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下）

（三）铸造工具：石范和陶范的发明问题

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只辨识并记录了一件先商的陶范，出自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该遗址位于孝感市花园镇，经纬度约31.24N 113.98E，在澴水的东岸。对此遗址只进行过两次小规模的试掘，但发现很厚的商文化层，据陶器对照大约从盘龙城一期起（相当于后石家河文化）。在该遗址商时代地层中发现很多残缺的多次用过的炼缸片（图十二：2─5）；此外，从最下面的地层还出土了一件铸造工具的陶范（图十二：1）[55]，据同一层位碎陶片判断，时代可能相当于盘龙城一期后段到二期，即约公元前1900－1600年（资料不足，只能大体断代）[56]。用该陶范铸造的工具，与大路铺开口于第4层的03EH77灰坑所发现的石范颇为相似（图十二：6），从其形状可知，其所铸造的就是在盘龙城文化中较为常见的铜斧。

目前发现陶范的孝感地区，其实也零星出土过不少精致的商代青铜器[57]，而且在聂家寨遗址以南，顺着澴水往下30－40公里，就有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的叶家庙古城，因发掘面积太少，叶家庙城的历史尚难以解读，不过发现大量用炼缸作葬具的现象（此举的意义分析详见下文），所以，不排除叶家庙社会生活亦与冶铜匠的生活关系密切。[58]在聂家寨遗址西北约40公里处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王古溜，再向西北约20公里处，还有一个冶铜遗迹密集分布的遗址，即前文已提及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金鸡岭遗址。整个汉北地区已发现十多座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59]。因此，出土先商陶范的遗址，正好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核心区域，也是石家河文化冶炼技术相当发达的地区（图十一）。

图十一、汉北地区遗址地图：1. 屈家岭遗址；2. 石家河群城；3. 笑城；4. 陶家湖城；5. 门板湾城；6. 叶家庙城；7. 张西湾城；8. 盘龙城；9. 苏家垄遗址；10. 金鸡岭遗址；11.王古溜城；12. 聂家寨遗址；13.云梦商城。

图十二  1－5. 孝感聂家寨遗址出土早商时期的遗物：1.陶范T34:30; 2－5.炼缸底部残片：2. XY采:4; 3. T23D:7; 4. XY采:3; 5. T23D:7; 6.大路铺出土的盘龙城时期的石范03EH77:1; 7─9.安德罗诺沃文化早期（距今2000-1700年）的范造工具：7─8. Vera岛遗址出土的陶范碎片; 9. Mochishche遗址出土的碎的石范; 10. 金鸡岭出土石家河早期夹砂灰陶版WNT12088:11（宽12.1，残长29.2，壁厚1.2厘米）; 11-12.青山遗址陶范工具: 11.T104:28 (长6、最宽1.1、最厚1.2厘米); 12.H17:11 (长5、厚1.1厘米)。

有关范铸的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既然屈家岭文化晚期以来长江中游人们肯定已会熔铜液，石家河文化早期以来明显见到铸造的小铜器，假如还没有发明石范或陶范，则石家河人又如何能铸造出铜器来？为何迄今仍未在发掘记录中见到早于早商的石范或陶范？更有可能的是，此类遗物在考古发掘并没有被辨识出来。早期铸造小器物的石范残片确实难以辨识，更不用说粗厚破碎的陶范，这种铸造小型工具、兵器，或我们至今可能还不知其具体形状的小型装饰品、或以金属作配件耗材，其在破碎后，形状不明而经常缺少明显的可辨识特征。此外，我们还得承认，早期范铸器物小，成为碎片后形体更小，这使其作为范的外形的特征更加不明显，不易被识别。尤其是当发掘者只是照着早前预定的“新石器文化”概念去发掘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时，既使碰到石范和陶范等冶炼工具的碎片，只会当作泥土垃圾、普通碎陶片、碎石块等来处理，并不会加以特别关注和记录。

石范可以长期多次使用，铸造形状较固定的器物，一般会使用到完全破碎之后才被废弃；在其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多次修补、再刻，以铸造不同器物的情况，使得不同器物形状的沟槽互相打破叠加，变得更难以辨识。在此情况下，需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并进行专业而细致的田野发掘，才有可能发现之。比如，我们可以对照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石范，仅残留些许凸边和刻槽，若不是因为发掘者有多年从事冶金考古的经验，不然是很难被辨识出来的（图十二：9）。

我们另可以观察东北地区殷商时期的石范。一件石范会同时雕刻几件不同器物的模子。石范残缺，但是因为弧形刀的模具形状仍很容易辨识，所以该石器的功能也无疑议；但如果该范只残留边上的两个钻范，外形也不规整，我们会很难辨识这两条刻槽其实是钻形石范的模具（图十三：4）。同样地，这种与前述钻形石范相似的、带沟槽而在发掘报告中经常被称为“砺石”的器物，从公元前第四千纪起，就经常出现于长江中游的遗址中，一般是残破的碎块，很少引起关注。但是笔者在仔细观察后发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来是用作石范的。

湘阴青山遗址属于大溪三期，小规模发掘发现很多烧炭的遗迹、遗物，其中包括数十件小型坩锅、鼓风嘴形器、各种石砧和研磨石，同时还发现有17件非常典型的原始石范工具（图十三：5-8）[60]。这类石范在欧亚古冶铜遗址也发现过。当然，这还不是用来铸造的成熟石范。古人在熔化铜液后，先作细棒形的半成品（rods），然后经过锻造加工成小刀、锥、针、钩、镞或装饰品。观察青山的石范工具，有繁复使用和重磨的痕迹，铸造的半成品其实已有可辨识的形状，虽然原始，却足可以将其与商时代的小石范做比较。

图十三  1. 走马岭出土屈家岭晚期带范石砧H136:4（长11.4~12，宽9~9.4厘米） 2. 走马岭出土屈家岭、石家河交接期炼缸H744:32（口径55.2厘米）；3. 城头山出土石家河文化石范T32223:4（残长5.6，残宽5.1，厚1.3厘米）；4. 东北赤峰地区出土殷商时期石范；5-8.青山遗址石范工具: 5.H11:126 (长残13.8；宽4.5；厚4.1厘米)；6.H73:16(长残12.1；宽5.6；厚2.7厘米)； 7.T114:40 (长残10.9；宽3.8；厚1.7厘米)； 8. T103:23(长残8.3；宽3；厚2.3厘米).

走马岭城屈家岭晚期H136灰坑中出土了几件“砺石”，其中一件保存得比较好。[61]我们认为这一件可能是锻铸工作台：一边有两条沟槽，应该是铜钻、铜针等小工具半成品的模子；另一边有砧面，铸成形状后，在这里加以磨光或锻修。我们也可以考虑不同时期的使用，石范部分用坏后，还可以继续作石砧和磨板作用，因此上下都有磨痕凹窝（图十三：1）。走马岭H74被发掘者归类到H136同一期，H74出土了大型炼缸的碎片（图十三：2），所以这两个坑的年代可能属于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交界之际，约当距今5000年前后。城头山城石家河文化地层也出土过类似的石器（图十三：3）。虽然发掘者对这一类所谓“砺石”关注不足，但通看长江中游发掘资料，实际上公布的资料已足以显明，长江中游石范技术可溯源至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半叶。

至于陶范技术，其发展历程可能更为漫长。早期陶范的使用应不晚于石范，但只能用来做各种锥、针，或者做用于制造钩、环等物品的铜丝，以及其它小件和装饰品，如青山所出土的小型陶范工具（图十二：11-12）。只有当在发明耐高温的陶范后，才可以用它稳定地铸造铜器。

制作炼缸的材料已经到达能够耐1000℃以上的高温，其夹石英砂的材质也符合用来制造陶范。不过，南方地区迄今很少发现陶范，包括已有大量大型器物的盘龙城、三星堆、吴城、炭河里等遗址，都极少辨识出陶范，但是，这些器物毫无疑问是用陶范铸造的。这使人不得不思考，这很可能是由于在长江流域高温多湿的自然环境里，那些只经过中低温焙烧的陶范不易保存，发掘时也难以辩识出来。在发掘石家河文化或稍晚的盘龙城文化遗址时，经常在地层中可以看到一些已与泥土无异的软烂陶片，难以取出或复原。既使那种夹粗石英砂的耐高温的厚胎陶片（可能部分是炼缸），虽然陶质坚硬，但也容易吸收水份，长期泡水后变得松软易破。而且陶范的焙烧温度远低于陶器，保存情况亦不如陶片；长期泡水埋藏后，很容易就变得与周围的土无异，在发掘时难以被人们发现和注意到。

