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 | 庞乃明、李响：佛郎机铳传入与晚明战法革新

晚明时，佛郎机铳泛指从葡萄牙等国传入的，具有子母铳结构，能够通过换装子铳实现更番射击的大小火器。其长自一二尺到八九尺不等，重“大者二三百斤，小者百数十斤”，最大的一号神飞炮重达千斤。除直称佛郎机、佛狼机或佛朗机外，子母炮、流星炮、神飞炮、飞山神炮、提心铳、龙珠炮等名称的明代火炮均可指代佛郎机铳。与本土前装锻铁炮相比，佛郎机铳安设在特制铳架之上，操作更加方便，配以准星、照门，射击精度更高；加之其用药普遍少于同级别的前装锻铁炮，因此后坐力更小，更便于灵活布设。而与鸟铳、三眼铳等单兵火器相比，佛郎机铳威力更大，射程更远，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敌人的重装骑兵或轻型攻城器械。这种介于铳炮之间，集二者优长于一身的技术特征，自然赋予佛郎机铳战术上的不可替代性，使其在城防、野战和水战之中皆具独特价值。晚明中国的军事装备虽有不断创新，但佛郎机铳作为主战装备的重要地位始终未有太大变化，并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时期。学界有关佛郎机铳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对其应用战术的专门研究还比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晚明时期军事著作、明人文集奏议，以及明清方志等为主要史料依据，探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晚明军队依托佛郎机铳发展出的多种战术。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早在佛郎机铳装备之初，其在城防中的重要价值就已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力主以佛郎机铳巩固边防的汪鋐在《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中表示，为阻止蒙古骑兵南下，长城沿线之险关要隘宜多建城堡，“用铜铳五百斤者布列城上，寇至举之，彼决不可度”。此处铜铳即指铜佛郎机铳。万历年间成书的《城书》也说，“守城火器，大者即佛郎机，小者惟鸟嘴、鹰爪、一条鞭铳，最为便利”。这种看法还得到后金将领的广泛认同。天聪七年（1633），总兵马光远建议，为加强城守，“郎机大炮、火罐等项，不可不早为制备”。由于佛郎机铳介于铳炮之间的特殊地位，它既可像重型火炮一样安置在炮台、马面之上，以交叉火力远距离射击企图靠近城墙的敌军；又可像单兵火铳和轻型火炮一样沿城垛布设，以直射火力直接支援城头作战。

但佛郎机铳最为重要的城防价值是巩固城门防御，除被安设于各门对应的城楼之上，还可在城门处凿孔射击。一方面，诚如《经武要略》所言，“以孔道敌众，非巨器不足以御也”。城门作为敌军重点攻击对象，仅凭单兵火器难以有效抵御，佛郎机威力远超单兵火器，而且火力持续性更强，足以应付大队敌军。另一方面，佛郎机铳所需操作空间比将军炮等重型火炮更小，在城门附近可列装数门，并相互掩护。戚继光主张每城门下安设大将军一到两门，这里的“大将军”实为“无敌大将军”，是一种巨型佛郎机铳；每出装药三升，“一出可伤数百”。冒起宗在《守筌》中建议，守城者“将门上凿三眼，或用佛郎机，或用三眼枪，令精点放者昼夜守之”。张道濬在规划沁水窦庄城守时，也在城门“离地四五尺及人胸背间穿四孔，以铁叶围裹”，安设两门佛郎机铳，射程一里有余，“贼不敢迫”。

这种在城门或城楼处布设佛郎机铳以反制敌军夺门企图的战术出现甚早。嘉靖六年（1527），四川芒部土司沙保等围攻贵州毕节，都指挥李宗佑、参议杨仪、佥事龚亨等“以城门凿隙，用佛郎机击之”，接连射杀敌军数名，守住城池。嘉靖十二年（1533），大同边军再次哗变，从库房劫出大将军、佛郎机等器，摆列“四门关厢”，宣府总兵郤永率军攻打东门，“被城上用佛朗机射打”，被迫撤退数里之外。在嘉靖年间的东南御倭战斗中，这种战术亦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嘉靖三十三年（1554），参将解明道所部在泰州与倭寇“堵门力战”，以佛郎机铳击毙倭寇30余名。同年，倭寇围攻通州，守城民兵“用佛郎机铳、弓箭、砖石等件在于各门奋勇射打”，当场射杀倭寇二三十名，射伤百余人，倭寇败退。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倭寇进攻扬州小东门，守军“用佛郎机殪贼数人”，倭寇败走。

