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突围”
文摘
文化
2024-10-10 08:40
安徽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职期间，与一位法律系高年级学生邹兰芳交往密切。这位女生父亲是地主，兄长做过国民党的军长。兄长已被处决，逃亡在外的父亲也被押回原籍劳动改造。邹兰芳的几个侄子当时已失去生活来源，她本人的学费、生活费也难以解决。吴宓同情她的处境，经常予以资助，而处境艰难的她急于找个依靠，开始死命追求吴宓。1951年，邹兰芳赴外地参加土改，吴宓有组诗《送重庆大学女生邹兰芳赴川西参加土改》相送，其三说：荆榛豺虎遍蜀西，锦城重到杜鹃啼。覆巢地主除应尽，得意农民上有梯。僧诵佛名行杀戮，麟为仁兽共鸮携。初尝芋糙无盐豉，倦卧茅檐伍豕鸡。1951年的国庆节，吴宓也作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如下：列队场上锦绣丛，旗牌歌舞乱秋风。重描新式葫芦样，共庆中华解放功。挥击镰锤平宇宙，飞翔鸽鸟耀兵戎。谁怜禹域穷乡遍，易主田庐血染红。吴宓将以上几首诗寄给诗友胡蘋秋欣赏，没想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不知从何种途径获取了吴宓的诗，油印分发，开会讨论。会上，有人言辞激烈批评吴宓的诗“讥讽土改及镇压反革命”。吴宓闻讯后，坐立不安，担心自己因此受到严惩。翌日，吴宓拜访同事兼好友李源澄，告知对方自己诗作被批评，担心大祸临头。对方则宽慰他不必担忧。即使诗歌被批评，上面来人追查，“只须坦白直陈，丝毫勿隐”，可安然无恙。晚上吃饭时，吴宓又和另一位同事朱虎庄谈及自己被批评的几首诗。吴宓说自己的诗歌“《国庆》诗前六句述事，庆人民政府之成功。七八句微惜其牺牲太大。”吴宓为自己辩解道，土改中死人较多，这也是事实啊。吴宓承认自己虽具“惋惜之情”，但并非不赞成土改。吴宓为朱虎庄分析道，诗歌中流露的感情往往与行动相反而不相同。不过，吴宓也承认，自己还保存着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应写这样的诗，更不应该寄给别人看。和李源澄一样，朱虎庄也极力安慰吴宓，说根本不会有吴宓所担心“诗案”，理由如下，一、吴宓有错误思想但无行动，不会受罚；二、学生“深佩”吴宓，视吴宓为良师，上面对吴宓这样的“有用”之人，不会随便处罚；三、之所以处罚一个人，是为了抓典型，吴宓是偶尔犯错，够不上典型。1952年，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西南文教部派代表来到西南师范学院主持思想改造。某位代表在讲话中批评吴宓诗句“易主田庐血染红”是“反对土改”。吴宓听后“甚惊忧”。第二天，吴宓去找教务长方敬“求指示”。方敬安慰他说，你的“诗案”非政治行动，乃思想问题，不必考虑过多。不过方敬也告诉吴宓，文教大会小组曾研究过吴宓《送邹兰芳土改》诗，认为“僧诵佛名行杀戮”一句，似乎是说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暴力。吴宓慌忙为自己辩解。方敬则劝他不必紧张，说政府一直对吴宓以礼相待，知道吴宓对政治无兴趣，没有任何行动嫌疑。尽管教务长方敬还有上面派来的代表都向吴宓表示，政府很看重吴宓，不会追究他的土改诗。但吴宓依旧感受到一种压力，忐忑不安，心神不定。后来一位名叫“涛”的同事的一番话似乎比较彻底地驱散了吴宓一直缠绕在心中的疑团。这位老师首先安慰吴宓，去年镇反时期，没有因吴宓的诗而处理他，今年思想改造也不会再追究了，因为吴宓一贯“有思想而无行动”。他劝吴宓，最好的办法，我行我素，坦白真诚。他劝吴宓不必担心思想改造，因为“人民政府要我辈思想改造，原是爱护我辈旧知识分子之好意，我辈亦当以诚应之。一方面自悔前非，实心改造；一方面思想感情上有何深衷，有何保留，有何窒碍难通之处，亦应坦直宣示，徐再商求办法。不应有任何隐讳与顾虑，如是方足以对人民政府，且对得住自己也。”以往，领导让吴宓写文章，配合形势，宣传政策，自我忏悔，吴宓以各种借口谢绝。诗句被批之后，吴宓的态度变了。1952年5月7日，吴宓奉文联之命，完成《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重读之自我检讨》。文章一开始，吴宓承认了思想上的两大毛病：一、雇佣观点；二、清高思想。