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并济刘文典
文摘
2024-11-05 08:30
安徽
1891年12月19，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位富商之家。其父经商成功，重视孩子的教育，刘文典六岁时，父亲请了位私塾先生为儿子讲授四书五经。刘文典父亲交游甚广，思想开放，他认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眼科医生柏贯之，便把刘文典送到他家学英语。刘文典聪明、勤奋，深得这位外籍医生的喜欢。教英文之余，柏贯之还让刘文典用显微镜观察生物，带他做化学实验。跟随柏贯之学习这段时间，刘文典学会了英文，也开阔了眼界，对外语、科学都产生了浓厚兴趣。 刘文典12岁那年，就读于芜湖的安徽公学。在这里，两位教师对刘文典影响最大，一是陈独秀，他是刘文典走上反清革命的领路人之一，后来也是他把刘文典引入“新青年”阵营，引入北京大学；另一位是刘师培，当时的刘师培不仅是经学大师也是排满志士。他对刘文典的教诲可浓缩为八个大字，就是“寝馈许书，钻研萧选”。刘文典自此拿定主意，专攻古代典籍了。“许书”即许慎《说文解字》，“萧选”即萧统《文选》，在刘师培的引导下，刘文典在北大任教后即把校勘古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研究方向。 陈独秀、刘师培两位老师对刘文典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无论是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是学术研究方向的明确，都与两位老师的教诲密切相关。刘文典当老师后，对学生特别关心，因为自身经历告诉他，一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当然，刘师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背叛了革命，刘文典与他划清了界限，但在安徽公学就读期间，刘师培对他的深远影响不能因其后来的变节而抹杀。 说到刘文典，人们会津津乐道于他的“狂”。所谓“狂”，一方面是指不畏强权，刚正不阿。他顶撞蒋介石就是一次“狂”的表现。 1928年4月，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筹备主任兼预科主任，实际上履行校长职责。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首脑，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刘文典根本不买他的帐，从不请他去安徽大学训话，并当众放出这样的话：“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刘文典还在各种场合宣扬这样的观点：“大学不是衙门。” 1928年11月，安大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赶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就如何处置闹事学生，两人意见不同，发生冲突。关于此事，坊间传闻颇多，刘文典之子刘平章认为“多为臆度或演绎之辞”，刘平章在书中给出两种最接近真相的记录。一是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所述：“据参加这个会的省党部委员们回来说：蒋当时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校长。……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认为刘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言语间颇有冲突，众皆色变。蒋即骂：‘看你这样，简直像土豪劣绅！’刘大声反骂：‘看你这样，简直是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地骂：‘看我能不能枪毙你！’刘把脚向下一顿说：‘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蒋更咆哮地说：‘把他扣押起来！’立时便有在门外的两个卫兵进来，把刘拖下。” 另一种说法出自冯友兰笔下，1963年3月10日，冯友兰在给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德光教授的信中，谈及此事：“刘先生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到安庆，与刘先生谈某事不协。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那里！’蒋把刘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刘先生亲告我者。” 据刘平章说，其父1956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隙亲口对冯友兰讲了上述这番话，在他看来，“应当是最真实的历史”。 刘文典妻子听说丈夫进了牢房，立即给蔡元培、胡适、于右任等发电报，请他们设法营救。后经多方斡旋，蒋介石妥协，致电安徽省政府：“刘文典如果即时离皖，可准令保释。” 刘文典老师章太炎闻说此事后大为高兴，逢人便夸：“我有一个好学生，敢顶撞蒋介石”。1932年，章太炎赴北平劝张学良出兵讨伐溥仪。刚到北平，他先派人去清华园找来刘文典。