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风子
引言：《苗族，一个逃避国家的民族》（以下简称《逃避》）一文将苗族标签化为“逃避国家”“无国家意识”的说法都是极其单一、片面、线性的说法，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强烈讨论，赞成的认为遇到了知音，反对了认为文章性质恶劣。现在有网友投稿，从苗族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复杂性、综合性、非线性等方面对该文章一一反驳。
一、历史上苗族的"国家"意识
《逃避》一文认为苗族社会不可能国家的土壤，远古的九黎方国我们就不说了，就说到尧舜禹时代，苗族先民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三苗国”，在当时被外界称为三苗集团。当然，“三苗国”不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按照我国考古学国家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苗国应该已经是古代的一种方国形态国家，根据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现，这是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组织和统治结构的部落联盟形式的群体。后来三苗集团被尧、舜、禹不断征战而灭亡。
大多数学者（包括苗族古歌《漫画 | 08 奋发荆楚》（点击可进入））认为，楚国是古代苗人建立起来的古代部落或者古代诸侯国，苗人还在楚国时期建立起了郡县制，充分体现了楚国对地方进行与北方诸侯国不一样的尝试和规范，是一项超越同时代诸侯国的地方治理举措。楚国在与北方诸侯国交流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相互的借鉴，为了更好的治理楚国和适应北方诸侯国的交流，楚国王族士大夫在此过程中确实存在华夏化的情形， 但是该过程中楚国并未丢失原来的文化，或者有导致文化断层的情形。到了楚庄王，甚至有问鼎中原之意。直至楚国灭亡，一部分苗人失去故地，才被迫往西南封闭的山区转移，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民族融合。
楚国灭亡，苗族退出中原角逐后，也建立过一些地方政权，比如明朝时期的上堡古国，位于湖南邵阳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的上堡村，是苗族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国都”所在。可追溯至500余年前的明朝正统元年至天顺年间，当时苗民领袖李天保，托名唐太宗的后裔，组织万余青壮年勇士，发动了农民大起义，并自称武烈王，以上堡为中心建立苗族古国。后来起义在朝廷的镇压中覆灭，如今留下了金銮殿、点将台、演兵驯马场、烽火台等遗迹。甚至到了清代，湘西苗族吴八月起义反抗满清腐朽统治，那个时期就尝试建立了吴王政权。
此外，在楚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苗族在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家政治：一是羁縻制度下的参与：在唐宋时期推行羁縻政策时，苗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等，到元明时期主要是土司制度，苗族首领被任命为官，他们通过向朝廷纳贡、听从调遣等方式，在地方治理层面参与到国家政治的边缘部分，起到维持地方秩序、沟通民族地区与朝廷的作用。二是改土归流后的融入：元明清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渐以流官取代部分世袭的土司。不少苗族子弟开始接受汉文化教育，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仕途，参与到更广泛的国家政治事务中，在各级官府担任官职，为地方治理和国家运转贡献力量。在明朝抗击倭寇的战争中，湖广土司苗兵发挥了重大作用。
到了近现代时期，苗族在参与建立现代国家和抗日战争等政治事件中的深刻参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许多苗族儿女投身军队，奋勇杀敌，以军事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保卫国家的角度深度参与国家政治，比如开了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欧百川，就是武陵山地区的苗族；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革屯军东进抗日，在薛岳的主持下，以苗民为主体的一支部队，新编第六军组建而成，薛岳兼任军长，下辖暂编第5师和暂编第6师，代号“三苗”，全军共计一万七千余人，最后几乎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中。
到了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苗族聚居区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方。苗族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到各级自治机关的管理和决策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推动本民族地区以及国家的发展。
苗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形式不断参与和融入国家政治进程，都做了探索，为国家发展贡献了独特力量。《逃避》一文的作者不仔细研究历史，算是绝大部分"专家"搞所谓学术的典型做法，混饭吃的做法，即自己没有透视本质的系统思考能力，舶来一个外部概念就往上套本地现象，进行各种解释，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其他民族"逃避统治"的案例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民族是生来就以“逃避统治”为特征的。在历史长河中，部分族群可能会因一些特殊时期面临的极端情况而有迁徙、躲避等类似举动。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在遭遇战乱、残暴的压迫统治、不合理的征敛等情况时，为了生存、保全族群文化和血脉，可能会选择迁移到相对偏远、统治力量较难触及的地区生活。
有一个很出名故事"苛政猛于虎"，说的是孔子经过泰山旁边，有个妇人在坟前哭得很悲伤。孔子让子路去问明原因。妇人说，她的公公、丈夫以前被老虎吃了，今天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早些下山去住呢？妇人回答：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门人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意思说繁苛的政令和赋税比老虎还要凶暴可怕，老百姓不得不遁入山林。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实都是一种逃离"统治"的方式。
