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ENL JEX DAOX
苗族是没有撰写历史传统的民族，每一代人在机械重复上一代人认知，对历史记载缺乏兴趣，也不需要对历史承担什么责任，他们唯一的责任，那就是儿孙满堂，死了之后风光一些，让后代也能知道有这么个祖先，每年扫墓的时候能在地下吃到贡品，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了。
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些，他所做的付出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后代已经把一个江西来的“征蛮大将军”汉人当成祖先了。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最后被历史所抛弃，因为他并没有给后代提供永恒的东西，找不到根的子孙遂把家族来源嫁接到汉式家谱那里，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从哪里来？”是人类朴素的哲学发问，在没有任何书面记载和靠谱流传世系情况下，借助家谱重塑家族来源是明清以来儒家文化圈中各个族群的主要手段。
前几日天柱县的刘氏祠堂举办家族宗亲会，汇集黔东南各县各个民族参加，甚至还有黄平支系前去凑热闹，不管承不承认，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仅是数千来“夏”与“蛮”之间互动的延续，两者之间的竞争，最后无一例外以“蛮”全面落败而告终，正如前面所说，甚至天柱县刘氏宗祠主办方都还不是什么正经的华夏，主体以侗族为主，居然能够拉上游苗族一起心甘情愿参与这场闹剧，由此可见，文化的力量远胜刀剑。
不仅仅是苗族侗族，即使是远方的印度，玄奘法师所著《大唐西域记》填补了印度历史诸多空白，成为七世纪印度历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幸亏玄奘法师不抱私心，假设把某位国王某个族群杜撰成华夏后裔，都能影响到后世的诸多动荡。
华夏族通过历史记载的完整性，将诸多民族都纳入黄帝一系当中，这种对历史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已见端倪，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人，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道德伦理、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却与宗教失之交臂，留下了精神的空白，古来华夏人精神空白，往往由历史填补，千百年来，历史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的宗教。
华夏族没有圣经而有经史子集；他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他们没有神的教谕而有历史的教训；他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他们没有永遭惩罚的地狱，而有遗臭万年的历史耻辱柱；他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成了华夏族的来世追求。
历史记录具备宗教般神圣的职责，历史学家就是这套宗教的祭司。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远古的史官，正是上观天文、下察人事的卜师，也是沟通神与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先知。史官如实地记录人事，虔诚地上达神明，谦虚地倾听天声，忠实地下达人间，如此得到神意，作为行动指南。记载历史的人仅一字的评语就能影响到对一个人一生的定义，甚至能够决定一个族群的价值认同。
唐人陈子昂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久远的历史、无限的空间，诗人感叹生命的短暂、认识的有限。迟至明清时期，儒家士大夫已经感受到生命最终归于虚无，为了证明他们曾经来过世间，或是留下字画书稿传家，或是担心纸质典籍因为天灾人祸散失，又将其刻在石头上，生命的有限的，文化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文化进而影响到后世有限的生命个体中，所以说，当缺乏历史传承体系的少数民族面对叙事完备的华夏族历史，自觉不自觉的将自己的祖先融合进历史故事的某个插曲中，也在情理之中。
很多人说，苗族连文字都没有，怎么记录自己的文化。实际上，有没有文字是一回事，愿不愿意记录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从唐宋时期开始，苗族地区就不乏掌握汉字的精英阶层，但是他们也并未对本民族文化记下只言片语，甚至苗族从来没想到利用蜡染或者刺绣的技法绘制记事文本，而且一旦人去世后，身前所穿的衣物会被付之一炬，也不利于物质遗产的传承。
即使至当代，很多地方苗族学者也没有建立这种意识，前段时间清水江下游一地方苗族精英跟我分享他太爷爷的故事，并借机求我帮其制作视频宣传，我问他本地苗寨苗语地名是什么，他太爷爷苗语名字叫什么，他左顾而言他，对我咨询闭口不答，反倒绘声绘色讲其太爷爷是黎平府学秀才，担任地方团首又抗击土匪的故事。这是几千年来苗族文人普遍脾性，对本民族特征的东西只字不提，反倒关心起汉文化背景下鸡毛蒜皮的小事，津津乐道以此为荣。
很多人认为，地名就在那里，人名就在那里，反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专门记录，苗族文化也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现在仍然持有民族语言当然不足为奇，假设苗语完全丢失了，谁知道这个地名怎么来的，甚至被后世不肖子孙攀附汉字谐音，作出风牛马不相及的解释来。如锦屏县文斗的姜氏家族，地方精英避重就轻，对民族性极度忽视，将来无非重蹈“北方世家大族南迁”的家谱闹剧。
天柱县翁瓦溪，芷江县五郎溪等地名，皆是缺乏前人记载，后世考证困难重重，造成当地苗族认同错乱，停留于“苗人汉化”还是“客民入赘”之间迟疑不决。与此相反的是，锦屏县亮寨地区的龙氏家族，凭借道光年间出版的《迪光录》所载本地为“黑苗”，成为八十年代后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之一。由此可见，白纸黑字的记载对于族群认同至关重要。
魏晋至唐宋，两湖地区不乏通文墨的苗族群体，假设能够编撰出一本书，讲述家族来源、语言风俗、山川河流、村落名胜的记载。对后世的族群构建，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实际上很多民族，诸如彝族、满族、回族等，就算完全转用汉语，只要民族叙事的家谱还在，这种民族意识很难就此消亡，比如彝族《西南彝志》的流传。
而大多数苗族地区，一旦语言丢失之后，认同也随之丢失，甚至语言都还在，已经对自己汉裔身份深信不疑了，不得不说是比较遗憾的现象。解放前南方民族没有记录自己历史的话语权，在儒家语境之下未被当成正常人对待，极尽污蔑丑化之词。甚至故意在民族地区埋雷，诸如武陵山区“五姓真苗”之说，皆是此类。
而“江西来”之说大有甚嚣尘上的趋势，甚至属于原来"生苗巢穴"的台江县方召一带都有耳闻，我认为，当地人汉文化水平并不高，未必知道“江西”是哪里，只知道江西是在贵州的东边，而苗族古歌当中，确实传说自己从东方来的，所以“江西”与苗族传说一拍即合，成为了心目中的祖先聚居区，这个跟前面提到的“客民变苗”的家谱叙事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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