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YENL JEX DAOX
前言：苗族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创建国家的群体，表明他们放弃了自己文明底色；坚守本民族文化的群体，过的还是赞米亚生活方式，他们缺乏对国家的想象，他们理解的“政府”（ghab lail zaid），是汉人或者其它异族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枷锁，双方之间既有民族上的差异，也有阶级上的根本对立。苗族不仅在努力挣脱中原帝国的国家机器，本民族内部，也从道德和制度上抑制诞生国家和剥削的土壤。但是往往因为他们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最后又被国家机器所支配，每一次起义或者迁徙，其实就是对抗国家和逃离国家的历史。
在古代，对于想要逃避暴政、灾荒、资源竞争的中原人来说，西南山区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发育薄弱地带，“逃避统治”既有当地人脱离国家管制的主观意愿，也有当地崇山峻岭对国家力量延伸造成阻碍的客观现实。人类学当中，对于这样的社会形态称为“赞米亚”，与此相对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看似散漫的游牧生活方式，实则充分体现专制和集体主义，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发动横跨东西方的战争、高度流动但不缺统一的游牧劫掠行为，强调绝对的专制和集体主义，专制和集体主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贬义词，而是亚欧大陆腹地有限资源对人类组织的要求。这里气候恶劣，灾害频繁，地形开阔，只有抱团才能延续族群的繁衍。但凡遇到生存威胁，他们能够迅速组建起一个新的国家政权。
与之相同的黄河流域居民，也时刻面临洪水泛滥，频繁的旱灾、外敌的侵扰，与更北边的游牧民族此消彼长，互相竞争、对建立更加集权和高效社会无限追求，塑造了华夏民族的基本底色。
受到地缘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原和草原地区具备了诞生国家政权的各种可能性，而苗瑶和百越定居的江淮地区，对国家机器则没有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需求，赞米亚才是它文化的基本底色，这里地处中低纬度，自然条件优渥许多，物产丰富，有利于小型群落甚至个人独立生存，而且水网密集，地形破碎，外界军事入侵规模不大，这片地区口密度不高，自然灾害的威胁和冲击也有限，整个社会缺乏组织大型集团的动力，民众也往往会怀疑国家这种具有动员力、组织力的结构的必要性，进而出现“逃避统治”的现象。《史记》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執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些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由于物产和气候使然，楚、吴、越等诸侯国的建立，是学习北方文明的结果，并不是本民族社会演变的客观产物。
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认为：华南苗瑶语族华夏化是从楚国开始的，楚文明是长江中游的一小部分非华夏民族受到北方华夏文明影响而创造的，楚人最开始采用汉语作为书面语，后有采用汉语作为口语·····笔者认为，楚人统治者对华夏文明的最成功引用就是抛弃了原有的松散氏族公社社会，而创建了更为高效的诸侯国体制，在赞米亚盛行的江淮之地打开了文明的曙光，秦汉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对江淮地区的影响已呈压倒性优势，赞米亚生存的空间退缩只西南山区，并在几个世纪的角逐中，这些荆楚遗民整合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几个赞米亚类型的民族。
苗族不仅在努力挣脱中原王朝国家机器，本民族内部，也从道德和制度上抑制诞生国家和剥削的土壤，对于国家逃避和排斥，让文字在苗族社会没有存在土壤，与此相衍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之类文明形态，在苗族社会中也看不到踪影，而历史上起义，无非是挣脱“国家统治”的一种尝试，起义领导人们并不想建立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民族国家，而是期望重新回归到以自耕农为经济基础、以“鼓社”和“议榔”为管理的氏族公社社会中。
海地革命与张秀眉起义
“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是数千年来多少农民的梦想，在赞米亚地区，这是社会的常态。对于个人来说，这是幸福的，但是对于集体或国家来说，分散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限制了它对资源的支配，到最后影响到每个自耕农身上，甚至连个人生存都不能保证了。
今天我们从海地革命说起：“我们战胜了拿破仑”在美洲，有一个黑人国家，它有资格和欧洲列强一起分享胜利的荣耀，在那里，人民的欢呼是最热烈的，因为他们战胜的不止是拿破仑，还有法兰西帝国强加给他们的奴隶制枷锁。这个胜利的国家就是海地，然而，提起海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层出不穷的政变，被刺杀的总统，还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所以能想象到的都不算是刻板印象，因为海地是西半球经济最贫困，政治最失败的国家。1804年，长达13年的海地革命落下帷幕，这场革命从阶级和肉体上消灭了海地的奴隶主，不过，海地革命只是海地悲剧的开始，或者说，奴隶制的悲剧变成了小农经济的悲剧。海地革命后，瓜分原有奴隶主种植园，将土地从新分配为国民所有，确立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基础变化，造成上层建筑崩塌，早在杜桑·卢维杜尔领导海地革命期间，他就察觉到，新解放的奴隶极度厌恶种植园工作，他们不想当工人，他们只希望自己能分到土地成为自耕农，杜桑判断，如果实施土地改革，种植园经济就会解体，政府根本无法从自耕农身上得到足够的税收。不出所料，种植园经济垮塌完全摧毁了海地出口经济，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海地的经济维持极低增长甚至完全停滞。