鉴于实战表现良好，许多城池均以佛郎机铳强化城门防御。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由于海寇猖獗，浙江瑞安“西、南二门离江不过二丈，难以浚濠，贼易登岸”，知县刘畿要求“于二门城楼多设佛狼机铳，及药弩、石块等物”，于是瑞安县城五门有佛郎机铳五门，海安所城四门有佛郎机铳四门，沙园所城四门有佛郎机铳七门。据广东五华县旧县志记载，嘉靖间长乐县制造佛郎机铳十把，安设于县城四门。隆庆元年（1567），北京朝阳、东直、安定、德胜四门及广渠、东便二门，因其位置特殊，添设中样铁佛郎机二十门。据盛万年《岭西水陆兵纪》记载，广东高州府“四门城下”各有发熕一门、佛郎机二门，电白、吴川二县四门与之相同。这种战术被保留到明末。如崇祯九年（1636），广东增城知县何言“捐俸创造大铳一拾陆门，城凡四门，每门四门。各有十子铳以随其母铳，则流连不绝”，这里的大铳显然是一种大型佛郎机铳。次年，江西新喻县花费白银三十七两六钱，铸造佛郎机四座，“分镇东、西、南、北四门”。后金方面亦以此种战术把守城门。如崇祯八年（1635），朝鲜使臣李濬注意到，沈阳南门左右各有小库两间，“窥穴而视之，皆佛狼机子炮，藏药积峙”，则沈阳南门亦借佛郎机铳强化守御。

除城门外，佛郎机铳的部署范围还有“敌楼、炮台”。部署在炮台之上的佛郎机铳主要发挥火炮的作用，与临近炮台形成交叉火力，从侧面射击攻城敌人。如《城书》建议，特设高台为“两边顾视夹击”之用，高台“墙脚下中央各开一孔，方圆八寸，以便放打佛郎机、百子铳”。天启元年（1621），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郎中事李之藻奉命检视京师城守器械，建议城上每个铺舍设置大铁佛郎机铳四门，以便“临期移置马面，三面冲打”；城楼、角楼箭窗“上一层用佛郎机，余用鸟嘴、夹靶、三眼、快枪等器”。以上合用大佛郎机1608门。崇祯四年（1631），范景文以右佥都御史“督治兵马于通州”，在此增设敌台两座，“置铳、炮、伏郎机等为守城具”。张道濬在窦庄四座小台上也设“佛郎机二位，炮手六人”。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围攻榆林，明军都司郭遇春据守观远楼，用神枪、佛郎机等“伤贼甚众”。作为火炮的佛郎机铳在城防中还承担着摧毁敌军攻城器械的战术任务。唐顺之《武编》强调，每分信地，须用大佛郎机一门，遇到“有被有牌之寇，非郎机不能制也”。嘉靖四十年（1561），广东程乡农民军首领林朝曦等进攻福建宁化，造“云车一乘，覆以牛革”，知县陈添祥“以佛狼机破之”，使敌无功而返。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以巨舰运载连舳车，进攻广东潮阳，明军“以佛朗机冲之”，倭寇“舟车尽碎”。

随着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明军也开始随垛布置佛郎机铳。戚继光认为，城墙之上，五垛一门佛郎机铳，不足则十垛一门，因其“利而准，更发易”。《经武要略》所载要求放宽许多，允许每五十垛布设一门。但更多城池选择效法戚继光的做法。如赵秉忠在规划青州城防时，要求“每十垛佛郎机一杆”。张道濬《窦庄城守规则》规定，每十垛编为一号，“第一垛弓弩一人，第二垛三眼铳二人，第三垛灰石兼钩镰、刀斧一人，四五六垛如之，七八九垛亦如之，第十垛佛郎机一位，炮手三人”，亦是每十垛配置佛郎机铳一门。在应用战术上，戚继光规定，敌人进到百步之内，则本面“佛狼机、鸟铳齐打”；明末“守城常法”要求，“远用佛狼机，稍近用鸟铳，再用石矢”。无论鸟铳与佛郎机同时开火，还是有先后次序，两种战术都将佛郎机铳作为先敌开火的远程火力使用。

