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清代黔东南“苗疆”六厅人口探析

自雍正年间(1723—1735)开辟苗疆，清王朝将曾作为“化外之地”的黔东南“生苗界”纳入直接管辖，以雷公山为中心设立台拱、清江、古州、丹江、八寨、都江六厅，分属镇远、黎平和都匀三府管辖。起初，接受招抚的苗寨要查造户口、认纳钱粮，但很快爆发的雍乾起义让清廷放弃对苗民征收赋税，也将基层管理之责委任于土官、土弁，不再对六厅苗寨进行户口稽查。清代黔东南六厅究竟有多少人口?除了方志中个别年份的记载，也只有开辟之初官员模糊的估测。不少前辈学者先后根据户部清册、奏折、地方志书等诸多材料估算过清代贵州省及各府人口，其中梁方仲指出同光年间(1862—1908)镇远、都匀府和八寨、古州诸厅在户部清册奏报中的多次缺失，李中清指出1775年后对西南土司地区的人口漏登，曹树基指出乾隆十四年(1749)对黎平府居住屯所外苗民人口的漏记。此类缺漏使得全省及府一级层面的人口数据无法反映一些造成重大区域人口减损的事件，比如咸同苗民大起义(1855—1872)，所缺漏的具体对象和范围也难以辨明。各地方志虽有苗、客等各类户籍人口数目的记载，但统计对象不一、时间不明，总难见各厅人口演变之全貌。根据奏折、官员日记等材料对黔东南开辟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其中有关户籍与人口的信息较为零散，研究仍少。

受启发于何炳棣、姜涛等前辈对清代基层户籍稽查制度的探讨，研究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口问题，必须分析其复杂多变的户口稽查政策。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雍乾时缺少可靠的人口记载，以主理苗疆事务官员的奏折和日记估算六厅的人口变化状况；乾隆朝后史料稍多，以贵州省民数奏报整理六厅民户人口，辨析地方文献所载各类户口和民族人口结构特点；咸同后至清末仅古州厅在方志中有较明确记载，据此讨论咸同战乱对人口造成的重要影响。希望通过本文，为学者研究清代黔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人口压力、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撑，并为完善清代厅县级人口数据建设做出些许贡献。

雍正五年底，时任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八万里古州之地”“倾心内附”。次年起，由鄂尔泰统辖，升任贵州按察使的张广泗以及黎平、镇远二府官员开始在雷公山周遭的都匀八寨、丹江各寨、九股以及清水江各处化谕招抚，并对抵抗的“顽苗”武力进剿。所招抚的“生苗”各寨要编查户口、认纳钱粮，这是清王朝对苗疆统治的国家化程序，因此主理官员的奏折中多有对苗寨户、口、丁数的记载，以显示招抚的成果。此时“生苗”地界几乎没有客民居住，后来的厅、汛、堡城也仍是苗寨，所招抚之民众既已“化诲”，便由“生苗”变为清廷有效统治的民人，但仍以“苗民”谓之。

台拱、清江和古州外围地区以招抚为主。由镇远府、协主导招抚台拱和清江一带苗寨，所呈报的人口信息以户数和“男妇”名、口数为主；由黎平府、协主导招抚古州外围苗寨，所呈报的人口信息以户数和人丁数为主，或仅报有户数。雍正六年十月，镇远府知府方显奏报九股、清水江(大致属台拱、清江厅)一带招抚4470余户，至十二月又新招抚1021户，总共“已投诚五千数百余户”;由镇远邛水司官员、土推官上报招抚共1320户。雍正七年正月，镇远又报招抚九股、清水江约20寨926户，总数达7737户。同月，清水江高、寨镐、加两、龙早等寨(后应属古州外围)接受招抚的共约5776户，古州原本还有最早内附的“南自车寨、北抵乐乡”八万里古州之地，到四月时“近委招抚古州……向化者已六七千户”，则古州厅在设厅前所管户口共应有11776—12776户，与《古州厅志》所载“原奏报招抚苗民”共571寨计11514户相近。另外，贵州提督杨天纵在雍正七年正月的奏折也有关于招抚苗寨的数目参考，“接壤镇远黎平边界地方清水江各处生苗……者磨、反迷、反号、高婆、寨镐、加两、龙早等”共160余寨8990余户，与鄂尔泰奏折中地名有重合，减去后四处由黎平知府招抚的、后划属古州厅的5776户，清水江者磨、反迷、反号等清江厅村寨共招抚3214户，那么台拱地区所招抚或有4523户。由于台拱和清江紧邻，奏折中未提及名称的村寨无法判断属于何厅，但台拱和清江在雍正六年底招抚造册的苗民应有7737户左右。表1为根据鄂尔泰和张广泗在雍正六年至七年的奏折统计出的所招抚各地苗寨户口情况。