如果我们将安德罗诺沃文化发现的陶范碎片拿来对照，就会明白辨识此类对象的难度有多大（图十二：7、8）。类似形状的手制夹粗砂陶片在石家河文化遗址很多，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这可能是陶范的碎片。金鸡岭遗址石家河早期地层出土过很独特的版形陶片，材质粗厚且夹砂，从形状来判断，似乎能作陶范上面的盖版（图十二：10）。不过，对此认识，我们还需要更多发掘资料才足以厘清，因为其他遗址没有发现类似的陶板。

考虑到陶范只不过是铸造的工具及耗材，不像那些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硬质陶器，当时的人并没有特别的动机来保存这些陶范，是以它们在遗址中应都是些碎片。所以，将来在发掘中，需要多加注意，全面搜集和研究那些粗厚的碎陶片，特别留心那些焙烧温度不一定很高的陶片。除了一些形状的特点，还可以考虑一种指标：陶范基本上是很粗糙的烧土块或陶片，但至少会有一个表面因被用作模面而需要做得较为光滑，其他表面则凹凸不平。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若特加留心到上述形貌特征，也许有机会发现及辨识出石家河文化铸造铜器的陶范或石范。

（四）陶瓷技术新兴：青铜文化的“副产品”

青铜工具给石家河文化人提供新的可能性，逐渐拓展新的功能和加工技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用青铜砣具加工玉石，制造精致优美的玉器。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形状和加工技术，都被后来的商文明所继承，日后又被殷周传承。[62]不过还有一种全新技术，只是因为冶炼技术发展，才被发明，这就是硬陶及原始瓷器。

田海峰曾经讨论硬陶和原始瓷之所以能够出现，是由于青铜冶炼需要在1100℃高温的情况下进行，原本烧陶的窑炉不足以加温至1100℃，因此必须改造原本的窑炉为竖炉，使之可以兼具通风和鼓风的作用，使其能够得以加温至1100℃以上；而在冶铸过程中为使炉壁、坩锅和陶范能够耐铜液高温，需要特意选择能制造原始瓷和硬陶的黏土材料，因此在烧制青铜器过程中，会无意中制造出原始瓷和硬陶，从而发现原始瓷和硬陶的制法[63]。

图十四  1─3. 大冶香炉山炉壁标本；4. 大路铺出土炉壁块03ET25078：11。

图十五 后石家河文化硬陶：1─6. 蟹子地出土：1. H16:5；2. T21316:13；3. T19314:28；4. T17306:33；5. T313204:10；6. T31204:27；7. 大路铺03ET2406⑦：59。

图十六 后石家河文化硬陶：1─3. 尧家岭泥质硬陶片；4. 尧家岭夹砂硬陶片；5. 肖家屋脊陶罐H68:89。

但是光有高温度烧窑仍不足以保证瓷化的发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陶土，只会发生过烧膨胀和流化的情况。石家河文化陶窑温度已相当高，虽然平时控制在900℃左右，但有时候会超过1000℃，而发生烧流变形情况（如图十六：5）[64]。为了能发生瓷化的效果，首先需要相配耐热的符合作熔铜工具的材料。炼缸因为富含石英砂，因此耐热，固定式的熔铜炉的发展，也是因为石家河文化的工匠摸索到了配出良好炉壁材料的诀窍。

幕阜山冶炼矿区零星发现过熔铜炉（如图十四：1─3）[65]，可惜的是，只有其中极少数遗存做过炉壁材料的测试，如阳新大路铺遗址第8层（属于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发现了一块炉壁残块，呈胶结状，深灰色，孔隙明显，显微镜下观察其成分为石英、长石（即SiO2以及Al2O3的原料，图十四：4），另有黏质Fe2O3的泥土、炭屑、植物纤维等，其中SiO2的比例最高，但并没有渗入铜渣[66]。炉壁的成份显示其矿物配方系长期试验的成果，炉内只涂抹富Fe2O3的陶土往往达不到想要得到的耐火效果。熔铜炉壁最关键的成分是SiO2和Al2O3，即用青膏泥、磨碎的石英及长石获得玻璃化的陶胎。二氧化硅熔化温度高于1700℃，因此很硬且耐热，是制造熔铜炉壁、炼缸及陶范的材质。商代熔铜炉壁的成分结构和配方比例与石家河文化的炉壁一致。

学者们曾对殷墟孝民屯遗址的炉壁、陶范、硬陶和高温烧制泥质灰陶的化学成分进行比较，显示灰陶的SiO2比例最高在70%以下，而炉壁的比例在71~75%之间，陶范及硬陶则到达75~76%[67]。鉴定结果更加证明，陶范和硬陶在选材上存在技术上的关系，这种玻璃化或谓“瓷化”程度最高的材料的发明，最初源自因铸造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对于耐高温材料的寻求。换句话说，硬陶或原始瓷的发明确实与大型熔炉的出现有因果关系，同时与试验搭配原料而制造陶范有关系。大型熔铜炉的出现又与大型青铜容器的制作密切相关，同时陶范是铸造大型青铜器的工具，是故熔铜炉、陶范、硬陶的发明，三者互补相关，都是同一事件驱动下的重大发明和创新。

笔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的冶炼专家当初并没有考虑要发明精美的硬陶，他们只是在寻找矿物加强铸造技术，当时试验的目标包含改良炼炉和陶范。但是冶铸行业与制陶行业互补促进。也就是说，烧制温度约11000─1200℃的硬陶，之所以最早出现于幕阜山蟹子地、大路铺、尧家岭等遗址（距今4300~4000年，图十五），是因为这些遗址首先是专业化的冶铸据点，代表并见证了当时最先进冶铸技术的曲折探索过程，而硬陶只不过是冶炼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副产品之一。用来做硬陶的材料，若富含石英粗砂则符合作粗厚的炉壁或陶范，若不夹粗砂，只用磨粉的长石及青膏泥，因为一样富含二氧化硅，同样可以耐一千度以上的高温烧，并变得清脆坚硬而响亮，比软陶更好用。尧家岭遗址既发现夹砂硬陶（图十六：4），也有发现泥质硬陶，敲击胎体，有铿锵的响声（图十六：1─3）。

所以，后石家河文化时，幕阜山矿区专业工匠有目的地对青铜合金进行改良，并希望能制作更加坚固大型的青铜器，因此“寻找大型陶范以及建造陶质炼炉技术的人，在此过程中顺便也发明了最高级的陶器——硬陶。”[68]

（五）冶铸作坊问题

从屈家岭文化以来，遗址中常见大面积烧土堆积，其中部分是房址，但其中有一部分此类堆积层位交叠，不同层位都有密密麻麻的烧土颗粒，其颜色各不相同，显然是不同温度和气氛中烧成的，而且常可见夹密集细孔的灰黑色高温烧结物和半土壤化的灰烬堆积的活动面。目前考古界对这些遗存并没有进一步认识，需要逐渐厘清。

石家河文化依然有大量烧土和灰烬堆积，但可以看出其中有几种较明显的结构，部分结构从石家河文化直至春秋时期都很相似。陈树祥和龚长根发现在专业冶炼区有很多烧土堆积面，将其与古埃及冶炼方法进行比较[69]。东亚发明的炼铜设备及技术与古埃及、西亚有异有同，主要差异可能在于前者使用了炼缸，但也有些固定式的炼炉确实是有可比性的，比如，石家河遗址发现有几个圆型竖穴式炉，其地面略有斜坡，与古埃及熔铜炉相似，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方便空气流动和排除矿料杂质物[70]。

从石家河文化先民发明炼缸以来，夹粗砂粗厚的炼缸片成为寻找炼铜遗迹的关键而直接的指标之一。不过石家河先民在使用可移动的炼缸的同时，也继续发展固定的坑式熔铜炉。

在中国考古界的作业中，有一种通用的遗迹单位分类──灰坑。那些被称为“灰坑”的遗迹，有可能是生活垃圾坑、专业垃圾坑、贮存坑、祭祀坑，或者没有辨识出来的墓、灶、窑，甚至有可能是炼炉或冶炼作坊遗迹。因此在发掘过程中，需要尽量分辨所谓“灰坑”的实际作用。

笔者分析石家河文化的一些“灰坑”后，从中辨识出圆型及竖穴式熔铜炉、横穴式炼炉和冶铸工作坊、长条式冶炼工作坊。在目前公布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在石家河、尧家岭、大路铺、蟹子地等遗址中辨识出较清楚的炼炉和熔铜炉遗迹，通过比较进一步判断其他遗址的遗存。对这些灰烬坑、烧坑、灰烬沟或非坑式灰烬烧土堆积的性质判断，涉及到对不同年代冶炼技术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如圆形炉最早出现，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技术和方法屡有变化；而长条式作坊的出现，标志着规模化生产的到来。[71]