而在火力相对贫弱、兵力更为单薄的敌台，情况则大为不同。汪鋐《再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建议，将“小如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之佛郎机“用之墩台”，“大如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如此五里一墩台、十里一城堡，便可巩固千里边防。但因墩台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火力交叉，其防守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可见此时围绕佛郎机铳的墩台战法尚不成熟。但佛郎机铳确实是敌台的最佳适配火器。因为敌台空间狭窄，“他项重大火器难以运展”，只有佛郎机母铳安平不动，仅用子铳更番装填，既适应敌台内部的逼仄空间，又能提供持续火力输出。因此，围绕佛郎机铳而设计的敌台战术体系在战争实践中迅速走向成熟。据宣大总督苏祐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报告，大同边墙600余里，有敌台1200座，装备“铜铁将军、佛朗机、神枪、铳炮等火器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三位杆个”，如此，平均半里即有敌台一座，基本实现相互支援。到万历三年（1575），谭纶、戚继光等在蓟镇、昌平修建空心敌台1337座，每台配置佛郎机铳八门；此时蓟镇、昌平敌台连同战车已装备佛郎机铳9717门，但仍有不小缺口。为填补缺口，万历皇帝除让兵仗局、盔甲厂、戊字库发放之外，又拨兵、工二部银五万两，“为本镇制造之用”。如此，蓟镇、昌平二镇仅敌台、车营所装备的佛郎机铳就已超过1万门。空心敌台“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通过佛郎机铳组成交叉火网。由于空心敌台间离已明显小于佛郎机铳的有效射程，戚继光强调“不许铳高打伤对台之人”。

但每座敌台守军毕竟只有几十名，除强调火力交叉、彼此支援外，还须谨慎使用火力。如戚继光规定，待有敌人近到五十步内，才能“用快枪、鸟铳、小郎机打之”；即使敌到墙下，也“不许轻用大火器及火箭之类”。此“大火器”即指大佛郎机铳等。这种谨慎性也体现在对射击精度的更高追求上。为进一步提高精度，明人采用了标记弹着点的方式。如嘉靖中期出任宁夏巡抚的李士翱建议，在200步远处，竖六七尺高土堆，“贼至此堆，则用攻打极远神炮、无敌铳、手把炮、头朗机等器以膺击之”；在150步远处，竖五六尺高土堆，“贼至此堆，则用攻打次远神枪、神铳、二朗机、七眼枪等器以膺击之”；在100步远处，竖四五尺高土堆，“贼至此堆，则用射远神臂强弩、弓矢、火箭及三眼枪、佛朗机等器一齐而并击之”。这里的头朗机、二朗机、佛朗机，应是三种大小不同、射程递减的佛郎机铳。蓟、昌二镇空心敌台也采用了类似办法，“每队、每旗各行私自试定，若干高可至若干远，先将树木土石之类于铅子落头处所明白立为记号”。但仅靠与临近敌台形成交叉火力和本台慎用火力是不够的，每个敌台还需得到重型火器——无敌大将军的强力支援。蓟镇等处“各冲山梁”均设一门这样的巨型佛郎机铳，平时演练，“定就远近地方，立记在彼”；战时敌军势大、情况危急时，乃从“近台下边墙”之暗门施放，以收出奇制胜之效果。

综上，这种相邻之台彼此掩护，谨慎使用火力，必要时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以佛郎机铳为中坚的战术体系，就在万历初年的蓟镇等地成型，标志着中国长城沿线基于敌台的战术运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人依托佛郎机铳的战术探索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在佛郎机铳传入之初，由于其铳体较重，曾被认为不适于野战，如最早接触佛郎机铳的顾应祥写道：“此铳用于海舶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临阵，不如神枪、火炮之便也。”但战车与佛郎机铳的结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佛郎机铳体重难运的劣势。而对战车来说，佛郎机铳“举放即于车上”，不似其他大中型火器“载以车而放以地”，加之更迭连发，火力持续，因此最有利于车营。像晚明军队这样大规模、成体系地将佛郎机铳运用于车营野战，并取得较多战果，在世界范围内都鲜有其比。到明末时，这一战术已经得到多数军政官员的一致好评。如天启中协助辽东督师孙承宗规划车营的茅元仪说：“车之所用，非佛狼机不可。”天启三年（1623）六月，巡视京营给事中彭汝楠在条陈营务时提道：“若以车战，则莫妙于佛郎机。”

