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只读过几年私塾，连小学文凭都没有，十五岁出门远行拜师学艺，十八岁初试啼声发表小说，二十一岁激情澎湃和友人创办杂志《白华》，二十三岁巧遇伯乐被《生活》周刊录用，二十五岁涉足文坛和林语堂联手编辑《论语》。
编刊之余，陶亢德苦学外语，有多部译著问世。友人评价他：“国文的根基在牖下打得很深不用说，一般的英文书籍和东文化书籍都难为不了他，随手摘译，郎朗诵口，这真是非有大过人之才不能为。”
截止到上世纪1957年，陶亢德共翻译了五部书，出版的四部如下：《配尼西林的故事》，《微子——生命的敌人》，《蜜蜂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十字军东征》。
美国畅销书作家卡内基《怎样除烦恼》的最早汉译即出自陶亢德之手。晚年卧床养病间隙他还翻译了《微生物猎人传》。
陶亢德的成绩来自他的好学，其好学给子女留下深刻印象：每次吃饭，他的面前总有一杯酒，一本书。
从学徒到“职业作家”
陶亢德自结识邹韬奋而开始自己的编辑生涯，后来因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宇宙风》《人间世》而名噪一时。
192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村庄的陶亢德刚满十四岁，迫于生计，不得不前往苏州一家织缎庄学徒。但少年陶亢德对拜师学艺毫无兴趣，整天埋头读报，读的是缎庄订的上海《新闻报》和旁边一家店铺订的《申报》。
不久，那家织缎庄倒闭了，陶亢德经人介绍在当地基督教青年会里打杂，工作清闲，他又像往常那样沉迷于阅读中，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每期必看，每篇必读。
青年会的工作难以为继，陶亢德便赴上海投奔熟人找了个仅能糊口的差事。工作之余，他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读书。在这里他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成了不折不扣的鲁迅迷。陶亢德本来极爱郁达夫作品，但读了鲁迅作品，态度变了，他说：“郁作是老酒，鲁作是烧酒，会喝点酒的我，喝烧酒比喝老酒煞渴或过瘾。”
当时上海有家杂志《红玫瑰》，档次低，品位俗。陶亢德给它投稿，每投必中，稿费收入完全可以让他生活自立。于是他辞了工作，和《红玫瑰》约定，杂志每月支付他十五到二十元，他每月给杂志一万五千到两万字的文稿。上海房租贵，开销大，陶亢德重回苏州，租了房，过起了“职业作家”的生活。好景不长，不久《红玫瑰》来函，说不能按月支付薪水，改为发一篇给一篇稿费。陶亢德此前对家人谎称自己在苏州做小学教员，每月还给家人寄上三块五块。现在没了固定收入，谎言不攻自破，只能打道回府。
陶亢德回家那段时间，他的一位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表兄，恰从东北回乡省亲。这位表兄在辽宁财政厅当了二十多年的科长。家人便把陶亢德托付给他，随他赴东北谋出路去了。陶亢德说：“这一去呀，对我的一生有极大影响，也可以说，是这一去，我才走上了我要走的路。”
那一年是1930年，东北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
在东北结缘《生活》周刊
陶亢德赴东北后很长一段时间，工作没有着落。他就去寓所附近的沈阳青年会看书，一次看见一张代售《生活》周刊的广告。陶亢德在上海时看过这个周刊，还投过稿。在东北看到这则广告，“他乡遇故知”一般激动、欣喜，立即汇款订购一份。在一期周刊上，陶亢德看到招考练习生启事，就写信给编辑部，说自己想考，但人在东北，截止日期前赶不过去，能否宽限几天，容他赶赴上海应试。
让陶亢德喜出望外的是，他收到了周刊主编邹韬奋的亲笔回函，聘他为《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月薪三十元，每月只需完成三千字的稿子。俗云好事成双，陶亢德赶上了，刚做了特约通讯员不久，表兄也为他谋到了财政科员的职位，月薪六十元。
9月17日深夜，日本人闯入沈阳，翌日，各大衙门停止办公。作为《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陶亢德处变不惊写了篇通讯稿发往上海，标题触目惊心：《讣闻》。
之后，沈阳陷入混乱。表兄薪水停发，前景无法预料，决定拖家带口回老家绍兴。陶亢德一道南归。到上海后，陶亢德和表兄一家分手了，作为《生活》周刊特约通讯员，他直接去找周刊主编邹韬奋去了。