有些似熔铜炉的遗迹有双台阶结构，可能是双燃烧室结构。在这种结构里，熔铜炉安排在上面台阶所在的燃烧室，其与下面的燃烧室通过导气管相连。下面燃烧室的热炉气循着抽力上到上面的燃烧室，带来温度和一氧化碳气氛；若再给上面的燃烧室配置鼓风器加压鼓风，就可以让在炼炉内固定放铜料的部位快速到达高温，以熔化铜液。

再者，观察石家河、金鸡岭、大路铺、七星墩等遗址，冶炼场所一般不安排在房内，但是在旁边一般有大型建筑。总体来说，有关石家河文化炼炉结构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需要经过很多田野工作和模拟试验。

此外，石家河文化冶炼遗迹常见于祭坛上，如石家河城邓家湾、印信台等祭祀区同时发现铜块和似炼炉的遗迹。分析石家河城的炼炉及冶铸工作坊遗存，可知在其废弃时，石家河人经常会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并进行仪式性的埋藏。这说明，冶炼活动在当时已深入到社会精神文化层面，具有丰富的社会象征意义。

四、冶铸技术发明对精神文化的影响

（一）祭坛上被破碎的石头在火中衍生金光发亮的铜

前文分析石家河文化冶铸基本操作，并了解石家河城等古国网络的中心社群经常在祭坛上进行冶炼。如在石家河城内西北角的祭祀区邓家湾以及西郊印信台的祭坛上，均可见到不少类似窑火膛的烧土遗迹，遗迹内发现很破碎的炼缸片以及各种性质的铜料。这些遗迹或许就是跟陈树祥在大路铺遗址发现而认定为冶炼场同类的遗迹。其性质和原本作用还有待研究，不过基本上可以判断，当时在石家河城的祭坛上，存在使用炼缸冶炼铜矿的仪式性社会活动。石家河文化先民在年节周期的特定时间来到祭祀之区，一起欣赏如何将火中磨碎的石头转化成明亮之金。这种转化在当时社会精神文化中，应具有很深入的内在含意，可能涉及到社会和人生之理想形态和终极关怀，具有某种社会建构的终级意义。

陈树祥和龚长根认为，孔雀石在石家河人的生活中，有作祭祀用品、随葬品、冶铜原料等三种作用。[72]我们认为这三种作用实可合而为一，即都基于炼铜在石家河文化中的意义。作为炼铜活动的标志性器物，炼缸也恰好具有这三方面的用途。

（二）套缸：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祭坛主题

人们制造粗厚的大型陶缸的最初动机与冶炼需求有关，是冶炼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但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没使用过的完整炼缸在祭台上排列组成套缸。明显可见，当时最主要的冶炼工具同时也是社会宗教活动中涉及到关键主题的法器或道具。炼缸成为祭坛上的主题乃是因为快速发展的熔铜业已成为社会的重大活动，作为当时社会观察到的神秘神奇现象，而成为当时精神文化建构的重要模仿对象。

图十七 石家河城祭坛上的缸遗迹 1. 印信台 3、4、6；2.邓家湾2；3.肖家屋脊JY4；4.肖家屋脊JY7。

图十八 叶家庙W12瓮棺。

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冶炼应该是整个社会都参加的大型社会公共活动，多在祭坛上进行。正因为如此，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祭坛上，如邓家湾、肖家屋脊、印信台都摆有成套炼缸。而且摆炼缸的方法有两种：口底相互套接（图十七：1─3）；或皆口朝下底朝上放置于地面上，组成直线或曲线排列（图十七：4）。[73]这两种排列方式共同的重点在于炼缸内的空间封闭。石家河人知道，只有在空间封闭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将石头变成为明亮坚硬的铜这种神奇的现象；换言之，这是借鉴和发挥从冶炼获得的经验，将其用于人生与社会终级关怀的建构。

炼缸的排列方式，与当时社会最重要的通过仪式（rites de passage）中（如成年礼、神婚、神生、周年死生、就位等等）中那种繁复造化的意境类同，犹如从矿石冶炼铜或熔铜再铸的情况，套缸的每一环节均具有冶炼促使重生的机能，将炼缸重重相扣，组成几条造化途径，全面表达原本有限的万物，经过繁复造化、生生不息而转化成明亮坚固的永生。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切知道此形象及相关的各种细节对石家河社会意味着什么，但是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其重要性。

（三）炼缸于丧礼中的意义

破碎的石头转化成新的泛着金色光芒的铜块，此形象也自然会隐喻着死者融化其腐烂的肉体，而后重新铸造永生的形体，因此炼缸不仅摆于公共祭祀场所，也放在墓里。陈树祥和龚长根论述：“肖家屋脊遗址发现一座瓮棺中( w49 ) 随葬了一块孔雀石，这暗示铜矿石与其他瓮棺随葬的玉器价值等同。”[74]实际上，这个例子表明一件孔雀石比玉器还宝贵。精美玉器经常随葬数件，而未成形的孔雀石只有一件。孔雀石贵重的原因在于，它可以如同冶炼过程一般，帮助死者熔炼成全新的形体而再生。炼缸也经常放置于墓里作随葬品，背后的观念与放孔雀石随葬相同。叶家庙城的大部分瓮棺葬，都用炼缸做瓮棺，这都是壁加厚的夹粗砂、形状典型的炼缸（图十八）[75]，其用意也是借炼缸熔铸死者全新而坚固的形体，获得再生和永生。

也就是说，石家河文化人们不仅了解炼铜技术，而且将其神秘化，视作为神奇的创生力量，因而也上升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隐喻和象征，在当时的信仰结构体系中举足轻重。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人们崇拜炼铜，因为这是一项自该社会内部衍生出来的新突破，是他们自己发现经过融化而重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坚固物质；正因为是他们自己原创发明和掌握的神秘技术，且只有极少数人才掌握这种能够变形变质、重新塑造型体的高级技术，且因其神奇和稀有，而在社会中被神秘化，成为信仰和崇拜活动中被不断模拟的神秘力量。

在公共祭祀场所进行冶炼的活动及与之相关的精神象征，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其重要性慢慢下降，但是在家族丧礼中，炼缸的形象仍一直传承到盘龙城商文明，且这种丧葬礼仪又有进一步的发展。[76]在以盘龙城为中心的商文明高等贵族丧葬礼仪中，将容易腐烂的尸体与难朽的人为弄破残的青铜“明器”葬在一起，象征着死者的腐烂肉体也必须破残，经过一同随葬的俗世中未曾用过的大火缸的神秘转化作用，融铸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人不可知的永生形体。[77]由此可见，商文明不仅从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传承了用炼缸冶铸铜器的技术，也传承了视炼缸为宝贵礼器的精神文化。

图十九 厚壁红陶杯 1.殷戴家湾H1（局部）；2─6.郧县下棚遗址出土：2.H71:1；3.IT02035:37；4.IT02035:53；5.IT02025:4；6.IT02035:3；7.三星堆遗址冶炼区出土的冶炼坩锅。

图二十 石家河文化墓葬：1.邓家湾M23墓；2.肖家屋脊M48及其随葬的红陶杯M48:14,21,28,24,12,8,2,3,18。

另外，在石家河文化祭坛和墓葬中，习见一种厚胎厚底的红陶杯。这种杯器形小，杯底很厚，陶质防渗性低，既不合实用作饮器，亦无美感，但出土数量却出奇地多，如在石家河城内三房湾整个东台顶面大量散布这种红陶杯，调查者保守估计达数万至数十万件（图十九：1）。[78]这种现象令人困惑。实际上，这种厚胎红陶杯原本就是小坩锅。虽然到了石家河文化甚至更晚时期，有些地区还将这种器物作实用用途（其实用方法及功能拟另文专门讨论，图十九；二四），但在石家河文化国家中心地区更多是当作礼器，是礼仪中象征冶炼转化发生的器物。如果说套缸是全社会、邦国神庙中的重器，以炼缸作瓮棺应该是只有某些特殊身分的人才有资格使用；而所谓“红陶杯”却是各家、各人都可以使用的、作为炼缸替代物的礼器，或特别强调炼缸的底部象征礼器，在精神文化中象征拥有神秘再生转化能力的容器，作为家族或个人日常祈祷，或带到祭坛和神庙参加公众祈祷和社会大型仪式的法器或道具。

而且由于所谓“红陶杯”以象征的方式表达，死者通过神秘熔化、铸造而再生的愿望[79]；因此之故，石家河文化先民广泛采用红陶杯作为随葬品。既使穷人也都有经济能力随葬几件简单而粗造的“红陶杯”，因此在石家河文化大大小小墓葬中都会出现“红陶杯”，在墓葬里发现这种器物的比例很高。如邓家湾等级不高的23号墓，16件随葬品中有14件是“红陶杯”（图二十：1）；肖家屋脊8号高等级大墓，40件随葬品中，30件是红陶杯，而且放在坑底死者头侧的5件随葬品，都是“红陶杯”；肖家屋脊48号高等级大墓，43件随葬品中，有30件是红陶杯（图二十：2）。这都是与其能作冶炼工具有关。

