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苗族存在过国家，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编者按】在前面文章《论苗族文化与国家机器对立与冲突》，认为楚国是南蛮学习北方华夏族国家机器的产物。同一时期，云梦泽周围分布了数百个苗瑶语族建立的方国，那么，这些方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从“鼓社祭”选举探析苗族文化为底色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制度。

文/YENL JEX DAOX

前言

“鼓”是中部方言苗族权力的象征，传说祖先灵魂藏于鼓中，拥有鼓就是拥有传达祖先在人间的意志和权力，以鼓头为核心的执政团体，既是“蝴蝶妈妈”等祖先在人间的代理人，也是世俗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他们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他们的言行既是神的意志，也是对“礼”的诠释，鼓头的职能是多位一体的，除了祭祀和发展生产之外，还有宣扬“礼”的义务，在换届仪式中，“三进三辞、占卜择优”等是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禅让”活化石，随着社会发展，县境高标、巫尼、柳旁等寨木鼓和铜鼓已经消失，但是这个词汇和政治逻辑被传承了下来，本文试以剑河县红绣支系鼓头选举，探析古代苗族权力运作原理。

正文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剑河县“鼓社祭”是古代苗族政治制度标本，它传达的文化信息是广泛而丰富的，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民主选举、定期主政。共选举六个职务，即每个职务都有三至四个候选人，每位候选人必须要推辞三次才能占卜是否就职，六年之后即卸任，第七年年初进行新一届鼓主团队的选举，如此循环反复，具备民主政治的雏形。

第二、具有朴素精英主政的愿望。候选人除了年富力强，熟悉各类礼仪，换届选举之时还进行公共演说，以考察候选人逻辑思维、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质等综合能力，另外，事权更加精细，即鼓主团队只负责谋划和指导，具体事务由执行团队完成，他们只对鼓主负责，不受选举约束，避免“人走政息”之弊病。

第三、权力来源于神的赋予、以占卜等方式传达神的意志。候选人必须要经历占卜流程，只有占卜结果“吉”才能确立是“神”的代理人，是对鼓主执政合法性的保障，也是古代“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的诠释。

“鼓社祭”执事团队，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管理本鼓社上千人口，它传达的政治理念古老而又前卫，在西周时期，云梦泽周围分布了数百个苗瑶语族建立的方国，他们是否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呢？下面，我们继续延伸。

何谓“鼓主团队”？

前文我们说到：“鼓”是权力的象征，拥有鼓就是拥有传达祖先在人间意志的权力，“鼓社”苗语称为“jangd niel”即“一片疆域内共的鼓”，“鼓主ghab niel”即“疆域内鼓（权力）的主人”，县境久仰支系中，鼓主权力交接就是对鼓的保管权交接。

换届选举，重中之重就是选举“鼓主”，还要另选五人充当副手，他们分别是：ghab hlod嘎洛 、ghab xongb嘎匈、ghab seb嘎叟、ghab dinx wangx 嘎顶往、ghab dinx bod 嘎顶宝。这五人除了接受鼓主领导，也接受寨民监督。组成一个权力内阁，姑且称其为“鼓主团队”，但是在执行具体事物过程中，鼓主团队经验远远不够，诸如吹奏芦笙、饲养牺牲、稽查盗匪、维护治安、征收钱粮、对外战争之类，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手，由此另设四个协助职务，他们分别是：gas nid yangl噶尼阳、ghab yongx嘎勇、ghet xed勾猇、ghab ninx 嘎宁。

我们以“ghet xed勾猇”为例，汉语意思就是“老虎汉”，他们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鼓主安危、维护社会治安，甚至对外作战等等，显然，“老虎汉”这个职务可以由多人担任。

又如“ghab ninx 嘎拟”，即“牛主”之意，这种负责管理祭祀牛的职务，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记载：“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飨食、宾谢，共其膳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祭牛。祭祀过程中除了鼓主、笙主各牵一头水牛之外，各个家族（如今为村民小组）还得筹备一头牛，所以说，鼓社有多少家族/村民小组，这个职位就要安排多少人。

