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务求幽默，文章须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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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10-16 12:08
安徽
作为知名杂志《观察》的主编，储安平以理性、客观而著称。但人是感情动物，不可能总是那么理性、客观，一不留神，感情的火苗就越过了理性的藩篱。储安平一辈子就在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中挣扎，如同一片树叶，在漩涡中不停打转。储安平原本想成为作家，可他写出的一些文学作品却并不成功。不得已才做了为他人作嫁的编辑，尽管内心深处对文学还是一直充满眷恋。后来，储安平的理智战胜了感情，放弃了心爱的文学，投身编辑事业，找到了人生的位置，也开启了成功之旅。
1933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储安平得以进入《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中央公园》。1933年7月1日，《中央公园》栏目登出征稿启事：“本园自7月5日起，内容革新，除特约海内名家撰稿外，欢迎读者投稿。惠寄稿件，内涵应真实，态度务求幽默，文章须有光彩。”这则启事出自储安平之手，体现了他公正、理性的编稿原则：重视名家也欢迎新人。储安平说到做到，编刊时，对所有来稿一视同仁，择优选用。回忆这段编辑经历，他说：“我自承我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编辑。我审阅稿件，完全以稿件的内容为标准，好的即用，不好的即不用。不仅普通朋友的稿子退，最好朋友的稿子，不合用时也退。不仅写信退，甚至当面退。谈天归谈天，公私分明，这是我最好的态度。二十二年夏，我初编辑副刊时，我的恋人端木露西从北平寄来了三篇稿子，但我一篇都没有用。我将她的稿子退给她，我说明我的理由，我觉得这样办理，是最痛快安慰的事。”
一个编辑，若没有特立独行的勇气，恐怕也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储安平就具备这样的勇气，所以在别人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他处理起来轻松自如。1933年，一位远在河南的读者投书《中央公园》，揭露穆时英作品《街景》抄袭了日本作家池谷信三郎《桥》的结尾。这位读者此前曾致信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说明此事，但施蛰存是穆时英的朋友，就让穆写了一个“表白”，说他不过是借鉴了日本作家的手法，绝非抄袭。该读者很气愤，遂投书《中央公园》再次揭露穆的剽窃行为。
储安平也是穆时英的朋友，接到信后他有一丝犹豫，但随即决定将读者来函全文照登，并加了编者按：“下面马君这篇稿子是由河南彰德县寄来的。在私谊上讲，时英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上海时，常在一起玩，并且同住在一间房间里。照普通情形来讲，一方面，要是马君知道我和时英的交情，他一定不至于将这篇稿子寄到中央公园来，因为今日中国的文坛，大部分都是互相偏袒包庇的，我既与时英有交情，则我一定也会不想再有所纠缠，而将他的稿子璧奉的。另一方面，为了顾到我和时英的私交，好像我也可不让此稿发表。在我自己，确也曾考虑过这一点。不过我觉得今日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不偏不倚的精神，公私不要混在一起。我们相信只有是非，无所谓纠缠，所以仍将马君此稿，发表于此。”储安平不顾及朋友的交情，客观、冷静处理此事，实属不易。从他的言行中，我们感受一种可贵的理性。遗憾的是，储安平也有感情冲动的时候，一冲动就容易犯错，就容易说出不妥的话，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判断也会有失公允。著名诗人朱湘因失业，走投无路，跳河自杀。诗人的悲剧令人唏嘘、扼腕。可储安平却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发表文章《朱湘自杀的责任问题的题外文章：什么诗人文人》，不抨击社会的黑暗，反而指责像朱湘这样的“诗人文人”“自有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我近来见到那些所谓诗人，广大一些说来，应当说文学家，便觉头痛，一成了所谓作家便自有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走起路虽然未必两样，但谈吐之间，真是令人生畏。仿佛自己是人类的至圣，对于一切都不满意，对于一切都取攻击态度，都发出叹息，对于什么人都看不起。觉得这个现实的社会总是卑鄙的、龌龊的。好像一切都不屑为，一切话都不屑谈，他们渐渐成为了一种超乎凡人的人。你想，社会根本是一群人组织的，功过大家都应当负责。那些所谓诗人，所谓作家，一天到晚在房子里乱谈，当了人而信口雌黄，当真要叫他们到大会上演讲一下，他们又躲开了，当真要他们实行何事，他们又推诿了。尤有进者，文学家大都为人不负责任。对于什么事都随随便便，树懒成性，明明你约会他今晚会面，今晚他却另与友人去听戏了。说了话不当话，自己做的事自己不负责任，结果什么乱子都得朋友来担当，来收拾。我以为文人也是人，文人也应该注意为人之道，假如自己不能好好作文人，作有打算的生活，作有经纬的事情，办事不负责，说话不负责，则一旦感受社会的冷酷而自杀，不一定是真的‘社会冷酷’。”朱湘已经自杀，即便他身上有一些文人的陋习，但罪不该死吧。朱湘这样出色的诗人，有才华有学问，还在美国深造过，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地，难道不是因为那个社会过于黑暗与冷酷吗？