行、同事和学生们的批评。如果想到这是一部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斯特雷耶在其作品的最后部分阐述其对现代国家未来展望的做法感到惊讶。

斯特雷耶对近代国家的阐述重在探讨国家结构的变化。例如：斯特雷耶认定的政治统一、国家主权等近代国家要素，如果以我国的状况看，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斯特雷耶也没有对经济状况做过多的阐述，而在事实上，正是城市中的市民阶级提供的商业税、贸易税，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了欧洲君主扫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壮举。这是需要注意的。

近代元素也在1500年后欧洲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得到反映。这在16世纪爆发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和1525年农民革命中就有体现。宗教改革是16世纪德意志反对封建势力的重要运动，有人视其为一场宗教运动，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社会改革运动，但恩格斯却说这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指出：“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朱孝远教授通过研究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纲领，指出：“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1526年撰写的《蒂罗尔宪章》这样的政治纲领被发现后，就可以发现，实现人民经济上的诉求、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才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目标。”这两场运动影响深远，不仅有力抗击了当时的封建势力，还为欧洲向近代的转型，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和提供了发展蓝图。

西方学者称1500年后的欧洲为近代早期的欧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5、16世纪出现的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制度反差很大，新旧之间的交替，故此显得十分明显。

有几项材料，可以肯定中世纪制度在黑死病期间崩溃得很彻底。这可以解释欧洲为什么亟需发展新制度，来进行救灾和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

第一项揭示了黑死病对英格兰人口破坏的严重程度：

在1485年的英格兰是人口仅200万的农业国家。1315—1317年在饥荒打击后，英格兰至少还有400万人，一说近600万人。在黑死病打击下，英格兰减少了250万。在其后的100年因疫情和灾荒人口继续下降，在1450年，人口变动呈现稳定趋势，但是晚婚和低出生率仍然限制了人口快速增加，其原因自然就是战争或贫穷。15世纪中叶常常被人称之为英格兰农民的“黄金时代”，但在1430年和1480年间约有24%的男性终生未婚，还有50%的已婚者没有留下男性后代。在亨利·都铎登上王位后出现了缓慢增长，生育状况得以改善，在1525年英格兰和威尔斯的人口恢复到250万。其后，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540年达到了300万，1570年达到了350万，1603年达到了450万。

根据这个材料，认为在黑死病后欧洲旧体制崩溃是有理由的。英格兰人口的高速发展期是在1558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后，这时英格兰建立了新制度，人口也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都铎王室财政收入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国王的封建土地收入在王室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其他的收入逐渐取代土地收入，成为王室财政的主要收入。北威尔斯大学学院教授大卫·M. 劳德斯（Da?vid M. Laodes）指出：“1470 年，皇家庄园的管理也同样僵化，但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首先引入了新的问责制度，结果皇家庄园的收入从 1487 年的每 年约 3000 英镑 增 加 到 1505 年的 40000 英镑。尽管此后实际数量波动很大，但在该世纪余下的时间内，土地收入继续只占王室普通收入的30%左右：1510 年王室的普通收入约为 120000 英镑，1600 年王室的普通收入增加到400000 英镑，但其中的土地收入的比重实际上是下降了，只占普通收入中的 35%。即使在 1540年至 1560 年间出售前修道院的财产并保留其重要财产而注入超过 1000000 英镑的巨资，也无法使亨利八世及其继任者有偿付能力。

这种反差也出现在政治社会和司法领域：分裂格局为统一的国家政治所替代；农奴制度、庄园制度为佃农、乡村所替代；贵族的独立王国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所替代，贵族的收入减少，而得到商税、关税支持的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收回了由贵族所把持的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与国家抗衡的教会制度为国家掌管宗教事务的制度所替代，宗教改革后，不仅德意志信奉新教地区由世俗政府掌管了宗教事务，在支持天主教会的法国和西班牙，政府实际上也管控宗教事务；文艺复兴的世俗文化取代了宗教文化，新文化、新科学、新艺术作品出现，取代了中世纪神学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和艺术。

由上所说，黑死病后欧洲出现的状况为：一是旧的封建体制随着黑死病的肆虐而走向全面瓦解；二是新的思想、新的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全面兴起。在市民运动和人民革命的冲击下，出现了色彩十分鲜明的制度替换。领主变地主、农奴变自耕农或佃农、庄园变村社，客观上对农业生产有好处，也减轻了一些农民的负担。1500年后的欧洲被欧美学者称之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便是看到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至于把欧洲的道路说成是普世的道路，或者说欧洲的转型方式也是世界各国的必经的转型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