限于人口规模，大多数家庭青壮年男子都曾在后四个职务中服役过，他们任职期间只对鼓主负责，不受换届选举约束，只要鼓主同意，他们可以干到终老甚至世袭。所以说，鼓主团队前六个人是在传达神的旨意，后四个职务是执行神的意志，由于事情繁杂，祭祀开销巨大，职务和人手众多，无形中扩大了权力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维持它的运转必须依赖大量的人口，如遇上战争或饥荒，则这个团队难以为继，被简化甚至消亡。

“鼓主团队”如何交接？

鼓主团队任期六年，工作任务围绕祭祀而展开，诸如筹备钱粮、饲养牯牛、检修芦笙等，前两年是筹备小祭，以跳笙娱乐为主，第三年为杀牛大祭，到了第四年，停笙歇鼓，所有娱乐活动都被禁止。第七年年初才是换届选举，这一日，全寨青壮年聚集于老鼓主家，老鼓主抱着一坛米酒置于桌上，同时嘱咐其妻子将大祭之时留下的腌制牛肉取出，由几位儿女双全的妇女操办酒宴，席上，老鼓主对任上作出总结，一般陈述本寨人口是否增长、民风是否得到培养，经济是否得到发展等等，并且对新一届团队寄予厚望和祝福，最后说：“我们取得的成绩归功于蝴蝶妈妈指导，也是蝴蝶妈妈赐予，今天我要抬着酒坛子出门了……”，然后召集大家商量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共有六个职位，每个职位分别有三至四个候选人。当然了，陪选人及接班人在此次讨论中基本尘埃落定，后面“三进三辞”以及杀鸭占卜，只是走一个“禅让”流程而已。

根据商议的结果，选举当天，众人在老鼓主带领下，吹笙敲锣前往第一个候选人家门口，此时，候选人要紧闭门户。且安排本房族的人挡在门外，推辞候选人难当大任，在众人劝说下，本房族的人退下。再次，候选人妻子又上前拦住众人，表示其丈夫要照顾家庭，有恐失于大家托付，又在众人劝说下，其妻子退下，此时，候选人还不能开门，众人翻墙进入或者把门撬开，进屋内劝说。候选人如果一再推辞，那么老鼓头就说：“那我们就来杀一只鸭子占卜一下吧，看看蝴蝶妈妈怎么安排”，如果被宰杀的鸭子双目同时张闭、双腿同时伸缩则表示大吉，如果一张一闭、一伸一缩则表示大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吉），但是如果第一候选人同意，则表示新任鼓主诞生，如果继续推辞，则说：“蝴蝶妈妈对我可能不满意，需要对比下一个候选人占卜”，众人再到了第二候选人家门口，以前面流程走一遍，把第一、第二候选人鸭子摆在一起，再由巫师裁决谁才是蝴蝶妈妈中意的人，如果被选中，则在新鼓主家举行简单的祝酒仪式，其余五个副手选举以此类推，由于来回推辞，仪式繁琐，往往持续一整天甚至数天。

我认为这套繁琐仪式是在向众人解释鼓头权力来源，即“神授”和“民授”兼而有之，是塑造鼓社共同体意识和公权意识的必要手段，即：“我们都是鼓社的一份子，可以把鼓头选上去，也可以将他拉下来”，这种制度固然最大程度保障了公权，但是也制造了平庸，他对特别聪明和强势的领导人是根本排斥的，“所以说，苗族社会又表现为全民平庸和愚昧，它不可能诞生像松赞干布、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这样的铁血领导人。苗族无法走出一盘散沙和落后的局面，这是后话。由此也造成社会止步不前，这是后话。

