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是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2006年曾获得美国克鲁格学术奖。这个奖是为表彰那些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而设立的。对于获奖，余英时的看法是顺其自然，他说：“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当然归功于天赋和毅力，归功于数年如一日的勤奋而扎实的工作。而支撑他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钻研学问，是旺盛的求知热望，而非功名利禄这些外在的东西。
在余英时一生中，曾出现过一些珍贵的瞬间，珍贵的人，正是这些“瞬间”和“贵人”塑造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他。
“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余英时出生于1930年的天津，祖籍是安徽潜山。余英时7岁那年，抗战爆发，年幼的他随家人回老家潜山官庄避难，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回乡后不久，余英时父亲赴重庆，任考试院参事。余英时则寄居在官庄伯父伯母家。
乡居九年，余英时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只是跟着乡下一些私塾老师零星而分散地读了一些古书，《史记》、《三国策》、《古文观止》等。
1945年到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的舅舅家住了一年。舅舅是当地的一位文人，经常和朋友们吃酒聊天，谈文论艺。余英时耳濡目染从舅舅和朋友的交往中学到一些诗文知识。一次，舅舅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蓬松鬼见愁”。其中第一句“酒一瓯”原为“士不忧”，舅舅的一位友人将其改作“酒一瓯”。舅舅大为叹服，称其为“三字师”。因为“酒一瓯”更为形象、生动、传神，“士不忧”则过于直露。一旁的余英时听闻舅舅和朋友的“推敲”，颇受启发，对做诗这件事仿佛开了窍。
在几位私塾老师中，刘惠民给余英时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刘老师不仅让余英时在古典文学训练上获得诸多益处，而且把他引进了做诗的大门。余英时晚年还记得老师的一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当时，刘老师正在谈恋爱，诗中的“春花”正是他的意中人。
抗战八年，驻扎在安徽各县的是李宗仁麾下的桂系部队。其中一个营驻守潜山官庄。营长姓杜，贪赃枉法，恶行累累，乡人怨声载道。当时余英时不过十三岁，但出于义愤，竟怒不可遏，一气呵成写了一篇状子，列举了该营长的种种罪行，措辞严厉，文句流畅。13岁的余英时一时兴起写下这篇状子，不过是不吐不快，一泄心头之愤，并非真的要去告发他。写完了，就扔在桌上不管了。几天后，余英时有事去了舒城县。杜营长的一位勤务兵偶然来余英时家中办事，无意中看到那篇洋洋洒洒的状子，大惊失色，赶忙把状子拿去送给营长。营长不相信一个孩子会告自己的状，认定幕后有指使者，便大动干戈，把全村有头有脸的乡绅全找来，逼问谁是幕后指使者。乡绅们不明就里，当然矢口否认。后来，为安抚营长，乡绅们摆下酒宴，给营长压惊。营长喝醉了，一面痛哭，一面警告乡绅，倘若自己活不成，会大开杀戒，杀掉相关人士，当然包括写状子的余英时。
为防止营长报复，家人把余英时送到远地一位堂兄家中，躲躲风头。这位堂兄四十多岁，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这次却对余英时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后，我要另眼相待了。”其他几位长辈，也不再把余英时当小孩了，而称呼他为“小先生”了。余英时后来感慨：“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却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后来经人劝说解释，营长的怒气渐渐平息。但他到底不放心，还是派了一位指导员来余英时家了解情况。经过一番交谈，这位指导员确认余英时无意状告杜营长，这次风波也就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抗战胜利后，余父受命在东北筹办东北中正大学，余英时也考入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余英时初中、高中的学习断断续续、不够系统，，但东北学生在伪满时期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且不适应中华民国的考试内容和方法，这样，余英时榜上有名也不算意外了。
几年后，解放军夺取了东北。国民党兵败东北前夕，余英时随父亲一道从沈阳逃到北京。其间发生了一幕余英时终身难忘。当天沈阳机场有三架飞机，余父乘第一架，余英时搭第三架。余英时正排队登机时，父亲招手喊他过去，原来，第一架飞机多了一个空位。余英时最后时刻改乘了第一架飞机，结果第三架飞机中途失事。
1949年上海解放时，余英时一家暂居上海。余英时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任参事，在新社会无法立足。但他一直犹豫是去台湾还是香港？香港物价昂，住不起；台湾举目无亲，太孤单。左思右想，一再耽搁，最终，当余英时父亲决定破釜沉舟去台湾时，上海和台湾的交通已中断，只能坐船去舟山群岛，从那里设法奔赴台湾。这条路充满风险，浪大船小，且有海盗出没。但余父已无暇顾及，带着妻子和幼子匆匆踏上旅程。余英时没有和家人一道走。他必须留下来处理一些琐碎、繁杂且紧急的家事，比如把顶来的房子再顶出去，收回顶费；还得把家中的一些书画文物运送至北京。当时余家在北京有一所住宅。