2023年，我国学者编撰的《新世界史纲要》出版，展现了中国学者在世界范围探讨过渡问题的原创性。主编钱乘旦先生指出：“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我们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个项目，在写作过程中修改了七次，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项目的宗旨是探讨我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为书写中国风格的世界史教科书搭建框架。‘纲要’相当于课标，它提供思路，在‘纲要’的基础上扩大内涵，可以形成丰富而全面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从而向国人传播正确的世界史观，提供完整的世界史知识。”

《新世界史纲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学说，阐释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钱乘旦先生指出：“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既是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融合结果；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的形成’理论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相互交织、同时并举的，由此展现出复杂多样的世界历史。”从世界史的视野看历史，形成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章的全新主题。

《新世界史纲要》突显了世界史的视野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视野。《近代早期的世界》的作者，一是认为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历史这个基本事实；二是认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商品生产、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都是世界各民族参与的结果，正是这样新的世界格局形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拉开了序幕”。

《近代早期的世界》把生产力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作为世界进入近代早期的标志之一。《近代早期的世界》不仅论述了欧洲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科学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日心说”、约翰·开普勒的行星运动椭圆形轨道的理论、意大利人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牛顿的万有引力，还详细论述了中国明代出现的石油井、水底雷、火爆法采矿术、种豆治疗预防天花、燧发枪五大领先发明和阿拉伯人把印度数码介绍给西方、穆斯林数学家创立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花拉子密的《积分与方程的计算》等科学贡献。上述论述展现了中国学者撰写历史的特色，批判了西方学者视明代为中国衰落起点的看法，这具有史学史上的意义。

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近代早期的世界》的论述逻辑是先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再有商品生产和世界贸易体系的产生。在这里，不仅有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也有“明清时期，中国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最终未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丝织、矿冶、瓷器在世界领先，在这些行业里都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明代直至清代前期，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每年都有大量出口，西方只能以白银支付”。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商业资本”，“货币大量流通还导致金融业务机构的出现，明代已有钱庄，最初主要是从事银、钱兑换业务，后来延伸至储蓄和放贷，并发行自己的票据，称钱票，可以到异地兑换”。

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这同样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贡献所致。例如远航，“欧洲人对世界各大洋进行探险，在东南亚进行活动，在各地建立商埠；中国明朝也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海上远航活动。由此，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世界开始连成一片，这使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再如商品生产，“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自幼热爱航海冒险，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十分向往印度和中国。……他先后向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法国等国的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计划，都遭到拒绝。最后，他以东方的物产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为理由说服了西班牙国王。而得以成行”。

物资交流、文化交流的增强反映了一幅新的近代早期世界图景。《近代早期的世界》的作者指出：“15世纪的海上远航是千百年来人们把‘世界连成一片’的美好愿望的一个缩影。在农业文明阶段的晚期，亚欧大陆上的诸文明地区已由最初围绕着大河流域出现的一些孤立据点，变为一片广阔地带。这一地带东起黄海、东海之滨，经中亚、南亚、西亚、地中海周边，直达大西洋。这里有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完备的国家和各种精致的意识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成就。在这一地带的南部沙漠区域，有游牧的闪米特人；在北部的欧亚大草原上，也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主要有西部的印欧人和东部的突厥-蒙古人。丝绸之路开通后，这个地方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元、明、清时代，中国商品的外销势头一直不减，市场遍布世界多地。中国也从国外输入产品，除了玉米、番薯等农作物外，主要是香料和其他奢侈品，包括玻璃、药材、金银、奇珍异物等，而且逐渐演变为实景的日常消费品。商业贸易的往来，造成了物质文明的交流和精神文明的交流。”

《近代早期的世界》用了较大的篇幅，谴责了早期殖民主义者对非欧洲国家的压迫和掠夺：例如，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成为名垂青史的航海家。西班牙人随即进入这些地区进行早期殖民，他们征服了南美洲，抢夺当地财富，屠杀当地居民，并且从西非洲输送大量黑人到美洲从事奴隶劳动，进而开发美洲。这些活动迅速消灭了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比如当哥伦布1493年来到伊斯帕尼奥拉时，此地人口将近10万；到了1570年只剩下300人”。

