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奠定了萧公权问学及为人的基础
1897年11月29日，萧公权出生于江西省南部的南安县。他出生一个月，母亲病逝，之后不久，因乏人照料，他被过继给远在四川工作的大伯父。12岁那年，父亲亦病逝。
父母相继病亡，但萧公权并未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中，因为他诞生于一个家族意识浓厚的大家庭。他被过继给大伯父后，大伯父待他如亲生儿。大伯父是个商人，办事精明，人脉丰厚，在商界颇有名气。他关心幼年萧公权的生活，但对他的管教也相当严格。萧公权八九岁时很顽皮，时常在外面玩闹嬉戏。一次，大伯父严肃地对他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后来萧公权发愤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大伯父在背后夸奖他，说：“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
萧公权二伯父在政界任职，退休后定居上海。他对家族中的晚辈关爱有加。家族中的晚辈在上海读书时，寒暑假都住在他家。萧公权在上海读书时，节假日就住在二伯父家。二伯父有四个儿子，又有六个侄儿在上海读书，一到节假日，家就成了学生宿舍。
萧公权求学生涯中，二伯父的三儿子叔玉给予了他很多帮助和指导。萧公权是在叔玉的指导和鼓励下，才考取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后来又在他的鼓励下，萧公权以一个中学毕业生的资格考入清华学校的高等科三年级。如果不是叔玉的鼓励，萧公权不会报考，因为当年报考者均是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以中学毕业生身份报考，只萧公权一人。
叔玉为人热诚，治学严谨，后来他和萧公权都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求学，课余常在一起聊天。一次，萧公权谈话时用了“大概”“差不多”等字眼，叔玉立即严肃地批评他，要他尽快改掉这种“国人不长进的习气”，萧公权后来说：“我虽然不曾完全扫除思想上或言词上模棱的毛病，他的规劝，却至今未忘，使我受益不少。”
1918年夏天，萧公权考取清华学校，二伯父十分高兴。
萧公权幼年即失去父母，但大伯父二伯父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一直生活在爱的阳光里。正因如此，五四新文化对旧家庭的攻击，萧公权不能认同，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考取清华，应该感谢几位老师
萧公权的大伯父十分重视教育，萧公权幼年时即为他请了私塾老师。几位塾师中，萧公权印象深、获益多的是何笃贞先生。何老师教了萧公权整整五年，萧公权说：“在这五年当中，在何师教导之下，我才粗浅地认识了中国经史文学的轮廓，经验到学而时习的快感。”
作为教师，何笃贞先生的一个优点是，能针对学生需要，选用适当的教材，从而引发学生的求知欲，“领着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步步前进”。
考虑到当时萧公权年满十四岁，且不仅要学习古代经典，还要学习西方文化，何老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让萧公权按部就班读完中国经典，已经不现实。所以，他要求萧公权涉猎《十三经》，但不必熟读成诵。他对萧公权的要求如下：１、熟读《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尚书》和《尔雅》；２、涉猎《周礼》、《仪礼》、《易经》和《孝经》；３、若有余暇，过目一下《公羊传》《谷梁传》。简言之，何老师是采用一种“速成”法让萧公权读完了《十三经》。对于史书，何老师要求萧公权重视“史实”，而不必注意对“史实”的褒贬。
对于何老师，萧公权一直心存感激，他说：“在那五年中近乎偷工减料地读经史，给予我不少‘国学’常识，后来受用不尽。这不能不归功于何师。”
此外，何老师还时时鼓励萧公权读一些“合胃口”的杂书，“不限一家，不拘一格”，培养了萧公权博览的习惯，让萧公权获益终生。
萧公权中学就读于上海的青年会中学，当时该校三有位老师萧公权最为敬重：程万里先生（英文、历史），何挺然先生（数学），马瑞琪先生（自然科学）。
马先生的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让萧公权大受启发。那次考试地点在实验室，每位学生面前摆放了十个小瓶，里面是无色液体，要求学生用简单的“定性分析”法，验证出瓶中液体为何种物质。第一到第九瓶，萧公权都顺利分析出液体的性质，第十瓶，萧公权用尽办法，液体没有任何化学反应。绝望下的萧公权突然想到，难道这是一瓶蒸馏水？于是萧公权拿起这瓶液体，装作要喝下去的样子，一面偷窥马老师的反应，但马老师面无表情。这时，萧公权有了答案，在考卷上写下：No10-H2O。萧公权的答案当然是对的。事后，萧公权对此次考试有如下总结：“我相信马先生让我们化验蒸馏水不是要寻开心，而是要启示我们探求科学知识固然不能完全依赖书本，也不可盲目地循着指定的途径去进行”。
