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赴美留学后，认识到演讲的重要性，渐渐爱上了演讲。从此，演讲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发表的那些重要演讲影响了无数人。
1911年，胡适刚到康奈尔大学不久，就与同学商谈，决意组织一个演说会。
两天后，胡适就和几个同志在自己的寝室里，商议“演说会”之宗旨。自此演说会经常举行活动，每次活动，胡适都会发表演说。
1914年，胡适读大四时，以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获得“卜朗吟奖赏征文”。胡适因此“暴得大名”。位于当时文化重镇的波士顿的“卜朗吟学会”也开始请胡适去演讲了。胡适的演讲区域自此一直延伸到波士顿。
为了提高自己的演讲水平，胡适一方面四处演讲，锻炼自己；另一方面，他也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这门课的老师艾沃里特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第一堂课，当老师让胡适上台演讲时，他竟浑身发抖，不撑着讲台就站不住。第二次老师喊胡适上台演讲时，老师把讲台上的桌子干脆撤掉。胡适这一回因为想着演讲辞，腿忘记了发抖。胡适说：“这样便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
胡适对演说之道颇有体会。读书时也留意这方面的内容。一次翻杂志，胡适看到几则演说的规则，觉得与自己平时的思考相似，就把几条规则抄录在日记里：
“演说的规则：一、先要知道‘演说术’（oratory）已不合适宜了；二、先把你要说的话一一想好；三、把事实陈述完了，就坐下来；四、不要插入不相干的笑话；五、不要管手势声音等等；六，个个字要清楚；七，演说之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八，小有成功，不可自满；当时时更求进步。”
晚年，在口述自传里，胡适阐述了演讲的重要性：
“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我时常举出‘儒教’这个题目为例。所有中国学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关儒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对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组织、无系统。假若一个中国学生被请去作十分或廿分钟有关儒教的讲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被迫对这题目打个草稿，并从事思考如何去表达自己。他先要想从何说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对这题目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再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好使听众了解。这样一来，他也可帮助他自己对这一题目作前所未有地更深入地思考，他将来对这一题目作更广泛地研究，也就以此为出发点。
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作笔记的系统化。这些种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对公开讲演的好处，曾撰一简单的格言来加以概括。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大凡一个人的观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他的私产。但是一个人如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在这情况之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观念和感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了。所以我用‘专用’、‘占有’这个字来表明我的意思。”
胡适从美国回国后，又开始马不停蹄四处演讲了。
1921年10月28号，胡适在英文演说班上课时，将演说概括为四个原则：
一、演说即是谈话，即是放大的谈话。不能谈话的，不能演说。演说若违谈话的规则，也不成好演说。谈话是双方应对，演说也是双方应对的。听者虽不发言，但无一人无一时不是和演说者相对应的。须使人人觉得我是对他说话。须时时刻刻观察他们的反应。
二、演说是一种技术，凡技术皆须练习。学演说只有一个法子——演说，多演说。
三、演说须要自己有话说，有话不能不说。
四、演说只须全神贯注在你要说的意思上，不要管别的，自然的姿态自然会出来。
有些重要问题，胡适演讲了多次，但每次演讲时他都精心准备演讲稿。
关于“科学的人生观”，胡适多次演讲多次修改。1928年，胡适在苏州青年会上再次演讲《科学的人生观》，演讲稿发表在1928年6月1日至2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 1922年，胡适就开始演讲《科学的人生观》，直到1928年才定稿。胡适曾说，写传记要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其实，从一篇短短的演讲稿中，我们也见识了胡适“绣花针的细密工夫”。
