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陈支平 : 试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文末福利）

 一百多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非常注重中国的“农耕文明”，认为中国的古代社会，一直是“以农立国”。这以中原地带为核心区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自然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以更为宽阔的地域视野和历史视野来考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实际上并存着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等多元文明形态。时至今日，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明，中华文明包含着海洋文明。那么，中华海洋文明，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时空中得以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其核心区域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认识中华海洋文明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主要发祥于东南沿海的福建地区；其发展壮大，也首先是在福建沿海区域得以培育延续并且闻名于海外的。下面，笔者就这一观点进行简要的论述。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文明”一词，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十分准确而又得到公认的学术定义。所谓“文明”，其释义是多有歧义的。其中较多的一种解释方式，是与原始的荒蛮状态相对应，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人类脱离了动物的本能行为，通过智慧建立了规则社会。文明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道德礼仪的出现、文字的产生以及国家规则制度的建立。其中农耕方法的改变、劳动的分化、统治阶级的形成、社会阶层的出现都是文明产生的重要特征。当人类社会发展并建立了合理规则，彻底脱离了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文明才真正意义上产生。显然，这种文明的释义，更多是注重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我们现在普遍认知的“文明”，则可概括为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的总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文明涵盖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

从以上有关“文明”的释义出发，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所谓“文明”，是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不断演进的一种必然趋向。无论是中国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还是海洋文明，应当也都是沿着这样的道路不断前进的。然而这里首先所遇到的问题是，中华民族三种文明的发展趋向是大致相同的，而她们之间的文明边界又是如何划分的呢？中国的游牧文明，主要存在于北方地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边界，相对而言比较清晰与稳定。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其边界就含混不清了。从古代直至今日，我们很难从地理区域中，明确地划分这两个文明区域的实际边界。相反的，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区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不用说中国，即使是在世界范围，也是很难找出所谓纯粹的“海洋文明”区域来的。从历史和现实的沿革情景来看，海洋文明与其他文明类型相互掺杂交错的情况，应该是其表现的一种常态。

虽然说“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等的边界常常是交错不清的，纯粹的“海洋文明”几乎是不存在的。在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上，农业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依然处处可见。但是海洋文明必须拥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因素，即必须与大海相邻，或者是其社会活动必须与海洋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的海洋文明正是如此，沿海民众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且留下了大量史实。这些史实，充分地印证了中国东部地区“与海为邻”的历史渊源。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长达1.8万多公里的沿海地区，以及这些沿海地区所从事的某些经济、社会活动，都可称得上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基本区域呢？答案是否定的。靠近海洋，不等于就有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应该是人类历史上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海洋文明的形成还须具备以下四项重要条件：一是社会必须是开放性的、向外交流的；二是与域外的各种文明可以相互转换；三是对外交流是温和的、人性化的，不是依靠武力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占领；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方面有系统的成果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神话、海洋远航的手段等。概而言之，从沿海走向海外，并与海外保持连续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交流联系，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成为“海洋文明”的最显著标志。

那么，在长达1.8万多公里的东南海岸线上，为什么有的沿海区域可以演变为“海洋文明”，而有的区域无法形成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中国古代时期的海上交通工具及其航海技术等因素。我国的海上交通工具和与之相匹配的航海技术，一直到19世纪，都是独木舟和木帆船，尤其是木帆船，大致从秦汉以至民国时期，都是中国人海上活动的首要运输工具。而木帆船的运输动力，自然风的输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换言之，中国近海的自然风，是决定沿海民众能否顺利走向海外并与海外保持连续性交流的不二因素。而限于木帆船的航行能力，中国沿海民众在海外的活动范围，大体是在现在的东南亚以及朝鲜、韩国、日本一带。

根据现代海洋气象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国沿海各季的盛行风向，与大陆气压有密切的关系。冬季，亚洲大陆是高压区，风从内陆吹向海上；夏季，亚洲大陆是低压区，风从海上吹向大陆。换句话说，中国沿海的盛行风，主要是季风性。冬季风在中国沿海的风向，大致是东北，故名东北季风。夏季风在中国沿海的风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热带太平洋的东南季风，盛行期是4—10月；一种是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盛行期是6—8月，范围大抵限于华南或东南沿海。夏季风的势力远不及冬季风来得强，故对于航行的危险性亦较小。

根据中国沿海的自然风走向以及由此引起的海流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沿海民众走向海外，必须遵循这种自然风走向和海流状况，否则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海难事故。这就是虽然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很长，但是基本上无法根据地球的纬度来横渡大海，比如辽宁、山东从直线距离上看，离日本列岛最近，但是限于自然风和海流，木帆船是无法选择最近的距离横渡往来的。中国沿海木帆船较为安全的行驶路线，是顺应冬、夏两季的自然风走向。选择在冬春时期，趁着东北季风，往南方或西南方向行驶。这个木帆船走向，正是中国沿海民众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最佳路线。而到了夏秋时节，则趁着东南风特别是西南风，从东南亚地区回归沿海的祖籍地。即使是与东面的日本国交往，最佳的木帆船行驶地点，也是在江浙、福建一带。这一木帆船的航行规律，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一直到机械动力船出现之后才有所突破。

