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宾 ：胡汉交融与唐朝文明体之形塑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唐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以辉煌的文明盛世著称于世；唐太宗为代表的皇帝及其统治集团，亦多以以古鉴今、积极有为的形象被人们所追忆。如果这种形象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中国历史道路与文明突出特性”这一主题之下，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个王朝的呢？

唐朝的建立，是以李渊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策划和实现的。这个集团可追溯至西魏宇文泰开创的关陇集团。掌控西魏实权的宇文泰，为了与对手东魏抗衡，他将来自北魏都城洛阳、北部六镇等东部各种势力，与关中、陇右等本土豪霸力量纠集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以“关中本位政策”为旨归的势力。它不问出身和族属，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但因其核心宇文泰的鲜卑身份，尤其北魏的拓跋出身，这个集团的胡系要素之突出，自不待言。李渊的起兵，是在隋末炀帝暴政导致全国上下造反局势的鼓动下，从晋阳直奔关中，最后取代杨隋建立了唐朝。这个集团除了关陇余续之外，还聚合了李渊驻守太原等地的人马，这些构成了唐朝统治集团的基本成分。

与前朝相似，唐朝的建国之路，不是他们的开创，依据的是秦汉武装夺权的方式，走的是以一个统治集团占据核心地区并依此向周边拓展的老套路。这种办法，与那个时代政权建设的环境——以实力的角逐和较量——相适应，这也成为中国王朝建构的基本方式。建国的道路虽然并不新鲜，但走向这条道路的政治集团，尤其是它背后裹藏的胡汉各路人群，却突破了以往的限制。至少从秦开创的中央集权的一统化王朝这种国家模式成型以后，中国各个王朝的建国都以此为榜样，塑造了东亚中华王朝的基本模式。与秦汉同中有别的是，唐朝的建立，突破了中原汉系政治势力主掌政权的套路，统治集团增添了诸多汉系以外，尤其是北方草原和半农半牧地带的胡系成分，也就是多民族聚合。唐朝之能够发展成这种态势，就在于东汉解体之后，内地军阀角逐和割据之中，尤以西晋内乱瓦解之时，周边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各种力量相继崛起，通过建立政权而角逐中原，从而大大改变了政权结构与更替之中的“汉系”传统。胡汉众多民族和族群的相互交织，成了这一段历史的主旋律，为随后崛起的唐朝从人群统合的角度奠定了坚实而宽阔的基础。

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李唐建立之后，在国家的构成上，从高祖稳定传统的中原根基之时，就由唐太宗即位起将统辖的范围拓展至周边四维之地。唐太宗以军事进攻征服了最大的对手东突厥，连带收降草原铁勒诸部、契丹、奚人、党项、吐谷浑乃至西域各支力量，将唐朝的统辖幅度推向周边各地，高宗则尾随其后征服西突厥、高句丽等，控制了东北和西部天山内陆。一个以关中制衡（函谷关迆东）山东和江淮为中心，配以周边草原半农半牧和渔猎游耕即跨越长城东、西、南、北的大型王朝的架构，就此形成。它突破了秦汉王朝以耕作为核心的地理限度，塑造成的是耕作为核心、游牧渔猎配合而成的多地缘的内外复合型结构。这成为前期唐朝一个突出的特征。

但地缘构造本身不是目标。唐朝关注的重心是活跃在不同地区的人群，即今日之“民族”群体。因为人是第一位的，王朝建构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群。魏徵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表面的意思是告诫君主要善待百姓，与他们搞好关系，君主重视百姓，就会得到百姓的支持，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被百姓所推翻。但这种关系的前提，就是百姓群体的存在。唐朝多种地缘合而为一的政权，正是聚合了胡汉众多的民族和族群的结果。就前期强盛的局面而言，活跃于王朝内外者，就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奚、契丹、靺鞨、诸胡、高句丽、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羌、蛮，等等，他们与汉系群体共同构成了王朝运行的基础。但他们的关系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平等”之上的聚合，正如唐太宗时期凉州都督李大亮所说，“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这就是说汉系人群与非汉系人群的地位并非均等，而呈现出主辅有别的态势，前者如同树干，后者犹如枝叶，树干发挥着大树的根底作用，没有它，整颗树木就不能存活，将这种关系处理好即“深根固本”，才能达到“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的效果。这就是唐太宗君臣有关胡汉群体之地位、相互关系的基本定位。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费孝通先生表述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形成了同心圆波纹的圈状结构。用这种圈层构造的“差序格局”表述唐朝中国兼容并包的王朝结构，应当说是比较贴近历史实际的。

上面所说的唐朝这个构造，聚合了胡汉众多的人群，含括了他们生活的耕作和草原各种不同的地带，塑造成了继承中原农耕传统又超越了这个脉络的模式，这应当说是我们理解唐朝（尤其是前期）的基盘（基础）。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唐朝的文明状态或者模式（如能够成为模式的话）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所谓“文明”及其模式。“文明”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一种标识，即人们通过社会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形塑了具有高度水准的政治秩序和丰厚的精神生活，并赖此为生。物质、政治、制度、精神，是文明的主要承载者。一旦依凭某个特定地域形成了与之相伴的体系，并以鲜明的特征展现之时，就成了模式。人们关注唐朝或者包括以唐朝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体，同样以这样的模式及其特征看待，并给予了诸多且不同的解释。但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王朝中国以其世俗性政治及其对社会的控制表现得最为突出，似乎成为共识。与其他王朝及其文明体相比，这个模式不以宗教为支配，也缺少“人”以外的关怀，它对各方面追求的同时，特别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个人、家庭与国家的联系尤其成为关注的重心，政权的建设成为突出的目标。但在政权的建设方面，又以文化取向的追求为标识，它甚至遮盖了内含的其他要素，进而主导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发展目标及其内外关系的处理。