胡适的演讲，往往大受欢迎。观众的追捧让胡适感动，也让他感受一种压力，他说：“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副这许多人的期望呢？”
1938年3月3日，胡适在加拿大俱乐部演说。那天演说胡适极为满意，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今天的演说最好，字字句句清楚，结尾有力，我可以看出听众的受感动。”胡适的一位律师朋友赞叹道：“你这篇演说不但有内容，并且有技术，所以无一人不感动。”其实，胡适的这个演讲已说了几十次，稿子也改了数次，所以才会取得绝佳之效果。
1939年12月5日，胡适在纽约市政厅演讲，效果很好。一位演讲老手——埃利博士，对胡适说：“我听了你开口演讲，不到两分钟，就知道你对于读音、分句、分段，轻重，都很有研究，我是市政厅演说会发起人之一，听过的精彩演说很多，但鲜有能比得上你今晚的演说。”
胡适演说的精彩与他所下的工夫密切相关。1939年12月29日，胡适在日记里写到：
“今天中午，我的演说《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一个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有许多人说好。这题目是我说过写过多少次的，但这一次费了多四整天的工夫，才写得成。所以费如许大力量者，只是极力求明白清楚，求人人都能懂，都能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比什么都更难。”
这样的例子很多。
为演讲《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胡适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写讲稿。
广播演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时间只有9分钟，但胡适花了7天的工夫写讲稿。
为演讲《意识形态之冲突》，胡适花了四个星期去思考这一问题，又花了四天写讲稿。
1937年9月26日，胡适飞到美国，此后，他在美国多次发表演讲。因为忙碌过度，那段时间，胡适的身体透支得厉害，有时，身体不适，他也坚持演讲。
在给江冬秀的一封信里，他说到一次带病演讲：
“前礼拜六，有一次大演说会，听的人有一千多人。那天早起，我觉得不大舒服，吃了早饭，全吐出了。午刻到了宴会上，全无胃口，所以没有吃中饭。到了两点钟，轮到我演说，我站起来，病也没有了，演说很有力量，也不觉吃力。说完了，又答复了许多问题。人多，外面大雨，窗不能开，所以屋子里很热。我出了力，出了一身大汗，里衣全湿了。回到旅馆里，我不敢脱衣服，也不敢洗澡。但这一身汗出来之后，我的小病全好了。”
胡适的演讲，感动了许多人，影响了许多人。胡适对自己的演讲有充分的信心，对其演讲的意义也有充分的认识。
１９４３年２月，物理学家吴健雄给胡适写信，信中，吴女士说：
“……你的讲演最动人，最有力量。……譬如说，我听到了你那次在苏州女中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深。后来的升学和出洋，都是从那一点出发的。虽然我是一个毫无成就的人，至少你给我的鼓励，使我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
胡适看了吴健雄的信，很高兴，就在回信中说：
“那年我在苏州讲演之后，叶圣陶（那时在苏州一中作教员）曾写一篇小说，说一班教员听我演讲，当时的大兴奋，过后的讨论，讨论后的无结果的悲哀。……我并不因此悲观。我曾说，‘无心插柳，尚且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快慰了。
将来我见到圣陶，我一定要告诉他这个故事，好替我自己吐口气！”
胡适在美国的演讲也极富感染力，打动了无数普通美国公民。一次，演讲完毕，一位侍者找到胡适，给了胡适三块银元，说要捐给中国，他还对胡适说，“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胡适接过银元，热泪盈眶。胡适把银元交给了红十字会，并把自己的演讲所得35块美金悉数捐出，“以陪衬此人的义举”。
这样的例子有不少。
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李国钦的午饭席上演说，讲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最困难的时候——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军队退至福基山谷时，当时兵士衣履不整，伤兵的血流在雪地上。胡适说：“我记得这个日子，因为那是我的生日。”
当天听众里有位格拉泽先生。他回家后对妻子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一天，等他过生日时，我们送点花给他。”后来，胡适生日那天，格拉泽夫妇得知胡适生病住院，就送了一张百元支票由李国钦转给胡适，捐给中国。他的做法让胡适和李国钦非常感动，他俩又各自拿出100元，加上格拉泽的100元，一起捐给了医药助华会。
