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韦莲司：“最有价值的友谊”
文摘
2024-10-12 07:50
安徽
韦莲司不羁的个性，优雅的谈吐，丰富的思想给胡适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一见如故，极为投缘，相识后常常聊天、写信，交流心得分享体会激励人生启发心灵。友谊之花历经五十年常开不败。 胡适留美七年中，韦莲司对他的思想形成有重大的影响。他曾称韦莲司是“可以导自己于正确航向之舵手”。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也许你不知道，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stimulate）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inspire)。我相信思想上的互相启发才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 此后，“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的观点贯穿了胡适的一生。 胡适从美国回国后还为一个短命的弱女子李超写了篇传记，在传记的结尾处，胡适说：“我替这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功夫做她的传呢？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胡适写这篇传的最大原因还是想引起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 胡适回国后大力倡导女子要接受教育要有独立的人格。他这样做，自然与韦莲司对他的影响和启发有关。 既然胡适已有未婚妻，所以胡适和韦莲司都意识到，两人虽志趣相投，但友谊之花却不能结出爱情之果。所以韦莲司在信中忠告胡适“用意志的力量把注意力转移到友谊的更高层”。 韦莲司的人生观是“教育——选择——必要的行动”，胡适对此大为欣赏，说：“这是一个无懈可击而又富有逻辑的‘进程’”。 人人都有惰性，胡适也不例外。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承认自己旁骛太多，喜欢为自己的拖延找借口：“实际上，吾有点放任自流——正日渐远离吾之主要目标。也许，这主要该归于，吾总会找一个似乎言之有理之借口，——这是最为糟糕的。” 幸运的是，胡适遇到了韦莲司。而她正是胡适极为需要的一位“舵手”，给胡适指明方向，让胡适沿着正确的航线前进。胡适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你，没有第二人，能给我急切需要的忠告”。 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胡适多年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仍热衷于世界和平运动，奉行“不抵抗主义”。1915年，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1915年2月至5月，留美的中国学生为此展开热烈讨论，大多数学生主张对日开战。而胡适认为，战争只能带来毁灭，他主张以和平、不抵抗的方式解决冲突。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受到留美学生的冷嘲热讽。在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会所开的一次会上，胡适因事未出席，却发表了书面意见，当会长代念他的意见时，就连好友任鸿隽也忍不住地讽刺道：“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 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同学的理解和支持，胡适当然失望苦恼。他和韦莲司谈到中日问题以及自己的“不抵抗主义”，韦莲司的回答对他颇具启发，这从胡适回她的信中可看出： “……。你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很具有启发性。敌人是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我真诚地希望从这次侮辱的经验中，能带来一些好结果。据报导，政府已经赦免了孙中山和他的许多同党，并在政府中任了要职。我希望这一举动出自诚恳的动机。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祠堂每半年举行一次的祭祀活动中，那个老年的司仪，用他庄严的声音说道：‘执事者各司其事！’我已有11年没参加这种祭祀活动了，但这句话却一直响在耳际，活在心中。这句话是多么真切，又多么重要！” 显然，韦莲司认为，作为学生，应做好“份内”的读书之事。韦莲司这个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的观点，对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胡适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看法。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胡适认为，各司其事简直就是“救国金丹”： “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国金丹也。” 胡适多次呼吁人们要“执事者各司其事”，当然要归功于韦莲司对他的启发。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留美的中国学生抗日情绪愈演愈烈，有人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这些过激之词在胡适听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为了让大家能理智地面对这一问题，冷静地商讨对策，胡适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告留美学生书》，劝同学们要镇静，不能被爱国激情冲昏了头脑。 胡适《告留美学生书》的精华部分就是对韦莲司“各尽所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份工作”的阐释和引申：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是应该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渡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总而言之，让我重述前言，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1915年5月7日“露西塔尼亚号”油轮在爱尔兰海岸被德国的潜艇击沉，1198位乘客死亡，其中有139位美国人。