国文教员是叶楚伧先生。一次，叶老师布置一道作文题《神人无功说》，萧公权在文末写道：“夫既无功，呼之曰人，斯为得矣。乃命曰神，不几失之辞费，沉浊而不可庄语乎。”叶老师对这个结论十分欣赏，对萧公权勉励有加。
1918年夏天，萧公权从青年会中学毕业，在堂兄叔玉的鼓励，决定报考清华学校的高等科三年级。那年报考者都是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萧公权以中学毕业生的身份报考且被录取实属不易。
萧公权说，那年能被录取“应该感谢中学的几位老师”，分别是上文提及的国文老师叶楚伧，英文老师程万里，数学老师何挺然。萧公权说：“他们所教课程的内容好像是为我所投考清华的预备。”何先生教中级代数时，一再要求学生“活用脑筋”，看到习题首先认真分析，决定了解答的途径或方法后再动笔做，否则盲目去做，可能白费功夫。
那年清华代数题目出题者是海宴士（Heinz），所出十道中级代数题，有两题是不可解的。萧公权拿到试卷，先把十道题认真看了一遍，确定两道题不可解，就全力以赴去做其他八道题，规定的两小时不到便完卷。其他同学在那两道题耗时太多，其他题目不及完成。
英文题目是把一首诗改写成散文。萧公权读六年级时候，程老师就要求过他们做“改写”的作业，这道题对萧公权来说就驾轻就熟了。其他很多同学不了解“改写”（paraphrase）的意思，这道题只能得零分了。
国文题目更巧了。六年级最后一堂作文课，叶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和清华试卷的作文题目一样。那次作文，很多不成熟之处，叶老师都做了修改，萧公权也牢记在心。于是，萧公权只要凭记忆把经老师修改、润色过的作文誊写在试卷上即可。于是，他这一篇作文，不但“如出宿构”，而且“文不加点”。
萧公权中学时就是优等生，对老师每一句话每一道作业都认真对待，所以在考试中才会完全按老师要求去做。如果中学时他敷衍了事，即使遇到同样的考题，他恐怕也会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不必羡慕他的“好运”，我们要做的是像他那样认真，无论在人生哪个阶段，无论学习的是哪门课程。
跟着兴趣走
胡适在多次演讲中都强调，作为青年，要认识自己的性情，发现自己的兴趣，再根据自己的性情、兴趣选择主攻方向：
“社会上需要工程师，学工程的固不忧失业，但个人的性情志趣是否与工程相合？父母、兄长、爱人都希望你学工程，而你的性情、志趣甚至天才，却近于诗词、小说、戏剧、文学，你如迁就父母、兄长、爱人之所好而去学工程，结果工程界里多了一个饭桶，国家社会失去了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不是可惜了吗？”
胡适的结论是：“社会上需要建筑工程师、需要水利工程师，需要电力工程师，也需要大诗人、大美术家、大书法家、大政治家，同时也需要做新式马桶的工人。能做新式马桶的，照样可以发财，……因此，选科择业不要迁就父母、兄长、爱人的所好。爸爸要你学赚钱的职业，妈妈要你学时髦的职业，爱人要你学社会上有地位的职业，你都不要管他，只问你自己的性情近乎什么，自己的天才力量能做什么，配做什么。要根据这些来决定。”
当然，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情来选科择业，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和性情。
梁启超在一次讲演中，建议年轻人：“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他解释说：“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萧公权成为杰出的政治学专家也缘于“跟着兴趣走”。
萧公权去美国密苏里大学一开始读的是新闻学。他对大部分课程比较满意，但一门“初级新闻采访”让他难以应付。这门课大部分时间要求学生去火车站采访下车的客人。这些客人行色匆匆，很少愿意接受学生的采访，即使有人愿意接受采访，他们回答来这里的原因也极其普通，比如来此看亲戚或访友。这样的回答当然没有新闻价值，无法刊登在《密苏里人》上Missourian（新闻学院为学生实习所办的日报）。学期结束，萧公权这门课勉强及格。他做“无冕之王”的梦也碎了，于是知难而退，选择了自己一向兴趣浓厚的哲学专业，终成一代名家。
