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作了题为《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胡适说，所谓“国故”，就是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须注意四种方法：一、历史的观念，二、疑古的态度，三、系统的研究，四、整理。关于“疑古的态度”，胡适将其概括为“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胡适认为，疑古的目的是得其“真”，疑错了，可以改；但信错了，就上当不浅了。因为信错了，不仅使自己做了“古人的奴隶”，也会把旁人引入迷途。所以，胡适强调：“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怀疑，庶几能不上老当呢！”
我想，以这种方法，研究国故，可；研究其他，亦可。
1928年5月,胡适在苏州青年会上演讲《科学的人生观》，谈到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人生，胡适说：“至少要有那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去做”。胡适从四点来阐述所说的“科学的方法”。第一点就是“怀疑”，他说：“第一点是怀疑。三个弗相信的态度。人生问题就很多，有了怀疑的态度，就不会上当。以前我们幼时的智识，都从阿金、阿狗、阿毛等黄包车夫、娘姨处学来；但是现在自己要反省，问问以前的智识是否靠得住？”
１９３０年，胡适在名篇《东西文化之比较》中再次对“怀疑”大唱赞歌：
“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威权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它不只是反对旧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促成了许多新的文明。许多大科学家的传记，如达尔文，赫胥黎，巴士特，科和（Koch）等，都贯注着这种‘创造的怀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后人。中古的圣徒基于信仰，现代的科学家则基于怀疑。”
1934年12月，胡适在北平师范大学作题为“中国禅学的发展”的长篇演讲。在第四讲中国禅学的方法中，胡适将禅学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不说破；二、疑；三、禅机；四、行脚；五、悟。
关于第二点疑，胡适的看法如下：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体会。例如洞山和尚敬重云崖，如前所说，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崖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胡适对洞山的话做如下剖析：“他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赞成，便不容怀疑，无疑即不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