台拱和清江厅也有未接受清廷统治的苗民，雍正六年十月鄂尔泰奏九股(台拱)化诲者已“十之八九”，则另有十之一二未接受招抚，那么台拱厅在设厅前总共应有5026—5654户。而至雍正六年底据张广泗奏报，镇远府官员称清江一带“情愿归附者已有其半”，未受招抚的苗寨包括清江南岸“顽苗之敢于抗拒”的公鹅、柳利、鸡摆尾等十余寨2000余户。这些起初不接受招抚的苗寨，清廷或是尽力化导、或是武力征讨，最终必使全部受抚。那么，算上已招抚的3214户，清江厅在设厅前应有5214—6428户左右。

八寨、丹江、都江均涉及武力剿抚，相关奏折主要记载主理官员的估数或剿罢来降的户数。至雍正六年八月，八寨的招抚起先较顺利，共招抚230余寨6300余户，“编过户口、认定钱粮，造册申报”。随后有不到1/10的村寨“背约”杀害官兵和先前主降的苗民，并“入伙丹江”，于是八月至十月张广泗组织对八寨地区反复的杨牌、杨尧、杨乌、乜告、交归、羊甲、番仰、番扛等苗寨进行剿抚，并由此进剿丹江。丹江地区是反抗清廷最激之处，“共计百十余寨”“壮丁有三四千人”并“胁制群苗”“不下六七千人”。雍正六年十一月间，张广泗率兵继续攻打大小丹江、黄毛、鸡讲等大寨，因清军使用枪炮且焚烧数寨，苗民死伤、逃匿者难以详计，仅有的记载是鸡讲各寨至少有逾千户来降并认纳钱粮，但未呈报造册的户口数。都江地区在雍正八年方才开辟，几乎没有人口记载。雍正八年二月前后，鄂尔泰调粤兵夹攻、剿抚并用，来牛(后都江厅治)一带“生苗”村寨“投抚认粮”，但年底鄂尔泰认为该处未经严剿，常有“伏草伤人、偷牛盗马等事”，加上附近滚踪(后属古州西路)一直未受抚，又派兵进剿来牛、滚踪、定旦一线，都江才算抚定。虽有各寨头人陆续到营“造报户口，情愿纳粮当差”，但也未呈报数目，唯有依据《黔南识略》中的“通属苗寨一百有六”估计其数。如果按表1中邻近的台拱地区寨均约40户估算，那么丹江应有4400户、都江应有4240户左右。

雍正开辟之初的黔东南“苗疆”究竟有多少人口?杨德芳认为李椅《南征日记》言新疆六厅苗蛮“盘踞数十万众”可以理解为三四十万，即六厅约30余万苗族人口。马国君认为方显在《平苗纪略》言古州、八寨、丹江、九股、清水江等生苗地界有“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是指家户有十多万，人口可多至60余万。二数皆源自主理官员估测，类似的估测还有张广泗所报“寨分千余，人丁户口不下拾数余万”。即使对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六厅所在各县的总人口加起来约有8万多户38万人，也依然难以判断雍正年间来自官员的估测是否准确。本文根据主理官员鄂尔泰、张广泗和杨天纵等人的奏报，较为谨慎地估算黔东南六厅在设立伊始最低程度的户口数目，区分其中招抚户数和总户数。清江、台拱、古州、八寨、丹江、都江等六厅在其设厅之初总共管辖苗民(包括未受招抚)近4万户。如果按表1中那些有详细记载口数、户数的比例(3.6—4.3口/户)估算，总人口数应有14万—17万；因认纳钱粮而查的名、口数可能会忽略部分妇女儿童，那么如果参照含更详尽的雍乾之际清江地区苗民家庭结构信息的《南征日记》，按每户5口估算，最多可达20万人。