（五）小结

也就是说，在石家河文化时期，人们已知悉了解铜料，这种知识不仅影响人们的技术能力，也已深入影响当时的精神生活，包括社会共同祭礼文化、丧礼与相关的信仰、神庙的神权表现等。虽然整个社会在祭祀场所进行实际冶炼操作的仪式，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已不再见到，套缸也不再放在祭坛上，但在丧礼中，与冶炼相关的形象和寓意一直保持到商文明，直至殷周时期才慢慢消失。

五、石家河文化矿业和冶铸技术的专业化

（一）冶炼中心的转移、专业化发展和开采业的诞生

前文已论证，石家河文化自创发明了青铜技术，并依据考古遗存初步复原了冶铸过程部分用具、设施和操作链；其时冶铜业的重要性，除了制造工具等经济上的实际价值外，还表现在社会生活与精神文化方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石家河文化对铜的需求规模相当大，因此一些重要遗址内可以发现较大的冶铸工作坊。

但是，在地表采集就可用的铜矿资源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对铜的需求增加，人工开集铜矿势在必行。铜矿的分布规律是，出露于地表以及接近地表部分的铜矿都是氧化铜矿，地下深处则为硫化铜矿。石家河文化中期已发现硫化铜的痕迹，这标志着当时人们已不仅从地表上采集氧化铜块，还开始发展采矿业，

图二一 幕阜山及周边遗址分布区：1. 香炉山遗址；2. 上罗村遗址；3. 蟹子地遗址；4. 铜绿山遗址；5. 油榨山遗址；6. 和尚垴遗址；7. 大路铺遗址；8. 金盆垴遗址；9. 银山遗址；10. 观音瑙遗址；11. 童家遗址；12. 汤家嘴遗址；13. 尧家岭城；14. 荞麦岭遗址；15. 七星墩城；16. 石家河群城；17. 笑城；18. 陶家湖城；19. 门板湾城；20. 叶家庙城；21. 盘龙城；22. 张西湾城。

从地下采掘铜矿。采矿就意味着矿工们必须长年累月艰苦地挖掘。这就需要在矿山附近形成一个方便工匠们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支撑体系，专门以采矿和冶炼维生的专业化采冶聚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不同于一般农业聚落，这种专业化采冶聚落不太会考虑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因为其主要生活资源主要通过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来获取，或由政权给予保障。不过，这种聚落一定以矿为中心，跟着矿脉走。随着矿山里这种专业化采冶聚落增多，工匠们聚在一起彼此间频繁交流经验和信息，推动采冶行业社会的形成，并促进合金技术的发展。

在这种专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整个冶炼事业的重心，也逐渐向矿区迁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在国家中心祭场举行的冶炼仪式，到石家河文化中晚期趋于没落。与此同时，石家河文化先民大规模开拓幕阜山区，山区专业化采冶遗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此消彼长格局的出现，意味着长江中游地区冶金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可以将其视为石家河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

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人们愈来愈少在祭坛上进行冶炼，甚至愈来愈少在城里发现铜矿石原料。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铜的用途扩展，冶炼铸造行业趋于专业化，以往从地表采集铜矿石，再运到中央区进行冶炼的做法已不能满足当时社会需求。因此，冶炼行业基本上搬移到矿区，开始出现专门开采铜矿并就地冶炼的工匠。矿山地区从屈家岭时期开始有小规模定居的遗址，但那时候屈家岭、石家河早期人更多只是去矿山地区采集矿石运回来冶炼。大约从石家河文化中期开始，已冶炼出来的铜锭之类的半成品被运到其他地方铸造器物，且很多一般性的工具甚至直接在矿区铸造，向外输出成品。

最近在鄂湘赣交界处发现很多从事矿采及冶炼事业的遗址，如湖北阳新县大路铺、观音垴、油榨山、和尚垴、金盆垴、银山、田家山等；大冶市蟹子地、香炉山、上罗村等；通城县尧家岭；湖南平江县童家等等。这些遗址基本上都属于处理原矿的作坊及生活区。其中，大路铺、观音垴、蟹子地、香炉山、尧家岭、童家无疑在石家河时代已被开拓，其中有一些遗址甚至从屈家岭文化时就已有小型聚落。这些遗址持续被使用的时间有长有短，短则只限于在石家河和后石家河时代，长则如大路铺、观音垴和蟹子地等遗址，直至春秋时期仍然在用，且在两千余年内，一直保持其作为专业采冶聚落的性质。比较遗憾的是，目前很多遗址只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掘，所以其年代框架不详。

在矿区冶炼有很多好处：例如在当地即可较方便地获取各种原料，不需要辛苦地将其运到远处。冶炼过程除了孔雀石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木炭，这都是农耕平原所缺乏的。此外，在矿区冶炼亦有利于技术改良，可以随时尝试其他相配的矿料。石家河人已发现铅和锡的作用。冶炼在矿山区的发展还使人们发现石英、长石等矿物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并了解高岭石、白长石是制作熔铜炉的良好材料。山区这种多样化的原材料资源，并不能方便地采集然后全部运送出去，所以，就近在矿区建立专业生产据点，较为经济而合理。应该说，自后石家河文化以来的众多技术上的突破，都是因为专业工匠来到幕阜山矿区长期定居，不断了解和熟悉自己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不断寻找新的矿种和矿脉，不断尝试矿冶新方法的结果，也才使得在短期内出现大量的技术突破。

因冶炼行业的专业化，出现一些专门从事冶炼的遗址，其中一些发掘简报都有指出，在这些遗址中，烧土颗粒、炭末、灰烬在地层中堆积得很多，每一层都充满烧土粒和炭末。这正是冶铜工作坊的特点。虽然发掘资料非常不足，还是可以尝试从这些极为零碎的资料中，复原当时专业化冶金作坊的一些特点。

（二）大路铺

目前矿区遗址发掘资料不多，其中阳新大路铺的发掘资料略多一些，不过该遗址是连续多年数次在不同的小区域发掘，每次发掘的重点也不一样，导致报告汇编资料的困难。该遗址分布于两个台地上，北台地在1984年发现墓葬区，之后没有再发掘；南台地的东南区部分坍塌，剩下的面积约八万平方米。发掘资料总体表明，这是专业化的工匠生活区，因此缺乏一些一般聚落该有的功能。不过虽然如此，大路铺还是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及后石家河文化墓葬，说明当时已有人长期定居在专业工作区，死后亦长栖于此。墓葬规格都比较类似，应该归类为中等墓，随葬几件陶器，未见有特殊地位的墓，亦无穷人墓。这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工匠社会的结构，以中层专业人士为主体。

大路铺遗址2003年发掘南区第⑩层是该遗址最早一期遗存，发现有炼缸碎片，加厚的夹粗砂褐陶，因在器内多次烧炭，陶胎发灰（图八：12；二二）。该遗址没有碳十四数据，整理者从器物的类型推测其年代的下限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之际，即距今5000年前后。[80]由此可见，大路铺从一开始即为冶炼、铸造之地，当地人直至商周时期，一直靠此事业生存。

大路铺遗址一期年代主要是石家河文化早期，见于2003发掘南区第⑩、第⑨层；二期年代大致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见于2003发掘南区和北区第⑧层，1990年发掘第⑨、⑧层，以及开口在此地层下的遗迹；三期年代大致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早段，见于2003发掘南、北区第⑦层，1990年发掘第⑦、第⑥层，以及开口在此地层下的遗迹，此外还有F1和H137、H30[81]。石家河文化冶炼遗存发现在2003年发掘的两处。这两处也可能是同一处作坊的两区现场，因为中间没有发掘，故这一间隔区的情况不清楚。依现有的资料了解，石家河时期的冶炼遗迹集中在南区三个探方与北区三个探方内；商时期冶炼遗迹的范围略宽，在北区见于七个探方内，晚期向南也有扩展。不过工坊的大部分面积，应该还埋藏在未开方之地下。依我们判断，大路铺冶炼场所的面积应不少于2500平方米（图二一）。在已开方的南、北两区，都发现有矿石、铜块和炼渣，后者呈块状胶流体，渣体满是孔隙（图二；二九）。由于幕阜山是铜、铁共生矿床，炼渣的含铁量也相当高，这是提炼出铜之后的废料，是四千年多前的古人无法处理而只能丢掉的铁矿块。