可储安平长篇大论，对社会的黑暗与冷酷不置一词不放一矢，却一味指责诗人“自己不能好好作文人，作有打算的生活，作有经纬的事情，办事不负责，说话不负责”，这实在是有点昧于事理、欺软怕硬了。或许储安平特别看不惯某些文人、诗人的疏阔习惯、桀骜个性，于是对自杀的朱湘，他厌恶多于同情。储安平没有理性地看待朱湘自杀问题，遂产生上述偏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贫穷落后，强邻日本磨刀霍霍，对中国虎视眈眈。那时候的储安平特别希望祖国能富足强大起来。在他看来，一个领袖，若能振奋民族精神，让人民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哪怕他是个独断专行的独裁者也无妨；一个政府，若能使国家强大起来不受外敌的欺侮，哪怕它施行的是严苛冷酷的威权统治也可以。因为看重民族精神，储安平对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大唱赞歌。1936年，德国举办奥运会，储安平以特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届奥运会。当希特勒入场时，储安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忽然听到欢声四起，万灯闪烁，原来希特勒一行已经入场，当时军乐声、鼓掌声、欢呼声混成一片……希特勒从大门到司令台。我们只见希特勒举手答礼，可是也同时只听见四周的欢呼声依旧。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们只看见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膊，像铁一样直的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胳膊上，直到希特勒初坐了下来，这几十万条粗壮的胳膊才放下了。”储安平因为希特勒振奋了德国精神而对他大唱赞歌，但他不知道，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独裁者往往通过煽动群众来实现其个人的野心。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蒙蔽了储安平的眼睛，使他忽视了独裁背后所隐藏的危机，也让他不能透过希特勒被万众膜拜的表象认清其危害人类的本质。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让储安平失去了本来具有的理性与客观，甚至对某种不利于弘扬民族精神的学术观点也粗暴地予以干预、抗议。吕思勉是储安平的老师。1923年，吕思勉出版了著作《白话本国史》，认为以岳飞的兵力还不足以抗金，而秦桧主张议和也有某种不得已的苦衷。这一学术观点，当然可以商榷、批评。但当时一位报人竟将吕思勉告上法庭，说他是汉奸。储安平也在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岳飞与秦桧，对于吕诚之先生白话本国史的一点抗议》，对老师的学术观点大加挞伐。学术争鸣应局限于学术领域，哪能因学术观点不同给对方扣上政治反动的大帽子？爱国固应提倡，但学术研究看重的是史料、证据，掺杂感情，先入为主，会让一个学者失去学术研究必须的理性与客观。学术研究只能根据资料、证据来说话。倘若研究者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先入为主，得出的结论或许于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但也可能背离了历史的真相。储安平当然知道，学术研究不是寻找一只历史的“鸟”，塞入政治的“笼子”中。但洋溢在内心的爱国激情，恐怕使他很难同意并且极为反感老师对岳飞的负面评价，尽管吕思勉这一评价有据可依，并且局限在学术探讨中。2) In the range of 6 m, assembly profile should be as long as possible. 1945年11月11日，储安平创办的《客观》推出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储安平强调，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是他办刊的立场：“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社会到处都是凭借思想冲动即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从这个发刊词，我们可看出储安平对理性的重视。储安平希望“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愿望良好，做起来却难。不要说大的纠纷，哪怕和同事之间的杯水风波，靠理性也难解决。储安平和当时的同事聂绀弩编刊时发生纠纷，可视为理性与感情的冲突。聂绀弩在《客观》创刊号发表诗作《命令你们停战》呼吁国共停止内战：“我们是中国的人民！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中国境内，无论山林、原野、沼泽、河流、大陆、海洋、天空、地底，都不许打仗！我们是主人，我们没有叫你们打仗！谁叫你们打的！你说他先打你，他说你先打他，都不承认自己先打，不是你们自己亦知道，打仗就是罪恶么？为什么还打！命令你们停战！听见没有！命令你们停战！”聂绀弩这首诗慷慨激昂，也道出了民众的心声。但“命令你们停战”的说法实在有些浪漫。储安平提醒他：“今日中国人民还没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内战的人停止内战。”没想到聂绀弩大光其火，随后在两篇文章中指责储安平“宣讲圣论”，具有“阔人崇拜心理”。储安平特别关心底层人民，关注民间疾苦。在他的言论中多次提及“福利政治”：“我个人对于政党活动的兴趣十分淡薄，而对于福利政治的兴趣异常浓厚。政府的组织可以变，政府的政策可以变，政府的人还可以变，但政治的目的不能变，政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并增进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幸福。”