对伤亡的估计源于清军在战后的户口稽查，“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并有十去其八九者，统计现在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负责清江一线的九溪协副将李椅记述了几处清查村寨的详情。以清江的九丢下寨为例，乾隆元年八月，李椅带兵剿毁曾“首先附逆”的九丢下寨，定罪“逆苗”25人、其妻儿家属55人，属22户。九月，通事和头人清查绝户田土，全寨余80户，其中有12户56人是“逆苗”的其他家属(未受牵连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属和个别子女)。“逆苗”每户多至6人。凭此估计，九丢下寨原应有90户，雍乾起义后户数减少10户，人口减少80人，已算是伤亡较小的村寨。

人口减损因“悖逆”程度有所差别。“大小丹江、上下九股，为恶最甚……古州、清江、高坡、八寨等处，为恶稍次”，八寨虽“为恶稍次”，却还有冒功诱杀降民之事，且“余孽侵扰边界”;都江地区“上江地方苗民自有事以来，极为恭顺”，受波及不大。清江也有伤亡极大的村寨，南猛寨2/3遭擒杀，仅余41户，主理官员认为若再继续“尽除凶悍”，所剩人户无多，因此“不必再仿照办理台雄、排咱之法”。在台拱、丹江的搜剿更为严酷，初次进剿时，丹江、台拱两地各寨依山险而逃亡众多，后来便被搜山复剿。清军对雍乾起义中“悖叛”村寨镇压之严酷远甚于雍正“开辟”之时，又或可说，在先前已经因顽抗而遭进剿的村寨，到雍正十三年可能已无心无力参与起义，比如“安宁”的都江上江地区和先前为大患、雍正末年却只“俱有百十余户”的柳利、公鹅大寨。

战后疫病也是造成人口减损的另一大原因，“凡经兵火之地，无不患病之寨”。台拱的交上寨在战乱中原已伤亡惨重，进剿烧杀共163口，后又报病死47口，“存者无几”;清江的九甫寨受疫病侵袭更为严重，原180户，战乱擒剿152口，又病死172口，战后稽核时只余77户312口，“俱卧病难起，稍能支持者不过二三十人”。这些即为户口“十去八九”“十去五六”的村寨。

按上节估算，如果雍正七年前后六厅初设时登记总人口在17万左右，而人口减损(包括充赏为奴而迁移他地)至少在7万以上(譬如取中位数10万)，则人口伤亡约59%，与张广泗奏折中人口不足原先一半的说法相符合。假设雍乾起义的人口减损高达14万，而设厅时还有官员未曾估测到的相当数量的苗寨，那么总人口达24万也是有可能的。可以估计，从雍正开辟苗疆至雍乾起义结束，黔东南六厅的人口大致由17万—24万减少至7万—10万。

雍乾起义后，人口减损严重，田多而苗民少，为恢复生产，清政府在黔东南各厅令免苗民赋税，并不再稽查苗民户口，以免引发冲突，各朝只偶尔由土官或头人上报数据，部分迁徙深山的“生苗”更不在统计之列。大量“逆苗绝产”被分给屯军耕种，建成与苗寨间插分布的屯堡。屯军户既有驻军兵丁及其子弟、亟撤归农的贵州新兵，也有就近招募的汉、苗民人。黔省每年查造上报的总民数虽称包含“汉苗”两类，但黔东南六厅苗民因“番疆苗界不入编审”，无论是已设土司管辖的“熟苗”还是远居深山的“生苗”，户口皆不被编审。