父亲、继母与幼弟是当年七月去台湾的，十一月余英时考取了燕京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燕大读书时，余英时勤奋刻苦，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那段时间他积极追求进步，提交了入团申请。在他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阔步向前时，一封家书不期而至。
本来，余英时以为此生不会再与家人团聚了，没想到，父亲在来信中告诉他，因台湾没有安全感，他们已移居香港，希望余英时寒假能赴港团聚。
费了一番周折，余英时拿到了赴港通行证。不过当时的他只打算在寒假与家人团聚一个月，随后回燕大继续学业。不过，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余英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如期归校了。一来他觉得此次和家人团聚实属不易，一旦回北京后，恐怕很难再有机会来香港；二来当时的他必须为父亲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当时，余家还有一些书画文物寄放在上海的亲戚家，需要余英时陪同继母去上海取回这些文物，卖掉换钱。于是，余英时致信燕大，再请一个学期的假。
既然留香港的时间延长到一个学期，父亲便建议他随钱穆先生读一点国史。余英时当然求之不得，但他那时仍没有长留香港的想法，只是尽量和家人多团聚一段时间，多享受一下家庭的温馨。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当余英时决定启程回北京时，他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觉得离开家人十分不舍，而且这一去恐再难相见；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香港逼仄狭小，且是英国殖民地，不宜久居。另外，如果余英时留在香港，只能进新亚书院读书，但香港政府不承认新亚为高等学府，只能算是中学。几经挣扎，余英时还是决定回北京，去燕大继续学业。
事有凑巧，当余英时乘火车离开香港赴广州，途经石龙小站时，火车出了故障，需要修理五、六个小时才能继续行驶，但五、六小时后，余英时就无法赶到广州乘当天去北京的火车了。这意味着，余英时必须在此歇息一夜，第二天再赶赴广州乘车去北京。
然而就在修车的这五、六个小时中，余英时内心陡生波澜，他突然觉得回北京回燕大的决定十分自私，当时他父亲年事已高，在香港很难找到稳定工作，非常渴望作为长子的他能留在香港做他的左膀右臂，而现在，自己只想着自己的学业，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另外，本来他决定回北京回燕大能更好地为国家尽力，而现在，他觉得这个想法过于注重形式了，此刻的他，这样想，父母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此时急迫地需要他的关心照料，自己狠心不顾，恐怕就谈不上为国尽力。那时的余英时已意识到，大陆和香港的隔绝会日益加深，以后再想回香港恐怕难上加难，难道就此就和父母家人永别吗？想到这几点，余英时觉得自己重回北京的决定简直“有百非而无一是”，于是推翻了此前的想法，决定留在香港，留在家人身边。做出这一艰难决定后，余英时内心变得平静如水，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后来回忆这件事，余英时说：“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从访问学人一变而成博士研究生，这是我个人生命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捩点。”
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培养出来的最大学者是余英时。余英时坦承，自己的成长凝聚着老师钱穆太多的心血。他说，没有钱穆，自己的生命将会是另外的样子：“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
余英时是从燕京大学转至新亚的。当时，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余英时转学要从二年级开始，须接受一次简单的考试，主考官就是钱穆。钱穆让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交卷后，钱穆当场阅卷，当即录取。余英时说，这次特殊的考试对他而言是一件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
那时新亚的学生很少，水平参差不齐，钱穆教学时无法尽情发挥，必须尽量迁就水准低的学生。作为优等生的余英时在课堂上便觉收获寥寥。他坦言，从钱穆那里受益最多的是在课堂之外。
余英时是1950年秋正式拜在钱穆门下。除了听课以外，余英时课外精读《国史大纲》，每章写出读书报告，请钱穆指正和批评。余英时一面写读书报告，一面接受钱穆的指点。几个月后终于将《国史大纲》细读一遍，且聆听了老师钱穆数次点评。余英时说：“钱先生的讲评使我受益无穷，让我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
在钱穆指点下精读《国史大纲》，还让余英时了解到钱穆求学问的态度，而这一态度对余英时影响深远。当时，他边读《国史大纲》边做笔记，把书中精要之处摘录下来。当余英时把笔记本呈老师过目，请老师指教时，钱穆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
钱穆这番话显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做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是他对历史的系统见解，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是允许别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钱穆的话也在提醒余英时，初学者，更应该在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余英时因此懂得，学问的系统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说：“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