第二年，格拉泽先生去世了。他妻子在他生日那天仍拿出100元由胡适转捐给中国，胡适和李国钦再次各拿100元，将300元捐给医药助华会。后来，每年格拉泽的生日，其夫人都会拿出100元，而胡适和李国钦也会各拿出100元捐给医药助华会。几年下来，医药助华会得到了上千元的捐款，而起因则是胡适的一次讲演中的一句话。
1942年1月22日，胡适的朋友，埃德曼夫人请胡适吃饭，饭间，埃德曼夫人说她想发起一个“为中国打桥牌”的运动，要朋友们打牌捐款给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胡适由此发表了一个短演说。胡适从“桥”说起，他说“桥”的桥柱石是同情心。其中，胡适举了格拉泽的例子。胡适的这次演说，虽是临时的，却非常感人。
这位埃德曼夫人也是位富有同情心的人，1938年12月4日，她偶然听了胡适一次演讲，决心为中国尽力。那段时间，她的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她已感觉没有生趣。听了胡适的演讲，她焕发了一种生命活力，决心为救济中国尽绵薄之力，几年下来，她一个人就为中国募得一万六千美金的捐款。医生对她说：“中国救了你，因为中国给了你一点新的生趣！”
胡适任驻美大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1938年3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统计他在美洲的巡回演讲，共51天，演说56次，美国38次，加拿大18次。他的大量演讲引起日本方面的恐慌。《日本评论》发表文章，提出“日本要派三个人同时使美才能挡得住胡适一人。那三个人是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冈是雄辩的。”
胡适认为，自己的演讲就是撒种子，哪怕有一粒种子开花发芽，他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其实，胡适通过演讲，播下了无数粒种子，而收成之丰则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无数个地方无数个人从中获得了无穷的益处。
1922年某晚，梁启超应哲学会的邀请，在北大大三院大礼堂讲演，内容是评论胡适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演讲费时两天，每次两小时左右。第二次演讲，胡适也作为特邀嘉宾坐在台上。梁启超为此次演讲做足了功课，侃侃而谈，词锋犀利，毫不留情，击中要害，也不失幽默，台下听众不时鼓掌表示认同和满意。之后，轮到胡适答辩。针对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从容不迫，举重若轻，逐一反驳，听众由刚才的支持梁启超传向支持胡适。当时听众之过瘾，只有用如痴如醉来形容。
如果胡适早年没有在演讲方面下过功夫，这一次面对梁启超的有备而来，他恐怕很难后发制人，全身而退的。
美国大学优秀学生、毕业生有个荣誉组织名曰Phi Bera Kappa，胡适译为斐贝卡拔。1913年，胡适和两位同窗胡明复、赵元任三人同时入选会员。三人都是中国学生，且是同班同学，同时入选，美国各大报章争相报道，传为美谈。胡适说，胡明复和赵元任，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俩是真正优等生，自己成绩中等偏上。入选是沾了两位同学的光，因为三人在克雷顿教授班上，总是同坐一排。这当然是胡适的谦虚了。胡适课堂考试成绩确实不如两位好友那么出色，但胡适喜议论、善演讲、好辩论，课堂以外取得的成绩两位好友难以相比，入选优等生当之无愧。用现在话来说，胡适“第二课堂”的成绩远远超过两位好友。对胡适而言，演讲，锻炼了口才，提升了知名度，扩大了他校内校外胡适人脉关系。大学时代注重演讲，能言善辩，为胡适后来讲课广受欢迎，做外交长袖善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适擅长“演讲”也精于“教书”，本着“把金针度与人”的宗旨，他道出两者诀窍所在：“演讲要深入浅出；教书要卑之无甚高论”。
洪业在美国完成硕士课程后，本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在一次演讲中，他杰出的演讲才能引起台下一名观众的注意，这名观众毛遂自荐，要充当洪业的经纪人，介绍他去做职业演说家。在这位热心观众的推荐下，洪业加入了一家名为“演讲厅”的机构，开始了纵贯全美的巡回演说。
洪业的演说大获成功，多家媒体对当时的盛况作了报道。据纽约州纽堡《日报》报道，洪业演讲完毕，听众掌声雷动，洪业不停致谢，但掌声经久不息。记者写道，那热烈的场面在当地极为罕见，并预言，若洪业再次来此演讲，听众依旧会兴味盎然。波士顿《公理会员报》的记者在文中盛赞洪业“英文极其流丽，遣词丰富，见解过人，充满智慧，又联系现实“；记者认为，洪业言辞锐利而不失幽默；充分表现出他对人对事不寻常的洞察力与判断力。印第安纳州格林卡斯尔《旗帜》对洪业的演讲更是赞不绝口，认为来此地演讲者无数，但受欢迎的程度无人能和洪业相比：“历来有不少演说家、教师、艺人光临迪波大学，但他们之中没有人比这位自中国来的伟大教师更值得我们的赞赏。”洪业因巡回演讲在美国“暴得大名”。