遵循冬春南下、夏秋北上的木帆船航行规律，福建地区是中国沿海地区走向东南亚以及日本列岛的最佳地点和中转站。而其他沿海地区，或是无法横渡，或是路线较远，均不及福建沿海便捷安全。明代前期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从福建沿海率领船队驶向远洋的。由此亦可见，福建沿海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的海洋地理位置。

福建沿海得天独厚的海洋地理区位，是促成其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并且催生海洋文明的基本因素。我们亦可从早期福建的民生结构来谈。从辽东至南部广西海岸线上，以农业耕作的自然条件而言，福建地区是最为恶劣的，有“三山一田六分水”的俗语，因此自先秦以来，福建沿海居民就不得不从事海上活动，所谓以海为田、以船为家，敢于与大海搏斗，视波涛为平地，善于驾驶舟楫等，是在福建传承了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闽在海中。”闽人很早就与海洋打交道。汉代成书的《越绝书》记载东南沿海的“越地”民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汉书·严助传》亦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东冶港是福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港口。《后汉书·郑弘传》记：“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今福州。汉时，东冶港就有通航东南亚的记载。东吴景帝时，设立典船都尉，推动造船与航海事业的发展。三国孙吴政权时期，在闽东的温麻也建立了造船基地。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木帆船远航记录，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派将军卫温率领船队到达夷州，即今澎湖一带活动。这一珍稀的早期历史记载，有力地说明了福建沿海在中国向外交往中的突出地位及其最早的远航尝试。至于近年来福建各地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向中国台湾、东南亚一带传播的地下证据，和人类学家根据脱氧核糖核酸数据分析得出的福建早代先民向中国海外传播的证据，都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福建沿海在中国海洋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发祥地地位。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以及其他关于中国人早期远航海外的证据中，还没有显示出在这方面超越福建地区的资料数据。由此可见，福建地区是中华海洋文明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事海洋活动并不等于海洋文明业已形成，正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海洋文明的形成，必须是开放性的、有着较为稳定的向外交流的历程，是与域外的各种文明可以相互转换的，是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方面有系统的成果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神话、海洋远航技术手段等综合体的综合呈现。同时，海洋文明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不断积累演化的过程。综合以上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华海洋文明的形成期和确立期，大致是在宋、元、明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福建沿海地区航海基础逐趋成熟和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日趋常态化的重要时期。

从造船技术上看，中国自唐宋以来的木帆船，主要有沙船、鸟船、广船、福船，同称为中国“四大古船”。沙船是用于近海航行的平底木船，不能远洋航行；广船和鸟船虽然坚固，但是也不宜长期在远海航行；只有闻名上千年的“福船”，最为适应远海航行，是历史上于东亚海域及东南亚海域被广泛使用的帆船，“福建所建造者，最为有名，称为福船”。一直到19世纪末期西方机械动力船引进中国以前，福船始终是中国远洋航行的首选船只。郑和下西洋时，其所使用的船大多就是福船。为了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水密隔舱”技术。所谓“水密隔舱”，就是以樟木、松木、杉木为主要材料，采用榫接、艌缝等核心技艺，使船体结构牢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这种“水密隔舱”技术，比西方的同类造船技术早了好几百年。2008年6月，“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该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海洋文明的首要功能，是促进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汉唐时期，中国南方沿海，特别是福建和广东两地，已经与海外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贸易往来和少量的人员往来。如中唐时期泉州人张循之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但是这时的对外贸易往来和少量的人员往来，以及朝贡体制，尚不足以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乃至文明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到了宋元明时期，情况就不同了，而其中尤以福建的对外交往情形最为突出。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航海贸易为龙头，与亚洲海域“北洋”“东洋”“西洋”实现了连接与互动，形成了东方世界的海洋经济圈。这里不仅有众多的沿海居民至东南亚地区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而远在中东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商人，也大批地来到泉州一带，从事贸易等各种工商业活动，甚至定居泉州等沿海地区。据统计，宋代时期，与泉州往来的有70余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进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元朝时期，泉州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其贸易范围仍以通西洋为主，相对稳定的航线大抵与宋相仿。这时的泉州港是中外各种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经泉州港进口的香料有58种，宝货珍玩12种，工业原料27种，纺织品19种，金属物9种，器用品6种，副食品7种；经泉州出口的丝绸织品54种，陶瓷器41种，金属、杂货和药物63种，远销到64个国家和地区。泉州港以其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的显赫地位，被不少西方人及中东人视为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是当时“东方的第一大港”。由于元代泉州伊斯兰教盛行，居住在泉州以及往来于此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甚至掌控泉州乃至福建的地方政治、军事、经济权力达数十年之久。由此亦可见，这时的福建沿海地区的海洋文明形态与海外中东地区的文明联系是如何的密切。

