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柯贵福：统一中国连续性的现代创制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中国作为大国的长期统一等问题，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长期关注和争论的重大问题。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的重大差异，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例如，伊懋可指出，中国能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和统一，是“前近代”（pre-modern）世界的一个重要例外。他尝试从中国历史经验提出系列普遍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或帝国的版图会扩大到其历史极限？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维持其边疆？为什么一个较大的政治单位经过一定时期大多解体了，但中国却没有解体？这一例外并不止于“前现代世界”，如汪晖等学者业已指出，中国也是现代世界唯一一个继承了古代帝国的广土众民的国家。

但在众多西方学者那里，恰恰是中国作为一个疆域广阔、规模巨大的国家却能长期保持统一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是不合乎西方规律、“不合理”的一种现象，是需要“发明”各种历史叙事或者理论来批判乃至否定的一个议题。西方理论界曲解乃至否定中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诸种理论，是在近代欧洲国家向全球其他地区展开殖民主义掠夺的进程中、在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近两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持续发展，国际秩序不断演变，有关中国长期统一问题的学术争论日趋复杂和丰富。总的看来，近代以来围绕中国广土众民长期统一问题，持续存在着复杂的学术思想论争，这些论争在众多层面展开，中外古今诸多要素深度纠缠，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所卷入的国际政治斗争（包括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列强环伺的瓜分危机）的反映。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是“永无变动的单一”，“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他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称为“非历史的历史”。这一看法影响深远，所谓“停滞的帝国”即为此意，与一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观点颇为相似。对此问题，西方思想界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汤因比批评了西方人的“东方不变论”，列有“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专章，但论述简单，亦多误解。雅斯贝尔斯也批评黑格尔的偏见，提出西方、印度与中国三个轴心期文明的论述，影响深远。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评价，是引起激烈论争的重大议题，看法有很多。东西文化论战初期，诸如“中国是静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的论述模式颇为流行，无论是对中国文明一度持否定和批判意见的陈独秀等人，还是持辩证态度的李大钊等人，抑或是对“静的文明”持肯定态度的杜亚泉等人，都有类似论述。在共和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的长期统一历史及其经验是重建强大中国的重要资源，而不是仅仅与“停滞”有关的“负资产”。

与中华民族观念在20世纪初期的兴起相呼应，现代中国诸多历史学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和中国的大一统历史经验，从不同角度发展出丰富的讨论。择其要者而言，一是中国历史叙述日益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中心。几乎所有中国现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成果。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及其中的民族融合的叙述，是现代学术的经典一例。诸如有关禹迹的研究与争论，中国疆域史的成形与拓展，东北史、匈奴史等中国区域研究的拓展，等等，成果丰厚。二是诸种域外要素的中国化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例如，陈垣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即关注民族主义的理论辩论，第一批经典研究就是各类域外宗教的“华化”，以及元西域人的“华化”。三是在中华民族意识兴起和传播的过程中，学术思想界对中国统一性的经验和基础有日益丰富的总结，例如，对文明开端时期祖先神话的重视和研究，对中国文字重要性的发现，强调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学）在维系统一性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央王朝的多元治理经验，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关中国统一性的学术思想讨论的发展波澜起伏。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中西文化比较重新成为热门议题，其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超稳定的诸多争论，可见黑格尔前述论题的回响。

