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大家在讨论《百万人口以上民族的教育水平PK，苗族几乎垫底？》，有人认为苗族教育水平差，是环境造成，就这样了，很难改变；有人认为需要努力奋斗进行改变。双方各执一词，我们来看看，资深媒体人龙建刚先生，给出了什么建议呢？请大家细细来看：
文/龙建刚
《金色东努》即将出版，这本书的编著者吴胜之、石志林盛情请我写序，我读完书稿之后还特意去了一趟东努。
东努是苗语Dongs Nus的记音，意为百鸟栖息之地，有群鸟汇集的地方，有百鸟朝凤之美誉。汉语叫雀儿寨。这个听起来颇有几分诗意的苗寨坐落在湘西凤凰腊尔山台地深处，逶迤的山峦谈不上巍峨，沿途的风景也没有想象中秀丽，与肥沃的良田的相比，崎岖的山路、嶙峋的土地更让人瞩目惊心。看看地貌就知道，这样的地方最容易孕育贫困。如果没有石头的顽强和倔强，人们很容易向命运投降。
|东努苗寨航拍图（吴学明提供）
行走中国，我有太多感慨。在贫穷中国的版图上，苗族聚居的湖南湘西腊尔山区和云贵交界的乌蒙高原可能是广袤的藏区、维吾尔族居住的南疆地区、彝族聚居的四川凉山州、傈傈族生息的云南怒江州、回族聚集的甘肃临夏州之后生活最艰难的地方，他们是西部中国的代表，也是贫穷中国的典型。
我无数次登上腊尔山区的高处极目远望，常常想起一代伟人毛泽东发出的慨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透过雄浑浩瀚、苍茫辽阔的景色，我看到沉重和苦难、残酷与悲壮。那些远道而来的旅人常常爆发山呼海啸的欢呼，难得一见的风景让他们有“到此一游”的欢愉和兴奋，至于那些村落和众生有着怎样的挣扎和期盼，人们的兴趣不是很大。当然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只能自己承受，一个民族的传奇也只能自己创造。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成功“突围”的苗寨，最先探访的是大名鼎鼎的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与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造访所见相比，西江苗寨的变化非常巨大，甚至已经不是那个我熟悉的西江。巨大的人流、火爆的民宿、畅销的米酒，走村串户，我看到西江因“生意”带来的自豪与热情、精明和算计。如此西江盛景确实让人激动和震撼。
|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来源网络）
不得不说，西江是中国苗寨商业化的经典，它或许是一种模式，但几乎没有复制的可能。苗族分布很广，中国苗寨很多，西江苗寨的规模效应和视角效果很难找到第二个，中国也没有再造一个西江苗寨的可能。这样一想，难免有几分惆怅和伤感：西江之外的苗寨还有什么样的路子可走？
我的松桃乡贤、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田隆斌博士一直在呼吁和主张打造“特色小寨”，并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希望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苗寨如何“特色”？“特色”又怎么变现？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我是带着这样的追问走进东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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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贵州松桃和湖南凤凰山水相连、习俗相通，也联手干过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比如著名的乾嘉苗民起义。这场波澜壮阔、血流成河的伟大抗争尽管以失败告终，但一个腐朽的帝国也从此拖着长长的背影走向了垂死的黄昏。
从松桃县城到东努苗寨也就是一个多小时车程，我行走的山道就是当年苗族义军浴血奋战的古战场，只是历史深处的雷鸣电闪已经变幻为当下的丽日蓝天。必须承认，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首要命题。这条路依然不是那么好走，有许多需要翻越的深谷和山坳，方法和路径特别重要。
一路上我都在想：金色东努，该是怎样的一种光芒？
石志林站在村口迎候，他是苗家少有的大个子，也是东努走出来的老板，靠做加油站发财，有湘西“石油大王”的美誉。这些年，这位侠肝义胆的苗家汉子一直为东努奔忙，从捐资助学、修缮状元府、编撰特色家风、打造东努苗寨大舞台，到迎来送往协调各方关系，他义不容辞地挺在前面，是东努苗寨事实上的灵魂人物。
东努曾经举办过二次大型活动，“凤凰县禾库镇东努苗寨‘三月三’歌会暨乡村振兴建设发展论坛”和“东努苗寨教育与乡村振兴论坛”，邀请近50位专家学者为苗寨教育发展献计献策。看到相关报道，我大为感动：这是中国第一个举办这种论坛的苗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觉醒与行动。我后来得知，这次论坛的发起人和出资人就是石志林。
|东努状元府（田如刚提供）
进村之后，石志林带我来到一座典型的湘西苗寨民居，中堂赫然悬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匾，上书“状元府”三字，遒劲豪迈、气贯长虹。石志林告诉我：这是1986年湘西州高考文科状元石金钢的老宅。我参观过的状元府不少，东努的状元府也许是中国资历最短、规模最小的一个，但却是中国第一个有状元府的苗寨，或者说是中国苗寨有了第一个状元府。