海地革命历史引人深思，让我们来对比张秀眉起义，限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起施政纲领的具体细节，但是大体方针和政策来看，义军领导人既不想建立绝对集权的社会，也不想延续清朝苗疆政策，义军只是想把土地重新分配而已，在此之前，很多中原的农民起义也是这么做的，轻松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如何供养一个庞大国家机器的问题，唯一的方案就是不需要国家了，重新倒退回“无君长、不相统属”自给自足自耕农社会中，个人再也不需要承担国家施加给他们的义务。但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有限资源得不到整合，既不能与其它民族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不能为社会带来变革和进步的可能性。
对国家空间的排斥
国家（外文名：country、state、nation），是政治地理学名词。是江山（领土）、人民、社稷（典章制度）的三合一。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指拥有共同领土、政府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在苗语词汇中，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ghab lail zaid(政府）”，或者“fangb(片区）”，在古苗语中，或许还存在“jangd(疆域）”这个词，但是“ghab lail zaid（政府）”并不是用来描述苗族内部社会形态，它往往又与“diel(汉人、外族）”并列使用。换句话说，“政府”是汉人（异族）统治苗人的国家权力机构。对本民族衍生出的社会组织则不能称为“ghab lail zaid（政府）”，苗族自古以来缺乏对国家的想象，他们理解的“政府”，是汉人或者其它异族对其统治的形式，与“苗族”这个民族既有民族上差异，也有阶级上根本对立。
从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来看，国家诞生是贫富差距的产物，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为了生命和财产安全，衍生出城市、军队和监狱。而苗族社会，从道德和制度上都在刻意遏制贫富分化，经商被认为是见利忘义，油嘴滑舌。购买他人田产被认为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甚至都不能跨越村寨或家族购买他人田宅。或是稍有资产人家，又将其选为鼓藏头，一次鼓藏下来，又将稍微冒头的地主沦为普通自耕农。苗族社会阶级分化异常艰难和缓慢，即使是开辟苗疆之后大规模国家化改造，迟至解放初期，多数苗族地区勉强能找“富农”凑数，所谓“地主”则凤毛麟角，经济上分散和落后，表现为管理的粗放。生苗社会既无税收之政策，也无供养职业官僚之必要，更没有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之责任，它无非是一群农民和文盲组成的散漫无约束的社会。
开辟苗疆时期，张广泗、方显等人尚不知“生界”的特殊情况，不遗余力召集各寨头人杀牛议榔，期待招抚之事轻松可成，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村寨头人既不能代表群苗意志，也没有暴力机器约束群苗行为。在平苗战争中，张广泗对对先前认识做了错误总结，据其称：
至设立巡检头目，约束其众,是即以夷治夷之法。但各处地方不同,夷情各异，前人设立土司者，皆系就彼地原有之酋长，素为蛮夷所悦服者，加以职衔，令其管辖所属苗人，以为羁察之策。至古州一带苗蛮，向无酋长，其人性同野兽，不识上下尊卑，即有所谓头人者，即各本寨中之强有力者一二人，然亦不能约束其众其本寨苗人，亦不听其管辖，今欲以彼同齐等类之人，一旦加以官职，令其统率众苗，彼安肯甘心贴伏?
笔者认为：“向无酋长”、“不识上下尊卑”才是苗族社会的基本形态，剑河县巫包寨流传《引仲往抗清故事》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雍正十三年，该寨苗人引仲往举起反清大旗，决心在巫包小寨山梁修筑土城，囤积柴草粮食以备长期对抗。有一次，引仲往安排寨民砍柴充作军需，有一人不服号令，拒不从命，引仲往打了他几棍以儆效尤，谁知后来此人怀恨在心，转身投靠了清军，引仲往起义失败后，清军将领曾长治因其“平苗有功”，为以示褒奖，送给他汉姓曾，成为该寨曾姓之由来。引仲往故事或者更早的时间里，苗族不乏能人志士对国家机器的尝试，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赞米亚”所倡导的无国家空间才是这里的常态。
对国民意识的茫然不知
前文中提到，海地革命胜利后解放的奴隶们为何对当自耕农情有独钟，而不愿意当工人。这是值得理解的，海地属于热带气候，光热充足，降雨充沛，只要稍加播种就能养活一家人，并不需要像中纬度民族那样永无休止劳动求得勉强温饱。与小农经济相反的是，种植园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虽然给国家和个人带来更高收入和回报，但是意味着他们需要投入更多劳动，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政府强制劳动，等于背叛了革命，如果放任民众选择小农经济，则革命成果无法保障，所以说，海地黑人奴隶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赞米亚”回归，这一点，与东亚儒家文化圈大相径庭。
现在国内之苗族，强调家庭伦理、注重个人修养、社会责任，并衍生出讲纪律和服从、吃苦耐劳、重视教育的品质，都是在思想儒家化之后，被迫参与到内卷和竞争中的产物，而跳脱儒家文化之外的苗族（如老挝山区）才是他们最原本的生活状态，他们不需要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也无教育至上或者家国一体的情怀，一切社会活动均以吃饭和繁衍而展开，但是，当迁徙至美国之后，面对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赞米亚的居民们遇上了人类学上描述的“文化休克”，在手足无措中融入美国社会，虽然如此，需要两代人才能缓慢走出来。苗族每一次变革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强大的民族和时代裹挟着往前走。
赞米亚居民无所谓国家，也无所谓国民。他们只是生物本能的对居住村寨和血缘为纽带的地域的认知，而无国民义务，例如历史上苗族起义，既无境外作战之必要，也无长途奔袭之能力，大多数人只是等到官兵打到本寨了，才会为保护自己财产而殊死抵抗，对于血缘体系之外空间，自己是没有保护动力和理由的，而且赞米亚居民不需要为大家居住的群体空间承担太多社会责任，这一点笔者在论述苗文推广所遇到问题中多有强调，不在赘述。以苗族为典型的赞米亚试图建立一个无国家空间，因为赞米亚的存在，这个地区无国家状态是绝对的，国家的存在只是相对的，但是往往因为他们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形态，最后又被国家机器所支配，每一次起义或者迁徙，其实就是对抗国家和逃离国家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