新中国成立以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发展速度逐渐攀升，复兴进程日益清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统一性长期延续的特点的研究有诸多新的推进。一是关于近代以来世界秩序变迁与现代中国建构的讨论。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10年］等著作中分析了清末民初中国周边秩序从朝贡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转变的进程。他在最近的一次座谈中指出，中国历史真正的独特性，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连续性，而是连续性的创制，是经历断裂之时仍然有重新创造出连续性的能力，可称为连续性的创制。这是有关中国统一的连续性问题的重要论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分裂战乱时期，连续性并不是自然的存在。在历史上，中国占据中原的割据势力有多种多样的来源，但一个共同特点是，占据中原之后，把自己变成中国，用中国来命名自己。世界上其他帝国都没有这种政治文化，占了某个地方，或者用自己的方式命名，或者仍各用其名，不会用被占据的地方来命名自己。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重新阐释中国的天下观念体系，认为中国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可以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塞尔瓦托·巴博纳斯以天下为方法论分析了当今世界政治问题，认为未来世界应该是一个天下体系，但存在着“美式天下”与“中式天下”的竞争，相信“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赵汀阳认为，美国体系几乎不可能转化为一个天下体系，因为美国体系的原则是单边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时以个体理性为其方法论，这与天下概念的要义正好相反。二是刘家和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文明的连续和断裂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讨论，认为中国文明以其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相济为特点，这一特点对于未来的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的形成，会有借鉴作用。瞿林东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深入分析了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的巩固发展与历史文明认同观念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对中国文明原理的阐释。张志强认为，用“经史传统”这个概念，基本上可以把中国文明、中国哲学的核心原理说出来；天下的产生与中国的产生是一样的，意味着天下有了一个秩序；天下与中国的内在联系是“求中”观念。

在有关中国长期统一问题的研究中，分歧最多的议题是中国统一性在近代巨变之际的危机与延续问题。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导论部分系统分析了世界思想界的中国叙述的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作为帝国的中国叙事，二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叙事。在19世纪的欧洲思想中，帝国—国家二元论是对欧洲与亚洲差异的概括，即帝国是区别于欧洲国家政治体制的亚洲政治结构，即欧洲已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俄罗斯等仍然是帝国。关于中国统一性在近代的危机与连续，研究界的叙述模式都与这两种叙事的组合有关。翦伯赞、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巨变解释为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费正清开创的“挑战—回应”模式将中国视为一个独特的有自足机制的文明，缺乏内生的资本主义动力，遭遇欧洲挑战之后才开始现代进程。宫崎市定等日本京都学派的学者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建构为一个具有自身的现代性动力和轨迹的世界。这一论述试图打破欧洲“世界历史”的框架，但仍用欧洲的帝国—国家二元论。滨下武志关于中国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亚洲资本主义叙述，以及彭慕兰、贡德·弗兰克关于明清中国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叙述，是这一趋向的继续发展。汪晖试图超越帝国—国家二元论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新阐释，提出中国在近代巨变中保持统一性的新解释，即沿着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中最为先进的力量，标出了突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明确出口，创造了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和认同形式。

中国在近代遭遇列强环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列强瓜分的空前危机。“天下”视野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皇权制度和王朝政治无法实现更为普遍的内部整合。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巨变，是重建中国统一性的关键命题，然而，从君主到共和制的转变，无法依靠政治宣言和宪法文本就能实现，仅仅依靠上层精英的利益协调，也不可能实现。辛亥革命之后，新兴的共和制要同时应对列强侵略和内部危机，需要在更为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更为严峻的内部治理危机中实现民众的有效动员和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在更高水平和更广阔范围内探索“现代国家”的实现机制，需要将全体人民凝聚起来展开革命斗争的全新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挽狂澜于既倒，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改天换地，迅速扭转国势，重新走向民族复兴的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重建了统一的现代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统一性的现代创制，与古代的统一性创制有很大的不同。经过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现代中国既告别了军阀割据格局，也没有陷入很多后发国家依赖军事武装集团、军人政府来推动工业化乃至维系国家政权的泥淖；现代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也没有陷入其他国家在买办资产阶级右翼政府与小资产阶级左翼政权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漩涡；现代中国重建了中华民众的统一性，没有被族裔政治、族群政治与分裂主义相扭结的社会困局所支配。

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进程颇为迅猛，给后世的历史叙述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历史叙述者要从落后挨打的压迫感和紧张感中走出来，并不容易。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起伏跌宕，颇多历史节点的状况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例如，即使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在1919年也很少有人有胆量想象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半岛震惊世界的暴风骤雪；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的人们，预见到中国在21世纪初期钢铁产量的人也不会太多；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同样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今天中国巨量产能在世界经济中产生的复杂影响。这种超预期的常见现象，提示我们，预见未来，在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是世间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仅如此，即使站在后知后觉的视角，深入认识其中的逻辑，仍然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工作。

