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言：我在前面文章《苗族，一个逃避国家的民族》说过，苗族精英一旦有所作为之后，便会逃离文化母体，这是苗族文明的魔咒，也是历史的悲哀，也许是上天垂怜，有一地方苗族精英可以做到两者兼顾，那就是下文我提到的地区，之所以有此感悟，来源于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文/YENL JEX DAOX
之所以会取这么耸人听闻的标题，来源于前几天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架空苗族历史何时休，以大松山古墓群基因分析为例》，资料提供者为黔东南台江县苗族，编者为凯里市苗族，他给我看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悲愤，大松山周围苗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达一万余人。居然有学者考证为“汉族文化扩散”甚至“彝族传统墓地”，由此可见，一些文化学术霸权已经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编者建议我发文对此事评论，我说：“但凡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必须依托当地的语言风俗，脱离当地文化背景的研究，本身是很空洞的，本地人都不关心，我们无从下笔……”。这就陷入一种矛盾：懂本地文化的苗族漠不关心此事，关心此事的反而是黔东南的苗族。当然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生活的区域都在清水江沿岸的村寨，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特征，请大家往下看。
这种尴尬的局面不仅是大松山事件，笔者在与六盘水等地苗族精英攀谈中，他们也在抱怨，本地彝族享受的政策远远超过苗族，对苗族政策倾斜都还是黔东南那边苗族干部到任后争取的。不管承不承认，黔东南苗族精英文化觉醒，远远超过其他地方苗族，甚至黔东南苗族迁徙至安顺、黔西南等地数百年后，比本地西部方言还要热衷于文化建设。
此类现象，苗族圈子虽有所察觉，但是都不好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认为，这个话题应该摆在台面上来讨论，促进各个地方苗族精英更好反思。
实际上，说是“黔东南苗族”我认为都宽泛了，更准确来讲仅是清水江中游一小片区域（如下图示意），即从原麻江县下司镇至剑河县岑松镇清水江及各大支流沿岸的地区，以苗族中部方言北部土语为主，但笔者家乡并不在该区域。
麻江县下司镇至剑河县岑松镇清水江及各大支流沿岸示意图
苗族文化自古有个悖论，即：“生活富足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地方，往往汉化严重。而保存民族文化相对完整的地方，则经济和教育非常落后”。似乎上天垂怜，这个片区打破了这个文化魔咒，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塑造出这种独特区域面貌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当地物产丰盈，人口众多；人是文明的载体，大量人口对军事入侵和文化入侵有天然优势，虽然明代已在清水江北岸设立了卫所，但是限于当地苗族人口优势，儒家文化无法彻底取代苗族文化，而且又有“生苗”和“孰苗”互为犄角，避免了被两面包饺子的困境，人口优势再加上成熟稻作文明，塑造出本地黑苗极强领地意识，万历七年（1579年），都匀府者亚的阿斗起义，答干寨的阿其响应。后来阿斗战死了，阿其继续反抗。万历十四年（1586年），土舍吴楠、王国“请以答干、鸡贾、甲多诸集属蒙诏，立宣威营，岁输赋”。苗族首领阿其反抗说:“此我地，谁令尔营此?”