第一次见面，陶亢德就感受到了邹韬奋的“热诚可爱”。他告诉陶亢德，说通讯稿《讣闻》收到了，已经发表，对陶亢德的撰稿表示了感谢。随后他问陶亢德想不想在上海工作，陶亢德求之不得。原来，邹韬奋一位朋友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请他推荐职员。经邹韬奋举荐，陶亢德在事务有了份工作。一个月后，因《生活》周刊缺人，邹韬奋又把陶亢德要回周刊。陶亢德在周刊的工作很轻松，专门回复读者来信，月薪四十元。
邹韬奋留给陶亢德的印象极佳：“邹先生是《生活》周刊的主持人，但他的对人是一贯的热诚亲切，心直口快，从不威风凛凛装腔作势，他和年龄较大的同事们亲如手足，对年少者视同子侄，爱护栽培不遗余力。”
邹韬奋器重陶亢德。获悉黄炎培曾赴东北慰劳马占山将军，邹韬奋就请他口述马氏抗日经过，嘱陶亢德记录，发表于周刊。他知道陶亢德写过小说，就热心帮他出版小说集，并慨然写序，对陶“大加奖掖”；另外，还委以重任安排陶为周刊专栏“望远镜与显微镜”写文章。
邹韬奋为人亲和，陶亢德口直心快。他敬重邹韬奋，但对周刊或邹本人的一些不当做法也直言相谏。
一次，他看到邹韬奋文中有一句“我亲自到……”，就建议道，话是实话，“但似乎有御驾亲征屈尊降贵的口气”，可否删去？
周刊还曾组织一次对胡适的批判，演了一次“双簧”。先发表一篇颂扬胡适的文章，文字肉麻，破绽百出，接下来连篇累牍刊发一篇又一篇文章，对此文大加挞伐。这些文章都未署真名。陶亢德对邹韬奋直言相劝，说：“胡适当然可以批评，这些批评的文章说的也在理，但为什么不能用堂堂正正的方法批评呢？”
邹韬奋在被迫流亡海外之际，为陶亢德安排了更好的去处。
陶亢德离开《生活》周刊后，对周刊对邹韬奋一直怀有感恩之情
陶亢德后来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在所有编辑中，他认为邹韬奋最为杰出。
至于邹韬奋的为人，陶亢德的看法是：“文如其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说他不是好人，读他文章的人也就没有一个说它不是好文章。”陶亢德还特别欣赏邹韬奋为人的一个特点：“不罔论人短，无论对什么人，他不抹杀这个人的优点长处，当然这是对一般人而论，对于大戆巨奸，他是口诛笔伐，绝不留情的。”
陶亢德在《生活》周刊工作时间不长，但这“第一口奶”却滋养了他一辈子。
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等刊物
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时，把陶亢德介绍去了上海文库。在此期间，有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论语》主编林语堂。
陶亢德随后加盟《论语》。林语堂挂名主编，编辑事务由陶亢德一人承担。编辑费每月三百五十元，陶林二人平分。
鲁迅给《论语》写过稿子，但也批评过该刊后期“开始无聊”。
《辞海》对“论语派”的解释如下：“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因创办《论语》（1932-1949）半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是林语堂。除《论语》之外，又陆续主办《人间世》(1934-1935)、《宇宙风》（1935-1947）等期刊。他们自命为‘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大力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时，引诱青年逃避现实斗争，起了麻痹群众的作用。当时即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的揭露和批判。”
陶亢德不认可这段“一棍子打死”的判词，他说，如果有“论语派”，那鲁迅也属于此派，因为鲁迅给早期的《论语》写过稿子，难道鲁迅也曾跻身“资产阶级的文学流派”？另外，陶亢德说，鲁迅确实批评过《论语》等杂志，但并未全盘否定。
陶亢德认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确有很多瑕疵，但以下贡献却也是事实：
一、humour一词确定译为“幽默”。当时李青崖翻译为“语妙”，钱玄同戏译为“酉靺”，结果还是林语堂翻译的“幽默”获得认可。此语在《论语》出现后，风行一时，沿用至今；
二、老舍最有名的小说《骆驼祥子》首发《宇宙风》；
三、《论语》培养了一个日后成为漫画大家的华君武。