1919年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湘江评论》连载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开篇即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分析，1918年俄罗斯的民众大联合之所以取得“社会改革”的胜利（即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毛泽东此文发挥了五四运动兴起的经验，认为以往民众大联合不易，是帝制时期皇帝不准大家练习，现在“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可以练习起来。“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为基础，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预言书。毛泽东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伟力，在革命兴起之初即意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这是其远见和预见性的关键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战争和统一战线，为现代中国告别军阀割据格局，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重建中华民族统一性，打造了新的政治基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统一性的现代创制所面临的基本形势。按照康有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分析，大变局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列强环伺的变局，二是从帝制变为共和制的变局，后一个变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的基本主张是君主立宪制，这一主张是落后的，但他在论证自己的主张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稳定的帝制瓦解之后，会有很多人或者政治集团争夺皇位或者国家领导权，导致激烈政争，从而使国家面临瓦解危机，陷入乱局。这一问题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帝制条件下的中国大一统的建构方法，与共和制条件下的中国大一统的建构方法，会有巨大变化。二是从帝制转变为共和制，意味着中国政治会有一个剧烈震荡和艰难重建的过程。共和制的建构道路与具体形态，是在激烈斗争乃至战争中锤炼出来的。三是中国疆域内的独立自主与和平统一，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根本利益所在，这是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一方面清朝帝制终结之后，统一中国的重建，不得不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包括战争）才能实现，用传统的语汇说，此为“马上得天下”；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统一的中国，是一个有所不同的问题，此为“马下治天下”。

共和制条件下统一国家的领导权的最有力担当者，不再是个人，而是现代政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现代政党称为“现代君主”。现代政党如何缔造一个独立自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不斗争，不打，是赶不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勾结的反动统治秩序，不斗争也是不会自动瓦解的。虽然中国社会遭遇近代挫折，但长期统一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仍在，不甘被帝国主义者奴役侵略的民气愈挫愈坚。能够解决中国问题，领导中国赢得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的政党，能够领导和团结人民、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革命政党，才有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领导政党。

清朝帝制崩溃之后，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的接连出现，一方面显示新生的共和制的危机，一方面激发起中国社会奋起捍卫共和，探索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独立自主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共和道路。正是在抵抗复辟运动的过程中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天降大任，在中国社会探寻出路的彷徨时刻，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中打出来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中磨炼出来的最为关键的经验。挫折是最好的老师，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遭遇重大损失，教会了年轻中国共产党必须勇敢和自觉地承担历史使命，建立革命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的领导地位的形成，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经过了28年的革命战争的长期锤炼，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强有力的组织形态，以及铸就了党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基础：

其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活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争取革命胜利的理论，基于对中国战略地理特征的深刻把握，首先在湘、赣、闽、粤交界的连绵山区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随后，在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之后，又选择陕北等地建立新的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形成，是以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为基础的，即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农村的贫雇农。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即建立起党全面领导革命军队的一整套制度和原则，包括党支部建在连上。在以农村地区为根据地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整套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的展开，是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作为基础的。与中国历史上以往所有的军队都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是人民子弟兵，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解决传统帝制时期大一统政治“文武相制”格局下一直未能克服的历史难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争取文化领导权的道路，以“为人民服务”的共同实践为核心机制，将不同战线的党员和民众团结在一起。这种以共同事业形成社会团结的方法，也是统一战线建设的重要经验。

这种以党的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党的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党群鱼水关系的形成，将党的领导地位的形成机制与党的日常运作机制融为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和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末期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之时，反而能够迎难而上，开拓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境界的关键原因。