乾隆四十一年，时任贵州巡抚裴宗锡本欲“确查实在数目，分别汉苗，一体开报”，但乾隆帝旋即谕令“即速停止”，认为苗民“素不知有造报户口之事”，该举“必致猜惧惊惶，罔知所措”，因此裴宗锡和其后数任贵州巡抚每年只将民户按“原编保甲”查实奏报。这也证明六厅“民户”不包含苗寨居民，仅是住居屯堡的民户或少量住居城内的汉民。但乾隆四十一年对苗寨居民的户口稽查仍在地方志中留下了痕迹，《清江志》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各土官所管苗寨户、口数，极可能是裴宗锡在任时查造却未上报的部分。《南征日记》与《清江志》记载之数相距约四十年，清江所属的苗寨总数从雍乾之交的143寨，增长到了乾隆中期的220寨。如表3所示，《南征日记》有载而《清江志》仍存的苗寨却大多户数剧减，并未出现通常认为的乾隆时期高速人口增长。李椅的记录已是剿毁后尚存人口，经逐名查讯，殊为可靠，尚存者只有战前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五不等，却在乾隆四十一年所存更少，其原因除了疫病，更可能是绝户田产被分授屯军，挤压了原来苗寨的生存空间。清江地区坡高地狭，一寨难以扩大，只能另垦而居，村寨总数才有可能如此激增。

苗寨居民虽仍未稽查，但屯军户数开始详查。从乾隆四十二年到五十八年，贵州巡抚每年仲冬上报民数的奏折中增加了对九卫屯军的奏报，表4为按年整理的户口数和年增长率。此九卫即清江左、清江右、台拱、台拱属黄施、丹江、丹江属凯里、八寨、古州左、古州右。此外，《清代苗疆屯堡清册》也载九卫屯军原共设8937户，实共8944户，与乾隆四十二年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折中的8939户38589名口最为接近，则《屯堡清册》所记也应是该年各卫屯军的详数。

然而，早在乾隆三年张广泗安设屯军之时，各厅屯堡就已是这等规模，何以四十年来甚至略减，反而从乾隆四十二年起每年新增数十至百余户?这可能是因为起初屯军户数固定，即使生齿日繁、乱象丛生，新增人口难以依赖有限的土地生存而只能别居，外来人口也只能寄籍、顶籍与兵丁杂居。《黔南识略》、光绪《黎平府志》、乾隆《镇远府志》、光绪《古州厅志》等方志所记的屯军户数，也都是乾隆四十二年查造或者说是乾隆三年底的“原额”。到乾隆五十八年后，贵州和其他省份皆未再上呈“民数谷数折”。各厅屯堡的户均人口亦有所差异，乾隆《清江志》记载各屯堡共有1958户9117名口，户均人口约4.66，略高于九卫屯军4.3左右的户均值。

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黔省仍照旧谕对苗寨“无庸编查”，在“苗多于汉之处，悉照旧章，令土弁督帅寨头稽查，按月将并无容留匪类实情赴地方官结报”。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六厅之九卫在嘉庆二十五年(最早不过嘉庆十九年)共有12918户，男妇大小57004名口，户均口数4.4左右。这也符合乾隆朝九卫屯军人口增长的规模。然而，单古州的苗寨居民在嘉庆年间就超过27000户，清江在乾隆年间就有8320户，八寨在乾隆初年就有近5000户。因此嘉庆编查时黎平、镇远、都匀府九卫的“民户”与“民数”，实际上并不包含苗寨居民，而仅是九卫居住于屯堡的屯军户。其中古州、清江、八寨三厅苗寨已超4万户，而嘉庆所查三厅民户仅7614户，那么嘉庆编查时对此三厅苗民的漏记相当于少统计了约84%的人口；假设六厅苗寨当时已达6万户，而黎平、镇远、都匀三府嘉庆所查民户共228988户，相当于少统计了约21%的人口。这也为回答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中对嘉庆二十五年编查是否漏记苗民的问题提供了证据。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嘉庆二十五年，九卫民户的人口增长有所减缓，年均增长率从乾隆年间的8.8‰—17.5‰下降至6.9‰。乾隆时期屯堡人口迅速增长，除了耕作技术、作物、社会环境方面的改善，也有“依傍屯军、潜身汛堡而眈眈苗寨”的外来客民大量涌入的原因。