陶亢德和林语堂的合作总体上风平浪静。林语堂虽是主编，但在陶面前从不摆架子，且对陶十分信任，大事小事都让陶放手去做，从不干涉。杂志收益两人均分，十分公平。后来林语堂三哥也加盟编辑部，林语堂还特意和三哥签了协议，让他不得干涉编务。因战争缘故，陶亢德把《宇宙风》迁到广州和香港。一次，陶亢德接到林语堂的信，提出《宇宙风》会计独立。当时《宇宙风》销量不大，收益不多，根本请不起专职会计，陶就在回信中提出办法：两人中一人选择退出，留下的负责支付杂志印刷欠款，以后杂志赚钱，补偿退出者三分之一。他的这个提议让林语堂大为光火，林回信说，谈不到退出不退出，口气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在这种情况下，陶亢德选择离开《宇宙风》，两人多年的合作戛然而止。
抗战爆发后，林语堂在重庆说，如果陶亢德来，政治上他可以担保。林语堂这句话让陶亢德十分感动。
陶亢德编刊物也有别出心裁之处。他为《宇宙风》编印过四本“别册附录”，作为杂志订户的赠品，也零售。一本《游山日记》，古人小品集；一本《她们的生活》，作者全是女性，记录她们的生活；一本《鸦片的今昔》，“主旨在揭发禁烟实卖烟的情况”；另一本《贪官污吏传》，“是暴露反动统治之贪赃枉法的。”
陶亢德自认，他编《宇宙风》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开了“自传之一章”栏目。陶亢德喜欢读传记，“因此就想使人也看”。陶亢德邀请了众多名家给这个栏目写稿，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等均为这个栏目供过稿。在所发表的传记中，陶亢德最欣赏最喜欢的是冯玉祥的《我的生活》和陈独秀的《实庵自传》。前者是吴组缃代笔，后者发表时，陈独秀尚在国民党狱中。陈独秀出狱后去了四川，陶亢德写信约稿，陈独秀回信怒气冲冲，说，现在都在抗战，哪有空闲写自传。《实庵自传》因此中断。
陶亢德办《宇宙风》亦有败笔，当时有人把瞿秋白《多余的话》推荐给他，他竟拒绝了这篇名文。
1949年，陶亢德失业在家，他编了几本连环画，一本《动物园》（讲兽），一本《水族馆》（讲水中动物），一本《飞禽天地》（讲鸟类），一本《昆虫世界》（讲昆虫），这几本“依据几本外文讲鸟兽虫鱼的书”，销路极好，“稿费版税，着实收了不少”。编几本连环画，解决了一家九口的生计，这也显示了陶亢德在编刊编书方面有独到的眼光和出色的水平。
《骆驼祥子》的“催生婆”
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中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是老舍。这三个杂志主要发表小品文，只为老舍破例，发表了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牛天赐传》《骆驼祥子》。老舍去上海时，陶亢德以编辑身份热情接待。
陶亢德还和老舍合作办了一家出版社：人间书屋。办这个出版社，绕过代销处，读者可以低价购买书，给作者的版税也可相应提高。这个出版社只出版老舍的作品：短篇小说集《樱海集》，长篇小说《牛天赐传》《骆驼祥子》，还有一部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
《宇宙风》不发表长篇小说，破例发表《骆驼祥子》是陶亢德帮老舍实现专业创作的心愿。
抗战时期，老舍去了重庆。妻子和孩子留在北京。老舍多次致信陶亢德，让他设法解决他的妻小生活——也就是把《骆驼祥子》的版税从速从优寄往北京。陶亢德不敢怠慢，遵嘱行事。老舍滞留北京的妻子孩子那几年没挨饿，陶亢德有一定功劳。
当时陶亢德一度也想去解放区，就辗转托人给重庆的老舍写了一封信，请老舍帮他寻一份工作。老舍回信寥寥数语，表示“无法可想”。曾经的合伙人如今冷若冰霜，陶亢德失望之极。
1963年，陶亢德在西安一家书店看到新版的《骆驼祥子》，老舍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不知怎的在上海出版了”，这句话让陶亢德寒了心。当年，是他促成了这部书的出版，支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高版税，可老舍却只字不提。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老舍去世了，留下一篇遗文《我是怎样写＜骆驼祥子＞》，其中写道：