中华民族统一性的现代创制，有崭新社会基础，即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斗争过程中，通过土地改革，关心人民群众的方方面面，在方方面面为群众服务，形成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这一进程与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彻底地建立起新的秩序，在农村社会，这套新的秩序的关键部分是新的土地制度。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重新做地主，而是要建立起以土地集体所有、分田到户的土地制度为根基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秩序。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关键突破，在于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现了中国革命可以依赖的主要基础和动力，即贫雇农这一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的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毛泽东发现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在于贫雇农，不同于西方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农民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也是农民的主体性形成过程，是农民形成经典理论家所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力的过程。毛泽东及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步。

这也是相对于传统儒学理论的重要突破，相对于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有了重大推进。如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尚书·尧典》中用“百姓”与“黎民”对举，《国语》屡言百姓，皆与“兆民”对举，是古代“百姓”，实为贵族专名。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语境中，“民”的叙述分两种情况，一种接近“百姓”，主要是有“恒产”的地主。另一种是“兆民”，这些主要是“野人”和“小人”。在儒家政治传统中，“民本”的重点是有土地的民。由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空间较小，即使农民起义建立新的王朝，“兆民”中的多数仍然会依附于地主及其土地；绝大多数“兆民”的最高意识是想象成为地主，也即缺乏自身的主体意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变化在于，“兆民”中的所有小农都能拥有土地这一关键的生产资料，而且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这种观念的巨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础。

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进程中，土地改革是最关键的社会变革行动。土地改革本身即意味着对农村社会不平等秩序的揭示，意味着建立此前所未有的平等经济关系的宣言。清末民初以来，围绕共和革命的辩论中，中国社会的平等状况一直是社会辩论的重点议题。康有为即指出，就自由平等价值而言，中国秦汉以来就已经有经济平等，即使当下的状况也比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差。他从孔子“讥世卿”的传统以及秦代及此后去封建、立郡县，解释了何以中国社会较为平等。他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土地制度较为平衡，小地主多，“中国之为小地主，听人民自有田地，盖自战国以至于今，乃在罗马未出现之前，不止日耳曼矣。孔子之道，以自然为教，绝无压制，又岂若天主教乎？故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延续了此一中国历史叙述模式。又如，钱穆在《中国政治之得失》中亦认为，孔子“讥世卿”使得中国社会较为平等。梁漱溟也曾有类似看法。但是，古代中国社会相对法国等欧洲国家较为平等，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以旧有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不平等秩序不存在。

土地改革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对传统农村土地制度的革命，带来了农村社会利益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党员和军队战士方方面面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一命运共同体。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农民参军的主要动力之一，即是保卫革命果实，以及对反攻倒算的预防与坚决抗击。解放战争期间人民群众不远千里推着小推车跟随部队行动，抗美援朝时战士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这种将“保家”与革命建国或者“卫国”联系起来的自觉，最关键的基础都是农村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将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此前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由此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建立真正为最广大人民所共享的整体性利益结构，这是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崭新基础。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前三个月，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如毛泽东所指出：“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

发现“人民”的力量，发现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贫雇农，并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机制，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结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此前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理论自觉。土地改革和群众路线将中国人民动员和凝聚起来，提供了“人民战争”的阶级基础，以人民战争的伟力赢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价值观层面建立了一种共同体意识，也在利益结构上，创造了一种被普遍共享的整体性利益。这是“人民主权”观念在中国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也是“人民主权”超越西方经验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政体，创造的是根本不同于传统政治肌体（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肌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对于这一新的政治肌体的重要表述，其内涵还有很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其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通过血肉联系，形成党融入人民之中、领导人民的整体，这个整体是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其二，土地制度的稳定和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组织以群众路线紧密嵌入基层，是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政治肌体形成和保持活力的关键架构。其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根植于、决定于党与人民的这种血肉联系。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政治肌体的存在和保持健康，是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有两个政治肌体，一是所有党员组成的整个党组织，二是所有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依托国有—集体经济体制和群众路线融入人民之中形成的两者血肉联系的整个肌体。党组织的领导权，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政治肌体，既可以看作同一事情的两种表述，也可以看作相依存、共存亡的两个方面：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也没有前者。也就是说，党组织本身不必然意味着领导权，而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政治肌体意味着领导权（以及长期执政的领导权）。其四，党的组织为新的统一国家建构提供了远胜于传统时代的骨骼架构，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保持了党内领导核心及领导集体的形成与传承。