萧公权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如下观点，那就是一个人想要学有所成，必须穷年累月，专心致志，亦即所谓的“好学不倦”，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该学者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有强烈的兴趣。换句话说，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没有浓厚的兴趣，即便埋头苦干，也很难取得满意的成绩。萧公权在政治学领域硕果累累，成就显著，就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他放弃了自己不擅长的新闻学，选择了兴趣浓厚的哲学作为主攻方向。
抗战结束时，老友蒋廷黻曾推荐萧公权担任上海《申报》主笔。萧公权学过新闻，深知报纸是讨论时事、宣传文化的重要阵地，但经过一番思考，他觉得自己的见识、文才、训练和修养等方面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事实上，抗战前夕和抗战中，萧公权在朋友的敦促下写过一些时论，那些文章都是他埋头苦思、一再修改下完成。既然自己没有“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捷才，萧公权知难而退，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萧公权不入仕途，不当主笔，从根子里说，还是对从政、办报缺少兴趣。
萧公权后来在清华任教时，要求学生完成研读报告时，也提醒学生“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
“我事先对学生说，作研读报告的意义，不在‘应付功令’，而在培养研讨的能力和取得写作的经验。选择专题应当以本人的兴趣为标准。撰写报告应当以写成的文字有日后参考的价值为目的。”他叮嘱学生，写一篇报告就是为以后的治学打基础，若想搭建学术“大厦”，读书报告就是奠基的“一撮泥土，一块砖石”，当慎重对待。
学术性文字的座右铭
何炳棣认为，二十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成国际名著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萧公权出版于1927年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研究》。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权威拉斯基（Harold Laski）在书评中誉之为“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
萧公权能写出如此杰出的博士论文，得益于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博时的两位导师，狄理教授和恺德林教授。狄理教授指导学生时，偏重启发而不是一味说教或灌输。狄理教授当然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但他从不强求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萧公权说：“他鼓励学生各人自寻途径，自辟境地。学生所见纵然不合他的主张，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也任其并行不悖。”萧公权得益于狄理教授的这种“教授法”，后来只要有机会，他也宣传、推广这种“教授法”，他认为，这种“教授法”不仅适用于指导哲学系学生，也适用于任何专业的学生。
1925年，萧公权着手写博士论文，他问狄理教授，是否每写一章，请他审阅后再写第二章，狄理教授认为不必，他对萧公权说：“关于政治多元的种种，到了现在，你所知道的应当较我为多。我未必对你有多少帮助。何况这是你的论文，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写。导师的职务不是把自己的意见交给研究生去阐发，而是鼓励他们去自寻途径to find their own way，协助他们去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
萧公权撰写这部让其一鸣惊人的博士论文之初，因为过于重视，也犯了一次错。《论语》中有句名言曰：辞达而已矣。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辞取达意而已，不以富丽为工。”萧公权知道，这是做文章的最高原则，写学术论文尤应如此。撰写硕士论文时，萧公权小心谨慎，力求辞达而已。但在写博士论文时，萧公权突然觉得，既是博士论文，文字或应华美一些，于是在语词上狠下一番功夫，舞文弄墨，雕章琢句，完成了一篇将近三千字的“导论”，然后，不无自得地把“导论”交给狄理教授审核。过了几天，狄理教授把他叫入办公室，从书架上拿起他的“导论”，不客气地扔在桌上，说：“这完全不行”This wouldn’tt do at all ，然后一言不发坐在椅子上生闷气。萧公权知道老师生气是因为失望。拿回稿子，他闭门思过，醒悟：“导论”被否决，完全是他违背了以前奉为圭臬的“辞达而已”的原则，刻意求工，弄巧成拙，只能另起炉灶。一番删繁就简，洗尽铅华，花了一个月时间，本着“辞达而已”的原则，重写了导论和第一章初稿。导师看了修改稿非常满意，说：“这就是了。你放手写下去，不妨等全稿写完后拿给我看。”