正因为储安平关心民间疾苦，他对蒋介石1945年11月在经济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颇为欣赏。因为蒋介石在讲话中表明，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目的就是实现民生主义。蒋的这番话，让储安平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期待，他赞叹道：“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篇象征我们的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必须步入另一个新时代的演说。”聂绀弩正是据此指责储安平有“阔人崇拜心理”，这当然有失公允。因为储安平并非无原则吹捧蒋介石，而是就事论事觉得蒋的这个演说提到了具体的也是关键性的问题。储安平提醒聂绀弩，人民还没有力量“命令“停止内战，是善意的也是理性的，而聂绀弩的反唇相讥表露出他的心态失衡。储安平对聂绀弩的提醒基于理性，聂绀弩的反唇相讥则出于感情冲动。因为和聂绀弩发生冲突，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储安平离开了《客观》，创办了后来名噪一时的《观察》。《观察》的宗旨与《客观》基本相同。在发刊词中，储安平对“理性”作了进一步的强调：“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益的影响。”储安平主编《观察》，崇尚理性，坚守客观。争论某个问题，能做到不偏不倚，把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全部照登。然而，对他的客观与理性，不同的读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余英时就声称，他年轻时得益于《观察》的不偏不倚：“《观察》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打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存，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邪恶’了。”对于《观察》的“独立”“客观”“无所偏倚”，胡适却不尽认同。“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许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在胡适眼中，《观察》的一些论调并非“无所偏倚”。比如，储安平就曾在《观察》上撰文支持“学潮”：“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之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股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储安平这番对学潮的颂扬，恐怕无法引起胡适的共鸣。胡适也知道，学生是出于爱国才爆发学潮的，但他绝不赞成学生们“停课闹革命”。他认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先把自己铸成器再去投身社会运动不迟。显然，在胡适眼中，储安平上述对学生、学潮的褒扬，不够理性，明显偏左。储安平声称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但《观察》对国民党政权言辞激烈的批评则明显“左倾”，比如下面这段怒火填膺的文字：“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他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他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性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因此我们很公平地说，这个政府确已与人民脱节！与人民得需要脱节，与人民的意愿脱节。在法律上，他迄今仍是国内国外所公认的政府，但在政治上，他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胡适不会赞同储安平这番感情激烈的怒骂。尽管胡适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极为恼火，他也一直以国家的诤友诤臣自居。但他一直认为，批评政府，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道义上支持这个政府。而储安平这番批评则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对此，胡适当然不认同。可见，胡适不愿给《观察》写稿，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影响巨大的刊物，并未坚守理性、客观、中立的办刊宗旨。由此可知，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储安平想“独立”“客观”“不偏不倚”根本不可能。国共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哪里会有储安平心仪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当储安平基于理性，往往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旦感情冲动，则会说出不妥的话做出不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