进入清代以后，人口压力造成的社会内卷激发了当地苗族更加勤奋和进取，特别是清水江航道开通后，苗族人依托水道从事工商业，极大促进了苗族地区经济发展，外人眼里苗族银饰繁复、以大、以重为美的地区，其实大体就是这个区域。如清末英国传教士克拉克在《在中国西南部落中》说：“贵州的所有苗民中，黑苗是最聪明和最富于自强能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耕地，许多人较富裕，其经济水平跟周围的汉人农民不相上下，在手工艺上，自然稍逊于汉人工匠。黑苗不仅喂养牲口，许多人还在城镇摆摊设点、从事买卖。有些人买了生猪、大米及其它的土特产，用自己的船只运往湖南洪江出售。在凯里通往洪江往上十五英哩处的剑阳巷河上，几乎所有的船工都是苗民。”
（此图为1905年传教士在凯里旁海拍的黄平式黑苗服饰，银饰就已经很多了，类型与今日已很接近）
第二：地处交通要道，对外来事物接纳程度高；在明代以前，黄平和施秉北边就已经是民族迁徙的走廊，人群流动有利于当地苗族学习到各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理念。如果不是依托于驿道带来的信息优势，我们无法想象黄平等地苗族如何找到贵州西部定居点，天然的交通优势让本地苗族更加乐于接受不同文化，而且，文化输入是多元的，避免了某种固定文化灌输而出现“被同化”现象。
第三：1956年黔东南州府迁凯里，行政中心搬迁带来一系列教育、交通和工商业加持，当苗族比周围汉族还要富裕的时候，文化上的自卑感就被削弱，本地民族精英会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责任。
清水江沿岸民族地区独特精神风貌，经常为学者所重视，与克拉克一样，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陈国钧在《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中，也评价道：
“黔东的地理环境本来比他处要佳，尤以黑苗所居清水江的地盘量最优越，各项物产丰盛，人口极易繁殖，合清水江所有各族而统计之，黑苗可居十分之八以上，所以在清水江上满布着黑苗的势力，他们间的领袖在当地社会上往往操纵一切的实权。过去，他们的性情极强悍，在诸苗中素以好勇斗狠著称，而地方执政者亦引为大患，差不多代代都有叛乱抗命的事变，此固由于族势的膨胀所使然，而且清水江附近有些著名的雷公山、牛皮箐、香炉山、大登高等山，常据为巢穴，更足以助长他们顽固称兵了。不过，黑苗经过了几度的重创之后，虽要思逞而不能有所为，但他们还能保存他们相当的势力，仍不愧是极有作为的一种苗人。”
（此图为1940年时拍的革一式服饰，银饰的量似超过该支系现在的服饰）
我们对比同样人口高密度的湘西，清末民国之际，湘西地区不乏有民族情怀的苗族精英，诸如沈从文、石启贵、石板塘等，但是，随着汉化速度加快，民族文化已经无法激起民族精英的兴趣，面临后继无人的窘态，当然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经济，腊尔山区本来生存资源紧张，大多数人被柴米油盐困住，没有精力从事民族文化传承。西部方言地区，除了文山州之外，限于人口分散，很难整合成统一体，例如贵阳市附近“亚鲁王”传说和麻山次方言的传说，地理位置和行政归属隔绝，收集和整理困难重重，有一些更小的支系，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即将消失不见。
正如我所说，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打破“经济发展和文化流失”的魔咒，甚至经济都还没起步文化就消亡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现象。我认为，民族文化对精英的熏陶是至关重要，如果从小就接受民族文化洗礼，长大以后对文化母体认同概率更大，与中上游大相径庭的是，清水江下游天柱县、锦屏县等地，苗族精英们对民族文化兴趣不大，甚至还有排斥倾向，他们更加偏重于地域认同。
当然了，被同化严重的地区，也不排除诸如像酉阳桃子、秀山石茂明、彭水阿松、绥宁糜蒙、天柱蒋文慧这样的人，但是相较于本地庞大苗族人口基数，显得势单力薄。而黔东南苗疆腹地，特别是从江、榕江、丹寨、三都、融水等地，依然保留浓厚民族文化氛围，精英成长空间依然很大，也不失为一座待开发的宝库。
但是我们知道，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如果从全球定位来看，“白苗”群体，特别是文山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和语言的优势，且听下回分解。
现代苗族施洞支系服饰
备注：本文所指“黑苗”，即苗族中部方言群体，按说不应该用历史是“白苗、黑苗、红苗”等这种称呼来区分苗族，但由于历史惯性，以及苗族分支复杂，想来想去，这几类很多看了可以马上知道大体是哪里的苗族，我们姑且用之。苗族支系众多，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传承文化的好经验，本文抛砖引玉，挑起大家的胜负欲不是为了激发矛盾，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大家分享出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望读者理解。
END
声明：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
图片源于网上
不代表苗学书院的立场，欢迎留言交流~
投稿请：加（xingzhi1988）好友，或发送到3075624069@qq.com
本期编辑整理：苗岭凤雏
本期校核：小岛、高利、老蒋、风子、小草、桃子等
关注即支持，功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