萧公权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长达八万字的博士论文，狄理教授和其他几位指导老师对论文表示满意。恺德林教授第一时间把论文介绍到伦敦奇干保禄书局，书局当即将其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准备出版。萧公权获悉后十分快慰：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该丛书共有八十多种著作，都是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物质的分析》，柯复嘉《心的生长》。博士论文的出版，让萧公权一夜之间跻身于世界顶尖的学者行列，他欢欣鼓舞、喜出望外，写作、研究信心也随之大增。
关于教学，章实斋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萧公权认为，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博时的狄理教授、恺德林教授就是按这种方法来教他的。萧公权由此认识到，大学教育的宗旨，不仅在于教师把已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包括一种引导，像前辈指引后辈一样：“使能各就其适可之准，向着学问之途，分程迈进”。
萧公权当老师后，把自己写论文的经验传授给学生。
关于“放眼看书”，萧公权要求学生做到两点：“一、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极力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萧公权认为，对直接资料的研读，要“力求精悉”；对间接资料的参考，要尽量广博。萧公权特别反对那种带着观点找资料的做法，他认为，对与自己观点不符的资料视若无睹、故意回避是极不可取的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
荀子说过这样的话：“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萧公权把荀子的话改为：“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萧公权认为，经他修改过的这句话，可作为写学术文章的座右铭。
“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
萧公权曾在胡适主办《独立评论》发表《如何整顿大学教育》一文，萧公权在文中认为，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教育当局未能认清教育的性质和功用。萧公权指出，当时甚嚣其上的“粗浅的实用主义”——教育的目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本身以外的“用”（如“扬名声，显父母”）——导致当时的中国“虽有长期的教育史，而无科学的产生”。
在萧公权看来,“把全部的大学教育认为仅是实用教育，把高等普通教育与专门或职业教育混为一谈”，是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基于以上分析，萧公权提出整顿大学教育的三个原则：
一、明确大学教育的功用是培养治学人才，与职业教育划清界限，两不相妨；
二、确定治学人才的出路；
三、培养“学以求知”的科学精神，放弃“学以致用”的科举观念。
所谓“学以求知”的科学精神，就是要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不要把“读书”当做敲门砖。他认为，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兴趣所在，就会把做事本身当作目的；对所做的事毫无兴趣，就会把所做之事当作一种手段。萧公权以中美商人为例指出两者之别：
“我们不妨以商人为例。中国商人以赚钱为目的，以经商为手段。二者是截然两事，所以他们对于商业本身并不真感兴趣。他们的理想是发一笔财，退休养老，做‘封翁’，享‘清福’。美国的商人往往发了百万千万的财，到了六七十岁应当退休的时候，仍然继续不断地工作。他们诚恳是想致富而经商，但他们对于商业的本身也有兴趣。换句话说，经商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到了发财以后，他们继续工作，显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工作而工作。中国商务落后，原因不一。商人的从业态度，可能是其中之一。我以为缺乏为工作而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中国‘国力’不充实的一个主因。有了这种精神，国力才会增长。如果国人能够忠实地为做官而做官，为当兵而当兵，为读书而读书，为游戏而游戏——如果多数人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全国的事务必然好办多了。”