1922年，正欲筹建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拜访了洪业，聘请洪业为燕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但他让洪业继续留美一年，帮助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为燕大募款。洪业的学识与口才在募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和路思义每到一处，洪业先围绕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作一番内容全面又激情四溢的演说，之后，路思义便呼吁听众为燕京大学捐款，因为这所大学就建立在中国，有助于人们学习中国历史，弘扬中国文化。有了洪业不露痕迹的铺垫，路思义募款的要求也就不那么突兀了。洪业把两人的合作戏称为“猴子演戏”：“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路思义是拉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募款成绩巨大，洪业与路思义花了一年时间，在美国募集到上百万美金。有位听众欣赏洪业才干，也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捐款七千美金，并指定这七千美金用于在燕大建一座房子供洪业居住。
浦薛凤在美国翰墨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就读时叫浦逖生。他在学校中各门功课成绩优良，还喜欢辩论、演讲。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他报名参加校辩论赛，被选为代表大学对外辩论队（Varsity Team）。这个队只有六位成员，浦逖生是唯一一位中国留学生。当时辩论题目为“世界大战退役军人应否享受额外酬金”。浦逖生代表正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浦逖生所在一方获胜。由于浦逖生在辩论中表现出色，几周后，他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一次即兴演讲，现场抽题，只有十分钟时间的准备，浦逖生反应敏捷，从容应对，成绩名列前茅。
一年后，浦逖生以“海约翰（John Hay）”为题，参加全校演讲比赛，进入决赛。1923年1月19日举行决赛，全校师生坐满讲堂，评委是五位资深教授，最终浦逖生荣获第一。
演讲是对海约翰（John Hay）其人其事其成就的介绍与述评。海约翰（John Hay）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及文学家。1899年，他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推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一、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二、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演讲中荣获第一，实属罕见。坐在台下的校长也上台致辞，表示祝贺，然后还对台下听众提议：“让我们为浦逖生欢呼三声。（let us give Dison poe three cheers!）”台下观众随即全体起立，手舞足蹈，欢呼不停。具体情形如下：一位学生走上台，抬起双手示意观众起立，然后举起右手，高声问道：“浦逖生怎么样？（what’s the matter with Dison Poe？）”观众应声如雷：“他很好！（He’s alright!）”台上队长再次问道：“谁很好？（Who’s alright!）”观众高呼：“浦逖生！Dison poe”。最后，队长倡议：“让我们为浦逖生欢呼三声。（let us give Dison poe three cheers!）”，台下观众随着队长手势，上下，左右，下上齐声欢呼三次。声振屋瓦，掌声如雷，且经久不息。
浦逖生哪见过这阵势，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校长和众多教授与他一一握手道贺！一次成功的演讲让浦逖生获得极大的荣耀，终身难忘。这不是他个人荣耀，也是全体中国留学生的骄傲。他通过这次演讲在欧美名校中展示了中国留学生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杰出的演讲才华，堪称为国争光。
浦逖生演讲获第一并非偶然，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在书中看到狄摩西尼斯（古希腊哲学家）幼年患口吃，为克服这个毛病，以小石子含口中，在隐蔽空旷之地练习演讲，口讲指画，抑扬顿挫，面对空地如同面对全神贯注的听众。浦逖生效仿狄摩西尼斯的做法，也常口含石子，在隐蔽处练习演讲，演讲水平逐日提高，后被选为校际英语辩论队代表之一，多次代表学校参加辩论赛。赴美留学后，他在演讲方面崭露头角，是因为在清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44年8月，业已从政的浦逖生赴美参加国际安全机构预备会议。期间，母校翰墨林大学决定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届时举行盛大典礼并请他演讲。
