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跟愚昧？论苗族文化隐忍与蛰伏

文/YENL JEX DAOX

前言：交流是文明发展的动力，限于地理因素，苗族聚居区狭窄而闭塞，他们接受不到欧洲、印度或者西亚文明辐射，历史上民族精英们对进步和文明的尝试，只有全盘汉化一条路，原生文明缺乏汉文化之外的新鲜血液，由此长期处于停滞或者倒退状态，明清两代经略西南，苗族地区被两面包抄，每一次起义都遭到四面围攻，再怎么勇敢都难以招架来自中原王朝的庞大国家机器，苗族文化不可避免的包含一定落后和愚昧因素，我认为这是对恶劣地缘环境的适应。在这种环境之下，越是高效的组织，其后果越是不可控和惨烈，先是魏晋时期“五胡”，再是西夏、契丹或者金，都在历史的烟云中逐渐模糊，也许可以假设，苗族历史上聪明的群体已被所历史吞没了，留下来的才是环境选择的产物。正因如此，他们极尽摆低姿态，在隐忍和蛰伏中传承文化，磕磕碰碰坚持到了新社会。

最近发了不少关于苗族文化的视频，其中有一网友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苗族没有文化，没有文字，几千年来都是被欺负，从来没有光辉和拿得出手的历史。我也没怎么在意这个评论，直到这两天看了关于南诏、大理的书，再查阅了其他诸如：水西、乌撒、乌蒙诸土司的历史，我觉得他说的一点没错，苗族几千年来没有光辉的历史，苗族的历史被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很多历史人物或者政权，你很难说它就是苗族或者是与其他民族兼而有之的地域文化。我也走过很多地方，诸如南诏之大理、乌蒙之昭通、水西之毕节，以及北魏之大同、西夏之银川等等，如果横向对比，很多民族的“历史”只能在史书中寻找，并不能为现实提供文化力量或精神源泉，没有“灿烂历史”的苗族，你能从服饰，语言，礼仪形态上找到几千年前文明的影子，六盘水、毕节或者昭通等号称彝族土司核心区的地方，最大民族语言持有者居然是苗族，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苗族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相较于周围族系，文化上有极强韧性，不仅如此，与之同宗的瑶族和畲族也有此类特征，这不得不说是令人称道之文化现象。

苗族文明源于上古时期“三苗”部落，长期活跃于江淮一带，等到被北方华夏族挤压之时，华南已经被百越占据，西边有更强大的氐羌族系，苗族主体被挤压在东至湘西、西至黔中的狭小地带，与吐蕃、南诏或麓川等地方民族势力不同，苗族地区狭窄而闭塞，他们几乎接收不到欧洲、印度或者西亚文明的辐射，民族精英们对进步和文明的尝试，只有汉化一条路，原生文化长期处于停滞或者倒退的状态，明清两代经略西南，苗族地区被两面包抄，每一次起义都遭到四面围攻，再怎么勇敢都难以招架来自中原的庞大国家机器，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苗族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和生存困境，后人无法想象其艰难。

开辟苗疆，苗族文化极尽弱者姿态，在隐忍和蛰伏中撑到了新时期，此类行为，主要表现为：军事上放弃产生威胁中央集权的因素，文化上自我封闭，没有对外扩张和表达的欲望。开辟苗疆以前，苗族不乏尚武之风，史书中称：九股苗性尤骠悍，头戴铁盔、身披铁铠、尚能左执木牌，右持标枪，口衔利刃，捷走如飞。清代中期，目睹惨烈开辟苗疆战争之后，各寨纷纷“悔罪求生”，拆除寨墙，主动缴械献凶，如柳利等寨：苗稽首听命，尽出所藏，旨行营呈缴。旬日之间，刀弩、长标、鸟枪、炮位、枪位、盔甲收峙如山。宋代以前，武陵蛮和五溪蛮首领尚能够调动数万人，越到后期，社会组织能力就越弱，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无法组织起民族节日了，我认为这是对高压政治的适应，一旦触碰到皇权对地方控制的底线，不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是一场灾祸，如我前文提到的“鼓社”主动退缩，使其政治制度无法扩张到村寨之外，似乎情有可原。

其次，苗族文化表现出极强封闭性和内生性，正如我在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外人询其苗名、苗姓、地名、巫辞等，他们往往避而不答，或是左顾而言他。苗族对外面文化缺乏兴趣，对本民族文化输出也缺乏动力。现在很多地区行流传的姓名制度，极少见于史籍记载，对外也耻于使用本民族名字，所谓汉姓，无非是应付国家编户齐民之需要，例如服饰等，往往“男改女不改”，或者准备两套服饰，对外身穿改造之后的“汉装”，对内穿本民族装饰，如果都不能容许，甚至将民族服饰当作寿衣埋入棺中，作为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形式。

