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要把“人”字写端正
文摘
2024-09-17 11:08
安徽
他本可以做一个游手好闲的富家少爷，靠家族产业悠游度日；他本可以负笈异国，在海外过着风平浪静的舒适生活；他本可以躲进高校的象牙塔，教书写作，名利双收。但出于忧国忧民的情怀，在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中断海外学业，回到祖国怀抱，投入到抗战中，出生入死，毫不畏惧。高官后禄他不稀罕，荣华富贵非他所求，终其一生，历经坎坷，他一直坚守自己的原则：活得像一个人！ 他给后辈留下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要把“人”字写端正。他就是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七月派”重要作家贾植芳。 1916年阴历九月初三，贾植芳出生于山西吕梁山区的襄汾县南侯村一个财主之家。 贾植芳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他的伯父则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济南开了一家公济煤油公司。贾植芳和哥哥读完私塾后，伯父资助兄弟俩去北京读中学、大学。贾植芳在北京虽然考入一家教会学校读书，但因思想进步，经常参加爱国活动，“一二·九”运动中，被当局当做“共产党嫌疑犯”抓入牢中。当时他只有十八岁，尝了近三个月的铁窗滋味，伯父到处找人，花费一千块大洋和五十两鸦片，把他保了出来。监狱放他出来时还要求他“随传随到”。伯父怕贾植芳呆在北京继续闹事，干脆花钱买了一张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经济系的文凭，再托关系搞来一张赴日签证，送他去日本读书。 临行前，伯父嘱咐他：“你到了日本住上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好，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后我对你都好安排。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犯了案，虽然我不认识官，但我有钱，官认识钱，我还可以花钱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也没有地方花。还有，你千万不能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小孩是进不了祖坟的。” 贾植芳刚到日本，就加入了李春潮、覃子豪等人组成的文艺团体文海社，编辑出版大型文学刊物《文海》，宣传爱国思想，刊物很快被日本警察没收，贾植芳也成了日本警方的“危险分子”，不时会有日本警察突然袭击搜查他的宿舍。贾植芳没有听从伯父的安排学医学或金融，而是选择了日本大学社会专修科，师从园谷弘教授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贾植芳赴日一年半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祖国受难，贾植芳和很多爱国学生一样，再也无心读书，就买了英国远洋轮船公司的船票，离开了日本，在香港下船，准备回国参战。伯父得知他离开日本很不高兴，连忙托人通知他暂留香港，伯父劝他说，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这次中日之战不一定打起来，一旦战事平息，贾植芳可从香港回日本继续读书。至于留港费用，伯父让他去找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此人是伯父的朋友，会负责他的日常开支。不久，“八·一三”战事愈演愈烈，伯父看形势不妙，再次写信给贾植芳，嘱咐他千万不要回国。伯父说，你一个人是救不了国家的，这场战争也不知何时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把大学读完；要么到欧洲的比利时或法国，读三五年书再说。生活、读书费用一切由伯父承担。 贾植芳承认，伯父为他的安排十分周全，当时他的一些同学也选择了留港或赴欧洲读书，但那时的贾植芳满腔热血，只想回国抗敌，对伯父的苦心安排颇为反感。贾植芳再次违背了伯父的安排，毅然回国。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为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抗战，设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贾植芳和几位一道回国的同学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开始了一段异常艰辛而又危机四伏的岁月。国共关系破裂后，贾植芳幸运地逃出虎口，辗转在西北一带，继续抗日。 1945年，贾植芳在济南见到了伯父。见到风尘仆仆、面容憔悴的贾植芳，伯父心疼，再次为他指点迷津，说：“你这几年东闯西荡，尽惹祸，还不如去当八路，像你哥哥那样。要不，你就留下，在我商行里当个副经理，学几年。以后我的产业也好留给你来经管。咱家世代经商，不能到你们这一代就断绝了。”伯父还准备把家产（存款和土地）分一部分给贾植芳。贾植芳那时身无分文，居无定所，但他没有接受伯父的好心，说：“伯父，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我要当个做买卖的商人，我就是不念书跟你学，也能做这些事，那书不是白念了吗？” 贾植芳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伯父为他安排的锦绣前程，踏上一条铺满荆棘的坎坷之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但他从不后悔。他说：“我选择了我自认为是正确的生活道路，这是我那个做买办的伯父始料不及的。在我一生的道路中，伯父每每在我受尽厄难时出现，像一个智慧老人似的点拨我的前程。但是冥顽不灵的我，往往只接受他对我物质上的援助，却推开他对我精神上的指导，在家训和良知之间，我总是服从后者的召唤。” 1937年春天，贾植芳在东京神田区的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连续两期都刊登了鲁迅遗作。其他作者有：景宋、胡风、许寿裳、李霁野、艾青、茅盾、萧军、张天翼等人。