状元府里有一幅醒目的对联，上联：当年山娃狗娃羊娃放牛娃；下联：如今省长县长行长董事长；横批：变从做起。我很好奇：如此巨变，东努到底做对了什么？答案是教育，是苗家儿女那股奋发读书的蛮劲。
英国剑桥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众多中外名校、科研院所都有东努苗寨出来的学子，他们中的博士、硕士、学士近百人。
我认识他们中的几个，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苗语，说汉语的时候都带着浓重的东努苗音。这样的语言背景，也就意味着走出大山的他们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多的毅力和韧性。
|石志林（图中）在东努状元府迎接龙建刚、田如刚（田如刚提供）
小小的东努苗寨，涌现这么多土生土长的优秀学子，无论数量和层次都堪称中国第一苗寨，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了历史上曾经被誉为“中国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贵州威宁苗寨——石门坎。
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当代中国苗寨的“东努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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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时任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熊天贵即将卸任退休前决定去石门坎看看，他叫我同行。
熊天贵是遵义苗族，说一口流利的苗语，芦笙吹得很棒。我每次去美国，那里的苗族同胞都要谈起熊天贵，有人还给我播放熊天贵表演吹芦笙的录像：那是熊天贵随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团访问美国，深入苗族社区交流的情景，从加利福尼亚到明尼苏达、从华盛顿州到威斯康辛州，嘹亮的芦笙曲调引来人山人海、让人如痴如醉。熊天贵在美国苗族中的名声和影响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威宁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县，石门坎是威宁最边远、最贫穷的地方。我们驱车前往石门坎那天，乌蒙山区正下着茫茫大雪。白雪覆盖的石门坎更显得萧条和寂寥。走村串户，触目惊心的是贫穷。寒风呼啸，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孩子们啃着半生半熟的洋芋打量着我们。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石门坎吗？和我们一同前往的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快人快语:“搞到今天，我们还搞不过一个英国传教士。惭愧呐！”熊天贵脸色凝重，没有言语。我们在英国牧师柏格理和苗族教育家朱焕章的墓前站了很久。
随后我们来到石门坎光华小学旧址，几十年前这是一所享誉全国的名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中，有200多位成长为处级以上干部，有30多位考上大学、出了4位医学博士，其中1928年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博士。
|迷雾中的石门坎（来源龙芳）
当时的光华小学是西南地区最有名的学校，连云南、四川等毗邻地区的孩子也以到石门坎读书为荣。这是中国苗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传奇，它改变了无数苗族孩子的命运。后来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杨汉先、张超伦这两位石门坎出来的高级干部，就是光华小学毕业的苗族孩子。在贵阳工作的时候，我多次接触这两位苗族老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留下的话：教育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告别石门坎，我们前往不远处的云南昭通。一位曾经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就读过的苗族老人在等待我们，他叫张荣，时任云南省昭通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昭通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德高望重的张荣主持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几乎都是在石门坎读过书的昭通干部。他们深情回忆在石门坎求学的岁月，更多是为不断凋敝的石门坎哀叹。气氛不仅凝重，而且沉痛。
座谈会结束后，熊天贵带着我到张荣家里做客，这两位苗族干部谈起石门坎顿时滔滔不绝，他们说的是苗语西部方言，我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面：熊天贵、张荣在客厅里吹起芦笙、动情起舞、泪流满面。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夜的芦笙曲调如泣如诉，如窗外的雪花飘落在苍茫的乌蒙高原……