又比如历史上北方一些游牧民族，当面对中原王朝强大军事压力或苛政时，偶尔会有部分群体向更北方或其他方向迁移暂避；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也曾因战乱、土地被侵占等原因向深山等地方迁移。为了逃避苛政或者是沉重税赋，各个民族都在做出同样的“少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尝试。如果按照《逃避》一文定的这种标签，是不是也可以说"汉族，一个逃避国家的民族？"xx族，是一个逃避国家的民族？
以"苛政猛于虎"的故事为代表，这些情况，多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出于无奈的求生之举，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各民族都已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潮流中，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三、对赞米亚社会的基本分析
《逃避》一文的赞米亚模式的观点，其实就是拾人牙慧，源自于美国人詹姆斯.斯科特著的《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的赞米亚社会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社会结构，它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横跨东南亚的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
（一）赞米亚社会的几个评价维度
赞米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空间之一，面积达到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人口。这个区域内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赞米亚地区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变量，那里有不断变换的部落和不断迁徙的人口，人们总是处于移动之中，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领袖是临时的，生存方式是易变和逃匿的。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存策略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给那些妄想将其纳入“国家空间”的统治者设置了不小的障碍。赞米亚地区的经济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文化背景，赞米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与东南亚其他地区有所不同，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机遇。赞米亚地区的文化背景是多元和包容的，这种交融性催生了多元包容的文化。东南亚政治文化价值传统具有强烈的协商属性，它根植于东南亚文化的多元性。赞米亚社会的评价应当基于对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入理解。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他们对环境适应和历史经验的结果。综上所述，对赞米亚社会的评价应当是全面和多维度的，考虑到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以及其在东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二）赞米亚社会形成的原因
选择远离主流社会体系，追求独立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的存在挑战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国家权力结构。为了应对传统权威结构的弊端，提出通过自我管理和社区自治来促进社会正义和个人解放的新思路。抵抗外来影响，通过保留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来维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的独立性是他们逃避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主张个人自由和平等，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权力和强制机构，强调通过自愿合作和社会契约实现社会秩序。
（三）赞米亚形成的条件
通常不依赖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是自给自足，以此来避免国家的直接统治和干预，保持自身的自治权。偏远地区因地理位置独特，形成自然屏障，有效避免外界干扰，保持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独立性。发展出一套基于本地资源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包括农耕、渔猎和手工艺等，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可以采取限制外人进入、保密居住地点等策略，以保护自身不受现代社会冲击，维持文化独立性。
（四）国际视野中其他赞米亚
实践图阿雷格人在撒哈拉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依赖骆驼和放牧为生，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居住在偏远的亚马逊雨林中，与外界文明几乎无接触，保持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西班牙的克塞卢利亚社区，展示了如何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情况下，通过直接民主和互助合作维持社会运作。
四、总结
我们以楚国为例，来总结《逃避》一文的谬误，楚国属于开阔的平原地带，群体之间很难实现封闭的自我治理，楚民皆是是纳入楚王权的统治之下。楚民转移到了西南山区，在破碎、封闭的地理条件下，他们实现了自给自足，与迁移到此的封建王朝治下的其他民族无异，无论是从赞米亚的形成条件或者形成原因看，还是从楚国的地缘上看，迁入西南山区的苗族都不是天然的赞米亚群体，他们都是一定程度上都是被迫使离开故地而转向了“无政府主义”的一群人，这种转向正是复杂的原因和条件之下的巧合。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要写这类文章，就从多维度去思考，尽可能到最后有论有据，不能以偏概全，这就是《逃避》一文谬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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