贾植芳从编辑风格和作者阵容看出，这本期刊延续的是鲁迅开创的五四文艺传统，于是他把自己写于1936年一篇小说《人的悲哀》投了过去。两个月后，贾植芳收到了这部期刊的最新一期，自己的小说刊登在上面。贾植芳这才知道，原来这本刊物的主编是胡风。在编后记中，胡风还对贾植芳作品做了点评：“《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显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的一图。” 贾植芳后来回忆说：“这也是我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第一次批评和反应。”自此，贾植芳与胡风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胡风主编的《七月》也经常发表贾植芳的作品。贾植芳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了“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不久，训练班将他分配到中条山前线做日文翻译。临行前，贾植芳写信告诉了胡风自己的去向，胡风回信要贾植芳为《七月》撰写战地通讯，还给了贾植芳一个“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 1939年，国共关系破裂，贾植芳逃出西安，来到重庆，身无分文，一筹莫展，恰好遇见几个留日同学。这几位同学在《扫荡报》工作，经他们介绍，贾植芳也在该报谋了个职位。贾植芳知道胡风此时也在重庆，就给胡风写了封信，因为《扫荡报》属于国民党，贾植芳嫌它名声不好，就说自己在报社工作，未提具体名称。胡风接信后，就一家家报社去找，整整找了三天，终于在《扫荡报》找到了贾植芳。那是胡风与贾植芳第一次见面。看见又黑又瘦，衣服破旧的贾植芳，胡风眼睛一热，差点落泪。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说：“这是二十元钱，你以前的稿子，还存有一点稿费。” 这次见面，胡风的质朴、热忱以及对自己的关心，牢牢地刻在贾植芳心中。他和胡风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贾植芳写道：“胡先生的这次来访，使我很激动，也使我亲身体会到他的热情和纯真的为人品质和作风，他完全是一个平民化的知识分子的朴素形象。这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真正订交的开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贾植芳再次流落到西安，胡风则去了香港。一次在西安某书店，贾植芳偶然翻看一本官方出版的《黄河》杂志，看到则消息：“香港被日军攻陷后，左倾文人胡风已步他的同志袁殊的后尘，做了汪伪南京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凭自己对胡风的了解，贾植芳断定这是血口喷人的谣言。当时他生活窘迫，朋友推荐他给《黄河》写稿，他严词拒绝，说：“我宁可做我完全不情愿去做的小商贩，也决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情感，去与一家诬陷我朋友的刊物发生联系。” 1942年，贾植芳在一本出版于桂林的丛刊中看到胡风的文章《死人复活的时候》，贾植芳读了十分快慰。文章写道：“既然对我的附逆‘该团已获有确证’，那么，现在我回来了，站在这里，而且依旧是手无寸铁，他们就应该提出‘铁证’来请政府把我逮捕；如果不这样做，那无异污蔑我们的政府是存心包庇汉奸‘到处蒙混’的，铁血男儿的他们就应该发出抨击政府的声音。”胡风的文字铿锵有力，贾植芳读完大赞：“胡风到底是胡风！”胡风受到污蔑时，贾植芳怒不可遏；胡风澄清事实时，贾植芳精神振奋！由此他也意识到，胡风和他的友情已经牢不可破了！ 事实上，胡风一直像老大哥那样关心着贾植芳。1947年，贾植芳因在《学生新报》上发表《给战斗者》一文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胡风知道贾植芳和国民党一位官员陈卓有过一面之缘，就写信给南京的阿垅，让他设法去找陈卓，营救贾植芳。胡风还让贾植芳妻子任敏去找同济大学教授吴歧，让他给陈卓写信请他保释贾植芳。吴歧给陈卓写了信，任敏一直在等陈的回信，没有及时和胡风联系。一次，《时代日报》记者顾征南请了几位朋友在家聚餐，任敏也应邀前往。大家正吃饭，胡风因事而来，看到任敏，忍不住发火：“你啊！你啊！你不看看，别人倒替你着急！怎么植芳的事不管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没看到你人影……”胡风对贾植芳的关心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最后，还是胡风找了一个书店的老板，让他托关系把贾植芳从牢中救了出来。 巴金晚年通过一系列文章，反思过去，解剖自我，这些文章后结集为《随想录》出版，影响巨大而深远。198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委托贾植芳推荐一位中国作家做候选人，贾植芳推荐了巴金，在推荐理由中，贾植芳特别提到了巴金晚年作品《随想录》：“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巴金不久前写就的由一百五十篇散文构成的《随想录》。这些内省的文字在无情地解剖自己的同时，实际上也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一次严酷拷问，鞭挞自己灵魂的非凡勇气加上老年人饱经世事后的彻悟，使这部朴实无华而又实以血泪为墨的忏悔录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觉醒的伟大记录。即令巴金只写过这么一部《随想录》，他也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 1983年，贾植芳出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上任那天，他想先和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推开一扇门，一位年轻人突然转过脸，跑到书架后面，贾植芳觉得奇怪，和其他人打过招呼后，又走到那位年轻人面前，那年轻人却一直低着头，一旁的工作人员就对这位年轻人介绍了贾植芳，年轻人不得已，慢慢抬起头，贾植芳明白了。原来他们早就认识。