图二二：阳新大路铺2003年发掘冶铸场所。

大路铺遗址一期遗存分布于冶炼场所南边的角落第⑩、第⑨层，没有辨识出遗迹，只有发现破碎的、难以复原的陶器和石器。其中部分似应为冶炼工具，陶器中夹粗砂炼缸碎片也多，其中有跟缸片一起出土且陶质相同的器耳，有些学者据此推论，或许有的炼缸为了操作方便而加小耳[82]。我们在同样为冶炼场所的阳新观音垴遗址作剖面勘查时，也看到类似带耳的陶器，此问题还需要更多发掘和研究。

大路铺遗址的二期，冶炼场所的南区第⑧层的陶片，虽然表现有新的器型，但是陶质与前一期基本相同，炼缸碎片依然很多，也有材质相同的器盖和器耳（图二六）；此外还出土了炉渣，这是从硫化铜提炼的炉渣（图二；表三）。南区第八层下开口有几个不同的灰坑，其中也许有炼炉，但是坑里的陶片与地层中的陶片基本上相同（图二三；二六），灰坑的性质不详。

图二三、大路铺第八、第七层探方平面图。

图二四：大路铺坩锅。

图二五：大路铺03ET2507⑧区的冶炼工具

图二六、大路铺冶炼场所北区出土的一、二期炼缸陶片，其中03ET2307⑩:58和03ET2307⑩: 65为陶质相同的缸口和缸底；03ET2307⑩:5和03ET2307⑩:805为陶质相同的缸口和盖；03ET2307⑩:35为夹粗砂盖；03ET2307⑨:32为夹粗砂器；03EH31:22和03EH31:24为陶质相同的缸口和盖；03EH46:18和03EH46:17为陶质相同的缸口和耳；03ET2407⑧:46和03ET2407⑧:44为陶质相同的缸口和耳。

图二七 大路铺三期陶器炼缸片；以及03EF1:1后石家河时期的陶鬲。

图二八、大路铺熔铜炉03ESK3(T2506)平剖面图

图二九、大路铺出土矿料：03ET2307⑦：16为孔雀石（Cu₂CO₃(OH)₂）+石英（quartz, SiO₂）+高岭石（kaolinite, Al₂Si₂O₅(OH)₄）；03ET2506⑦：15辉石（pyroxene, 硅酸盐矿物）+铜蓝（CuS）+孔雀石；03ET2506⑦：19赤铁石（hematite, Fe₂O₃）+石英。

冶炼场所的北区的遗迹性质明显与冶炼有关。T2507探方第⑧层下开口的两个烧土灰烬坑，整理者称之为灶坑（03EZ2、03EZ1），但若将这两个遗迹与该遗址同一区盘龙城时期的7个烧土灰烬坑比较，容易发现它们是同样性质的遗迹。盘龙城时期的坑里堆积灰烬与烧土、少量炼渣、碎陶片和石子（03ESK1－7，如图二八）[83]。这些烧坑遗迹与诺尔·巴纳德（Noël Bernard）曾经复原的商周熔铜铸炉的结构一致[84]，也就是说，这些烧坑实际上就是盘龙城时期的铸炉。这7个熔铜铸炉的年代早晚不同，开口在第⑤、④、③层下，但其形状都一致，说明这已经是很稳定的、已形成长期使用习惯的技术。而石家河文化中期地层所见，应该可以视为盘龙城时期熔铜铸炉的前身（图二二）[85]。

这两个熔铜铸炉相隔很近，炉有5厘米厚的烧土壁，下面堆积3-7厘米厚的黑色灰烬土层，开口处有褐色烧土状的炉顶碎块，这些都与商代铸炉一样。炉内除了少量夹砂陶片，还发现一些烧骨片，使发掘者误以为是灶。但是古冶金考古研究已发现冶铸遗迹内常见烧骨片，这是用来作助熔剂（CaO）的材料，其作用与方解石相同[86]。幕阜山的铜矿料在冶炼时并不需要使用CaO，但加入这种成份，会帮助熔化已提炼出来的铜料。Z2内还出土了熔化铜液用的坩锅（图二四）。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两个遗迹就是熔铜铸造用的炉子。

在这两炉旁边有两个灰坑，二者的形状接近，坑壁斜直，底平；H109深度52厘米，开口长宽70-80厘米；H134深度45厘米，开口长宽70-85厘米，内含烧土块、草木灰烬和少量陶片。H109的陶片较杂，但H134只发现有炼缸。我们认为，这两个灰坑可能都是炼炉，H109的其它陶片是废弃后的堆积。换言之，T2507探方可能同时有两个冶炼铜矿的炉以及两个熔化铜液的炉。坑内及周围发现有炉壁块、炉渣块、研磨矿料的棒形石杵以及几件炼缸的碎片（图二；十四：4；二五）。炉壁的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黏土和植物纤维，炉渣成分以氧化的硅、铝、铁为主，铜料全部被提炼出去（表三）。旁边的T2506遗物不多，但其中也有炼缸片。

大路铺遗址的第二期，在T2507、T2506这二个探方的第⑦层发现有矿石、炼渣和炼缸碎片，依然可见专业化冶炼铸造的现场。三个灰坑H64、H78、H91形状和尺寸与如前所述第⑧层的H134和H109坑式炼炉接近，包含物也是烧土块、灰烬、石块、陶片。其中H91辨识出几件炉渣，炉渣断口黑色，融化状态时流动性较好，致密，且有较强的磁性，含氧化铁、铁橄榄石（Fe2SiO4），以及微量辉铜（CU2S）、金属铜、金（Au）等颗粒；炼渣H91:I又含较大块金属铅（表三）[87]。北区第⑦层炉坑和地层中的陶片中依然可见炼缸片。此外，根据报告，分布于T2704的房屋F1也有后石家河时期的冶炼遗存，可惜出土的炼渣标本只有提及，没有公布。该房内另发现有夹砂陶鬲（平裆鬲），这是与金鸡岭、尧家岭等遗址一样出土年代最早的陶鬲之一（图二七）。

南区第⑦层也普遍出土炼缸片，内壁凸凹不平，越低越厚，多夹石英砂粒，多气孔，这是缸内高温造成的，外壁有些缸带棱，且更明显可以看到部分缸带耳或鋬（图二七）[88]。除了炼缸外，出土的小坩锅也是熔化铜液的工具（图二四）。此外，陶片中亦有出土烧制温度特别高的硬陶（图十五：7），这与F1出土的平裆鬲一样可作为进入后石家河文化的指标。

南区探方T2408内有八个分布很密互相打坡的灰坑，与北区的灰坑很相似，里面堆积夹灰烬的黑土、烧土颗粒、陶片、石子。发掘记录不详细，所以灰坑的性质难以断定，但它们确有可能都是互相打破的炼炉、熔铜炉。

南区T2307有一座房子，其功能肯定与炼铜业有关。前文提及的锡铅铜三元青铜合金的试验品，就出土于此房内柱洞之间，房内还发现了孔雀石矿料。房屋边上的三个灰坑应该也有某种专业性功能。我们在其他遗址已经注意到，冶铸作坊附近一般会有一座房子，应是冶铸作坊之工作用房（图三：1；二二；二九）。T2406发现有一处烧土堆积，形状略呈长方形，长1.7米，宽1米，烧土中夹杂石块、木炭和碎陶片[89]（图二二）。陈树祥认为此烧土堆积可能是冶炼遗迹[90]，应无误。在大路铺遗址的盘龙城时代地层中，亦有类似的烧土堆积（03EST2），应有同样的作用。这种性质的堆积，从石家河文化以来，直至春秋都存在，可以作为专门冶铜之区的指标之一。

（三）蟹子地

蟹子地遗址位于丘陵地带的山间小盆地。遗址的西北区共有八层。但只有西北区才有8~5层，其中两个探方没有第5层，但有第6层；其他区域只从第4或从第3层开始。简报将遗存分为三期，第⑧、⑦层为一期，属于石家河文化；第⑥~④层为二期，属于后石家河文化，陶器中亦有出土硬陶（图十五：1─6）；第③层以上为三期，属于盘龙城文化，下限可能到周时期[91]。依我们对发掘记录的理解，石家河时期人们到此地方生活，一开始是小聚落，最初在西北区建筑炼炉，但可能发生了火灾事故。西北区第5层在7个探方里均有厚5~15厘米的烧土层，该烧土层出土遗物少。我们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工作堆积，而是火灾的遗迹，其已开挖的面积到达130平方米。因火灾而使人们搬到另一边，开发新区，不过后来因业务扩展，在原来火灾之处也有人继续生活。