“《祥子》的运气不算很好：在《宇宙风》上刊登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何时在沪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后来，宇宙风社迁到广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单行本。可是，据说刚刚印好，广州就沦陷了，《祥子》便落在敌人的手中。《宇宙风》又迁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的机会，但因邮寄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见到它。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它才在大后方稍稍活动开。”
陶亢德看到这篇遗稿，大失望，因为短短文字，错误甚多。一、《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迁到广州前已全部连载完毕；二、《骆驼祥子》的单行本是在上海而不是广州出版的；三、《骆驼祥子》的纸型不是文化生活出版社购买的，是陶亢德送给老舍的。当时老舍写信给陶亢德，说文化生活出版社有意出版《骆驼祥子》，陶一口答应，奉送纸型。
陶亢德不明白，老舍在遗稿中为何不说真话？后来他读到田仲济一篇文章，大致明白了老舍不说真话的良苦之心了。
田仲济这篇文章转述了吴组缃说的一件事，说老舍离开重庆时曾把一个装有旧物的篮子托付给吴，并一再叮嘱，不要让人乱翻。老舍一再叮嘱反而激发了吴组缃的好奇心，忍不住翻了一下篮子，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小包，里面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包了四五层纸，一层层打开后，原来是一本“人间书屋”出版的《骆驼祥子》。
显然，老舍把这本书“密封”起来，是不想让人知道，《骆驼祥子》最早是由“人间书屋”出版的。也就是说，老舍不想让人知道，他在《论语》发过作品，在“人间书屋”出过书，和陶亢德合作办过出版社。
《骆驼祥子》是经陶亢德之手出版的，原稿在陶亢德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老舍遗孀胡挈青致信陶亢德欲索回手稿，信中一句“亢德老友”让陶亢德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一激动要璧还这份珍贵的手稿，但妻子不同意。陶亢德后来对女儿说：“你妈妈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看得比我透彻”。
和周作人“气质有些相近”
陶亢德谈及自己和周作人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话：“至于我与周作人的关系，最初原不过一个刊物编者同一位著名作家的关系，但日久年深，关系就仿佛不止于此了。而到底是哪一种关系呢，也实在说不清楚，一定要说的话，可以说于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之外，还带一些乡谊甚至戚宜，但最重要的，还是气质有些相近，环境时势都促令亲近吧。”
陶亢德和周作人交往，始于周给《论语》写稿。《论语》刊发周作人的第一篇稿子是《缢女图解》，说的是北大一女学生自缢，校方不肯收尸，围观者众多。周文笔老辣，讥刺入骨。
陶亢德编《人间世》时，创刊号因发表周作人五十自寿诗而引发一桩风波，关于这桩风波，鲁迅的评价一锤定音：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此后，在陶亢德编辑的刊物中，周作人一直是支柱作家。
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期间，曾往苏州给章太炎扫墓。陶亢德从上海赶赴苏州作陪。扫墓后，周作人一行游玩古镇木渎，在石家饭店就餐。餐后，店主请周作人写字，周作人写了一首诗：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我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周作人为何在石家饭店用餐，因为这家饭店当时很有名。这家饭店出名是沾了印光法师的光。印光法师在灵岩山寺修行，石家饭店就在去灵岩寺的必经之路上。很多名流拜望印光法师都在这里用餐，店主请名流留下墨宝，饭店因此名声大噪。饭店最有名的两道菜是：鲃肺汤和豆腐羹。前者因于右任赋诗赞美，后者归功于周作人这首诗。