到了15世纪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欧洲人，开始向世界的东方进发，“大航海时代”已经形成。这就使得15世纪之后的明朝社会，被迫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国际格局之中。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步步推进，早期殖民主义者跨越大海，来到了亚洲及中国的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沿海地区，试图打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门，谋取原始积累上的最大利润。差不多在同时期，伴随着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福建商人为核心的中国商人们，也开始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

16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东南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主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于是嘉靖、万历时期，以福建为主体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冲破明朝政府的重重阻碍，取代朝贡贸易而迅速兴起。福建的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他们把内地的各种商品，其大宗者有生丝、丝织品、瓷器、白糖、果品、鹿皮以及各种日用珍玩等，运销海外，而换取大量白银以及胡椒、苏木、香料等回国出售。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明朝时福建沿海商人以积极应对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以泉州商人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为首领的海商集团，控制了东方各地经济贸易的主导权。研究明代后期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学者们普遍认为，17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经遍布于南海各地，从事各项贸易，执东西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在这一时期中西方文明的直接交流与碰撞中，福建沿海商民所起到的主力军的伟大历史作用，是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万历时期，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陷入经济萧条，大西洋贸易衰退，以转贩中国商品为主的太平洋贸易发展为世界市场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商品大量进入世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世界市场贵金属相对过剩与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不平衡状态；由嗜好中国精美商品而掀起的“中国热”，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生产技艺的革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商品为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商人们积极进取应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时期，而且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中国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趋向。唐宋时期，虽然说中国沿海居民也有迁移海外者，但是其数量有限且非常态，而且不能在迁移的地方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侨聚居地。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移民并且形成华侨群体的年代，是始于明代时期。这种情况在福建民间的许多族谱中多有反映，譬如泉州安海的《颜氏族谱》中记载，该族族人颜嗣祥、颜嗣良、颜森器、颜森礼以及颜侃五人，都是在成化、正德、嘉靖年间经商于暹罗并侨寓其地而死。《陈氏族谱》记载该族族人陈朝汉等人于正德、嘉靖年间经商于真腊而客居未归。再如同安县汀溪的黄姓家族，明成化年间有族人去了南洋，之后繁衍甚众。永春县陈氏家族则于嘉靖年间经商于吕宋而定居于其地。类似的例子很多，几乎举不胜举。到明代后期，迁移国外的华侨，已经逐渐向世界各地拓展。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所在地，公元1619年前华侨人数不足400人，不到十年间，即公元1627年，该城的华侨人数已达3500人，而其中大多数是福建漳州、泉州二府的移民。又据有关记载，从明代中后期始，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已由中外商人贩运到墨西哥的拉美地区。

15—17世纪，固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期，从而也逐渐推进了“世界史”的涵盖空间。但是其时的明朝社会，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沿海的商人们，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同样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海外延伸进展。这种双向碰撞交融的历史进程，无疑在另一个源头促进了“世界史”大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可以说，15—17世纪的中国社会，同样是推进“世界史”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福建在这一进程中最具海洋文明形态。

海洋文明形态的形成和确立，必然将对这一区域内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民风习尚产生重大影响，使得这一区域内的民风习尚与传统的农耕文明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别。宋代莆田人刘克庄《泉州南郭吟》一诗将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说得最为明白：“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明代长乐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明万历《泉州府志》载：“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牟息，转贾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舻疾榜击沐，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同时期的泉州人李光缙，在《景璧集》中谈到泉州安海（平）商人，更是足迹海内外，“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明代后期，漳州的月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又一个中心港口。崇祯《海澄县志》描写这里的民风云：“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聘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鱼，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枻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从这些宋明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福建沿海区域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以海洋文明为特征的民风习尚的形成及其传播。

我们再从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来考察福建沿海地区的海洋文明形态。随着宋元明时期中东人士以及南亚次大陆等各地人士来往于泉州等福建沿海一带，这些地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随之引进泉州各地。时至今日，宗教信仰仍是最具排外性的一种文化思想形态。但这些不同的域外宗教一经传入泉州各地，福建沿海各地民众以极其包容的宽阔胸怀，与其共处共存。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宋元明时期从中东甚至欧洲所传进的诸如伊斯兰教、印度教、拜火教、基督教的旧址遗存，正因为如此，泉州至今仍被人们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随着福建沿海地区海洋文明的不断演进，福建本土也滋生出适应其发展的民间信仰，而这其中，以莆田妈祖最为突出。诞生于宋代莆田的妈祖神明，以护佑商民的海上活动平安而深受民众崇拜的。妈祖信仰一经确立，不但迅速为当地民众所奉祀，而且因其海洋文化的特质，传播到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仅清代以来传播到东南亚一带的妈祖庙，有100多座。妈祖信仰历经近900年的发展，遍及世界上任何与海有关的中国人的聚落。到2023年，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3亿多妈祖敬仰者，近万座妈祖庙宇，分布在46个国家和地区，妈祖已然成为沿海广大地区华人同胞们的精神支撑。妈祖信仰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福建沿海海洋文明核心区的深邃内涵及其和平性的突出特征。