“鼓主团队”如何产生？

新鼓主团队确立后，众人再聚集于老鼓主家举行正式权力交接仪式，老鼓主端起酒杯率先发言说：这都是蝴蝶妈妈的功劳，让我们鼓社人才济济，就像四个桌脚齐全，就像太阳和月亮圆满，我们新一届鼓主和其它职务已经有了归属……。此后，再轮到新鼓主发言：感谢蝴蝶妈妈的的厚爱，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祝福我们鼓社人丁兴旺，生活富足……。众人再向新鼓主敬酒祝贺，再由老鼓主宣布新鼓主正式诞生。酒后，新鼓主团队与众人商量新时期的工作任务和安排，往往持续到半夜甚至天亮。

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委会剥夺了“鼓主团队”大部分职权，很多职务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甚至完全消失，目前仅保留“鼓主”和“笙主”和“牛主”选举。与村委会不同，鼓主团队只有社会认可的获得感，职务本身并不能带来其它收益。正如上面所说，不论是新鼓主诞生还是新旧鼓主交接，都要吃肉喝酒才算名正言顺，除祭祀时留下一小块腌制牛肉之外，其余肉食酒水均是鼓主自备，这一部份消耗并不记在公共开支之内，每次杀牛大祭，都要邀请周围村寨参加，鼓主也得承担很大一部分接待费用，制度设计初衷，没有考虑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打击了苗族精英们参与鼓社选举的积极性，它之所以在大多数地区快速消亡，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鼓主团队”权利和义务

鼓主团队既有世俗给予的权力，还拥有礼仪和宗教上的权威，除了主持祭祀之外，对外有外交之权，对内有维护和发展生产的责任，作为神的代理人，祭祀之时要穿戴特殊衣冠，还有象征性的最高待遇，即：吃饭有人帮忙拭嘴、手提物件有人帮忙下放、穿衣有人协助，走路要踩在棉布地毯上等等。他们一言一行都要符合道德和礼仪规范，诸如：年富力强、儿女双全、品貌端庄、家境殷实，而且不能杀生、举止不能轻浮、说话要有禁忌，某些词汇必须要有相关的代称，即所谓“鼓藏语”。

我认为，诸多禁忌和要求都是在表达某种价值观的引导，即苗语说的“lil礼”，身体健康、相貌端庄、夫妻融洽、繁育子孙、品德高尚等社会行为规范和准则，都作为“礼”的一部分，鼓头作为权力的核心，有义务成为“礼”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如《论语·颜渊》云：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古苗语中，把执行和推广“礼”的人引申为“官（ghab lil嘎礼）”，这一点与儒家文化不谋而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鼓头是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的沿袭，他们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他们的言行既是神的意志，也是对“礼”的诠释，鼓头的职能是多位一体的，除了祭祀和发展生产之外，还有宣扬“礼”的义务，它是古代苗瑶语族政治架构的活化石，也可以看出苗族文化沧桑而古老。

但是也应该看到“鼓社祭”制度缺陷是非常明显的，苗族文化对专制和集权没有广泛社会需求，虽然说精英认知远在普通民众之上，鼓社选举目标，固然是希望精英主政，但是又不想让渡过多权力，他们不愿意提供固定税收维持精英政治运行，精英团队往往被民众意志所裹挟，一旦触犯众怒或者禁忌，轻则被罢免，重则身败名裂被驱逐出寨。他们制定方针政策时常投鼠忌器，处处被掣肘，大多数鼓头庸庸碌碌干完本届工作，只要不发生重大失误即可圆满换届，苗族历史上不乏果断、进取的鼓主，但是，制度的设计又让他们选择了平庸。

“鼓社祭”组织严密、权力架构清晰，已经具备了官僚政治的雏形，但是受限于苗族地区破碎的地形和极低的人口密度，它始终无法扩展到鼓社片区之外，一旦人口繁衍，向四处分迁形成村寨之后，鼓社就选择了收缩，即所谓的“破鼓分迁”。又倒退回管理本村本寨的“小国寡民”政治生活中。无法整合成一个跨越地区、管辖众多人口的统一组织，也不能进化到政治发展的更高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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