最早提出将佛郎机铳与战车结合的还是汪鋐，他建言“用（佛郎机）铜铳一百五十斤，载以手车”。但真正将佛郎机战车应用于实战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是嘉靖十五年（1536）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刘天和。为应对“多精明盔甲”的蒙古骑兵，刘天和设计出以佛郎机铳为火力核心的正厢轻车营。这种战车装备流星炮（即小型铜佛郎机）或一窝蜂一门，熟铁小佛郎机一门，每车仅重150余斤。战术上采用远近多层、冷热兵器结合的火力体系，敌远以佛郎机等火器迎击，稍近则用弓弩，逼近使用刀斧、闷棍搏战，敌退即以骑兵追击。嘉靖十九年（1540）九月，在固原黑水苑之战中，千总张鹏所部明军即分三层排布，先用佛郎机、三眼枪，次用神臂强弩，又次用齐眉闷棍，与蒙军万骑抗衡，阵斩吉囊次子。

鲜明机动性和进攻性是刘天和轻车的主要优势，这使其能在运动战中“直冲虏阵，径攻虏营”。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甘肃镇参将李义等率明军步骑“拽载兵车火器”，在镇羌堡附近与三千披甲蒙古军遭遇，“各用神臂强弩、佛朗机一齐攻冲”，且战且行，至滥泥沟将蒙古军击溃。同样，佛郎机轻车也能依托城防展开野战，凭借野战巩固城防。嘉靖十九年八月，三千蒙古军抵达干沟二十三墩等处，“呐喊攻墙”，明军“各用战火轻车、佛朗机、三眼枪、七眼枪、强弩等器沿墙摆列”，交战百余合，挫败蒙军攻势。此外，刘天和还创造性地将佛郎机铳与骑兵结合起来，其骑兵每营共有佛郎机铳200门。今首都博物馆藏有一门嘉靖二十三年（1544）造马上佛郎机铳，铭文曰：“马上佛朗机铳筒柒千捌百陆拾壹号　嘉靖甲辰年兵仗局造　重玖斤捌两”，可见该型佛郎机铳至少生产近8000门。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镇守延绥总兵官周尚文率所部400余，在界牌山遭遇800多披挂明盔明甲的蒙古骑兵，明军下马，“各用弓矢、佛朗机铳、神臂强弩，一拥向前射打”，蒙古军不支退却，明军又上马将其驱赶出边。次年十二月三十日，延绥明军又在万家沙梁遭遇蒙军，明军骑兵先是“骤马追杀”，又用神枪、佛郎机、强弩、骨朵、闷棍等件“一齐向前扑砍射打”，一路追至硬地梁，将蒙军逼出边外。这种交替使用骑兵冲击和火器射打的战术，充分发挥了火力优势，使少数明军骑兵得以对抗多数蒙古骑兵。

刘天和轻车营取得的骄人战绩，并未让人们对于佛郎机轻车的改良就此止步。嘉靖前期，轻车营仍在沿用冷热兵器相结合的战术，面对精锐蒙军的冒死冲突，无法保证将其阻拦在火网之外。如黑水苑之战中，吉囊次子率领的蒙古重装精锐骑兵就曾冲入明军阵中。因此，人们将轻车之上的佛郎机铳与威力更大但射击速率相对迟缓的前装锻铁炮结合在一起，以期提高佛郎机轻车营的火力密度。其中较为典型者当数蓟镇叶梦熊轻车营和西宁刘敏宽轻车营。万历十二年（1584），叶梦熊任永平兵备副使。在任期间，研发双轮轻车，“上列刀枪六把，佛狼机二函，火箭三层，新制手上百子铳二函”。佛郎机备弹180出，每出用药8钱。这种轻车营每队步兵17人，骑兵8人，另配骡一头，驮载灭虏炮一门、百子铳10门。佛郎机射速快，备弹多，便于远距离射击零散敌军；灭虏炮杀伤力强，可以在较近距离抵御大股敌军冲击。在新的轻车装备中，冷兵器的作用在削弱，火器地位更加突出。刘敏宽的独轮战车营与之类似，每辆“上置弩弓一张，次安伏榔机二具，左右各安火箭二枝”，佛郎机每出“用火药五钱，铅子二，各重四钱”。在佛郎机之外，每两队还装备大神炮一门，每队涌珠炮一门，备弹少于佛郎机铳，主要提供火力支援。