抗战胜利后，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周作人托陶亢德帮他买了一本《天方夜谭》消遣。出狱后的周作人暂居上海一位学生家中，曾在地摊买了本《塞尔彭自然史》送给陶亢德以示回报。
周作人寄居上海那段时间，陶亢德常去聊天。
一次他和周作人谈到翻译问题，陶不赞成直译，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银河”直译就成了“牛奶路”；林琴南的“拂袖而去”就是错的，因为西方人袖子窄，无法“拂袖”；鲁迅在《死魂灵》中“贱内”一词也不是直译。
周作人听了，微笑不语。但后来陶亢德看到周作人翻译的《伊索寓言》，知道周作人还是坚持直译。
陶亢德虽赞成“意译”，但后来他认为，意译也有两种：“一种是译Milk Way为‘银河’及How do you do为‘你好’，另一种则化繁为简述其要旨的意译，例如原文不仅‘谈虎色变’一句而以‘谈虎色变’概括之”，陶亢德说：“这后一种意译我也在反对者之列．”
在周家生活困难之际，陶亢德也曾介绍周作人给上海《亦报》写稿。周作人在《亦报》发表的稿子，后来结集成两本书《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正如陶亢德所云，这两本书，“总不愧为屈指可数的研究鲁迅的好资料。”
1950年，开明书店请周作人译《昆虫记》全集（十册），任务艰巨，周作人邀陶亢德共译。开明书店也同意了。但等陶亢德赶到北京，开明书店又反悔，决定《昆虫记》还是由周作人独立翻译，至于陶亢德，可翻译另一本书。合作，遂成泡影。
陶亢德女儿曾问父亲：“你认识周作人和鲁迅弟兄俩，你喜欢谁？”陶答：“周作人。周作人为人宽厚，能容忍不同意见，比较好接近。鲁迅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可对人要求太苛刻。你可以仰慕他，不过不想接近他。”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陶亢德还有一个比喻：“知堂翁与鲁迅先生这一对兄弟，论貌，论文，论谈吐，我觉得都真是同胞手足，即略有不同之处，如以酒来作譬，也只是鲁迅先生是不加其他饮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则是掺了点荷兰水的威士忌而已。”
苏青的文学知音
陶亢德是苏青的文学知音。当年，正是他慧眼识珠发表了苏青处女作《生男与育女》，从而让她步入文坛。
苏青离婚后，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为了帮苏青找到满意的工作，陶亢德介绍她认识了《古今》杂志的老板朱朴，《新中国报》的总编辑鲁风，还有青年作家柳雨生。
后来，苏青正是在《古今》杂志发表大量文风泼辣的杂文而广为人知，在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上发表《结婚十年》而红遍上海。
苏青知道，陶亢德是个谦谦君子，儒雅而正派，她并非要成心利用对方，而是她当时犹如一个落水者，不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简直无计可施。
两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音、密友。
陶亢德女儿的一段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另外一个常来我家的人是苏青，不过我们叫她冯和仪。我觉得她有些粗俗，因为她讲话嗓门很大，哇啦哇啦很刺耳。外婆不大喜欢她，尽管她并不在我家吃饭，可能因为她觉得冯和仪想勾引父亲。”
当苏青决定创办《天地》杂志时，她向当时旅居日本的陶亢德求助。陶亢德连写了几封信，为苏青出谋划策。当杂志出版后，苏青也及时寄去几份请陶亢德指教、批评。陶亢德在回信中肯定苏青所办的《天地》“是本好刊物无疑”，但也提出两点意见：
“我对于《天地》的内容，不免希望其多带一点巾帼气，……你总记得你的出世作是《科学育儿经验谈》，你总明白《结婚十年》何以誉满江南。女性对于女性的一切，总比男性冷暖自知一点。这一点自知在选稿上就可得益不少。
其次，是贵杂志一方面因须请老作家撰述，一方面亦不妨多使非作家写点文章，老作家在层出不穷的新刊物上撰文，有点像上海滩上那几位老闻人忙于证婚剪彩，为求吉利与号召。自然最好请得到他们，可是在读证书执剪刀者之外，也不妨另请几位玲珑可爱的小孩子，无论叫他们做什么都好，藉使场上多一点活气。”
把自己的办刊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苏青，足见陶亢德对苏青的关心真诚无私，无微不至。
