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亲戚凭藉我的力量获得官职

文摘   文化   2024-11-10 08:52   安徽  

  1887年,林纾36岁,这一年,他的好友王灼三病逝。王有一子一女,病逝前托孤于林纾。林纾一口答应。王病逝后,王妻悲痛而绝望,曾闭门自缢,林纾破窗将其救下。林纾随后筹资四百金供王妻一家三口日用。后来,林纾把王灼三幼子王元龙领回家抚养,三年后,又为王灼三长女找到婆家,并筹办了婚礼。王元龙在林纾的教诲下,刻苦勤勉,读书有成,以诗成名。林纾在一首诗中述及此事:

 “总角知交两托孤(指两位朋友临死前托孤于林纾),凄凉身世在穷途。x'c,今日双雏竟有须(指两位朋友的儿子都读书成名)。教养兼资天所命(自注:一在余家十一年;一九年),解推不吝我非愚。人生交友缘何事,肯作炎凉小丈夫?”

 李叔同的学生刘质平家境愈来愈糟,终失去了家庭资助,眼看学业要中断。此时的李叔同尽管薪水不高家累又重,仍慷慨解囊,决意资助弟子完成学业。在给弟子的信中,李叔同详细列出自己收入支出:

 每月薪水105元;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自己食物10元;自己零用5元;自己应酬费、添衣物费5元。如此,每月可余20元。

 他表示,这每月20元可供刘质平求学所需。

 他在信中叮嘱弟子记住几点:一、这笔钱是馈赠不是借贷,不必偿还;二、不要对外人说起此事;三、安心读书。

 老师节衣缩食资助自己读书,刘质平虽万分感谢,却于心不忍,所以他请老师设法为自己争取官费。李叔同找到主管问询此事,遭对方婉言拒绝。于是李叔同写信劝弟子,不必费神谋求官费了,自己不会辞职,一定会如约资助他完成学业。由于在信中涉及对他人的评价,李叔同要求弟子“此信阅毕望焚去”,因为“言人是非,君子不为”。

 李叔同因尝试“断食”而热心佛学,终决意断发出家。入山剃度前夕,李叔同什么都放下了,亲情,友情,爱情,都已放下;唯独放不下的是远在日本的弟子的学费。他写信告诉刘质平,自己出家之前会借一笔钱做他的学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

 这番话,体现出一诺千金的美德,更蕴含李叔同对弟子非同一般的深沉之爱。

 
 庄信正是夏济安在台湾任教时的学生。因为老师看重张爱玲,作为弟子,自然对张爱玲更加敬仰了。张爱玲去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前,庄信正充当了她和研究中心主任陈世骧之间的“信使”,张爱玲去中心报到前的手续也是他代为办妥的,他还根据中心要求,帮张爱玲压缩、修改了履历表。此后,庄信正和张爱玲的联系一直未断,他多次帮张爱玲寻找住处、搬家,甚至代办借书证等。他像弟子服侍老师那样尽心尽力帮助张爱玲。他的急公好义古道热肠深深打动了张爱玲。在一封信中,张爱玲说了这样一番动情的话:“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张爱玲结束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后,由于她性喜独居,与庄信正等友人的联系日渐稀疏。但庄信正却常常给她写信,寄书,一旦张爱玲遇到麻烦,只要她开口,庄信正也是有求必应,甚至会主动请缨。

 1983年某月,庄信正突然接到张爱玲的信,信中大吐苦水,说近来遭遇虫患,不停搬家,苦不堪言。庄信正获悉这一情况,觉得事不宜迟,立即和夏志清先生通了电话,商量对策。之后,庄信正首先致电住在洛杉矶的至交林式同,让他就近照顾张爱玲;其次,庄信正又写信给张爱玲,劝她离开洛杉矶来东部旅行,费用由庄来承担,如果张爱玲不愿来东部,庄提出去洛杉矶看望张爱玲,“帮您看看能否解决fleas和公寓的问题”。

 林式同,毕业于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父亲是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1950年左右担任过台湾行政部长。庄信正和林式同是同一年赴美留学的,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林式同是性情中人,有侠士之风。他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此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大名,也未读过张爱玲作品。但照顾张爱玲既是友人所托,他便责无旁贷扛起这一重任。他的忠厚、踏实、热忱很快赢得张爱玲信任。一度,张爱玲寓所地址和电话号码,只有香港的宋淇夫妇和美国的林式同知道。可见,林式同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已与宋淇夫妇并驾齐驱。庄信正委托林式同照顾张爱玲之后,后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张爱玲找住处,搬家,补办各种遗失的证件,成了林式同份内之事。每搬一次家,张爱玲都嘱咐林式同将新址保密,林则守口如瓶,甚至都不向至交庄信正透露。忠厚一至于此,连张爱玲都觉得“实在难得”:“林先生答应保密,会认真到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实在难得,我真感激。”林式同后来成了张爱玲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说明了张爱玲对他足够信任。

 据林式同说,一九八三年的一天,庄信正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在洛杉矶有个朋友要搬家,托我帮帮忙,此人是位女士,没有什么亲人,在生活上如有需要也要我就近照应,我当时马上就答应了。在林式同,朋友所托,义不容辞。

 张爱玲是个作家,可林式同却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之后庄信正又寄来了一些有关张爱玲的剪报和杂志,他才对张爱玲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1985年,两人终于见面。是张爱玲主动打电话说要见见林式同。林式同对喜欢隐居的张爱玲十分好奇,很想会会这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奇人异士。这次见面没超过五分钟。张爱玲初次留给林式同的印象是:气定神闲、头脑清晰以及反应敏锐。

 其实张爱玲很少麻烦林式同。只是每搬一次家,即把地址告诉林,以防万一有急事,别人可找到她。她也一再要求林式同不要透露她的行踪和地址。

 后来张爱玲不想频繁搬家了,就请林式同帮他找公寓。本来,林式同对张爱玲的频繁搬家很不理解,但有一些交往后,林式同发现,张爱玲是一个从容不迫,凡事顺其自然的人,因为没有家累,没有牵挂,张爱玲要搬就搬,抬腿便走。因为身无长物,所以逍遥自在。林式同说:“她这种孤独的形象,超脱的性格,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一直在吸引着我,是的,这种人我得多见识见识!”