具体到唐朝，S. A.艾兹赫德（S. A. Adshead）从印度、伊斯兰、拜占庭和拉丁基督教世界四个文明体对比的视角上，揭示出唐朝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文化乃至知识阶层上具有的特性。它集中展现在中国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创造能力，在它的带动下，唐朝的经济无论总产值还是人均产值，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带动中国走向了世界中心；中国的社会亦有一个由单纯状态朝向多样化和聚合方向发展的趋势，到玄宗时臻至世界范围的极盛。作者据此推测：倘若没有政治上的成就，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就可能会消散，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知识价值的驱动也随之边缘化。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实力、社会治理、宗教·艺术和文学，唐朝在这些方面，都能代表古典中国文明的高峰。不过，塞缪尔·E.芬纳（Samuel E. Finer）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考察唐朝，认为唐朝世俗的、理性的官僚机构之建构、基于竞争考试基础上的功绩考课体系以及台谏官的有效制约，促成了中国政治秩序“仿效文化与社会精英的价值、习俗和行为模式”，颇为典范。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或以之代表的王朝中国）的文明，以其世俗性的、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儒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通过官僚行政的系统化治理，带动社会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全面发展，塑造了与世界其他文明体同中有别的东亚模式。这应当是唐朝文明模式的基本特点和根本所在。

就唐朝而言，它自身前后延续289年（包括武则天当政的15年），王朝的控制幅度、聚集的胡汉人群及其统辖的方式，都有前后的强烈差别。这是因为7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突厥复辟立国和吐蕃等势力的进攻，唐朝的控辖范围大幅收缩，又逢遭安史叛乱的震荡，造成结构性的破损；世纪后期开始，唐朝就陷入中央试图恢复权力、藩镇企图割据的争衡之中，直至王朝瓦解。然而907年之后，它的影响非但没有随着政权的解体而消散，相反却被后起的中原内外竞争者所仿效，甚至发扬光大了。譬如沙陀李存勖势力在与朱梁政权的角逐中，就扯起唐朝继承者的旗号，企图恢复被朱温篡夺的唐朝；徐知诰夺取杨吴政权，随后建立自己的王朝，改称“大唐”（南唐），等等，都是唐朝影响和辐射的结果。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原之外的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尤其东北女真人建立的金，这些出自东西各地的胡系集团，当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都声称继承唐朝代表的中原衣钵，在与汉系的北宋、南宋对峙和交往之中，在确认自身族属有别的同时，毫不否认自身王朝的正统地位。譬如松漠之间的辽，它在兼有广阔草原的基础上，南下占有燕云十六州，通过“澶渊之盟”与北宋对峙。它的制度建设、社会整合及其王朝秩序，在承继中原法统之中获得了合法地位。继辽之后的金朝，它从东北的纵深之地南下中原直至汴梁（今河南开封），更表现出对中原“正统”的冀望。金朝历来被描述为向往中原的一个典型，它的制度设置、儒家思想的盛行乃至行为规范的流传，无不具有突出的表现。我们由此看到，当中原所谓“正统”的宋朝通过“华夷之别”强化自身之时，北方崛起的辽、金同样秉承着“正统”以与两宋对峙，如果说辽朝通过从后晋得到所谓秦朝的传国玺确立自身的“正统”的话，那么金朝的“正统”地位就由北方王朝的立场转向了中国帝制王朝的本位。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区域性特征，进而突破了先秦以来中原汉地自我独尊的限度，将“蛮夷戎狄”与华夏正统王朝的构建这二者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原内外以“大一统”的正统为诉求的政治框架，虽然早有五胡十六国的运行先例，但能够从规模和厚度上达到高度的状态，则前所罕见。

为什么周边政权与中原王朝如此争夺“正统”之地位？这首先是“华夷有别”畛域被打破的结果，早期那种“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理念变成了实际行动。其次，促使这种观念转变最根本的是周边政权实力的上升和王朝整体厚度的加强，他们以实际的统辖与权力的伸展为要义，塑造了王朝中国统治能力决定地位正统与否的建构模式，这同样突破了中原王朝的窠臼。溯本追源，这正是唐朝数百年经营典范释放的效果。正如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榜样影响并塑形了西方世界那样，唐朝（确切地说是汉唐）同样将它的典范施诸周边各地乃至东亚世界。如同堀敏一所说“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像卫星般环列着向往中国的各民族的君主国家，纷纷向中国朝贡”，以君臣关系的名义，结成了“东亚世界”，进而衍生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以朝贡制度为特征的东亚体系，它以汉字圈、内陆亚洲和外圈三个层面组合，与基督教的欧洲并峙于亚欧大陆东西之两缘，塑造成近世之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突出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