陶亢德虽然真心爱着苏青，但却没有勇气为她牺牲自己的家庭。陶亢德承认自己能喝酒，爱打牌，“未尝不好色，但怕负一笔风流债”。
缘铿一面的蒋彝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1933年赴英国。他的哑行者系列游记《湖区画记》《伦敦画记》等是再版多次的畅销书。
陶亢德编辑《宇宙风》时还刊登过几篇外国通讯，后来结集出版，书名《欧风美雨》。这本书中，让陶亢德印象深的作者就是其时旅居伦敦的蒋彝。
早在陶亢德编《论语》时，就刊登过蒋彝的文章。《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都发表过蒋彝的文章，但数量不多。
上海沦陷后，陶亢德把《宇宙风》迁到广州，读者锐减，刊物摇摇欲坠，于是，他又办了个杂志《天下事》，这是专门发表译文的杂志。
在香港办杂志需要保证金三千港币，陶亢德没有这笔钱，关键时刻，蒋彝援之以手：“他们（蒋彝和熊式一）向英国情报部方面说我这刊物完全为抗轴心作宣传，不要别的支持，只要免缴出版保证金，以及寄赠一些英国报刊。”
在蒋彝等人的帮助下，《天下事》顺利出版。不久，陶亢德退出《宇宙风》，终止了和林语堂的多年合作。
1950年，开明书店请周作人译《昆虫记》全集（十册），周作人邀陶亢德共译。开明书店也同意了。但等陶亢德赶到北京，开明书店又反悔，决定《昆虫记》还是由周作人独立翻译，至于陶亢德，可翻译另一本书。
陶亢德不死心，就给冯雪峰写信，表明自己想翻译《昆虫记》的愿望。冯雪峰回函表示赞成，回信中，冯雪峰告诉陶亢德，他会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开明书店改组）写信，促成此事。不久，冯雪峰又来信，随信附有青年出版社的答复，内容主要是：一、翻译法布尔《昆虫记》是根据原文翻译，还是根据英、日文转译；二、是全译还是选译。先确定好这两点再谈下一步工作。
经过认真思考，陶亢德自忖缺少昆虫学方面的知识，翻译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力有不逮，就主动放弃了。在如释重负的同时，陶亢德也心有不安：有点对不起蒋彝。
为了翻译《昆虫记》，陶亢德也做了一点准备工作，寻找《昆虫记》的英译本，但遍寻不得，只好求助远在英国伦敦的蒋彝：“他呢，真也不负人之所托，给我在伦敦旧书店觅来了三本法布尔的英译本，其中一本是由Mrs.Rodolph Stawell改写的少儿读本，八开或十开精装大本，有几张插图精美非凡”，此外，蒋彝还给他寄了一本《英国的甲虫》，小精装。
蒋彝对陶亢德的帮助不止于此，他还介绍陶亢德为香港一家机构翻译法国博物学家浦丰的《自然史》。陶亢德“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婉辞谢绝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陶亢德消息闭塞，他不知道蒋彝后来由英赴美，更不知道蒋彝曾回国访问。一次，陶亢德从邻居家的报纸中看到蒋彝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大为惋惜、痛心。
陶亢德有所不知的是，早在1975年，蒋彝就曾回国访亲探友。1977年是第二次回国，其时，蒋彝已身患癌症。回国后因为活动多，舟车劳顿，癌症复发，病逝北京。
害了他一辈子的朱雯
朱雯，原名朱皇闻。上海松江人。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曾协助陶亢德编辑《天下事》。抗战时期曾被日军逮捕，出狱后逃往安徽屯溪。解放后，历任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陶亢德与朱雯相识于苏州。当时，上海有家书店叫“真善美”，这家书店出版一种杂志也叫《真善美》。朱雯和陶亢德都是这家杂志的作者，两人由此相识，后在苏州合办了刊物《白华》，这也是作为编辑家的陶亢德首次创办的刊物。
陶亢德承认，编《白华》，朱雯“最费心血”，当时朱自清、苏雪林等名家稿子都是朱雯约来的。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后，陶亢德编《天下事》时请了朱雯做编辑。
后来陶亢德获悉朱雯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分子，就请他辞职了。
朱雯曾因“抗日”罪名日本宪兵队抓进牢中，朱雯妻子请陶亢德设法营救，陶亢德说他实在没有这个能力，“无从应命”。
朱雯脱险后就离开上海奔赴内地参加抗战去了，他和陶亢德由此走向不同的人生之路。