浦逖生欣然接受母校给予自己的荣誉，并以“战时中国之高等教育”为题发表了演讲。演讲时他先回顾了在母校求学时的快乐时光，感谢母校老师对自己的辛勤教诲；接着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兴建、发展为例，讲述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老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立足讲台，教书育人；年轻学子在烽火连天之际，舍生忘死，弦歌不辍的感人经历。演讲最后，浦逖生呼吁美国人民在享受和平的同时，能够关心、帮助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让和平之光普照全球。浦逖生此次演讲，感情充沛，用词妥帖，有针对性，富感染力，打动了每位观众，赢得热烈掌声。
1912年，蒋廷黻有幸赴美，就读于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半工半读。学校没有体育课，也没啥社交活动。课外活动只有演讲和辩论。大三上学期，学校举行演讲比赛，费根教授鼓励蒋廷黻参加。费根教授为他选了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题目。蒋廷黻围绕这个题目，写就演讲稿，先在费根教授面前来一次“演习”，费根教授校正了他的一些发音。之后，蒋廷黻又去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把树林当观众，大声演讲。因为准备充分，蒋廷黻在演讲比赛中获第二名。演讲比赛的观众是学校的学生和学校所在小镇的居民，一直默默无闻的蒋廷黻，大三时因为这次比赛“暴得大名”，成了小镇“明星”。
派克学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收入抵偿膳宿费，所以学生都没有零花钱，蒋廷黻当然也不例外。演讲比赛获得名次后，有老师和热心居民介绍蒋廷黻去一些民间团体或教堂去演讲，每次演讲获报酬二至五元。蒋廷黻演讲的内容大多是介绍自己的家庭和自己在中国的读书情况。一次，堪萨斯城长老教会的一位老人特意来找蒋廷黻，说教会牧师突然生病，想请蒋廷黻去帮忙在“主日学”做一次演讲，蒋廷黻不敢答应，怕不能胜任，但老人一再要求，蒋廷黻勉强答应：“当晚，我修改一下我准备在主日学时用的演讲大纲，一改为二，每个加上一段祈祷和一个结论。”最后，蒋廷黻出色完成了任务，赚了二十美金，发了一笔小财。
萧公权密苏里大学的中国同学杜少门品学兼优，尤擅演讲。“最可贵的是，他不但通达古今，还能够应微如响，辩才无碍。”
一次，一位刚从中国来的传教士在大学演讲，萧公权、杜少门等几位同学都去听讲。这位传教士把中国描绘的黑暗无比，简直就是蛮荒之地，并大家讥嘲。有听众对中国情况略知一二，知道此君夸大其词了，于是要求大会主席让中国留学生发言。几位中国同学推选杜少门发言：“他站了起来，雍容不迫地，作了十几分钟，亦庄亦谐的谈话。”
萧公权后来回忆说：“他不直接驳斥传教士的错误，也不直接为中国辩护，但请大家注意，任何学识不够丰富，观察不够敏锐，胸襟不够开阔的人到了一个文化传统与自己社会习惯迥然不同的国家里，很容易发生误解，把‘歧异的’看成‘低劣的’。”
接着，他以中国留学生为例，说：“中国学生初到美国，有时也犯这种错误。他本人就是如此。”杜少门举若干美国社会里，众所周知，可恨、可耻或可笑的事，每举一件，他故意反问：“那就是真正的美国吗？（Is this the true America）”略一停顿，佯装恍然大悟：“我现在知道不是呀！”
杜少门讲完，观众掌声雷动。那位传教士则满脸通红，无言以答。散会后，很多美国人围住杜少门，夸他驳得好。事后，萧公权分析道：“如果少门就传教士所说一一加以驳斥，或极力宣扬中国文化，夸张‘孔孟之道’如何完善，‘四千年的历史’如何光荣，听众可能会觉得索然寡味，”萧公权赞道：“他的捷才妙语，令我钦佩无已”。
不过，说到华人用英语演讲，叶公超无人能比。
1941年，叶公超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西亚专员的身份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他的一次演讲非常成功。这次演讲内容是向新加坡介绍1938年台儿庄战役和1939年中日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在这两次战役中重创了日寇。
演讲是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直播，7点开始，叶公超因公务迟到了十分钟，电台人焦急等待。叶公超到电台时，工作人员发现他喝了酒，也未带讲稿，手上只有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些数字。电台人员为他捏了一把汗。叶公超在麦克风面前侃侃而谈，列举的数字十分具体，击毙敌人多少，俘虏多少，缴获各类武器几何。演讲在规定时间结束。叶公超从电台刚回到寓所，电台工作人员就打电话问他：“你演讲中列举的数字是不是夸大了？”叶公超回答：“绝对准确，您可以到大总督府查看这两次战役的档案资料。”
第二天，新加坡中英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叶公超演讲的文字稿。
顾维钧是资深外交家，英文一流，他对叶公超的演讲也十分佩服。一次，顾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做英文演讲，他请叶公超帮忙拟稿，时间仓促，他只能交代自己演讲的几个要点。叶公超很快拟就了稿子，顾看后大加赞赏，说：“这份演说稿，意见是我的，文字是乔治（叶公超英文名）的。”