这两位苗族老人已经作古多年，那天晚上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为啥这么激动？他们是为一个民族忧思吗、是为一个民族的未来祈祷么？答案无法找到了——这是我无法补救的遗憾……
2013年我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专程来到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卡米尔福特，这是伯格理的家乡。我在这个小镇上漫无目地游荡，只是想表达一个中国苗族知识分子对伯格理先生的敬意。
那时我在想：也许还没有一个石门坎人来过柏格理的家乡，那就让说苗语东部方言的我代表他们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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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坎人至今还在深深感念柏格理先生，因为这位英国人的传教士身份，也让石门坎这个地方至今还很“敏感”。
1864年出生的伯格理23岁来到中国，随后进入乌蒙高原上的贵州毕节石门坎传教。在这个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他学会了苗语，还帮助苗族同胞创建了苗文，创办了苗族历史上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
贫穷落后的石门坎顿时学风鼎盛、英才辈出，大山里的苗族同胞不仅听懂了英语，也学会了踢英式足球。柏格理揭开了中国苗族教育历史性的一页，石门坎也籍此一度成为中国苗族的文化中心。
柏格理为光华小学编写的教材叫《苗族原始读本》，课本内容基本上是苗族古史传说、生活常识和科普知识，关于基督教的篇幅很少。基本可以肯定：柏格理带来的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宗教。在石门坎就读的学生信教的很少，抗战爆发，有8位石门坎青年报名从军、奔赴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乌蒙地区第一位投身革命的苗族共产党员叫张斐然，他就是光华小学毕业的学生。
1915年石门坎地区发生瘟疫，柏格理因照顾一位苗族病人而感染至死，终年51岁。出殡那天，1500多人送行，乌蒙高原泪如雨下。我曾经当面请教也是光华小学毕业的张超伦博士：石门坎人这么感激柏格理，到底是因为他为苗乡兴办了教育，还是因为他给苗乡带来了宗教？老先生的回答掷地有声：当然是教育！如果不是教育，怎么会有我这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我张超伦又怎么可能担任卫生厅厅长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当年的石门坎之所人才辈出，并非柏格理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石门坎苗族知识分子走出大山求学之后又毅然返回大山，他们扎根家乡教书育人，用文明的火焰照亮乌蒙苗寨的暗夜。朱焕章先生最为典型，他1935年从华西大学毕业放弃留在成都和南京工作的机会，执意回到家乡石门坎从事苗族教育，成为声名卓著的苗族教育家。云贵川边界方圆百里的求学者们以朝圣者的姿态奔他而来，翻山越岭来到石门坎，书写了一座苗寨的传奇。
|朱焕章先生（来源网络）
朱焕章先生1954年奉调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后因不堪承受各种政治压力，于1955年12月12日自缢于贵阳黔灵山上，年仅52岁。朱焕章离去的时候，他的家乡石门坎也江河日下、风雨飘摇。二十六年后的1981年，贵州省教育厅正式下文，为朱焕章先生平反昭雪。
今天的石门坎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有人只看到当年的传教、没有看到那时的兴学；只注意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忘记了苗族教育家朱焕章。稍稍调整一下视角，我们审视石门坎的目光就会变得“正常”，这是正本清源、也是让石门坎脱敏的必要步骤。
我发现一个现象，凡是人才辈出的苗寨，背后都有朱焕章这样的园丁，差别在于成就、地位和影响。
东努苗寨也不另外，第一个要说的是石绍海，东努文脉不断、英才辈出，大家公认他功劳最大。石绍海担任凤凰县禾库学区中学校长多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苗乡的教育事业。他的儿子是老师，儿媳妇是老师，女儿是老师，女婿也是老师，是声名远扬的教育世家。200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的麻求生也不能不说。他无怨无悔、兢兢业业致力于苗乡教育，燃烧自己、照耀山村。正如有关部门给麻求生的颁奖词所言：天高地寒育人苦，求生高风感千古。文明薪火代代传，雀儿寨上尽鸿鹄。
东努出来的学子都心存感激，他们深深知道：没有石绍海、麻求生发出的光芒，他们也许难以找到前方的路，金色东努也不会如此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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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卓著的龙长春是家乡松桃的骄傲，他在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任上英年早逝，全国唏嘘不已。