蟹子地最早的第8层发现有被简报命名为长条形“窑”的石家河时期遗迹。虽然此“窑”全长只有2.21米，但是加深的火膛及长条形的窑室，能让里边达到相当高的温度；此外，该“窑”内发现炼缸残片，使我们考虑此遗迹可能有冶炼作用。比较可知，这是与大路铺铸炉相同的遗迹，甚至比大路铺第8层铸炉更为成熟、规范，结构更接近于大路铺商时期的铸炉。蟹子地一期出土很多炼缸片，其中也有一些堆积在灰坑中，如一期H35等。这使我们考虑，这里也存在具有冶铸功能的灰坑（图三十，比较图二二；二八）。

图三十：蟹子地T17308冶铸炉Y2；Y2:1炉内炼缸，口径60、上部胎厚2~2.4厘米；T18314炼炉H16；H16:1炉内炼缸，口径50.8、高64.4、胎厚1.2~2.4厘米；T18304:10铜料；炼缸H35:10，口径44厘米；炼缸H35:11，口径30.4厘米。

蟹子地T18314层另外发现了后石家河时期夹杂红烧土颗粒和木炭的灰坑（简报称为H16），里边堆积的陶片以炼缸片为主，同时在旁边发现一件石砧和铜料，二者尺寸相合，石砧的浅臼窝尺寸正好符合磨碎该铜料（图三十：1、2）[92]。不过，因为没有检测，目前不知这是原生孔雀石矿料或者次生的矿化物。

（四）尧家岭

湖北省通城县城附近有锡山，据明代《嘉庆湖北通志检存稿》载，锡山产银与锡。[93]在锡山东南17公里处，有一处尧家岭遗址。该遗址地处山间河谷小盆地，陆水支流黄龙河自南向北流经遗址西侧，遗址为南北向长条亚腰形台地，高出周围水稻田约8米，总面积约 3万平方米（图三一）。尧家岭1981年进行小规模试掘，简报对遗址年代的判断，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在后石家河时期活动较多[94]。也就是说，人们大概从公元前2500年以来在这里此建立社区，大部分文化遗存应该相当于公元前2300─2000年左右。笔者推论，人们四千多年前在靠近锡山交通便利的地方生活，应该与发展锡铜合金有关系。在尧家岭附近，除了锡矿，还有长石矿，这是冶炼时用来降低熔点的助熔剂，并可用作耐高温的炉壁材料。

遗址出土了一座房子和24座分布密集的烧坑（S1─S24，图三二），直壁平底，残长50~125厘米，宽25~42厘米，深20~46厘米；坑经烧烤呈现烧土壁，里边没有任何遗物，堆积分两层：下层为纯净的烧炭黑灰烬，厚6~40厘米；上层为10~40厘米厚的灰土夹烧土。[95]总体判断，这些烧坑应该是熔铜炉；下层堆积是炉内的遗存，上层堆积是炉顶倒塌后形成的。[96]。

图三一、尧家岭遗址。

尧家岭遗址除了24座竖炉外，也发现一个长条形灰烬沟，编号为HG（T2、T4）。该沟没有全部被发掘，所以不知道其完整的长度。“位于T2、T4两探方的西部，南北走向，北端延伸至试掘区外。沟斜壁，主干部分平底，横断面呈倒梯形，南端弧形头, 自南向北由浅向深倾斜。南北发掘长度为720厘米，东西开口宽度190 ~220厘米，底宽100~120厘米，深50~226厘米。”这种灰烬沟在石家河邓家湾、肖家屋脊、华容七星墩、盘龙城等遗址都有看到，这是从石家河文化发展出来的长条型龙窑式炼铜装置，是规模化专业生产的设施。坑内外不同颜色的烧土是其顶部的残余，坑内的下层缸片多；底部一端略低而宽大，一端略高而收窄，底部有低于5%的小坡度；这种设施一边利用炉两端的高低差在炉内形成的抽力而来保持较高的温度，另一方面又控制炉内气体不致于快速流失，以保持在高温环境内一氧化碳气体浓缩，营造和增加整个装置内的保温及还原气氛。在这种炼铜装置内具体做冶炼的工具依然是炼缸，将炼缸摆在装置里面，缸内放矿料和炭，冶炼时针对每一个炼缸通过一层炭用力鼓风，使缸内的温度快速上升。在这种环境中，放在所有的炼缸里的氧化铜矿料，同时被还原为金属铜。[97]

尧家岭长条型龙窑式冶炼装置内出土卵石、灰烬、零碎陶片，其中可复原两个炼缸。炼缸为厚胎夹砂红灰陶：一件复原完整，口径58厘米，通高62厘米（图三三：1）；另一件只复原底部，尺寸较小，这种形式的炼缸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交接之际已被发明（图三三：2）。在炉内和边上亦发现很多难以复原的缸片，其中还有很多厚胎粗砂红、黄、灰陶的碎片，因其底部形状被称为“喇叭筒形器” （图三三：3）[98]，此即为杯形底炼缸的底部。这种器物多见于岳阳地区石家河文化遗址，不过石家河遗址的祭台印信台上也出土类似的完整的杯形底炼缸。沟内也出土了各种与冶炼无关的器物碎片，应是该装置被废弃后的堆积。

2017年我们对尧家岭遗址进行调查发现，该遗址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可能是一座城，虽然位于山间盆地一侧，但四周似建有高起的土墙，其北部两侧至今仍被水域包围，似为当初的濠沟。1981年的发掘表明，早期即石家河文化地层中没有发现兵器，但晚期即后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出土了很多石镞、石矛等兵器，表明此时社会竞争加剧，冲突增多，进入一个社会动荡时期，所以尧家岭人通过建城墙并使用更多兵器来保护自己。

我们在调查时采集到夹砂陶片，包括扁状鼎足、圆锥状鼎足、炼缸片等，采集粗泥质陶片和硬陶、小型石器、两块石英和一块炉壁。刮出文化层剖面，文化层中部取得两个小植物炭样， WK46446: 2200─2030年cal BC和WK47151: 2193─2034年cal BC（表一）。测年结果证明早期发掘者的判断准确，尧家岭在后石家河文化早段活动最多，当时这里很可能有一座小城。与炭样共出小石刀和小石锛各一件（图三三：8、9）；共出的陶片大部分为零碎小片，看不出形状，有形状的只出土了一件残的扁状鼎足、一件平当鬲足和一件纺轮（图三三：5─7）。碎陶片中也有敲击胎体有铿锵响声的泥质硬陶，以及夹砂硬陶，后者较厚，烧制温度比泥质硬陶还高（图十六）。这种资料可以证明硬陶技术的发明，可溯源至后石家河文化早段，并且陶鬲这种器型在长江中游也始见于后石家河文化早段。

图三二、尧家岭遗址地层及烧坑剖面图。

图三三：1─3. 炼缸：1. T4Hg:48；2. T2Hg:42；3. T23A-T34B；4. 炼渣；5. 陶鬲足；6. 陶鼎足；7. 陶纺轮；8. 石锛；9. 石刀。

另从该剖面的文化层中出土了炉渣（图三三：4），经过不同角度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和电镜扫描加能谱仪（SEM -EDS）分析，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氧化铝和氧化铁。其中，硅和铝是本地基础岩性（花岗岩），即含铜铁矿的基岩；并且，由于长江中游铜矿均处于老花岗岩山，孔雀石里有夹硅孔雀石（Chrysocolla, CuSiO3H2O或 (Cu,Al)2H2Si2O5(OH)4·nH2O），所以炼渣主要成分为硅和铝，这是长江中游的共同特点；此外，以硅和铝为基础的长石也是炉壁的主要材料。硅、铝之外，铁的比例非常高，超过土壤中的比例，这是因为本地氧化铜矿与氧化铁矿共生，铁是炼铜的主要废料。这也是长江中游所有炼渣的共同点，甚至人们在提炼铜的同时会提炼出部分铁，但是因当时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铁，铁就只能被当作废料丢掉。尧家岭其余的炼渣测出来的微量成分如锆、钛、钾、钠、钡、镁等，这些都是石英和长石中常见的微量成分，而锰和镍是铁铜共生矿中的一般性杂质物。此外，炉渣的不同部位均测试出锡料，也有微量的铜、铅、锌（表四）。对同一剖面出土的两块石英的测试表明（表五），其并不含锡的杂质物，表明铜和锡应该是冶炼或铸造相关材料的残留物。

若将大路铺和尧家岭遗址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可发现它们的成份大部分一致，如包括尧家岭的炉渣和石英块都可以测到微量黄金，与大路铺H91炉渣的情况一样。不过，尧家岭炉渣与大路铺炉渣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锡的存在，这标志着尧家岭是锡矿区的专业性冶铸遗址。

（五）其他专业区存在的可能性

从石家河文化期以来，幕阜山成为主要的冶金专业区，不过当时有可能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专业性冶金生产遗址，其在冶金专业发展历史中有自己的角色，只不过其总体规模应该不如幕阜山矿区。我们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推论，随州金鸡岭遗址的主要经济，可能也包含炼铜业。