 三搬当一烧。张爱玲经常搬家,一些重要证件经常会丢,这时候,她只能请林式同做她租房的保证人。为帮助张爱玲,林式同索性做了张爱玲的房东。张爱玲的生活这才得以安定下来。
  
 1991 年5月,张爱玲身份证丢了,不得不重新申请。她在申请单上填了林式同的地址作为她的永久通信处。自此以后,林式同的家就是张爱玲唯一可靠的联络站了。

 19922月17日,张爱玲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附着一份遗书,请林式同做遗嘱执行人。张爱玲以前已写信都用“式同先生”,自此之后就直接称“式同”了。
    199598日,中午12点多,林式同接到张爱玲房东电话,说她去世了。
   接下来几天,林式同忙乱不堪,但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把张爱玲嘱咐的事一一办妥。完成任务后,林式同不无欣慰地说:“她在遗书上写的几点,我都替她办到了,她如在天有灵,想来也会满意点头称许了。”

 回顾和张爱玲的交往,林式同说:“张爱玲和我,非亲非故,亦非文字之交,见面也不过两次,能维持这么长的来往和博得她如此的信任,除了对生活态度彼此有某方面的认同外,大部分还是要归诸缘分。   如果张爱玲没有预先把遗书写好交给我,她在洛杉矶又无亲无故,按法律他人不能参与丧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如果98日那天我不在家,公寓经理找不到我,没有人知道张爱玲会有遗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又如果张爱玲在她搬来搬去时住的一家汽车旅馆去世,那后果真是更不堪设想!这一切都是缘分。”

 其实,因为张爱玲看中了林式同一诺千金的品质,她和他才有了这一特殊缘分!

 蒋廷黻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家乡人都风闻他当了大官,很多亲友都想求他弄个一官半职。一时间,求差函雪片般飞向蒋廷黻的办公桌。蒋廷黻立即请住在长沙的哥哥,阻止那些向来南京求职的亲友。他让哥哥告诉亲友们:“任何人我都不能帮忙。如果他们来南京,我决不招待,如果他们到了长沙,没有路费回乡,我出路费,但不会帮他求职。”

 蒋廷黻知道,他说这样的话得罪了很多亲戚,但他坚持认为,不能把公职当作礼物。至于送路费属于自掏腰包,公家不会有任何损失。

 很多亲友多知难而退。蒋廷黻弟弟的小舅子不听劝来到南京,蒋廷黻坚守诺言,没有见他,只托人给他送去回程路费。
 还有一位族人,曾当过蒋廷黻的启蒙老师,他求蒋廷黻在家乡县城中为他谋个职位。蒋廷黻向他解释,如果要自己解决一些钱财问题,自己愿意帮忙,但官职自己无法解决。他告诉这位族人,将来年纪大了无法谋生,要米要面自己都会尽力帮忙,但自己实在无法给他一个官衔。这位族人指责蒋廷黻忘恩负义,“但是进过多次直接和间接的解释,他也只好回湖南了。”

 蒋廷黻说:“从我担任公职开始,就没有引用过私人。亲戚们均深悉此情,没有任何亲戚凭藉我的力量获得官职没有任何亲戚凭藉我的力量获得官职。”

 不为亲友谋官职。从政后的蒋廷黻一直坚守这个诺言。

 1962年2月25日,叶公超在吊唁胡适的当晚,写下长文《深夜怀友》纪念胡适。文中写道:“他(胡适)的朋友们都晓得他是最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朋友反累了自己。记得他第一次在美国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期间,忽然一定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他在病前曾答应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吧)。”

 叶公超还说:“近十几年来他屡次想继续写完他的哲学史都未能达成他的心愿,其中固有别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太热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2010年7月,朱维铮不幸患肺癌住院,他的学生傅杰去病房探望,劝他:“出院不能再抽烟了。”朱维铮答:“除非我以后不工作了。”随后还补充一句:“来这里前一晚,为写一篇序,我还抽掉了两包烟”。

 说归说,出院后,朱维铮还是戒烟了,但没有“戒”工作。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想出版一部线装本《辛亥先哲诗文选》,为此请教了朱维铮,他推荐由傅杰主编。傅杰编完书稿已是八月份,出版社要赶在十月以前出版,傅杰只能硬着心肠请朱维铮在十天内为此书写一篇序。傅杰知道,即使对一个健康老人来说,这个要求也是不人道的。但一是出版社催得紧,二是傅杰的意思就是让老师简单写几句话。没想到,朱维铮仍像以往那样全力以赴——方格稿纸写了整整九页。开头如下:

 “傅杰教授编成《辛亥先哲诗文选》,要我兑现为选本作序的诺言。‘子路无宿诺’,而我总是文债缠身。即此一例,便可证我当不成孔子之徒。不过借作序表明我还没有沦为老子所云‘轻诺必寡信’的滑头,也未必非计。”

 结尾是:“罹病逾年,握笔为难,草此小文,即耗时一周,已失信于傅杰教授。只好贻读者以草率之讥,倘蒙指正,将至感。”

 后来出版社想对朱维铮的序略作删改,傅杰急得流泪,说:“朱先生的序言,一个字也不能动!”

  

胡说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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