其时，章太炎下榻于西城花园饭店，见到这位得意门生，他喜不自禁，用手摸摸爱徒的头说：“叔雅，你真好！”这个亲昵的动作足以表明章太炎对这个弟子有多么喜爱！之后，不久，章太炎又让刘文典来他住处，当时章太炎小恙在身，但还是打起精神，写了一幅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嫉恶真推祢正平”送给爱徒。此联用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夸赞了刘文典的刚直不阿、敢批逆鳞。 自北大任教后，刘文典专心著述。他的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获得学界名流的极高评价。 大名鼎鼎的胡适破例用文言为该书作序，云：“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同时，胡适也向大学生推荐这部书，夸赞道：“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梁启超、杨树达也在不同场合推荐了这部书。刘文典本人对这部成名作也颇为满意，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的名呢，就是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五百年之内可能没有人超过我。” 他的另一部书《庄子补正》出版后，学界泰斗陈寅恪为之作序，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 1920年11月，商务出版社推出刘文典翻译的《进化与人生》，这是他的第一部译著。胡适对刘文典的翻译评价甚高：“译笔竟是一时没有敌手”。胡适还说，刘文典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个大损失。听到胡适的赞扬，刘文典“舒服得像大热天跑到山路后喝冰汽水似的”。此后，他又陆续翻译出了《生命之不可思议》、《进化论讲话》等，每一部译著都大受欢迎，于是，刘文典就把胡适不无夸张的那句话挂在口边：“我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件不幸！”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开了两门课“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当时刘文典的藏书都留在了北平，手边缺少必要的参考书，但他笑着对同事和学生说：“这两位诗人的诗，尤其是吴梅村的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后来，刘文典凭记忆，把这两门课开成了联大十分叫座的课。刘文典确实“狂”，但他也确实有“狂”的资本。 刘文典承认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也表明自己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比如对陈寅恪，他就心服口服，对沈从文则完全瞧不起，曾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快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还有一次跑警报，他对沈从文说：“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你跑是为了什么？”另外，刘文典还说过一句既狂又谦的话，他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算一个，冯友兰算一个，唐兰算半个，他本人算半个。 这些“狂妄”之语其实当不得真，它们更像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性情之语，平心而论，在学问上超过刘文典的也确实不多，虽然他的话不无夸张。 刘文典有些狂话显示出他的豁达，比如他在昆明写给胡适信中的这段话：“所堪告慰于老友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豪言背后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西南联大，除了教学，刘文典还倾心研究庄子，并完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著作《庄子补正》，他为什么要耗尽心血研究庄子呢？一个主要原因是通过研究庄子来弘扬民族气节，复活民族精神，从而使灾难中的祖国能振兴起来。 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良苦用心，他在各种场合用更为通俗的语言阐明自己以学术来救国的意图。在一次演讲中，谈及国文系的使命和任务时，他说：“我们国文系，除研究文学外，还负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国学。现在国难当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文艺、哲学，确乎是救国的工具。要求民族精神的复活，国家的振兴，必须发扬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庄子补正》完成于西南联大任教时间，但刘文典对庄子的研究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刘文典之子刘成章身体一直不好，刘文典对他有深深的担忧，校勘古籍做学问，也有化忧解愁的效用，正如他在《庄子序言》的开头所说：“亡儿成章，幼不好弄，性行淑均，八岁而能绘事，十龄而知倚声。