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做《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时，就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证实”。 在谈到科学方法时，胡适说“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关于“证实”，胡适这样说：“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胡适因此呼吁：“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1952年12月５日至６日，胡适在台北市台湾大学作演讲，题目是《治学方法》。 胡适说：“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即方法。对这一方法，胡适在演讲中，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地提出假设，但这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地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 所谓假设，就是当问题出现后，“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所以，倘想解决问题，必须允许人人都可以提出假设。而“假设”有否价值或价值大小则取决于作假设者经验的多寡，学问的深浅。 “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 不过，胡适提醒我们，不是每种假设都值得“求证”的，在“小心的求证”之前，应对各种“假设”进行仔细选择、甄别，“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然后予以求证。 胡适的这一方法，源自杜威的《思维术》。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对此做了说明： “杜威最风行的著作之一便是那本举世熟知的《思维术》——尤其是那一本为一般学校和师范大学所采用的薄薄的原版。在我进哥大之前，我已对《思维术》发生兴趣，也受其影响。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这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由此获得启发：“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其治学十字诀也由此形成。 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听了胡适的十字诀，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地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说：“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著名学者萧公权对胡适的十字诀做了深入思考，得出如下结论：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不识月而作的白玉盘‘大胆假设’，是无论如何小心去求，绝对不能得证的。这个错误的假设，无关宏旨，不至影响小儿本身或其家人的生活。‘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 萧公权提出在“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之间加入一个“放眼看书”阶段，堪称真知灼见。是对胡适治学十字诀的合理而有益的补充。 胡适喜欢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面再加一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就是说，这句话重心在后面的“求证”。胡适认为，如果能重视证据，就不会被人骗。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再次提到了这句话： “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藉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 在胡适心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学会这种方法，等于学到了防身的本领。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世，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重大的贡献之一，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