从共和制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政治肌体的形成，及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是长期执政地位的基础，意味着长期执政地位的形成和巩固。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政治肌体的持续巩固，是党保持长期执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合法性基础所在。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的中央治理和大一统的主要政治逻辑。

从帝制到共和制的共和革命层面看，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局是国家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政治权力与国家文教权力之间呈现分离态势，国家文教权力处于未定状态，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国家政治重构进程中活跃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政治空间中的角色和位置发生了重要变化。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经历了文教大一统格局瓦解的变化，社会知识体系快速膨胀，知识分子数量急剧增加，官僚体系囊括最优秀知识精英的原有格局被打破，清末民初出现了官僚体系与知识精英群体的“分流”趋势。在中国传统帝制下，朝廷通过科举制等人才选拔机制，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基本网罗于官僚体系之下。这是传统帝制“以政驭教”的社会基础。但近代以降，“仕”与“学”逐渐分流，“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一人才循环的传统闭环逐渐瓦解了。“学”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发生巨变，随着学校和工业部门的兴起，知识精英阶层出现历史性变化；辛亥革命之后，“仕”亦发生巨变，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长期存在，不只是围绕既有国家机构的政治争夺，还有另起炉灶的谋求建立新中国的斗争。

在专业分工发展、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分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文教权威不可避免地发生结构性变化，分散于局部重叠而主体分流的两个系统之中：一是官僚系统，一是学校等知识教育专业系统。以此为基础，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此前罕有的态势，即传统王朝时代的政治思想分歧往往表现为官僚体系内部分歧和斗争的形式，而在官僚系统与文教专业系统分流的时代，社会舆论空间成为政治思想分歧和斗争的另一主要空间，知识文化界的思想争论往往更为活跃和重要。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的基本格局，一是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分流”的客观趋势，二是这两个阶层与大众形成三元结构，“学”与“仕”同时展开社会大众的动员，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

在国家政治权力与文教权力逐渐分离后，其实只有政党可以将政治阶层与文化阶层同时容纳进来，而国家机器则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的数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这是政党之所以是“现代君主”的一个关键因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即指出，“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首先要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视野的基础是“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区分。毛泽东指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流现象，即抗战爆发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多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但“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其原因是多元的，包括政治与文化的阶层分流，文化思想学术的专业化与追求相对独立的习惯诉求，不同观念态度乃至立场的分歧。这些分流现象带来的难题的具体表现，即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问题是，在文的战线与武的战线及其他战线存在“分流”现象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它们汇聚在一起，既分流又合流，在分流中合流，成为革命政党在文武两个战线齐头并进、团结协作的生力军？

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是，武的战线与文的战线同时投入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组织生活，在这一政治过程中消化两条战线与人民群众结合程度不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政治队伍与文化队伍的再合流已经不可能在科层制架构中实现，需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事业、共同政治过程中实现。这是一种在政教分流的基础上争取文化领导权、推动政教再合流的新方式，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的人民政治，新的道路不在政治—文教的二元关系中，而在政治—文教—人民群众的三元关系中。

将视野进一步放宽到全球，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组织形态、文教体系的深刻变革，也导致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放大。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日本，得益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人口规模远少于中国等传统东方大国的前提下，却能够展现出更为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得这些国家的国民不仅仅积极参与国内建设，也积极投身对外扩张行动，使得东方国家在国家治理能力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走向崩解（如奥斯曼帝国），或走向自我革命（如中国）。

如中国、伊朗、土耳其这样的非西方、多民族大国，其传统政治经济组织形态，在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全面竞争背景下往往展现出动员力不足和内部整合不充分的基本特点（如孙中山所说的民众“一盘散沙”的局面）。