随州金鸡岭遗址位于大洪山以北的府河支流涢水边上，与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只隔着一座大洪山。该遗址东南不到23公里处就是石家河时期的王古溜城，再往东南还有叶家庙城和以及前文所论及盘龙城时期的聂家寨遗址（图十一）。

金鸡岭遗址在屈家岭时代的陶窑区，发现龙窑的前身[99]。至于石家河时期，报告里曾提及很多与房屋无关的烧土区，并分别将其称为单纯烧土堆积、烧土加黑色灰烬层堆积、红烧土加灰烬层堆积等，这基本上是与陈树祥在幕阜山地区视之为冶炼之处相同的遗迹。在这些烧土灰烬遗迹的边上，发现有与冶铸操作有关的石质和陶质工具，明显跟烧土灰烬堆积区有关系；还发现了铜料（图七）。附近还有被发掘者视为某种专业性作用的建筑。[100]

金鸡岭遗址的资料留下了很多不能理解的问题，其社会最有可能是以炼铜或铸造为业。金鸡岭遗址还显示一种历史意义，或许可以视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冶金产品及文化向南阳盆地、汉中以及黄汉地区传播的路线的起点。（我们曾经讨论过河南二里头、二里岗冶炼材料与技术源自长江中游的问题。[101]）此外，与金鸡岭相隔不远的京山苏家垄遗址则是周时期的冶铸遗存[102]。这两处冶铸遗址的存在，说明大洪山地区从屈家岭、石家河到商周都是冶铸技术之区，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六、总结与讨论

黄河流域及华北地区迄今并未见到冶炼技术从无到有，从原始到复杂的完整发展过程。黄河流域青铜技术是外来的，此乃世界学术常识。但是原来认为整个东亚地区是从西亚吸收和学习青铜技术的，本文提出并证明，中国青铜技术是全面自本土起源的，但不是源自黄河流域，而是长江中游上古大文明对中国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江中游最初的冶炼技术，包括最早认识的矿物及发明的冶炼方法，均与古埃及早期冶炼技术接近，时代也差不多，这是用孔雀石通过还原法从铜料中提取铜，后来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着冶炼。在冶炼的发展过程中，长江中游不仅发明了独特的范铸技术，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技术，奠定了商青铜文明高潮的基础。

由于很多客观与主观的因素，如高温多湿的自然环境、重质粘土埋藏环境、年代久远与发掘面积的限制、发掘者主观认识的局限性等等，多年以来并没有关注与冶炼技术有关的现象。尽管如此，零碎的资料还是表明，长江中游从公元前第四千纪起开始出现孔雀石，常常经过敲碎处理，以还原法提炼之，取得铜，可以用来锻造小型器物。屈家岭文化窑内烧制黑陶的技术，与还原铜的技术基本相同。屈家岭文化以来，有些灰烬和烧土遗迹即与当时人们从孔雀石还原铜有关；并且冶炼经常在祭台上举行，应该是整个社会集体进行的大型活动。所以炼铜的发明，不仅是制造技术的创新，也涉及到整个社会结构、观念和自我认识的创新。

人们发明冶炼之后，技术及社会明显加速发展。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发生一次大的转变（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此外，为使行文简洁，本文同时使用了广义和狭义两种石家河文化概念。若与后石家河文化并称或特别附加了早期、中期、晚期等分期限定词者，均特指与后石家河文化相对的狭义的石家河文化，其年代范围为距今5000-4300年，后石家河文化的年代范围为距今4300-3700年；其他没有特别限定和说明而使用石家河文化概念时则指广义的石家河文化，年代范围为距今5000-3700年，实际上包括了狭义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在人们对冶炼进行摸索和试验并积累经验的前期基础上，此时发明了大型的夹粗砂厚壁炼缸，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冶铜工具。从此，炼缸残片的出土成为判断冶炼遗迹的关键指标，石家河文化冶炼遗迹常包含炼缸片以及堆积灰烬的废料坑，炼缸的发明或可视为石家河文化衍生的关键指标之一。

换言之，屈家岭文化是冶炼知识迅速累积与众多发明开端的时代。在此基础上，石家河文化人们已可以达到更高的温度而熔化铜液，因此可以自由地造型器物，并且从红铜锻造成器，转变到青铜器铸造法。炼缸是石家河文化最主要的冶炼和熔化铜液的工具，也是中国文明独有的技术。不过，除了炼缸技术之外，石家河人也继续发展各种固定式的炼炉，包括逐步扩大冶炼生产规模，发明长条形龙窑式炼铜装置这种可以批量作业的冶铜设施。同时，许多专业人才被派到幕阜山矿区发展采矿与冶炼事业，冶铸技术由此开始走上专业化发展道路，青铜合金技术也在这种环境里孕育产生。

在石家河文化之前，人们主要从地面采集铜矿石运到城内进行加工和冶炼。幕阜山地区虽然从大溪文化已开始有小规模的定居点，但直到进入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因青铜行业扩展及革新带来大量新的需求，使该地区逐渐成为冶铜行业的专业发展区。当时应该已形成专业工匠群，他们在幕阜山地区不停地考察、试验，寻找改良炼铜技术的方法，认识铜、锡、铅等不同金属，试验Cu-Sn-Pb三元合金的合适配比。同时，工匠发现了石英、长石具有催化剂、助熔剂的功能，经过多次试验而选择用长石、高岭石、泥与草等材料来制作耐高温的炉壁，同时也不断改良陶范的材质。石家河时期建筑炼炉的材料配方为商周所继承，如在殷墟孝民屯遗址发现的炼炉炉壁成份，与幕阜山区石家河文化的炉壁是一致的。也正是从炉壁瓷化现象观察到硬陶制作方法，从而在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新的材料技术革命。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被发现并得到记录的石家河文化青铜器，就像是发现甲骨文一样稀罕且重要。虽然甲骨文明显是已经成熟的文字，但却不知来源自何方。与甲骨文不同的是，在发现甲骨文的地点安阳殷墟，早期没有任何发达的国家，所以甲骨上刻的字只能推理是源自其他地方。而在发现石家河文化青铜刀之地，此前一千多年以来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已经是发达的国家文明；何况考古确实已经发现油子岭及屈家岭文化先民有加工和使用铜料的遗迹，而且周围根本没有比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更发达的青铜文明存在，故也不可能出现技术传播的情况。所以，当时冶铜技术在长江中游地区集中发展，可能存在技术垄断的情形。

最后，我们将简单归纳石家河文化冶炼技术呈现出来的十项特征。

第一，在幕阜山和其他周围矿区开采氧化铜矿（孔雀石），以及开始搭配使用硫化铜，并在矿区安排专业性聚落。

第二，大量使用陶胎加厚的夹粗砂小底炼缸，其设计使其能够在缸内密封的条件下，通过缸内烧炭到达1100OC以上；炼缸技术是东亚地区自行发明的，与古埃及冶炼氧化铜的功能和目的一致，但具体操作方法有所不同，表达出东亚地区的独特原创性。

第三，在石家河文化冶炼遗存中，除了炼缸片之外，还可以发现各种相关的石质、陶质、木质工具，用来打碎矿石、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等。

第四，发现很多冶炼场伴出大量炭末、烧土以及灰烬坑。在里边经常发现夹粗砂的厚重陶片，偶尔被记录到发现有炼渣，包括青铜炼渣和采用硫化铜料的炼渣。可惜的是，由于发掘者认定这是“新石器文化”遗存，在发掘过程中，有多少人会发现炼渣而不将其误认为是烧土块？

第五，冶铜需求和规模增加，发展固定式的熔铜炉，以及长条形龙窑式炼铜装置。

第六，少量发现铸造的小型铜器，资料都显示，石家河人已开始熔铜并用铜液铸造。

第七，从上述确定有的现象中，我们推论其时有范铸技术（包括石范和陶范），今后发掘中要多注意到有此用途的遗物等。

第八，出现青铜合金质地的炼渣和小型青铜器，证明此时期已从红铜文化发展到青铜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冶炼专家所发明及不断改良的技术，不仅成为后来商之青铜大文明的基础，也更广泛地影响到全中国各地区青铜技术的产生。所以，东亚炼铜技术实来自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先民的突破。

第九，将冶炼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祭坛上进行冶炼的礼仪，与之相关的还有祭坛设置与安排（如摆放套缸）、社会活动、信仰及习俗等。对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甚至盘龙城文化的人而言，炼缸不仅是冶铜工具，亦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的核心所在。屈家岭、石家河人经常在祭台上进行冶炼，这是整个社会举行的大型集体活动；发明炼缸后，其也成为表达精神文化的核心器物之一。在精神文化中，炼缸的内部被视为全新生命产生之处，因此炼缸内部空间充满神秘意义。石家河文化的祭坛上安排套缸，并且每一个缸的空间都相对封闭；石家河人还随葬炼缸或用炼缸做瓮棺，寓意转化与永生。