殖民活动为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通道。据统计，“1493—1600年，葡萄牙人仅在非洲就掠走了超过27万多公斤的黄金；1521—1600年，西班牙从美洲掠走的黄金为20多万公斤，白银1800万公斤。西欧的资本很大部分来自美洲的金银，这与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和一定程度上垄断对东方贸易有关。1519—1521年期间，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1531年开始掠夺那里的金银，1540年起开始组织在美洲用新技术开矿。西班牙从海外得来的另外一笔巨额收入来自贸易，在对东方的贸易中，西班牙国王要征收20%的贸易税，这样，西班牙就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但是，西班牙却没有保住这笔财富，相反，金银流入到欧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

从这些引文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提法与近代早期的世界的提法属于两个不同的阐释体系，前者注重欧洲和欧洲的发展，后者注重整个世界史的发展，着重论述世界各个民族共同的发展和成就。《新世界史纲要》在重视各个国家各自纵向发展的同时，把视野放到了世界范围内各国间的交流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主义兴起、科学技术进步、商品生产、世界贸易体系形成、各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16世纪之后，出现了世界共同发展的新的前景。《新世界史纲要》突显了世界逐渐连成一片的研究。从而能够在世界史的视野下分析15、16世纪世界各个国家的特点和作用，包括其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国的多样性和迈向科学化、工业化、商品生产、城市化、科学文化传播等的共享进程。还研究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对策略和在世界历史演进中发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共同贡献促成了近代早期世界。例如，欧洲的制造产品向西越过大西洋，换来墨西哥的白银、秘鲁的矿产以及加勒比地区的蔗糖、烟草等农产品；欧洲的纺织品、枪支和其他制造品向南来到西非，用来交换非洲的奴隶，然后把他们运到西半球热带和亚热带的种植园中工作。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直接运往欧洲，受到各国宫廷和上层社会的热捧；茶叶和香料运往欧洲和美洲，最终成为大众消费品。通过建立世界贸易体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拉开了序幕。

研究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学者，都关注近代早期一词的含义和近代早期终止于何时。这两个概念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程应镠所言：“制度本身的改变，或一种新制度的出现，决不能脱离当时社会本身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决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笔者认为，近代早期是市民阶级逐步强大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确立的时期。要经过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确立了统治，资本主义也发展为制度，欧洲的近代早期时代也就告终，让位于近代欧洲的新时期。

首先，近代早期真正统治欧洲的仍然是君主和贵族。资产阶级尚未确立政治上的统治，在欧洲范围，也没有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共和国。1500—1789年间，正是欧洲从中世纪的君主制向新君主制过渡的时期。至16世纪，欧洲新君主的国王们已经崭露头角，如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法国的亨利二世、弗朗西斯二世、德国的查理五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一世。他们的各种政策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这些君主们对于欧洲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发展的深刻、直接的影响，开创了资本与政府权力互相依赖、互相结合的新欧洲史。是这些新的君主改变了欧洲的军队和战争，他们扩大了军队，把战争规模扩大到国与国，君主成为维持一个国家的和平的最主要力量。

新君主们建立了一种国家和臣民的新社会秩序，贵族、市民和农民成为国家之下的臣民，而君主的政府具有了公共政权的性质。但是，这些新君主制还不能抑制贵族的权势，例如:

1461年，法国的查理七世的儿子继位，称路易十一世。从路易十一世算起，经法兰西斯一世等的奴隶，法国全国统一的进程加快了。这在法国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安茹、贝瑞、奥尔良和勃艮第等几大贵族世家的权势盖过了王权。贵族都具有免税的特权。在1477年前，大的贵族不列颠尼公爵领、勃艮第公爵领在行政和司法上都是独立的，王权无法管辖。其他的贵族也具有不同程度的行政自治和司法大权。这些贵族不仅可以召唤自己的骑士和附庸，而且可以不必向国家缴纳赋税。15世纪时，法国国王没有英过国王那样的地方政府体系，许多地方是由贵族统治的，大贵族拥有自己的行政、自己的朝廷和自己的税收，国王则无权干涉他们的事务。

另外一段材料，说明16世纪时的君主还享受着中世纪的生活方式：1551年，马里诺·卡瓦利（Marino Cavalli）这样描述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的宫廷生活：