除上述轻车营外，晚明时又有一种重型正厢战车营，可以俞大猷在大同和北京等地编练的车营为代表。该营同样以佛郎机铳为主要火力。大同战车上“装大枪头四件，大佛朗机一件，小佛朗机二件”；全车连同装备近300斤，比刘天和轻车重了一倍。万历三年，俞大猷奉命整顿京营战车，每车以二号佛郎机铳三门为主要武器。该铳“长七六尺，口必容铅子每丸十两，用药十一两”，相较装药八钱的轻车营佛郎机铳，威力不可同日而语。在佛郎机之外，每车还配备涌珠炮两门。与轻车营相比，重型正厢车营的火力大大增强，但机动性则明显削弱，战术也更趋保守。临敌时，前线战阵之正厢车左右展开，听“大炮一声，齐敲锣边”，各车佛郎机铳等火器齐射，为步兵冲击创造条件；随后齐擂小鼓，步兵冲出车外三十步与敌交战，战毕收回车内；最后大小鼓齐擂，战车前冲三十步，再次齐射佛郎机等铳炮，重复上述流程，直到击溃敌军。敌军溃退时，放出骑兵追击数百步而止。战斗结束后，战阵战车在驻阵战车掩护下退回。如果敌军此时发起攻击，则驻阵战车张开两翼为一长列，先齐放佛郎机等，再派步兵、战车出击，重复前述战阵战车战术。这一战术特别重视佛郎机等火器与步兵的更番迭进，步兵、车兵与骑兵之间的相互支援，战阵与驻阵之间的交替掩护，所谓“驻者恃战者以破敌，战者藉驻者为应援”。这种被冠以“万全”之名的战法，非常适合京营的实际需要。虽然重型正厢车营参与战事不多，但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以“其车百辆，步骑三千”，在安银堡击败大队蒙古军，“追奔逐北数百里”，充分证明以佛郎机铳为火力中坚的重型正厢车营的实战价值。

相较重型正厢车营，装备更为沉重、战术更加保守的是蓟辽等地的偏厢车营。偏厢车重600斤以上，战术以防守反击为主。隆庆二年（1568），蓟辽总督谭纶奉命整饬蓟镇防务，计划打造战车700辆，并配以3万精兵，每辆装备铜佛郎机铳两门。此后谭纶计划扩编为七营。最终成型的蓟镇偏厢车营，每营偏厢车128辆，每辆配以大佛郎机两门。另外，辎重车每车亦配备两门佛郎机铳。蓟镇车营所用之佛郎机铳，每出用药四两八钱。同年，辽东巡抚魏学曾请于广宁设战车营，得到朝廷批准。该营战车120辆，“车仿偏箱之制”，“每车上载佛朗机二杆”。在战术上，蓟辽偏厢车营同样强调车、步、骑的相互配合。敌军进至100步内，偏厢车营鸟铳手先放鸟铳两次，骑兵营之鸟铳手、快枪手随后开火；如敌未退，即以火箭射击，然后偏厢车营佛郎机铳开火；敌仍未退，偏厢车营的佛郎机铳就与鸟铳、快枪轮番射击。如果敌人继续向前，逼近车城，则以威力巨大，但装填相对缓慢的虎蹲炮应战。虎蹲炮与佛郎机铳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组成远近兼备的火网。如虎蹲炮还未能阻止敌军突入，便以无敌大将军炮和火箭车出战。无敌大将军“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敌军攻势既被遏制，步骑兵便出车与敌短兵相接。敌军败退，则由骑兵负责追击。由此可见，蓟镇偏厢车营的战术明显区别于前述正厢轻、重车营，它以威力最小的鸟铳、快枪先行射击，然后是威力更强的佛郎机铳，再后是单发杀伤范围更大的虎蹲炮，最后才是威力最大的无敌大将军炮，从而保证了备弹有限的偏厢车营能与敌军长时间周旋。