萧公权建议，培养这种态度，最好从所谓知识阶级做起：“号称最高学府里的师生应该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
所谓“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就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精神”，萧公权认为，教育当局在高等院校应该倡导这种精神。
除了上述看法，萧公权还提出，让教育在适宜条件下，自力生长，是教育走上正轨的一个根本办法。在《论教育政策》一文中，萧公权亮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教育文化是一种前进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发展”。因此，他建议，把地方自治的原则应用于教育机关。萧公权说，教育作用之一是培养优良品德，而政府管制在这方面所起作用有限。在萧公权看来，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最有效方法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所以，如果师长、父兄，乃至社会人士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当局就无需三令五申，过度干涉了。萧公权告诫人们，不适当的干涉会使文教生机枯萎。萧公权说，当局当然要对教育予以必要的指导与监督，但这种指导与监督要局限在一定范围：“国家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教师，而向他们责取应有的成就，这才是合理的监督”。
生活中常有人抱怨工作枯燥无味、单调刻板，萧公权认为，这是因为他（她）没有对所做的工作产生兴趣，陷入荀子所谓“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的泥潭。萧公权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一旦人觉得工作不是自己兴趣所在，乏味无比，“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必不能够鼓舞精神，全力以赴。”这样一来，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
“在工作可以停止的时候他们自然弃之如敝屣，悠然而逝，别寻快乐。于是电影院、大舞台、跳舞场平添了无数的主顾。或者叉麻雀，推牌九，打扑克，夜以继日，精神百倍。纵然磨到头昏眼花，腰酸背痛的地步也毫无怨言。等到必须工作的时候已是精神颓丧，意兴索然。为了‘饭碗’关系，只得勉强敷衍过去。呵欠之余。再来一声‘生活苦闷’！”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萧公权给出了办法：改变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萧公权以“艺术工作”为例，指出艺术家对工作的两种的心理：“一、对于工作有真挚而长久的兴趣。二、工作就是他自己的主要目的，而不只是达到另一目的的工具——不只是取得金钱和名誉的代价”。那么，如果任何人都能对工作产生兴趣，都把工作当目的而非手段，他就可以“聚精会神去推进、去改善、去完成他的工作”。萧公权说，在这种心理下，“非艺术的工作人也可以享受艺术创造的快乐。”一番细致分析之后，萧公权呼吁人们要完成一种“心理建设”，那就是以艺术的态度去工作：“要把工作看成娱乐！要拿看戏的兴趣去看书，用打牌的精神去办事！”如此，当然不会感觉工作的痛苦，而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
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当然不必照搬萧公权的观点，但如果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对萧公权的若干建议予以“批判地吸收”，并非无益。
“知新不弃故的婚姻之路”
1921年，一位中国女子来密苏里大学读书，在此求学的萧公权熟悉当地环境，对这位中国同胞给予了不少帮助：为这位女孩找住处，指点她如何注册选课，并领她去图书馆借书等，因为交往密切，两人自然而然产生了友谊。1922年，该女生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萧公权与她书信往来，保持联系。1923年萧公权去绮色佳康奈尔大学读博，次年，那位女生和一位女同学结伴来绮色佳度夏。萧公权尽“东道主”之谊，领两位女生游览观光。在一些熟人眼中，萧公权与那位女生似乎在谈恋爱。但萧公权出国前，家中长辈已为他说定一门亲事。堂兄叔玉听说萧公权和一位女生来往密切，担心他移情别恋，就写信给他，建议他和国内未婚妻通信，当然是委婉提醒他已有未婚妻，和其他女性交往要保持适当距离。萧公权接受了堂兄的建议，开始和国内未婚妻通信。