晚年谈及这件事，余英时仍不免感慨一番：“他这样郑重地叮咛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为感动。”
余英时的父亲也在新亚授课，钱穆与他们一家相处融洽，节假日，他常和余英时一家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泡茶馆，下棋、打牌、聊天，有时能玩上一整天。余英时特别怀念那段和老师探幽访胜，“游山玩水”的时光。老师讲述的那些亲身经历的学术掌故，他听得津津有味，并从中获得诸多启发。
一年暑假，香港酷热。钱穆胃溃疡的毛病犯了，孤零零躺在教室的空地上。余英时去看他，问：我能帮你什么吗？钱穆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在那样艰困的环境，在那样无助的时刻，钱穆念念不忘王阳明文章。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痴迷给余英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余英时后来赴哈佛深造，对中国文化一直怀着温情和敬意，想来和钱穆的言传身教有极大关系。
1953年，钱穆创办了新亚研究所。余英时几乎每天都去所中看书、研究。就是从这段时间，余英时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然是在钱穆的指导下。余英时本来是想从阅读《三国志》来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钱穆却建议他从《后汉书》开始。余英时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精读《后汉书》，边读边做笔记，留下了一千多张的卡片。他后来在史学领域的大量成果均来自这一千多张卡片。成名后，余英时坦承：“1953至1955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余英时毕业后就留在新亚教书。不久，以助教身份赴哈佛访学随后又留在哈佛读博士。尽管两人相隔万里，且余英时也有了新的导师，但钱穆依旧通过书信指点这位已出师门的弟子。
在钱穆眼中，余英时人才难得，但越是器重，指导越细致，批评也越严厉。在一封信中，钱穆对余英时某篇论文的批评坦诚而直率：“稍嫌不贴切”“下语时时有含混不分明之处”“立论，有过偏之处”“不能有深细之阐发”。为了让余英时在学术上尽快登堂入室，钱穆特别推荐他去读叶水心《习学记言》、王船山《读通鉴论》及章太炎《检论》，说：“此三书须仔细阅之，得一语两语可以有大用。”
关于论文体例方面，钱穆不惮其烦，提出意见，供弟子“采择”：
“在撰写论文前，须提纲挈领，有成竹在胸之准备，一气下笔，自然成章。”
钱穆直言，余英时论文“似嫌冗碎软弱”：“未能使读者一开卷有朗然在目之感，此似弟临文前太注意在材料收集，未于主要论点刻意沉潜反复，有甚深自得之趣，于下笔时，枝节处胜过了大木大干”，钱穆提醒弟子：“此事最当注意”。
余英时论文中多次出现“近人言之已详，可不待再论”字样，钱穆告诫弟子“此项辞句，宜一并删去。”
余英时论文后面的附注多达107条，钱穆认为太多了：“大可删省，芜累去而精华见，即附注亦然，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
钱穆认为，附注和正文“只是一篇文字”，所以“不宜有所轻重”。
钱穆对余英时的指导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极富针对性。指出了弟子论文的缺点所在，又为他提供补救措施。如此有的放矢的教导自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钱穆说，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作为老师，他对余英时的性情与性格了如指掌，所以能“对症下药”。他知道余英时才性、为文“近欧阳，不近韩柳”，所以劝弟子多读欧阳文章，当有事半功倍之效。
余英时喜欢熬夜，钱穆出于对弟子的关心，希望他戒除这一陋习：“又念弟之生活，却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起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弟求远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纵晏起。”
从论文附注的内容，当生活习惯的好坏，钱穆都对弟子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可谓“心之所爱，无话不及”。无论是谁，有这样的老师都是难得的福分！
钱穆对余英时的点拨、指导，常常具有“振聋启聩的震撼力”：
“当时我的计划是读完学位后回到新亚去执教，所以主要精力是放在西方历史和思想方面。我的心里颇有些焦急，因为我实在腾不出太多的时间来专读中国书，而中国古籍又是那样的浩如烟海。我在给钱先生的信中不免透露了这一浮躁的心情。钱先生每以朱子‘放宽程限，紧着工夫’的话来勉慰我，叫我不要心慌。这种训诫真是对症下药，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所谓“放宽程限”，就是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不必心慌焦急；所谓“紧着工夫”，就是要时时有紧迫感，要认识到，只有付出一点一滴的努力，才会有一尺一寸的收获。钱穆的话之所以让余英时终身受用，是因为他说出了做学问的真谛，那就是，做学问如同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仿佛遥遥无期，但，如果你每一步都踏实，你终有成功撞线的那一刻。