龙长春在广州住院期间曾经和我闲聊：走到今天，他很感激贺家，也就是他外公外婆家。在龙长春无处上学的时候，是舅舅们全力帮助才得以进校读书。如果没有贺家，龙长春也许就会是一棵无法“逢春”的枯木。
龙长春感激的贺家在松桃文山村，苗语叫Jib Dongb，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苗寨。文山村离我生长的火连寨不远，小时候我就听到议论：一个女子能嫁到文山贺家、一个男子能娶到文山贺家姑娘，那是祖坟冒青烟的喜事。松桃苗乡都知道文山贺家的厉害：读得书、出人才，比如贺国鉴、贺从宪、贺萃之、贺新民、贺宗俊……1981年上大学，得知我们中文系77级贺又宁、中文系81级贺云虽从贵阳、遵义考取，但都是根正苗红的松桃文山贺家女，我顿时心怀敬意。因为她们两个都是松桃唯一苗族举人，也是松桃苗乡兴学第一人贺梦庚的后人。可以说，一部松桃苗族教育史，很多精彩章节是文山贺家书写的。
和文山村一样，松桃盘石镇的沃里坪村也是一个教育名村。抗战时期，由苗族知识分子龙绍华创办的专门招收苗族学生的沃里坪小学也出了不少人才，比如龙正学、龙伯亚、龙伯梅等三位著名学者，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三位日后担任过松桃县县长。没有良好的教育，不会有这样的风景。
|沃里坪苗寨（来源网络）
在松桃盘石民族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位老师叫龙必禄。他是沃里坪人，哪门课都能上，很受学生欢迎。据说龙必禄老师能说流利的英语，这让我们很崇拜。从着装打扮到言谈举止，龙必禄老师和别的老师很不一样，可以说是鹤立鸡群。我们都觉得沃里坪出来的人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气质、就是风度。龙绍华故居现在改建成一座乡贤馆，相当于东努村的“状元府”，既是纪念，更是召唤，激励更多的苗家后生读书成才、文脉不断。龙必禄老师说过：“没有知识，就没有和世界对话的机会。”
松桃的文山、沃里坪和凤凰的东努同属武陵山区，说话的口音差别不大，但东努的名声更大：它刷新了新中国苗乡教育的成色和界面，构筑了全新的高度，为中国苗寨的突围打开了一个缺口、做出了一个示范。这是东努的价值，也是东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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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东努》的编辑出版，是《红色火连寨》启示和鼓舞，后者也许是中国第一本写一个苗寨的书。举行首发式那天，火连寨以最高礼遇迎候200多位各地嘉宾莅临这座大山深处的古老苗寨，客人中有石志林带领的东努苗胞。
很多人想寻找答案：火连寨为什么火起来？在中国苗寨的版图上，火连寨历史不算古老、规模也不算很大、环境也算不上漂亮，这么多人奔她而来，既是因为一本书，也不仅仅因为一本书。
|火连寨航拍图（田如刚提供）
1948年初秋，到外地读书然后回乡教书的田家乐，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秘密组织地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这样的义举在别的地方也许比较正常，但在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对共产党并不了解的苗乡边地，这是石破天惊的事情。要动员这么多人和他一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更是非常困难。
历史的启示在于：田家乐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信任田家乐，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田家乐是一个有信仰、有抱负的苗族知识分子。如果田家乐不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苗族青年，肯定无力把握时局、看清趋势、分清哪里是历史正确的一边，地下党组织也不可能把武装斗争、迎接苗乡解放的艰巨任务和历史重担放在他的肩上。
红色火连寨昭示一个真理：知识是苗寨进步的阶梯，登高望远，我们才能看见远方的灯火、找到潮流的方向。
|作者龙建刚在田家乐故居留影，这也是龙建刚生长的老房子。（田如刚提供）
感谢命运！我生长的那座木楼就是田家乐的祖屋，我晚上看书写字的桌子是田家乐用过的备课桌，家里煮饭的那口老灶的火光也曾经映照过田家乐青春的脸庞。在我出生之前，田家乐已经离开家乡调到省城贵阳工作，但外公外婆常常给我讲大舅的故事。坐在那张他曾经坐过的书桌，我始终有一种鼓舞、一种自豪。
火连寨至今还保留一幅醒目的标语：“人在同心，心向北京。站在火连寨，远观全世界。”这是田家乐的大儿子田如飞从贵阳回火连寨当知青时写下的，时间是1970年。
|田如刚提供
如何从大山走向世界，东努苗寨那些成长为省长、县长、行长、董事长的山娃、狗娃、羊娃、放牛娃树立了很好的路标。
火连寨和东努村已经结为友好村寨，红色火连寨和金色东努的组合，也许就是苗寨振兴的路径和方向。追逐这样的光芒前行，把所有的阴影都留在身后。纵然山高路远、重峦叠嶂，我们终将踏平坎坷成大道。
（作者系贵州松桃人，知名苗族学者，资深媒体人，现居广东佛山）
本期校核：蒋文慧、杨正录、潘青山、小草、风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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