道光年间(1821—1850)，外来客民迁入苗寨愈多，难以禁止。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奉谕“查办苗寨内住居汉民，免其驱逐，查明户口田亩、编入保甲”，只是不许再续增人户、续买田土，丹江厅还将屯军和苗寨内客民一概“编联牌内”，但仍没有对苗民户口进行统计。这意味着，从道光六年起，客户也被正式归入民户编查。对客民几乎每年复查，以期管理他们住居苗寨、买当苗产的行为，遏制他们对苗寨田土的侵蚀。汇报客民数目成为每年贵州巡抚上奏的惯例，一直持续到光绪末年，只在咸同年间有所中断。也因此，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的《黔南职方纪略》所载各厅客民按置产类别所造的统计十分详细，却仍无苗寨人口的记录。

随着客民涌入，道光年间黔东南六厅的民族人口比例自然会有所变化，非苗人口(汉民)究竟增加多少?比例又如何?表5根据各厅方志和《清代苗疆屯堡清册》总结了苗户、屯户、客户三类户口数。以六厅中客民最多的古州为例，在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古州“合境汉民”总共5112户24406口。这里汉民应当包括屯堡居民和客民，因为“合境汉民”多于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的“民户”3435户13259口，也远多于道光年间才达3748户的客民。《重修一统志》撰写至嘉庆二十五年，但其中对古州的户口记载很可能就是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的数目，否则古州若有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送报编修一统志，却不载入本地方志，显得不太合理。根据汉民“仅及苗民十之二”，可推测苗民约有25560户122030口。实际上乾嘉时记载的古州苗寨已逾27000户，嘉庆十九年苗民户数也不应少于此，因此汉民(包括客户和屯户)占总人口的15%—17%。

虽然从黎平、镇远、都匀三府数据上看，黔东南人口增长平缓，似乎19世纪中期的咸同苗民起义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口减损，但方志所记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光绪三年距离“乙卯(咸丰五年)变乱”二十余年，安定不过数年，“苗民累经创惩，疠疫继之，死者过半，其完好者惟洛本保往遂五里与高平寨之民……汉民聚守城中，饥馑锋镝……度仅十存一二”，已“十室九空，苗汉俱弊”，而苗寨“周历按稽不及十之二三”。咸同苗民大起义持续十数年，六厅皆经战乱，人口减损严重，在各厅方志中惟古州厅有较临近的人口统计，或可以此窥见六厅之情。

光绪二年，余泽春出任古州厅同知，“于丙子秋假守是邦，周历四境，力行保甲，稽查户口”，稽查包括住居村寨或城乡附廓的所有汉、苗户口，统计各处户数和丁口，这也是六厅苗寨首次被正式归入保甲稽查。此次不像乾隆《清江志》那样按土司管辖区域编查，也不像道光年间专统计客户，反倒有些接近现代按城乡村落、街道统计户口，也就难以区分出客民。《古州厅志》既载各类户口总数(堡寨户14644户、丁口52899，城内外附郭户1200户、丁口4638，总计15844户57537丁口)，又详细记载了各寨、街、汛城的户数和丁口数，并标注其中的“生苗”村寨。《古州厅志》所载“丁口”极有可能是口数，而非丁数，原因有二：一是方志存在“共计男妇大小□万□千□百□十□丁口”此类表述；二是黔东南苗寨居民本就不纳粮当差(至少不正式地纳粮当差)，缺乏他省只记纳税成丁而忽略实际人口的动机。

