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６０年９月，赫胥黎最喜欢的儿子去世了，他的朋友金司莱写信安慰他。信中说到人生的归宿和灵魂的不朽两大问题。赫胥黎回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信。这封信是“存疑主义”的正式宣言，重要片段如下：
“……灵魂不朽之说，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我拿不出什么理由来信仰他，但是我也没有法子可以否证他。……我相信别的东西时，总要有证据；你若能给我同等的证据，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的话了。我又何必不相信呢？比起物理学上‘质力不灭’的原则来，灵魂的不灭也算不得什么希奇的事。我们既知道一块石头的落地含有多少奇妙的道理，决不会因为一个学说有点奇异就不相信他。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重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这个宇宙，是到处一样的；如果我遇着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方才可望有成绩；那么，我对于人生的奇秘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用这样严格的条件吗？用比喻或猜想来同我谈，是没有用的，我若说，‘我相信某条数学原理’，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够不上这样信仰的，不配做我的生命和希望的根据。……
科学好像教训我‘坐在事实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谦卑的跟着自然走，无论他带你往什么危险地方去：若不如此，你决不会学到什么。’自从我决心冒险实行他的教训以来，我方才觉得心里知足与安静了。……我很知道，一百人之中就有九十九人要叫我做‘无神主义者’，或他种不好听的名字。照现在的法律，如果一个最下等的蟊贼偷了我的衣服，我在法庭上宣誓起诉是无效的（１８６９年以前，无神主义者的宣誓是无法律上的效用的）。但是我不得不如此。人家可以叫我种种名字，但总不能叫我做‘说谎的人’。……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文中曾引用了赫胥黎这封信，以说明什么叫“存疑主义”。
在引述了赫胥黎这封信后，胡适说：“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义’的。对于宗教上的种种问题持这种态度的，就叫做‘存疑论者’。”
关于“存疑主义”，胡适的看法如下：
“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存疑主义’。存疑主义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知主义’。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存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当信仰。这是存疑主义的主脑。”
１９４１年６月，胡适在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典礼上做讲演，题目是《智识的准备》。其间，胡适提到了赫胥黎给金司莱信中那句著名的话。
胡适在演讲中先引用了赫胥黎那句话：“一个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为就是口里讲，内心深感觉到这句话——‘我相信某件事是实在的’。紧附在那个行为上的是人生存在世上一切最大的报酬和一切最严重的惩罚。”然后，胡适据此引申道：
“要成功地完成这一个‘最神圣的行为’，那应用在判断、思考，和信仰上的思想训练和规律是必要的。所以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必须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获得所期望于为一个受大学教育的我所该有的充分智识训练吗？我的头脑是否有充分的装备和准备来做赫胥黎所说的‘一个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为？’”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胡适在台湾大学做题为《治学方法》的讲演，其中也援引了赫胥黎写给金司莱的信。胡适说：
“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几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从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1953年，胡适在给好友朱经农的儿子的一封信里，胡适再次重申了“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这一观点。
“文长：
谢谢你六月十日的信和附寄的长文。
我劝你最好暂时不要发表这篇文字。因为这文字里有许多地方是很可以引起反感或误会的。
我是一个‘存疑论者’，即是你说的‘不可知论者’。但在中国思想传统里，Agnosticism & Atheism都没有像基督教国家那里那种‘罪大恶极’的贬义，故我有时也自称‘无神论者’。其实我确是一个无神论者。
这点存疑的态度是中国思想传统里一点最有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怀疑精神，他的最明白的说法就是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很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孔子的存疑态度见于《论语》子路问事鬼神一章。
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寥寥几句话，在中国思想史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我看后来的哲人，如宋明的理学家，特别是二程与朱子，都很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我的存疑论或无神论与铁幕内的‘反宗教者’有一点根本不同，我觉得这个社会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自由发表，我应该报答以同样的容忍。我少年时也曾因为主张‘破除迷信’，曾有很不容忍的议论。但廿五岁以后，我总努力克制自己，对自己的存疑态度虽绝不放松，而对他人的宗教信仰则总努力谅解、容忍。故当中国开始提倡反宗教的时期，我曾与周作人诸人发表一篇短宣言，（此文现在已不可得了，不曾收入《文存》去，因原稿似是周作人拟的），表示我们不赞成这种不容忍的态度。
你在我家住过，也许知道我的Collection of Bibles 在中国算是第二大收藏。北京圣经会百年（？）纪念时，我的英文演说现今有一长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里。
但我细读你的长文，颇感觉你的思考方法不细密，立论的态度也不够忠厚。不够支持（defend）你的信仰，也不够说服他人的不信仰。
你说我的态度是：‘你信上帝，很好。不过你如果要我信上帝，拿证据来!’这话大致不错。
但你举的证据都不是能站住的，只可供信仰者信仰，而不能叫不信者不疑。
……。
你必须平心静气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他们的不能不怀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样，——一样是性情上的根本不同。
Wm. James说的两种不同的性情，最有道理。某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已养成了‘拿证据来’的习惯，所以能有点科学的成绩。但出了实验室，进了礼拜堂，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那后天的严格训练，只有那自少至老的一套传统习惯，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的(或自觉的)随顺那本来（先天）不能不信的性情了。
严格的训练可以挽回一点，补充一点，但根本还是一个性情上的不同，无从勉强。
但你说的有些话，确使我有点担忧。
你说，‘灵魂的存在是事实，灵魂的归宿上帝也已经藉着圣经有了明白的指示。’这正是我说的你不能不信，我当然不能阻止你，也不愿意劝阻你。
我担忧的是你引用《启示录》、《希伯来书》一类的材料，毫无一点怀疑，使我忧虑你的史学方法训练太不严格，故毫无鉴别材料的眼光。
第二，我忧虑的是你的眼光太窄，心地太窄，不能明白世上自有不能信任没有完全证据的东西的好人，故你忧虑这种没有同你一样信心的人就会‘成为无希望的，痛苦的，投降的，以至于团团转的’！这种心理是很不忠厚的。你完全不能承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流人确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圣贤。
这种狭窄的心地是不容忍的根苗，故最可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