叶公超在英国工作那几年，与英国各界接触广泛，与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也见过面，并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一位记者写道：“他以远见卓识征服了英国人，甚至征服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们几个中国记者被派到欧洲战场做随军记者，伦敦是我们的驻足地之一。从英国同业的口中，听到对公超先生的赞誉。提起乔治·叶来都是伸大拇指的。据他们说，丘吉尔本来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的，但跟乔治·叶谈了一次话后，连对中国的态度都有些改变。”
1950年，叶公超应一个文化机构演讲，内容关涉中西文化交流。叶公超为此次演讲准备了两周。演讲时，预定的两小时即将完毕，但叶公超讲得过瘾，主办者和听众们都做好了演讲超时的准备，没想到，时间一到，叶公超挥了挥手中的资料卡片，说：“我今天讲的，不及我准备的四分之一。”随后，戛然而止，结束演讲。台下顿时掌声一片。
抗战时期，叶公超在英国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的演讲让英国人赞不绝口。最擅演讲的丘吉尔都夸叶公超演讲不凡。一次他作为外交官员出使美国，应西雅图的“中国之友会”和“世界问题研讨会”之邀发表演讲，轰动一时，传为美谈：“他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似脱缰野马，忽然轻轻一勒，又回到本题，言归正传。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观众起立鼓掌，经久不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著名教授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泰勒以及著名汉学家小卫里贤都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姿态不输丘吉尔。
蒋梦麟在回忆录提及，孙中山有惊人的演讲天才。1909，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兼任《大同日报》主笔。《大同日报》是孙中山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那一阶段，孙中山经常在唐人街街头即兴演讲，鼓吹革命。他尽量采用通俗明白的话宣传自己的主张。蒋梦麟说，孙中山善于揣摩听众心理，常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进行演讲。比如先问：“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这样听众很容易听懂，也就跟着喊：“打倒满洲佬。”接着，孙中山就用浅白的语言讲述推翻清朝政府的理由，说出他的具体计划，讲明老百姓新政府成立后的享受的好处。
孙中山的演讲都是即兴演讲，他是先估量听众，根据听众选定演讲的题目：“临时决定适当的讲话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能自始至终把握听众的注意力。他也随时愿意发表演说，因为他有惊人的演说天才。”
1923年6月萧公权获得硕士学位。经过考虑，他决定赴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理由是：（一）、康奈尔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二）、康奈尔的狄理教授（Frank Thilly）是萧公权心仪的教授，他入狄理教授门下。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萧公权经常听讲座。1924年，杜威先生应法律系邀请，来校讲“法律与逻辑”。杜威大名鼎鼎，当晚，容纳五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迟到的学生只能站着听。可惜杜威学问大好，口才不佳。“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观众聚精会神，才能勉强听懂大意。
第二天演讲继续进行，但听众只是第一次的一半；第三天，教室空空荡荡，三分之二的座位空着。萧公权由此发现了演讲的一个大忌：“埋头念稿，旁若无人”。
这件事也从反面验证了演讲的重要性，杜威这样的大学者，不擅演讲，台下的观众照样会溜。
塞缪尔·约翰逊口才卓越。关于谈话艺术，他高见如下：“谈话有许多条件，第一要有知识，要有资料可谈。第二要有驾驭语言的能力。第三，要有想像力，这样才能见人之所不能见，道人之所不能道。第四，要镇定，千万别怕说不好而慌乱，甚至语无伦次。最后一项是有没有谈话的必要，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说那人会讲话。”
演讲也是一种谈话。对于有志提高演讲水平者而言，塞缪尔·约翰逊这番话可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