美国政府为此三度警告德国。而美国主战派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全国掀起一场备战运动。各种民间的备战团体纷纷成立。 胡适当时还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自然不理解布尔教授的行为。他和韦莲司谈到自己对布尔教授的看法。韦莲司的回信耐人寻味： “布尔教授有一个晚上来我们家，他跟我们谈了很久他对军训的看法。他说他一向就主张瑞士式（注：全民皆兵）军训；一向就主张大学生应该接受军训。他最后承认美国被侵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然而，因为他现在单身，而且不再年轻，同时又没有家累。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希望能在军训方面能对国家作点贡献。他说如果人家对他现在的行为感到讶异，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去了解他对这个问题一向的看法。我不认为我所说的话，对他提供什么新的观点。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懒，我越来越觉得我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是去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看法。” 韦莲司没有附和胡适的看法，也没有赞同布尔的做法，但她的弦外之音胡适听得非常清楚。在回信中，胡适说：“你和布尔教授的谈话，使我很感兴趣。我也认识到，企图强加自己的意见在别人身上是件愚蠢的事，从此以后，我要多看和多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不久，胡适赴克利夫兰参加国际关系讨论会，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再次表示他会按韦莲司说的那样去做：“国际关系讨论后进展得很顺利。这回我给自己设了限，不强加自己的意见在别人身上，而是观察和研究别的代表的意见和态度。” 参加国际关系谈论会对胡适来说意义重大，此前的胡适信奉“不争主义”，而会后他立场改变，秉持的是国际仲裁主义。 “美国国际调解会”在1916年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征文的主题之一为：“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吗？”胡适的征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标志着他思想的转变。 “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也记录了一九一五年五月六日——那个决定性日子的早晨我自己的情绪。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二十一条要求’中的重要部门作重大让步。原来在前一日的夜间我已辗转不能入睡，所以六日清晨我便上街去买了一份塞拉克斯城出版的晨报。拿了报纸，我走到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的、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这些最坚强的岩石，还是被柔弱的水所征服了了！ 就在这天早晨，我俯视那被溪水冲刷而成的峡谷，我开始体会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流水穿石。从感觉上说，这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胡适对老子名言的新体会，不是空穴来风，亦非灵机一动，其实来自韦莲司早前对他的点拨。胡适早就和韦莲司谈过老子，而韦莲司所谈对老子的看法与胡适此次的“体会”几乎一模一样。 胡适说这一次的“体会”“ 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并非夸大之词，因为这“智慧上变动的起点”正是《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的基石。当胡适意识到，弱水可以穿坚石，不是因为水弱，而是因为水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力量，那么问题就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问题，而是如何更经济有效地使用力量的问题。于是，问题的重心就是怎样找到新方法来代替当前浪费和乱用力量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一味地去谴责武力，也不是去寻找一个不用武力的取代之道，而是去寻找一个方法，让力可以行诸国际关系之上，而避免因为滥用而造成自我的力穷与毁灭。解决之道，在于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 胡适给出的方法是用法律来“处理国际事务”：“我们一定要把每个国家目前这种独立、互相冲突的能量，转化成一种有组织的能量，一种订立了相互的责任与权利的国际组织。” “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国际思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地修正我们的民族主义，不再接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不过是一个人所隶属的诸多团体里的一个。同时，用拉斯基教授的话来说，国家必须‘像教会、种族或工会一样，必须要努力地争取我们对它的忠诚。而且，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个人的抉择必须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不再是我的国家要‘驾驭万邦’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只是促进其所组成的个人的福祉与自由发展的工具而已。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增进国家的安全，不受外侮与征服，则它应该得到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爱戴与拥护。” 另外，胡适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成立这种国际组织，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 “传统的政治手腕——那种应时、循事而随波逐流的政治手腕——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破坏与苦痛。