萧公权有位族侄也在美国读书，曾来绮色佳游玩。这位族侄劝萧公权不要受传统的束缚，要敢于自由恋爱，追求自己的幸福。
萧公权和这位族侄作了一次长谈，详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他对族侄说：“你的看法我很了解。这位女生，容貌、见识、性情都很出色。但我和她只有友谊，没有爱情。一开始她就知道我是有未婚妻的人，但她愿意和我保持友谊，我当然感谢她的信任。别人看我和她交往密切以为是谈恋爱也很正常，不过，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
族侄劝萧公权顺应时代潮流，解除旧婚约，追寻新式的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婚姻，萧公权婉谢了族侄的好意，说，你有这种看法，是基于一种前提，就是长辈包办的婚姻不会幸福，自己选择的婚姻一定美满。萧公权说，他知道自由恋爱在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中很流行，但他本人却不完全认同。萧公权告诉族侄，男女自由恋爱，也存在一定风险，青年人因一时感情冲动而结婚的不在少数，这样的婚姻虽是自己的选择，但结局不一定让人满意，而父母包办的婚姻，当然也有风险，但不表明，所有包办的婚姻结局必然糟糕。他提醒族侄：“婚姻是否美满，主要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
交谈中，萧公权和族侄提到伍廷芳。说有外国人在伍廷芳面前讥嘲中国的包办婚姻，伍反唇相讥，说：“中国人结婚是爱情的发端，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止”，萧公权对族侄说，伍廷芳这话听上去似乎是开玩笑，实则很有道理，有位叫毕尔士的西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爱情是可由结婚可治愈的疯狂病”。萧公权还对族侄解释，中国家长为子女包办婚姻，并非只考虑“传宗接代”，也会顾及“郎才女貌”“一对璧人”这样的理想标准，至于儿女的幸福也在家长考虑之列。所以，萧公权强调，除非长辈为自己挑选的配偶有重大缺陷，否则，作为子女，没有必要非得反对长辈为自己选定的配偶。他还对族侄表明，即使自己要和国内未婚妻解除婚姻，也应该刚来美国就提出要求，不能等十年后自己有了更适合的追求对象再写信解除婚约。
族侄听了萧公权这番长篇大论，连忙告饶，说：“你有你哲学家的道理，我既无法领会，更不敢辩驳。”
萧公权后来读胡适的书，惊讶地发现，胡适对中国式婚姻的看法与自己不谋而合。
胡适在日记中提及他曾为中国“旧俗”辩护，大意是：“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
针对人们关于包办婚姻无爱情可言的怀疑，胡适在日记中提出异议：“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姓名，伊必面斥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其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像，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萧公权认为，留学生不能因为在外国遇到心仪的对象就轻率、自私地悔婚，胡适也在一次演讲中，对中国留学生婚姻上的喜新厌旧做了抨击：“又如近来的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有了这种好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致于受他的奚落了！这种不近人情的离婚，也是该骂的。”
萧公权在北京任教期间读到胡适上述文字，非常高兴，大有“吾道不孤”之感。
包办婚姻确实酿出不少苦酒，造成不少人间悲剧，但包办婚姻也有修成正果的，比如胡适、萧公权等。萧公权认为，作为新文化开路先锋，胡适为当时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知新不弃故的婚姻之路”。萧公权走的正是这一条路。
萧公权留学归国不久，就和长辈为他选定的未婚妻举办了婚礼。不久，他接到博士论文即将由英国伦敦的保禄书局出版的喜讯，接着又被南开大学聘为教授，他对妻子说：“你来了，书要出版了，南开大学请我去任教。这是三喜临门，比‘双喜临门’还更令人开心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