天启年间的孙承宗车营是对戚继光车营的模仿和升级。天启二年（1622）至五年（1625），孙承宗督师蓟辽，共组建12个车营。其车营仍由128辆偏厢车组成，每辆佛郎机铳两门。与戚继光车营相比，孙承宗车营仍以佛郎机铳为主要火力，但弱化了冷兵器的搏战能力，增加灭虏炮这类前装锻铁炮的数量，提高了火力。战术方面，其开火顺序变为鸟铳、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由于孙承宗车营已经拥有更为强大的炮兵火力，于是佛郎机铳的开火次序提到了前面。孙承宗车营同样重视更番迭发，“一营之马步炮矢，无一人一器不更番叠阵”，借此保障火力的连续性。

车营佛郎机的另一特殊战法是对敌方高价值目标的狙击战术。王鸣鹤曾说，佛郎机铳“其母铳若长，可得数百步之远，更看照星真的，可以斩将擒王”。《火攻纪要》中亦记载，“伏狼机、鸟铳制造得法，犹可取准”。对于这种在野战之中以佛郎机狙杀敌方将官的战术，《火攻挈要》有着更为详细的说明：宜先于每队挑选一门上佳佛郎机铳，配备公孙弹，“择精技数人司之”，每面数十门；待敌将接近时，“诸铳悉向来将，如雨注蝗集，拱聚而击”，“未有能脱者也”。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叛军进攻重庆江津城，派先锋何若汉挑战，官军张甲城迎敌。所谓甲城，实则是一种战车。“子母炮自中出，何若汉折足被执”。这里的子母炮是一种重50斤的轻型佛郎机铳，战前江津曾打造30门。

欧洲佛郎机的战术运用主要集中于水战，明人对佛郎机铳威力与价值的认识最早也来自水战。前述顾应祥称，佛郎机铳原出佛郎机国，“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沈鋐《南船纪》记载了蜈蚣船上装备的佛郎机铳，“重者千斤，至小者亦百五十斤”，“虽木石铜锡，犯无不碎，触罔不焦”。在长期军事实践中，明人也愈发肯定佛郎机铳作为水战装备的重要价值，如《筹海重编》称：“以近时水陆所常用者论之，势大力雄，无如发熕；更番迭进，无如佛狼机；精巧命中，无如鸟嘴铳；伤人数多，无如百子铳。”把佛郎机排在了水陆常用火器的第二位。

除最小型战船外，明军大小战船几乎都装备了数量不等的佛郎机铳。嘉靖二十八年（1549），福建备倭都指挥使俞大猷驻防钦州、廉州，以备安南，针对水师火器装备，他主张“大兵船一只，要用佛朗机铳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前后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记载了当时东南水师的装备情况，福船每艘大佛郎机六门，海沧船大佛郎机四门，苍山船大佛郎机二门。隆庆元年，琼州水师各哨船，每条中等船增置佛郎机铳四门，乌槽船、横江船增置八门，白槽船、哨马船等小船增置二门。隆庆二年正月，广西总兵俞大猷指出，欲求速灭海贼，当去福建筹措福船、白艚船。每大福船一艘，装备佛郎机十门；白艚船一艘，装备佛郎机四门。七月，他重申在福建“造船募兵、整器备粮”的重要性，希望造大福船30艘，每船装备百斤重佛郎机八门；面阔二丈二尺冬仔船15艘，每船佛郎机六门；面阔二丈冬仔船15艘，每船佛郎机四门；面阔一丈八尺冬仔船20艘，每船佛郎机四门。甚至连征用为内河战船的民船都要装备佛郎机铳，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俞大猷在致总督张经揭帖中建议，招募民船2000余艘，按大小分为一、二、三号，一号装备大佛郎机二门，二号装备佛郎机一门，如此，则“贼由两岸来者，不足惧矣”。凡此说明，佛郎机铳在当时水师船中数量之多、装备之广。