那位年轻人满面通红，说：“我对不起你。”原来在贾植芳接受劳动改造时，他看管过贾植芳，当时这个年轻人态度蛮横，对贾植芳动过拳脚。贾植芳就对他说：“那时候你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也不懂是非，难免做些错事情。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你不要背包袱，以往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年轻，有前途，要好好学习，把工作做好。”那位年轻人听了不住点头，贾植芳对他的原谅让他感激，他也因此感受到贾植芳的宽厚胸怀与人格魅力。 贾植芳曾下放到乡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被安排住在一户农家，这家人心肠好，对受难者贾植芳一点不歧视。贾植芳看这家农户太穷，两个孩子常常吃不饱，买一点酱菜能下五顿饭，所以，他每周虽然给这家农户十二元钱的饭菜钱，但他却不忍在他家吃饭，而是去买一种廉价的定升糕吃，或者去河里捉几条小鱼填肚子。贾植芳只在这家住了一段时间，就与这家人结下深厚感情。当时的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但在回忆往事时，他没有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不断为当时的农民生活而感叹。 1984年的春节夜晚，贾植芳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年轻人骑的自行车撞倒，大腿骨折，在医院躺了几十天。后来他和那位撞倒他的年轻人竟然成了朋友。谈到那个闯祸的年轻人，贾植芳却把他表扬了一番：“当时路上没有人，那小青年可好啦，他没有逃跑，他让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把我推回去了。”那个小青年当晚喝了点酒，没留神撞了贾植芳。他满脸歉疚地对贾植芳说：“住院的一切费用，医药费、营养费全由我出。”贾植芳笑了，说：“你养不起我的，一般职工嘛！我一分钱也不要。假如你撞倒我后逃跑了，我一定要叫你吃官司。”后来这位年轻人多次带着妻子、孩子来看望贾植芳。贾植芳对友人说：“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啦。” 贾植芳寓所的楼上住着一位老教授，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半夜喊叫。老教授的女儿特地下楼道歉：“我爸爸这样喊叫，影响您晚上休息，实在对不起。”贾植芳就安慰她：“女儿，你不必介意，我也老了，过几天也要鬼叫了。” 具备如此善良的天性，贾植芳自然会跳出个人的恩怨，原谅那些因年幼无知而犯下错误的年轻人。 贾植芳曾把契诃夫的《手记》翻译出版，介绍给读者。贾植芳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这部《手记》，其中写道：“契诃夫手记，作为杂文来看，它的精神特色，正是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特色：愤怒中的自持和出于纯洁心灵的乐天的幽默”。其实，用这句话来形容贾植芳的处世法则也是很贴切的。 贾植芳年轻时就有一种坚强的信念。这种信念赋予他一种豁达的胸怀，从而能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风云突变”。 19岁那年，贾植芳东渡扶桑报考日本大学时，口试时，考官问他：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蒋介石，这些人中你崇拜哪一位？贾植芳回答：“我崇拜我自己！”考官惊讶地问：是吗？贾植芳加重语气回答：“是的。”结果顺利录取。考官被这位年轻人的自信折服了。从日本回国后，贾植芳出于爱国参加了“留学生抗日特训班”，本可以顺利毕业，混个一官半职，但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他拒绝同流合污。一次参加录用面试时，一位政府考官问他：“你学的是哪门外语？”贾植芳答：“土耳其语。”考官不懂，就换个问题：“你学的是哪门专业？”贾植芳答：“天文学”。贾植芳用这种调侃的方式拒绝了国民党政府伸来的橄榄枝。 正因为有着坚强的信念，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面对任何的打击，他豁达依旧，乐观依旧。 有段时间，贾植芳吃饭时总感到牙根疼，有颗病牙摇摇欲坠，他笑着对妻子任敏说：“老虎有病就没有医生敢给它看，自己舐一舐就医好了。我的牙齿疼了好长时间了，我不去医务室，因为就我这身份，医生不会给我拔牙的。现在我有办法了，明天过旧年，我去食堂买几块年糕，吃了年糕，坏牙会被粘下来。”妻子任敏在一旁打趣道：“老虎牙坏了没人敢拔，你也一样。”说完两人哈哈大笑。两人苦中找乐的背后，是坚强不屈，豁达无畏的人生态度。 即使步入暮年，贾植芳依旧充满对生活的激情对未来的希冀，他说：“我虽然已进入古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但我自信并没失去我在青年时期那点对生活的激情，那是一团理想的火光，它在我的漫长而多难的生命途程中，一路毕毕剥剥地燃烧着，使我觉得暗夜不暗，光明永远在我的前面。” 贾植芳这一生最看重的、最想做的，就是把“人”字写端正，在和一位青年朋友聊天时，他说：“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如果我再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不用说来世的事，我今世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美梦，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富贵之路。我则认为，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贾植芳八十岁那年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态度：“风风雨雨八十年，险滩暗礁都踏遍；暮年回首生平事，不愧人间走这遍。”同时，他也表明，不愿像别人那样丢开独立思考的包袱而轻装前进。 良知，道义，宽容，思考，贾植芳就是用这些闪光的词，写出了自己虽伤痕累累，却端正伟岸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