根据各寨、街、汛城详细户口统计数，光绪三年的编查中，记有户口数的地点共有359处，约15899户54315丁口，与厅志记载的总数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应该是当时计算上的偏差。其中标注为“西南路生苗”的约49寨(约1458户4284口)。从雍正至光绪，大多苗寨已不再被称作生苗，加两寨这样仍被视作生苗的属于少数。这359处地名绝大多数能在《榕江县地名志》中找到，经与现代地名比对，发现并未包含任何屯堡或屯堡所在原寨之名，那么该分寨户口统计也应未包含屯堡居民。表6分列出乾隆原额户数和光绪三年各屯堡户数，光绪三年分堡统计加总共有2372户，两卫总计较乾隆初额减少了148户，其中义正堡减少1户备注有“水冲坏迨尽”、玉麟堡从85户减至53户、建威堡从60户减至25户，且古州右卫的普安、顺宁等堡内皆稍有分化，可见该记载更可能是光绪三年编志稽查时的实数，而非沿述乾隆初的原额，更与嘉道年间实际屯军民户数相差甚远。另外，《黎平府志》亦记载屯军户数，但有些堡户数与《古州厅志》相同、有些与乾隆原额相同，即便将《古州厅志》可能漏记的归德堡40户、丰裕堡30户加上，光绪三年屯堡户数亦仅有2442户，比乾隆时少78户。

咸同起义二十年后，苗寨户口剧减，相比之下，屯堡户数几乎没有减少，这当然不是因为屯堡在战乱中伤亡更少，相反，作为“盘剥勾引更甚于客民远矣”的屯户，在起义中受创尤重。由于军事政治原因，屯军较先以旧制重新招设、恢复生产，其户口规模也先行恢复。那么，加上屯军2442户(按道光二十七年户均3.86口算，约有9426口)，光绪三年古州厅总人口应有约18286户66963口(户均3.66)，其中汉民(屯堡、城乡附廓)共3642户14064口，约占总人口的21%。

即便已经休养生息数年，咸同后古州厅的总人口相较于道光年间减损也极其严重，总人口减少了近59%，倒退至乾隆前期的水平，户均口数也下降近25%;汉民人口减少67%，汉民占总人口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苗民人口较嘉庆时减少57%—61%。清代全国各地在乾嘉年间的人口剧增和咸同年间的人口锐减同样也发生在黔东南“苗疆”。

由于“苗界”不入编审，在清政府的户口奏报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厅人口漏记极为严重。与同府所辖其它县相比，六厅由土官稽查、不受编审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极高，所以对“苗民”人口的漏记几乎等同于对全六厅人口的漏记，以致于那些影响本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法从全国、省、府级数据上得以反映。奏折虽提供了较详细和真实的数据，但由于官员奏报的局部性和各厅辖域的变化，这种估算并不完善，只可视作当时所管辖户口数量的最低值；锚定年均增长率或户均、寨均人口数进行估算也会受到多种因素扰动，只能尽可能采用相近的参照。但无论采取何种估算方法，对户口统计对象和时间的判定都是极为重要的前提。

自雍正年间开辟苗疆，清王朝得以正式统御黔东南原为“生苗”的“新疆”之民，对其稽查户口、起科纳粮。不过数年，雍乾起义爆发，镇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减损，此后清政府将“逆苗”绝产分给屯军耕种，并转而对苗寨永不征赋，只由土官、土司自行稽查，分民、苗而治。嘉道年间黔东南六厅人口迅速增长，迫于外区域的人口压力，外来客民逐渐增多，客民也被正式纳入保甲编查，归为民户。清代史料中黔东南六厅的“民”“苗”并非只是汉苗民族之别，也并非只是居住堡、寨之别，而是该户是受稽查在册的屯堡户、城内汉户、客户还是土司自行管辖而不受稽查的苗寨户。屯堡住户和客户多数是汉民，也有少部分来自其他民族。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伴随着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黔东南六厅出现了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的混杂并存。随着人口增长，尽管清政府尝试管理屯、苗、汉、客等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生存空间的相互侵占，咸同年间的各方矛盾加上来自官府、土司的非正式剥削，还是激化成了蔓延十余年的战火，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几乎堪比同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对长江中下游各省产生的影响。

苏金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经济史、农业史、敦煌学。

蓝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