结尾则列出自我改造的方针和步骤：一、授课采用新观点；二、以往读书得到的旧知识，“卷而藏之，留待后用”；三、续修俄文，阅读苏联文学作品；四、因不熟悉工农兵生活，决不创作，但会认真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以求自益”。吴宓此文，现身说法，真诚恳切，受到文教委领导的表扬，说，在所有纪念《讲话》的文章中，吴宓检讨最为诚实。5月22日，在小组学习会上，吴宓也作了表态：完全抛弃以前的思想、学问、言论、习惯；完全服从马列主义唯物论，服从无产阶级社会观点，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利益。并表示，不再“新旧结合”，而是“改变方向”。吴宓的转变并非限于口头，而是落实在行动中。编写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开始“改用新观点，引苏俄学者之说”，尽管吴宓心里明白这是“舍玉粒而餍粗粝矣”！吴宓还将新编订的大纲呈文教委派来的沈同志“请正”。这位同志对吴宓说：“体裁不拘，要在表示思想转变之步骤及今后之决心。”沈同志的话让吴宓知道了此次思想改造的最终宗旨：宓始悟此次学习与检讨，首在各人须表示投降之真诚与服从之彻底，以政治的立场及实际之行动为主，虽微必录，有隐必抉。至于思想学说以及文章事业，初非所重。私人生活与道德亦不计及。尤注重解放以后，而工作言行中之错误及他人所指责者，必须纤悉列举，痛自悔责。对于如何编写教学大纲，吴宓也心中有底了：“由是可知此大纲应如何撰作。即揣摩考官之意，但求中式。譬如昔日科场，不必于闱卷中作陈政事疏上皇帝万言书也。”吴宓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只要“表示投降之真诚与服从之彻底”，思想改造这一关必然能顺利通过。吴宓后来能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与他此次的大彻大悟有很大关系。吴宓的“转变”只是他应付“思想改造”的策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表示了真诚的投降和彻底的服从，但私底下，又十分鄙夷自己这些“应酬文章”，并且仍顽固地坚持那些旧的文化观念。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发吴宓文章《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随后，《大公报》和《光明日报》都转载这篇文章。吴宓成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典型，亲朋好友乃至他的学生都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吴宓知道这是应酬文字，内心忧喜参半。吴宓这篇文章还被译成英文，对美国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吴宓知道此事后，不以为荣，反感羞愧，说：“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凭着公开发表的趋时应景的文字，牢骚满腹的吴宓度过一次次风波。然而这些趋时文字，却让吴宓羞愧不已，常常自责。吴宓胆小谨慎，所以才在公开文章里紧跟形势，违心检讨；吴宓又葆有良知，所以才在日记里吐露不满，坚守自我。日记中的吴宓和公开发表文章里的吴宓都是真实的，也都是片面的。把这两个吴宓合在一起，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无力做殉道者，只能公开——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不甘做应声虫，于是私下——又痛斥自己，借诗抒怀。
为了自保，吴宓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示“投降”与“服从”；出于自尊，吴宓又在日记里批评现实，捍卫自我。我们惊诧于吴宓的自相矛盾时，更应感受到内心“撕裂”给吴宓带来的锥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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