肄业上庠，遂以劬学病瘵。余忧其疾之深也，乃以点堪群籍自遣。……以道观之，邦国之争，等蜗角之相触，世事之治乱，犹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故乃玩索其文，以求凯谊，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复指先民注疏、诸家校录，补苴諟正，成书十卷。呜呼！此书杀青，而亡儿宰木已把矣！”《庄子》“齐彭殇，等生死，寂寞恬淡，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悬解者也”，刘文典若想以校勘典籍化解痛失爱子之哀伤，《庄子》肯定是首选。 刘文典曾致信胡适为爱子撰写碑文：“……（刘成章）计其生二十三年，未尝有疾声厉色，事亲纯孝，处朋友笃厚，同学有困乏者，必节省乘车钱午膳费以周之，犹不足则为弟言某人穷困之状，自请乞弟济以资而自请减少月费以抵补其数。某月费只十二元，周学友之急恒六七元也。自休学后，悒悒寡欢，每谓人曰：‘吾父之学足以抗手石臞，恨我病废，不能如伯申，死不瞑目矣！’呜呼！写至此事，真肝肠寸断矣！如此子之聪慧、好学，世亦多有之，独其至性过人，实为难能。其最令人伤怀者亦唯此一端也。倘蒙吾兄表扬，存殁均感。” 刘文典还曾想把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以“望儿楼丛书”名义出版，以纪念爱子。在给友人信中，他写道：“鄙人近年因忧亡儿之病，日以校注《庄子》自遣，去夏以成书，不久可付印，作为亡儿之纪念刊。倘有一字流传，则此子为不死矣。”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刘文典的“狂”，坊间传闻颇多；但他对亡儿的念念不忘，情深如此，却鲜有人知道。人们一味称颂他对学问的狂热，却不知这份狂热背后蕴含着对爱子的深爱。 关于刘成章之死，通行的说法，九一八事变前后，一腔热血的刘成章，为敦促政府抗日，和同学们参加卧轨请愿活动，身受风寒，肺病加剧，不幸早逝。但刘文典1936年4月9日给胡适信中谈及爱子之死，给出的理由与所谓的请愿无关： “亡儿以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上海，幼而聪慧，三岁时识字百余。弟见其早慧，即深忧其不寿，惟私幸其赋性端谨和厚，或可长成年。八岁入小学，颇工绘事，时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初次开展览会，亡儿画《雪景》《耕牛》二图，为李毅士先生所激赏，特许陈列，观者无不称赞。十岁时偶见秋华读顾太清《东海渔歌》，即能依仿填成《江南好》八阙，李辛白先生夫妇深器异之，然亦忧其不克永年，时以为言。年十五有志于学，在中学校肄业，英文、数学二科试辄得一百分。十八岁而高中毕业，晨起演算解析几何、微积分，必至夜漏三下。民国十九年暑假中，深夜披衣起算难题三，忽患咯血，急送往医院诊治，以X光照之，右肺锁骨下已有浸润矣。劝其休学不肯，譬喻百端，乃改入国文系，复经医士力劝，弟与秋华严谕，始肯休学养疴。而病势已深，不可救药矣。百计医治，终无显效，去夏自知病疾不可为，犹秘而不言，恐伤亲心。适秋华以妇科病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亡儿虑其母有万一危险，竟数夜未眠。秋华知之，于施行手术后第二日即归家，以出院过早，患胃痛症。亡儿每夜必数起，立窗外静听，一闻其母呻楚声，即泣涕祷天，愿以身代，又磨刀欲割股和羹以进。弟严谕止之。亡儿曰：‘男学数理科者，岂不知割股未必能愈母疾，惟希冀精神感应，或有万一之效，且以此少分吾母之痛苦耳。’如是者浃旬，疾乃大作，病不能兴。及秋华疾愈，亡儿乃能少进饮食，步履如常，而肺疾愈重，声嘶骨立，延至旧历正月十六夜竟长逝矣。故谓其死于病可也，谓其死于孝可也，谓其死于劬学亦可也。” 这里，未提刘成章之死与请愿有一丝关系。知子莫如父，关于刘平章死因，父亲刘文典的话最可信。 刘文典对早逝爱子的念念不忘，显示了他“柔”的一面。刘文典不仅深爱自己的孩子，对所有好学上进的学生，他亦爱其如子。 前文提及，刘文典为保护安大学生而被捕入狱，但这不能阻止他对学生的关心与保护。他主政安徽大学期间，两位加入共产党员的学生遭人告密，在刘文典的帮助下安全撤离。就连学生的亲戚，遇到困难他也出手相助。1931年5月25日，他写信给胡适为一位学生的弟弟求助：“尤急者，河南中山大学学生安慕陶，人极笃实，因家贫废学，困在此地，闻文化基金委员会要用书记，伊极愿就，此事弟已函恳洪芬先生，倘吾兄能与叔永先生帮忙说一句话，更是感同身受。安慕陶君之兄文倬是弟之学生，师生情谊极厚，故不避免冒昧之嫌，专函奉恳也。” 1949年9月9日，国民党在昆明发动“九九整肃”，在昆明搜捕共产党员。刘文典学生吴进仁当时刚毕业留校，住在云南大学，被国民党抓入牢房。刘文典获悉后进门赶到昆明警备司令部，拿出名片，对站岗的士兵说要见司令。士兵持名片通报。一会儿，有位军官出来对刘文典说：“刘教授，司令有请。”见到司令，刘文典为吴进仁担保，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请立即放人。第二天，吴进仁安然获释。凭一张名片救出学生，刘文典十分高兴，对妻子和孩子说：“想不到我的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七个字，‘刘文典，安徽合肥’，竟能救出进仁！” 刚正不阿，敢批逆鳞；钻研学问，废寝忘食；臧否人物，霸气侧漏；对待子弟，又情深意长，这就是刘文典。纵观其一生，他嫉恶如仇，睥睨权贵，；焚膏继晷，著书立说；倾心育人，爱生如子，令人钦佩且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