第十，矿业、冶铜业的专业化，冶铸技术深入矿区，在矿山边安排专业化聚落。这都说明，石家河人们不仅从地表采集氧化铜料，而开始专业性地开采。在矿区定居的工匠社会为石家河文化冶铜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

读者们会提出一种普遍的疑虑：如果石家河是青铜文明，为什么没有大量发现铜器？实际情况犹如曾经参加邓家湾发掘的樊力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在邓家湾遗址1987 年春季发掘中，发掘者在其石家河文化早期地层中发现了一条长约15 厘米保存较差的长条形铜绿。由于当地土壤为酸性，埋藏条件极差，已无法辨认其原始形状，估计很可能与金属兵器有关。”[103]遗憾的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后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居然没有被提起，更谈不上发表相关文字记录、图片和实物残留，要不是樊力先生在其论文中对亲历现场所做的回忆，我们根本无法得知这一发现。而且，这种情况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属于常态。客观的困难加上主观认知的障碍和成见，使得发掘中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因为器物已残毁而不被重视，不记录、不公布、不检测、不研究的情况较多，以致于误导很多人以为石家河文化只是新石器文化而已。只有到最近才开始有改变态度的趋势。既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铜器被零星地发现和记录，只能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铜块的概率确实很高。总体来说，石家河青铜文化和国家文明还等待系统地认识。

石家河时期东亚其它地区都没有同等程度的冶铜技术，所以，可以说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冶铜技术被垄断，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线索表明，石家河文化的冶炼技术，全面被本地的后世文化传承下来，盘龙城商文化的冶炼技术就是以石家河时代众多伟大的技术突破和成就为基础，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过去对这个时代和这个地区的认识远远不够，并在“中国青铜文明外来”的理论下，诋毁和低估了长江中游本土文化的创造力。

【说明】本文出自郭静云、邱诗萤、郭立新：《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下），《南方文物》2020年3期，第69-90页。如需引用或转载，务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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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43页。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303页。

[12]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13] 李延祥、崔春鹏、李建西、陈树祥、龚长根：《大冶香炉山遗址采集炉渣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第93－100页。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862页。

[15]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2－233页。

[16] 香炉山遗址调查采集石家河文化的炼渣，少料标本之中含砷，都属于是硫化铜料的杂质，这并不是有目的性地做砷铜合金。李延祥等：《大冶香炉山遗址采集炉渣初步研究》。

[17]凡小盼、黄洁、周卫荣、罗武干、王昌燧、《中国早期黄铜混合矿冶炼工艺的模拟探索》，《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页143—148；Xiaopan Fan, Garman Harbottle, Qiang Gao, Weirong Zhou, Qiming Gong,f Hua Wang, Xiaohan Yu, Changsui Wang. Brass before bronze? Early copper-alloy metallurgy in China. 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 vol.27,N5, 2012, pp.821-826.

[18] 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嘉义，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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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在，页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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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5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243－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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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页。。

[29]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283－300。

[30]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61－165页。

[31]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393－404。

[32] Grigoriev S.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p.71-92.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谭家岭遗址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3期，第71页。

[34] 黄石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第98－100、192页；关于汤商的年代，参见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页211-241。

[35] 张潮、正功扬：《用船形木斗分析矿物的模拟实验》，《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第69－70页。

[3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罗运兵、曲毅、陈斌、陶洋、杨胜：《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4期，页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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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rigoriev S.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p.36-38.

[39]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35、269─272。

[40]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隋州金鸡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2－48、230─234、245－247页。

[42] Dunham & Simpson. The mastaba of Queen Meresankh III (G 7530-7540). Giza Mastabas 1.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74, fig. 5, pl. IIIb; Hassan, S. Excavations at Gîza II. Cairo: Egyptian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1932-1960 [10 vol.] , fig. 219.

[43] Davies, N. de G. 1943. The Tomb of Rekh-mi-re at Thebes. New York: MMA. Vol. 2. pl. LII; Martin, G.T. The Hidden Tombs of Memphis.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1991, p.131, fig.90.

[4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青山──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48─249页。有关青山遗址冶炼遗存，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4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53─54。

[46] 特别感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先生惠允本文使用屈家岭遗址风嘴资料。

[47] Grigoriev S.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p.33-36, 49-54, 95-106.

[48]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49] 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考古》2005年第7期，第80－81页。

[5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71－72、156－162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92－9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遗址──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83─586、641─644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31、63─64页；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43─45、165─172、246─247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谭家岭──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第172─173页；等等。

[51] Tylecote R.F., Merkel J.F. Experimental smelting techniques: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T.Graddock, M.J.Hughes (ed.) Furnaces and Smelting Techniques in Antiquity.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 №48, 1992, pp. 3-20; Zwicker U., Greiner H., Hofmann K.-H., Reithinger M. Smelting, refining and alloying of copper and copper alloys in crucible furnaces during prehistoric up to Roman times. Furnaces and Smelting Techniques in Antiquity, pp. 103-115; Grigoriev S.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52] 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

[53] 如参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4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92页；等等。

[54] 关于龙窑式的冶炼作坊节够参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55]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 年第2期，第1－14。

[56] 郭立新、郭静云：〈盘龙城国家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1－241页。

[57] 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古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第300－306、313页；周厚强：《孝感地区的商代文化》，《江汉考古》1990年第2期，第99－104页等。

[58] 刘辉主编：《孝感叶家庙》，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59] 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南方文物》待刊。

[6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青山──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页268─268。特别感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尹检顺先生补充提供文物照片资料。

[61]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石首市走马岭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所、单思伟、余西云：《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掘》，《考古》2018年9期，第14页。

[62] 郭静云、郭立新：《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2－8页；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63] 田海峰：《试谈商周青铜冶炼和原始青瓷起源的关系》，《景德镇陶瓷》，1984年总第26期，第82－84页。

[6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438─441页。

[6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大冶市博物馆大冶鄂王城保护站：《湖北大冶市香炉山遗址调查简报》，第35－36页。

[6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864─865页。

[67] 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第50－51页。

[68]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227－233。

[69] 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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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72] 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页。

[7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7期，第31─45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第139─142页；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128─131页。

[74] 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5页。

[75] 刘辉主编：《孝感叶家庙》，第121－148页

[76]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61－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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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84－87页。

[86] Grigoriev S. Metallurgic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Eurasia in the Bronze Age, p.9.

[8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788、820─822页。

[8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113─135页。

[8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第7、23、63、88─89、126、148、149、144、118、154、571、862页。

[90] 陈树祥、龚长根：《湖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矿石与冶炼遗物初析──以鄂东南和鄂中地区为中心》，第2页；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页。

[9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

[9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第20、22、39页。

[93] 苏云峯：《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41页。

[94]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江汉考古》1983年03期，第1－12、62页。根据本地人说明“尧家林”名称是因为地方口因而被误录，这小地名准确谓尧家岭。

[95]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第3页。

[96] 陈晓华认为这些烧坑都是墓葬，是与湘乡岱子坪、新余拾年山、曲江石峡所出土小坑墓的作用一致。参陈晓华：《南方新石器时代小坑墓初探》，《湖南考古辑刋》第7集，1999年，第219－222页。但大路铺、蟹子地遗址的资料足以证明，烧坑为熔铜的遗迹。位于矿区的尧家岭遗址的烧坑的用途亦如此。不过，拾年山、石峡遗址确实出现烧坑用作墓葬的现象。以我们浅见，烧坑埋葬的意义，犹如叶家庙遗址把炼缸用作葬具的一样，用冶炼的设备，以追求让死者尸体转化而冶炼出永生的形体。但是首先因为矿区发明竖坑式的熔铜炉，后来之精神文化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开始做烧坑墓，并且，此一传统传播到周围以及略远的地区。矿区遗址目前没有发现早期的墓葬区，因此，烧坑墓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我们认为，尧家岭的烧坑不宜视为墓葬区，发掘者也没有将其视为墓葬。

[97] 郭静云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98]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第3、7－10页。

[99] 刘辉：《试论随州金鸡岭遗址新石器时代窑址群》，《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第54-60页。

[10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隋州金鸡岭》，第11、38－51、246─247、277页、彩版九：1；十五：6。

[101]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81─87、95－97页。

[102] 方勤、胡长春、席奇峰、李晓杨、王玉杰：《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第5页。

[103] 樊力：《略论三苗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原文物》1998年第1期，第49─59页。

【说明】本文出自郭静云、邱诗萤、郭立新：《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二），《南方文物》2020年3期，第69-90页。如需引用或转载，务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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