那么，苗族生存逻辑在生活中如何运转呢？我们以剑河县柳利寨为例，柳利位置非常特殊，开辟苗疆以后，寨址刚好在清江厅城范围内，作为城厢一部分，依附于流官但是不抛弃民族特征，成为该寨几百年来的传统，乾隆年间张广泗“督师剿贼”时，柳利寨曾经“运粮馈饷，著有微劳”。雍乾“苗乱”被平定后，清帝国在“新疆六厅”安堡设官，柳利寨一切大小夫役，概蒙豁免在案。咸丰五年（1855），台拱“苗乱”，（柳利寨）民等又挑丁壮随同督办下游军务，前升院韩（指韩超）援剿并守御清江厅城，后因粮尽援绝，城陷之日，寨中五百余户死亡殆尽，仅余四五十人。光绪六年（1880）七月十四日，柳利寨民杨义、张正方、杨老里、杨老保、刘老香、张老抱、九乌仰、九条仙、禾耶吊、九多也、我条、大老耶、条九包、条我耶香、九耶佐等，共同向当时在清江厅“查阅营伍”贵州巡抚岑毓英禀称：咸丰年间，苗匪叛乱，裹胁各寨，惟民一寨誓死不从，踞要堵御，血战毙命者七八十人。至（咸丰）六年八月十三日清城被陷，民寨五百余家，逃脱不过数拾人。同治八年（1869），克复清城，民等归梓，一切夫役等与各寨一体。十年来未敢声张。……镇远、台拱、古州、天柱各处往来差事，仍派寨中充当。民等锋镝余生，实不堪命，柳利寨希望“照旧章免应夫役”，“恳请永远免派等情”。贵州巡抚岑毓英经过调查，认为“该民等自变乱以来，实能同心守义，不甘从贼。似此明于顺逆，勇于孝忠，自应旌别嘉奖，以分良莠”。从以上记载来看，柳利寨不但获得“免应夫役”的奖励，还能将苗族文化传承至今天，这种生存智慧远非其他民族可比。

县境其他村寨，诸如白索和白汉，苗族起义被镇压后，人口锐减，清廷于白汉设章汉堡，在白索设白索讯，本地驻军和屯民大有超过苗族人口之势，咸同之后，在起义烽火中，白索汛被撤销，而章汉堡外逃屯民又回来定居，大乱之后双方两败俱伤，苗族文化一直在艰难中传承，过鼓藏等习俗延续至70年代，而芦笙会如今依旧长盛不衰。笔者前往白索调查之时，当地苗族不会说汉语的大有人在，就算会说汉语，也会故意与本寨汉族说苗语，问其原因，无非是说：“我们是苗就要说苗话，汉人一直欺负我们，我们更加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这种对苦难叙述和对民族境遇失落的表达，广泛存在于苗族社会中。较为典型的是利用“diel汉人”来吓唬小孩，在苗歌当中也有较多体现，很多苗歌本意是叙述男女相爱，其中又夹杂了某种苦难的回忆，诸如：

zab diex buf xongt vangl

五步看到新娘寨

buf wangx vob pit bil

先是看到山上园

buf lix yib pit nangl

再次看到山下田

leit xangb lix dangl nangl

沿着田埂走过来

dial bangd leit pot des

新郎放炮跟随来

nil buk leib hsangt yangl

新娘提伞随着走

dangx dol hot dax dol

大家纷纷传

dangx dol hot diel lol

以为汉人打进寨

dangx dol zuk hul hul

大家赶紧逃跑啊

zuk vuk vangx vuk diongl

逃到山梁与山谷

zuk jit vangx jit bil

逃到高山与峻岭

.........

这首游方歌的开头也道：

dax bib ait bul yal

快来我们游方啊

niangx ghangb ghet diel lol

汉人就要打来了

jox fangb ait genl wenl

家乡混乱暗沉沉

dangx dol xit zul zangl

众人四处逃难尽

ax jas ait bul yal

再也不能相聚首

..........

我认为，苗族对“diel汉人”的恐惧，远甚于其他民族，这种伤痕文化根植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纵使他们多数人都是文盲，但是民族意识并未由此而削弱，“雍乾起义”、“乾嘉起义”，直至“咸同起义”后，帝国官僚企图从语言、服饰、思想上抹除民族痕迹，进而彻底止息“苗患”，此类政策不乏在苗疆外围有成功案例，一旦深入腹地之后，则显力不从心，如徐家干在《苗疆闻见录》书中评价道：......经营数年，卒不能一律如约，异俗惯常，积重难化，用夏变蛮，诚不易也。明清至民国在苗区设立学校，主观上不免含有“化苗为汉”目的，客观上无疑带来苗族社会极大进步，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除了近代石门坎之外，其它苗族地区没有机会接触异域先进文明的机会，对“进步”的尝试就意味着被同化。此为数千年来面临之困境，苗族群体未必不知道读书的作用，但是，“读书之后那就不能唱苗歌和跳芦笙了，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读”，甚至国民政府推行“边胞教育”，县境苗族花钱请人读书以应付差事的现象。我认为，不能站在今天视角指责先人愚昧，作为一个弱小民族，他们已经见多了被人摆布和算计的众多伎俩，他们唯一的反抗就是不敢反抗，但是明里暗里不配合，继续隐忍和蛰伏。

苗族文化固然有封闭、愚昧和落后的一面，我认为这是对地缘环境的高度适应。在这种环境之下，越是高效的组织，其后果越是不可控和惨烈，先是魏晋时期“五胡”，再是西夏、契丹和金，在亡国之际往往就是灭族的边缘，清初水西土司，果勇底一战，丧失十万青壮年，再加上此前奢安之乱，已将基本盘赔光。而苗族看似“无君长、不相统属”的无国家状态，让朝廷官军无法在一场战役中歼灭所有精锐，只能挨个村寨围剿，如此折腾下来，总有漏网之鱼。此为其一，其二，苗族文化逐渐褪去了军事威胁，把主要精力放在服饰钻研和娱乐上，地方流官也乐见其成，获得稍许喘息之机，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的东部方言苗区，这种位置换做其他民族进来，都不一定做得比苗族好。

美国都不嫌弃自己历史短，何况苗族哉，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传承，没有传承的文化再怎么灿烂都没用，苗族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服饰，单独把一个支系拿出来，可开发空间无穷无尽，可惜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去做好它。

注：文中所说的苗族对“diel汉人”的恐惧与隔阂，主要存在于旧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站立起来了，苗族也取得了相应平等的政治地位，此外，在党的民族政策爱护下，这种隔阂现象也就随之逐步消失了。

清水江边上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