万历时期，佛郎机铳在水师中的装备进一步增加。成书于万历十二年的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所载各船武备中，一号船无敌神飞炮二门，大佛郎机八门；二号船无敌神飞炮一门，大佛郎机六门；三号船无敌神飞炮一门，大佛郎机五门；四号船无敌神飞炮一门，大佛郎机四门；五、六号船佛郎机三门；七、八号船佛郎机一门。作为一种巨型佛郎机铳，神飞炮每出用合口石弹一枚，一两重生铁子300颗，火药5斤，“用此为击碎贼舟，非欲只伤单人也”。许孚远出任福建巡抚期间，正值壬辰战争爆发，他要求“每福船著定发熕一门、佛狼机六门，哨、东船佛狼机各四门，鸟、快船各一门”，各船缺少者须尽快添补。广东水师情况与福建接近，电白莲头水寨有三号船三只，共用佛郎机铳十二门；六号船七只，共用佛郎机铳二十八门；七号船十只，共用佛郎机铳三十门。万历四十一年（1613），琼州府改造四号艚船三只，每船熕铳二门、佛郎机铳五门；五号艚船十二只，每船熕铳一门、佛郎机铳四门；六号艚船五只，每船佛郎机铳三门；七号艚船十六只，每船佛郎机铳三门；八号艟艚船六只，每船佛郎机二门；八号长船十只，每船佛郎机二门；八号唬船三只，每船佛郎机一门；八号桨船八只，每船佛郎机一门。

晚明佛郎机铳的水战战术，可以分为杀伤敌有生力量和直接炮碎敌舰两种。《火龙经》载有一种名为“八面神威风火炮”的佛郎机铳，其战法即分上打敌船人员，“一炮可透数人”；下打敌船船底，“板遇碎裂，水满船沉”。佛郎机铳在战船中的灵活布置与较高射击精度，决定了其适合执行杀伤敌有生力量的战术任务。如前所言，佛郎机后坐力小，只需“预将船舷上凿孔，可容铁信”，便可安设佛郎机铳。另外，佛郎机铳能够“高下左右，利便活动”，可射打各方向来袭的敌船而不需要移动船身。第三，佛郎机铳精度较高，便于瞄准，戚继光即要求佛郎机铳手在水战中“遇线燃时，面只看贼对准，不可回头”。水战中以佛郎机铳杀伤敌军有生力量，有利于后续施展火攻或接舷战术。

在戚继光设计的水战战术中，佛郎机手远以佛郎机铳压制敌方火力，杀伤敌方舰员，近则“管放火砖、烟罐等器”以焚烧敌舰。演习中，敌舰尚远则“先鸟铳、狼机射手照远的打放”；敌舰接近时，佛郎机铳手转而“包火药五两，向近的掷火燃之”。由于明军水师战船比倭寇船只更为高大，这种远以佛郎机铳射打船员，近以火焚、接舷的战术尤为有效。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副总兵解明道部在采淘港东岸史麻子港发现倭寇船只，“捕盗张廷贤等用佛朗机打死倭贼一人”，亲兵邵贤等又夺取倭寇小船一艘。三十日，明军在吴淞江再次凭借佛郎机铳击败倭寇，捕盗刘四和等“用佛朗机打死倭寇二人”。次年四月二十九日，明军追击在褚家沙战斗中侥幸脱逃的倭寇，运用佛郎机铳、火箭远射，“伤贼五十余人”，并用火攻战术焚毁倭船一艘。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迫近扬州，高邮卫经历晏锐率部在东水关与倭寇对垒，明军最初颇有斩获，两日后倭寇大举增兵，水陆并进，明军逐渐不支，晏锐于船上“独持佛朗机，手击一贼”，无奈众寡悬殊，最终遇害。万历二年（1574）四月十一日，分守台金严参将戚继美率领水师，在浙江邳山东南下洋与一艘倭寇大船作战，面对也装备有铁佛郎机、鸟铳的敌船，明军先是“齐举佛狼机、百子、鸟铳”压制其火力，继而展开火攻，“随放火箭，中焚大篷”，最终成功将之击沉。这种战术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二日，浙江临观卫备倭把总包希贤在两头洞洋面搜剿海寇，战至酉时，“用铳箭、佛狼机等器，射死、打死不计其数”，又用火攻焚毁敌舰一艘。