1943年，陶亢德听从了柳雨生的建议，接受了太平书局经理的职位。但太平书局1943开张，抗战胜利后被接收，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
抗战胜利后，陶亢德有两次机会可把太平书局出让给别人，落得一身轻，但陶亢德一直想把太平书局出让给一个比较靠得住的人。匆促间又找不到这样的人。就在此时，他在报上看到朱雯的消息。朱雯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的机要秘书。陶亢德正犹豫要不要找这位老朋友商量如何处理太平书局的事，朱雯来看他了。于是，陶亢德和他谈起太平书局：“意思是让给他，但要为柳雨生和我留下一部分。”未及细谈，朱雯有事告辞了。
不久后，上海市政府的人来接收太平书局。陶亢德知道消息后，赶忙和柳雨生一道去找朱雯，可朱雯态度非常冷漠，只敷衍一句“待他空了去查一查”。见此情景，陶亢德恍然大悟：朱雯没有帮老朋友，反而来个突然袭击，把太平书局一锅端了：“朱雯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拿去的太平书局改办了正言出版社”。
一天晚上九、十点钟，陶家来三位不速之客，说是奉警备司令之令，请他去谈谈。陶亢德知道是来抓捕他，强作镇定，临走前写了张条子让妻子送给朱雯。在这种情况下，后者还会帮他吗？即便想帮恐怕也无良策？
陶亢德后来以“文化汉奸”的罪名被判入狱一年三个月。罪名成立主要是两件事：一、经柳雨生介绍，担任了《中华日报》的《中华周报》主编。二、作为代表赴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
《中华日报》是汪精卫的直属机关报，此前，陶亢德拒绝了名声不好的《古今》《杂志》的邀请，可为何加盟这家名声更烂的报刊？陶亢德给出的理由是：“我的一厢情愿是把它的臭内容改变得略有人气，将它编成一个谈人生或谈生活的刊物。”
为何赴日本，陶亢德在回忆录中给出的理由是：“我为什么想到到日本去呢？难道我觉得附逆还不够，非做个汉奸不可吗？当然我不至于愚不可及到这个地步。我只是有个怪想，日本，到底有些什么不可及之处呢？”
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第三版刊登了陶亢德受审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庭审经过。陶亢德女儿陶洁偶然看到，方知，陶亢德当年是经过“‘地下工作人员朱雯、吴凯声（疑为印刷错误，根据下面文字，应为吴铁声——陶注）同意’有条件‘加入伪《中华周报》工作’。”通过这篇报道，陶洁还得知，其父“去日本参加1943年的‘大东亚文学会议’也是跟‘朱雯商酌’三次后决定出席的。”
陶洁在文中还透露两件事，
一、陶亢德被捕后，陶的妻子带着长子去朱雯家，目的当然是请求朱家能在物质上予以援助，但朱雯夫妇招待了母子二人，未予资助。陶的妻子不甘心，又去了第二次，这回朱雯给了一些钱。不过，很快，陶的妻子收到朱雯妻子的一封大骂她的信。陶洁推测：“我觉得母亲敢于两次去朱家要钱，说明她认为朱雯不应该没收父亲和柳雨生先生的书店”。
这个书店就是上文所说的太平书局。
二、文革结束后，朱雯来陶宅看望了陶亢德，馈赠一百元。陶亢德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别人送的钱我不收，你的钱我要收，因为你害了我一辈子。”可知，陶亢德在心底还是把自己的误入歧途归咎于朱雯了。
至此，我们也明白了，陶亢德被抓前写条子让妻子送给朱雯，恐怕不是指望朱雯帮他，而是希望在他受审时，朱雯能帮他作证，也就是他编伪刊，去日本，是经过朱雯同意的。由于朱雯是地下工作者，他的应允，让陶亢德的行为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陶洁认为，父亲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落水”归咎于自己，不提朱雯的影响，是“心态有了变化”：“我觉得父亲写回忆录并不想吹嘘自己的成就，而是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做深刻的反省。”陶洁说：“我不知道跟父亲有同样经历的人是否也做过同样的反省。我觉得父亲在晚年能够直面自己的错误，是个真正的勇者。”
陶亢德有多年的编刊经验，且精通多门外语，他本可以在文艺领域大显身手，大干一番，但因各种原因，他后半生，要么置身“暴风骤雨”，要么头顶“灼人烈日”，等到风和日丽岁月静好时，他已身心疲惫，病骨支离，沐浴在夕晖中慢慢阖上双眼，带着不甘和留恋，还有一丝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