海洋文明的交往总是双向的。我们在关注世界信仰文明互鉴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输出。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更多关注在以儒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但是实际上，宋明以来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与两种途径，即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向欧洲翻译介绍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由沿海商民迁居海外所带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化，这两种文化传播层面与途径，并没有殊途同归，形成合力，而是经历了不同的艰辛的发展历程。以福建沿海为核心区域的民间商民的对外交往以及向海外迁移，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意识带到了世界各地。这种带有家族、乡族连带关系的海外移民，必然促使他们在海外新的聚居地，较多地保留着祖家的生活方式。于是，家族聚居、乡族聚居的延续，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风尚习俗与方言的保存，文化教育与娱乐偏好的追求，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言传身教，而得到了顽强的生命力，并逐渐在海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象征。因此，在研究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向西方传播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明代中后期以来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对外传播的文化作用及其意义。

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扎根。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之心，延至近代，虽然仍有一小部分中外学人继续从事着中国文化经典的对外翻译和介绍工作，但是在绝大部分西方人的眼里，所谓的“中华文化”，只能是落后民族的低等文化。尽管他们的先哲曾赞美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甚至从中受益，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肯承认他们的文明思想跟远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瓜葛。时过境迁，19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日益衰微。反观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基层文化，这一途径则相对通畅一些。清代政府虽然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海外贸易，一方面是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禁止。在这种背景下，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和移民的活动一直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在向海外移民方面，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化，其数量及所涉及的地区均比以往有所增长。到了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向外移民的足迹，已经深入亚洲之外的欧洲和美洲各地，甚至非洲。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般西方人眼里的中华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了。即使到了今天，遍布海外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依然在传播中华文化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这正是由明代奠基而来的。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这一重要模式，首先是由宋明以来福建沿海民众在赓续海洋文明的历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然后扩展到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简要地表述中华海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即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促使沿海居民，至少从秦汉以来就已经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种种活动。但是一直到隋唐时期，这种海洋活动尚不足以形成具有实质性的海洋文明。到了宋元明时期，随着福建沿海地区对于海外远洋交往的拓展，民间生活方式及民风习尚的转变，国际间世界性贸易的迅猛发展，国内外人员交往的日趋频繁，泉州作为世界性贸易大港地位的确立，中国沿海商民积极应对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冲击，大量沿海商民移居世界各地，以及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的相互传播和渗透。这一系列的变迁，已经形成了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我们所谈论的“中华海洋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得以形成的。如果说中国的海洋文明整体区域形态，福建沿海地区占有半壁江山，并不为过，这是符合中华海洋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的。

然而历史的演进是在不断地变迁之中的。我们上面所论述的中华海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以木帆船为交通工具的海洋文明发展历史。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所发明运用的机械动力船，也逐渐在中国的沿海以及内河使用。机械动力船与木帆船的最大区别，就是木帆船的行驶，风力是其最主要的动力，而机械动力船，由于有自身配备的动力装置，无须借助于风力的推进。这就意味着机械动力船的形式，可以随意在自己规划的航线中航行；而不必像木帆船那样，需要风信、风向、海上潮流等的制约。因此，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机械动力船在中国沿海使用的不断增多，中国对外交往的古代格局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发生改变。那些社会经济更为深厚、人口更为集中的大都市，如上海、广州、天津等，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更为重要的港口，这些地方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福建沿海利用木帆船时代风向、海流的有利条件而形成的对外交往的重要核心地位。例如，东南沿海的海外移民，宋明时期以迄、鸦片战争之前，都是以福建沿海的民众为多。但是到了近现代，由于机械动力船运输上的优势，激发大量广东人和客家人移民海外，成为现今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籍、广东籍和客家籍，是当今世界华人华侨最主要的三大群体。尽管如此，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海防大门时，中国被迫首先开发的“五口通商”港岸中，福建依然占据了两个港口——厦门和福州。由此亦可见西方殖民者试图占据中国市场时，还是不能忽视福建这一海洋文明核心区的重要地位。甚至到了20世纪下半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福建省沿海依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之一。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步推进，国际性的宏伟格局已经在中国形成并逐步发展，福建沿海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的海洋文明的核心区之一，其重要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状态的形成，首先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海洋文明，已经融入当代的国际性大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