人类可以用智慧与机智来策划、管制国际关系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大。我们要继续允许政客得过且过，让自己被‘事态的自然发展’拽着走，然后一边安慰自己，‘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是太平盛世了’吗？（注：这是韦莲司推荐给胡适读的约翰·默理《论妥协》里的一句话）。” 胡适这篇征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获得了头奖。此文由“美国国际调解会”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24岁的胡适就写出这样深沉有力鞭辟入里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章，着实令人叹服。 胡适此前和韦莲司多次谈到老子、不抵抗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胡适此文在不少地方都吸收了韦莲司的观点。在给韦莲司的信里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对韦莲司表示感谢： “这篇文章（《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胡适的话并非客套，他在信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在此文的初稿中，我试着比较基督教教义中的不抵抗主义和老子‘以水为谕’的不抵抗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定稿中，把它删掉了，因为我恐怕这会显示出作者的国籍）。老子把不抵抗主义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一概念是一年前，在我们谈话中，你向我提出后才想到的。我提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我接受了你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韦莲司的“提问”如同一把铁钎掘开了胡适的思考之泉。在胡适的思考过程中，“提问者”韦莲司作用显著，“答题者”胡适获益良多。 1933年9月，胡适与韦莲司有过两次重逢。在一封写于1933年9月27日给胡适的信里，韦莲司引了自己在1927年写给胡适的一段话： “‘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我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凡人，一旦你整个了解我的时候，失望会让你伤心的，而在你我之间具有重大意义的激励和启发也将随之死去。’现在这件正式的外衣已经褪到地板上了——你已经全然地了解了我，胡适—— 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 如果胡适一直深爱韦莲司，那么他更多是把她当作为精神导师而非女友来爱的。 胡适回国后，好友不少，但像韦莲司这样能充当他人生航向的“舵手”却再也没有了。在给母亲的信中，胡适抱怨“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而他对韦莲司的思念则与日俱增，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感慨：“多么渴望找到一个知己的朋友”。 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是胡适回国后常有的感觉。他压在心底的寂寞和哀伤只能向异国的韦莲司倾吐： “1920年有一天，我在天津，在搭火车回北京前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进了一个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准备写点东西。服务员带上房门出去以后，虽然街上的市声和车声从窗中涌入，但我却突然地感到一种奇特的寂寞！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向很寂寞，我只是用不断忙碌的工作来麻痹自己，忘掉寂寞。只有在我停下工作的时候，我才全然地意识到这种奇特的孤独之感。 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个人承担。” 人生需要听众，也需要“指导”与“启发”。也许，回国后，胡适更加意识到，有韦莲司充当自己的“舵手”，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 1923年1月24日，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里，谈到她和母亲的关系正变得日益好转。这封信勾起了胡适如烟的思绪，让他想起留学期间那些和韦莲司家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在回信中，他发出由衷的感慨：“我多么喜欢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年呵”这封信所带给我的喜悦是超过笔墨所能形容的。……。回到中国后不久，我发现无法再和海外的朋友保持联系。后来，我差不多完全不写私人的信件了，如你所知，我是个喜欢写信的人，而写信也是我教育中，极珍贵的一部分。……。我多么喜欢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几年呵——1914年到1917年——没有一天没有一封给你或其他好友的往返长信！我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会回来吗？且让我们希望，这样的日子会回来的！你的来信已经为旧日好时光的重来做了一个开端！ 由此可知，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中，蕴含着胡适“教育中，极珍贵的一部分”。另外，在其1917年5月4日的留学日记中，胡适还说，给韦莲司的书信中有他“真我之真相也”：“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胡适去世后，手中有胡适大量信件的韦莲司意识到这些信件的宝贵，将它们悉数捐给胡适纪念馆，她说：“这些信主要谈的是思想、公共事务和他（胡适）繁忙的工作和旅行，这些资料希望有助于重构他生命中的一些细节。” 胡适的精神密友韦莲司通过一封封书信一次次长谈将其睿智和敏慧化入胡适日渐成熟的思想中，如同春雨将其甘甜和芬芳融入茁壮成长的庄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