就中国而言，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兴起。但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是，中国的国家能力孱弱导致国民教育体系建设难以全面推进，这又反过来导致了更尖锐的社会分化：如鲁迅等人曾指出，八成民众“不识字”的现实，使得“中华文化”的代表权和解释权，容易为特权阶级所垄断。在学习西方国家进行精英教育体系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过程中，在早期阶段往往需要模仿西方制度和大量依赖留学生群体。留学生群体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社会组织形态理论以及文化及意识形态观念，但也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西方知识及经验与本国政治经济改革实践的协调困境，这一困境进一步引发了新式精英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新式精英与大多数国民观念与利益的分化与脱节问题。更进一步，由于缺乏实际的产业发展作为现实的就业需求支撑，新式教育与现实脱节的特征更为明显：一方面，大量有保障的职业往往高度依赖于政府和国家公职体系，如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医生、军人等职业，这些领域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新兴的工商业就业机会，大量集中在少数区域，并由外国资本所支配和控制，新兴的工商业就业人群不仅缺乏系统性的职业教育机会，也缺乏社会保障，其观念结构和利益结构也受到外国资本的影响，形成与本土利益不一致的买办集团和买办观念，严重影响了新兴市民群体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斗争的具体实践出发，深刻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自我革新，通过深入基层动员群众，也找到向民众普及教育的系统性方案：将扫盲运动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将抗日反奸活动与大众文艺运动相结合，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组织到一个政治进程之中。这样一种教育，不仅仅是文化教育，也是政治教育，使得鲁迅所说的“不识字”的八成普通民众，逐步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具有的国家意识和政治责任，也将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视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主体。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意识形态来塑造组织形态，并在长期而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重塑了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基础——从早期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型政党，经过根据地建设时期的系统性建设，转化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密切结合，能够有效领导军事武装力量，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以此种强有力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来实现国家构建，并积极推动工业化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与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不具备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基础的条件下，反而可以走出一条在基本功能和结构上具备现代性要素的国家建构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

本文对于中国统一性的现代创制的讨论，是以对已有研究的综述为基础的，先讨论了对于晚清之前的统一中国的连续性创制的情况，再重点讨论统一中国的连续性的现代创制的主要特点。这一结构安排意在指出，统一中国的连续性的现代创制，既有延续王朝时代统一的连续性创制的方面，也有很不同的方面。本文的分析侧重于统一连续性的现代创制相对于古代创制的新变化的方面。

现代史学家已经论及的中国大一统延续的众多文明积淀、制度积累或者历史经验，在现代统一中国的重建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中国文字的保存和变革，中国思想包括儒学在现当代的重要作用，中央王朝的多元治理经验，等等。晚近的研究中，汪晖在《世纪的诞生》等有关“20世纪”的系列研究中（共编成三卷，目前已出版第一卷），既延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指出传统中国的遗产的重要性，也对缔造人民共和国的20世纪进程的历史经验做了创见迭出的系统分析。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分析了建造现代中国的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经过清朝前期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将中国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二是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三是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这三个关键环节呈现了地缘政治环境、财政—军事构造与政治认同三个方面的重要性。李怀印认为，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乃是因为有传统时代的三大遗产，即汉族人口（引者注：其实是众多族群长期融合而成）的巨大规模和同质性、清代国家的边疆建设和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地方化的重要性在于20世纪重建现代中国的所有竞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以统一全国为目标、崛起于地方的政治力量，这一特点事实上也延续了以往统一中国的连续性创制的特点。

本文基本同意李怀印的分析，同时强调，就统一中国的连续性的现代创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所建立的新政治肌体。择要而言，一是这一新政治肌体得以建构的基础是党的领导、土地制度等经济体制基础以及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二是这一新政治肌体构成了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的最根本基础。三是从理论上说，这一新政治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治文明结晶。四是这一新政治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新的发展，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形成方式与形态，都会有因时因势的发展变化。总之，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新政治肌体的形成和巩固，既是统一中国连续性的现代创制的关键基础，也是统一连续性现代创制进程的政治文明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