相比杀伤敌船之有生力量，更为直接的是炮碎敌船战术。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把这种战术当作最后的撒手锏使用。演习中，敌舰近至200步之内，“先举狼机、鸟铳”；30步之内，放喷筒、标枪、毒弩射击；敌船贴近，则“船上用火桶、喷筒、火箭及掷滑湿之物”，展开火攻。以上战术如果未能阻止敌船接近，就要靠神飞炮“洞碎其舟”。毕懋康《军器图说》评价神飞炮为“大器之最猛也”，“火攻中狮子吼”；最大的一号神飞炮，“身长八尺，径阔八寸，重一千斤。子炮五门，每门重八十斤，长一尺五寸，径七寸，入火药五斤”，“遇坚阵巨舰，照准一发，横击二三十丈，触之立成齑粉矣”。不唯神飞炮，相对较小的佛郎机铳也能对敌船，尤其是倭寇的小型战船造成结构性破坏，使其进水沉没。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当时“海寇”制造的佛郎机铳，大者长九尺，小者三五尺不等，“激弹可洞数里，穿木版而过，版不裂而留孔存焉”，可以轻松洞穿船体。同是嘉靖间成书的《筹海图编》，称广船所装备的发熕与佛郎机铳，“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万历末，何汝宾在其《兵录》中要求，发熕、神飞、威远、佛郎机等大型火器，不同于鸟铳等单兵火铳，须“专看准船打”。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寇挟“桨橹数多，不用风帆，驾使如飞”之大船，逼近南直隶镇江府。以福船、炮船为中坚的明军水师在焦山一带与之展开水战，以佛郎机等火器击打，又纵火火攻，最终打沉、烧沉敌舰八艘，取得大胜。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明军在崇明三片沙迎战倭寇新到大船20余艘，唐顺之指挥明军以佛郎机等火器奋力射打，“犁翻贼船三只，打破四只”，斩真倭首级113颗，“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嘉靖四十年四月，在洌港战役中，明军把总周栗，统领林仕贵及卢相等船，与倭寇交战三十余回合，用铜发熕、佛郎机击沉倭寇舰只，当场斩获倭寇首级五十，倭寇溺死者不计其数，取得大捷。需要说明的是，前文屡屡提及的发熕铳，也是一种16世纪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前装火炮。天启七年（1627），郑芝龙进攻广东潮阳，参将张应乾率部奋力抵抗，相持数日，官军用百子铳、佛郎机等“击碎其中军大乌鸟船一只，桅挂斗衣小云霄船一只，伤死强贼及舵工数名，失舵冲桁沉水，贼徒溺死无数”，郑芝龙见潮阳有备，只好撤离。以上战例，无不显示佛郎机铳炮碎敌船的战术价值。

在晚明引进的多种欧式火器中，佛郎机铳引入最早、应用范围最广，其战法涵盖城防、野战、水战等多个领域，也偶尔用于攻坚作战，对晚明军队的整体战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城防作战中，明人充分利用佛郎机铳介于铳炮之间的特殊个性，使其成为巩固城门等要地防御的利器，也大大增强了空心敌台这类小型工事的火力强度。在野战中，通过与战车的紧密结合，消减了佛郎机铳铳体沉重的不利影响，显著提高了车营火力的可持续性，丰富了明军野战火力的层次。在水战中，佛郎机铳既能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掩护实施火攻或接舷战术，又能承担直接打破敌船船体、击沉敌舰的战术任务，可谓水上多面手。自正德末年引入中国以来，佛郎机铳作为主战装备服役超过数百年，明人对佛郎机铳的战术运用，从一开始的单一机械，到后来的游刃有余，最终形成相较原产地欧洲更加多样、更为系统的战术体系，这一过程离不开抗倭战争等一系列本土军事实践。佛郎机铳战术本土化、多样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过程，是典型的外来技术引进、吸收、升华并最终服务于中国实际需要的历程，体现了晚明中国开放包容的创新活力，也为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海外技术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