钱穆的话使余英时懂得，水滴石穿，在于韧。做学问，最关键的就是要有“韧”劲。
哈佛曾邀钱穆去讲演。因哈佛多次资助新亚，钱穆便对哈佛主事者表示感谢，对方却说：“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多矣，何言谢！”可见余英时在哈佛人心目的重要地位。余英时的脱颖而出乃至蜚声中外，与钱穆的谆谆教诲，密切相关。
钱穆九十岁生日时，余英时写了《寿钱宾四师九十》律诗四首，其四为：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又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这首诗，这副挽联，表达了一个弟子对老师的深情和敬意。
1955年，新亚推荐余英时、唐君毅为赴哈佛大学进修的候选人。最终哈佛接受了年仅25岁的余英时，因为哈佛提供这个名额更多是为了造就年轻学子，挖掘年轻学子的学术潜力。不过在赴美过程中，余英时却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麻烦。当时香港与澳门的华人必须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有人向台湾当局诬告余英时属“第三势力”，赴美后会发表对中华民国不利的言论，故台湾当局拒绝了余英时护照申请。这样一来余英时美国之行将成泡影。钱穆为此专门给台湾行政院写信澄清情况，台湾当局置之不理。亚洲协会驻港代表艾维得知余英时的困境后，出于对年轻学子的关心，给美国驻港总领事庄莱德，为他说情，大意是，赴哈佛进修对年轻的余英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机遇，如果因为身份的问题不能成行殊为可惜。庄莱德对此表示理解，便为余英时出谋划策，让他申请成为“无国籍人”，就不需要台湾当局的护照了。为了顺利赴美进修，余英时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按计划，余英时在哈佛进修两年必须回新亚工作，哈佛提供这个进修名额就是为新亚培养师资的。可进修中的余英时忽然接到父亲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再次打乱了余英时的计划。
余英时父亲在香港一直没有适合的工作，渴望移居美国，另谋出路。余英时赴美后不久，“中国流亡知识人援助会”向余英时的父亲伸出橄榄枝，愿意帮助他们赴美定居，条件是余父提供一纸证明：若在美国遇到困难，有人或机构能给予帮助。于是，余父致信余英时，希望他以读博的方式延长在美时间，这样，余家赴美定居就有了保证。钱穆因为同情余家的处境，慨然同意余英时改变原来的两年后回港的计划，继续留美攻读博士学位，但他内心深处却希望余英时能尽快回港，继承他的衣钵，在给余英时的信中，他流露出这种渴望：
“弟倘能早返，得失之间，亦殊难计量。国内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后起英秀，任此重任。学位仅属虚名，弟若早归，幸穆尚未衰颓，相与讲究切磋，积素年之讲贯，甚望弟能建树宏模，不负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研新知，然旧籍邃深，亦甚须潜心，时过而学，则事倍功半。至于他年重谋出国，机缘决不乏，故弟之继续在国外深造，或先归益治旧籍，再过数年，重再远游，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尽可安心乘运，不必多所计虑也。”
从钱穆另一封给余父的信，更是看出，钱穆盼余英时回港的心情简直如同大旱望云霓：“只望明年远游归来，学校事能乘此摆开，多得清闲，有英时等数人时时过从，谈论学术，放情山水，弟当自买一车由内人驾驶，家中时时备一两味家常菜，邀英时等三数人聚餐会游，弟之理想专在此处。……若使英时能在弟身旁亲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脱辔绝驰，弟之心情盖无愉快过于此者。”
余英时知道亲承恩师钱穆的衣钵是人生难得的机遇，一个博士学位是不能和其相提并论的，他感激老师的垂青，感激老师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但为了全家能定居美国，他不能不拂逆老师的美意，违背老师的心愿，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决定是余英时人生一大转捩点，他由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从后来的功成名就来说，余英时这一决定当属明智，但他也承认，这一决定，也带来平生一大憾事，就是“失去向晚年的钱先生从事系统问学的机缘”。
余英时能顺利留美读博，还得力于著名学者杨联陞的帮助。杨先生当时被誉为“年轻汉学家第一人”，胡适赞他是“最渊博的人”。如果没有他的力荐，余英时不会那么顺利地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正如余英时在回忆中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杨联陞同意接收他为自己的博士生，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余英时跟随杨联陞整整学了五年半。
余英时认为，在他的人生中，受两位老师熏陶最深，一是钱穆，一是杨联陞。钱穆是余英时做学问的引路人，更是精神上的导师；杨联陞作为余英时的博士导师，则让余英时养成了读书、做学问的好习惯，余英时说，这一习惯让他“受益无穷”：
“我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杨先生既渊博又谨严，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我逐渐养成了不敢妄语的习惯，偶有论述，自己一定尽可能地先挑毛病。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免于犯错，不过总可以使错误减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