皇帝的宫廷遵循了勃艮第宫廷的制度，他儿子的宫廷亦是如此，其规模跟其父的宫廷规模差不多，所以只要说到其中一个，聪明的人就可以举一反三，大概知道另一个的情况。皇帝陛下有三四十位仆从，他们是他的封臣伯爵和领主（还有一些是其他爵位）的儿子，陛下每天要支付给他们每人1/6克朗，此外还要给他们提供衣物，虽不多，但已充足。陛下给他们安排教师，教他们跳舞、击剑、骑马、马术表演，还教授给他们一点文化知识。这些仆从如果连续服侍陛下15到20年的话，他们就会被晋升为绅士，每天的薪水将涨到1/3克朗，绅士的数量可能达到二三十位。然后这些人和外边来的人会成为皇室绅士，他们的薪水将达到2/3克朗；他们大约有300人，会根据自己的爵位充当武士或骑士。根据他们的表现，这些人会有一部分人被挑选出来成为“贴身绅士”；他们的数量大约有30人，每天的薪酬为1克朗。除了像其他人一样充当武士和骑士外，他们还要在皇帝用膳的时候端茶送水，切肉送菜，总之干的是仆从和管家的活。

根据卡瓦利的描述，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宫廷仍然是遵循着君主制时期的社会秩序，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那种社会形态，封建贵族还是拿着很高的薪酬俸禄：

当时皇帝陛下在内庭有36位绅士，这些人每天的薪酬不到1克朗，他们大多是诸侯或诸侯的亲戚。他们不用服务；内庭的事情由6—8位下等仆人干。他们的总负责人是侍卫长，这个职位现在是个虚职，但是有一位执行官叫“内庭总管”，他会在皇帝的内庭吃住。他是金羊毛骑士团的一名骑士，如果算上皇帝给他的所有补贴的话，他每个月有1000克朗供自己花销；他要用这笔钱维持皇帝内庭绅士的饮食开销。然而，他还要用差不多的钱（钱由皇帝出）维持“贴身绅士”和皇室其他人的饮食开销。由于这些总管除了为自己花钱没有其他的开销，他们日常的收入大约为1000克朗。

这些总管中地位最高的是阿尔瓦公爵，他是高级总管，还是皇帝的大将军，是宫廷的总管事。他日常收入为12000克朗，此外他还得到8000克朗维持士兵和宫廷其他人员的开销，而且他还能参加最高机关的秘密会议。他手下还有一些长官，这些长官管理着典狱官和执法官，这些典狱官和执法官是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官，他们手下又有法警和警官。

另一方面，在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只是兴起阶段，也尚未发展成为确立的制度。大的工业生产体系也尚未完善，18世纪下半叶英国才开始了工业革命。在经济思想领域，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在1776年才出版的。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世界贸易体系完全确立、世界连成一片、科学文化领域出现重大的革命，这些都要等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也许是在此之前的欧洲只能称为近代早期的主要原因。

欧洲的近代早期，实际上是一个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期。从1348年黑死病爆发算起，一直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大致上说有400多年的历史。欧洲的过渡期比较特殊，第一，它是在天灾人祸的危机时刻开始的，一方面，在黑死病打击的危机下原有的封建制度瓦解，另一方面，欧洲出现了失序状况，因为没有新的制度可以取代瓦解中的旧制度，这样就出现“制度的空白”。从中世纪制度向近代制度的过渡，就要解决经济上的财政、政治上的中央政府加强和文化上的新制度的创立。转型需要的钱款是由城市中市民阶级提供的，在这基础上欧洲开始了王权强化和新的政治组织对原有的旧制度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的创建仍然是一穷二白，是政治家和市民知识分子承担了任务，这就出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为什么要研究古籍，就是因为他们朝前看不到新制度，朝后却看到了强调世俗主义的古典希腊和古典罗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欧洲的新体制建构工作启航，欧洲也随之进入了近代早期。

近代早期欧洲的下限，当今的欧美学者有把原来1600年往后推移到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趋势。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威廉·J.鲍斯曼（William J. Bouwsma）先生著《文艺复兴的衰落1550—1640》，把年限定在17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大学托马斯·A.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教授撰写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历史1400—1650》，2也是以17世纪中叶为其下限。美国芝加哥大学编写的《西方文明读本》中的第6卷为《近代早期的欧洲：权威的危机》，下限也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编著的教材《近代早期欧洲史1450—1783》，其下限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这部《近代早期的欧洲史》以社会状况、社会中的个人、政治与权力、文化和思想、经济与科技、宗教与巩固六个维度阐释这段历史，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欧洲各国在这个时期的各种进步。由此可见，近代早期的下限，欧洲学者与中国学者开始趋于一致，都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或法国大革命为其终止期。其后，欧洲就进入了被称为近代的新时代。

本文的结论是：西方学者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提法在欧洲是成立的，中国学者提出的近代早期的世界则更加注重从世界整体出发看历史，注重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动了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世界开始连成一片、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和人类交往的加强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分期问题上，西方学者开始认可把近代早期的下限定为1789年，这与我国学者以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近代史开端的说法，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