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最初连载于《文艺复兴》，起讫时间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出书前，钱钟书对全文做了修改，《文艺复兴》连载的《围城》和晨光版《围城》不尽相同。笔者关注的是作者出书时，对《文艺复兴》版的一些较大段落的删改。从这些删改中，我们感受到作者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并从中学到一些关于人物塑造、情境描写乃至炼词造句等技巧。
方鸿渐回国时，乘坐的是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船上有两位女子，苏小姐与鲍小姐。鲍小姐丰满，苏小姐瘦弱，作者写道：
“鲍小姐穿了扯襟长袖的古装，是不能想像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只像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然而苏小姐可能在陈老莲画的仕女里碰见，因为陈老莲画的美人有名的‘以骨胜’，并且苏小姐身段罩上古代的长袍会占便宜，掩饰了瘦削，见得苗条婀娜。”
“鲍小姐穿了扯襟长袖的古装，是不能想像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只像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这个比喻是说只有对女性身体没有丝毫欲望的人，才会把鲍小姐身上的衣服当成衣服，换言之，鲍小姐的衣服貌似遮掩，实则比赤身露体更具诱惑力，这个比喻不是把鲍小姐当一个人来写，而是当做一个欲望对象来刻画。鲍小姐刚露面，作者就用如此轻薄的比喻形容她充满诱惑力的丰满，主观意识浓，有先入之见之嫌。鲍小姐若令人厌恶，应由其自身言行自然流露，作者不宜在毫无铺垫之前把对她的厌恶强行塞给读者。
说苏小姐能在“陈老莲画的仕女里碰见”，不过是说苏小姐瘦，“掩饰了瘦削，见得苗条婀娜”，本来是好事，但这里分明意欲讽刺（“占便宜”）。为什么要讽刺？年轻女性爱美，不很正常吗？
钱钟书意识到这一点，出书时将这段全部删除。
方鸿渐和鲍小姐在回国邮轮中，发生了一夜情。但鲍小姐一开始就告诉方鸿渐自己是有未婚夫的。船快靠岸时，鲍小姐疏远了方鸿渐，后者心里当然不舒服，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也可以理解。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鲍小姐压根儿就是块肉，西门庆夸奖潘金莲或者法国名画家塞尚品题模特儿所谓：‘好一块肥肉’（Cette belle viande），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
刚发生一夜情，转眼就被抛在脑后，作为读者，我们理解方鸿渐的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但说“鲍小姐压根儿就是块肉，西门庆夸奖潘金莲或者法国名画家塞尚品题模特儿所谓：‘好一块肥肉’（Cette belle viande），”未免粗俗过了头，如果鲍小姐就是“好一块肥肉”，自己和她的一夜情不就成了完全的泄欲吗？骂得过瘾，但无意间也作践了自己。
出书时，作者将“鲍小姐压根儿就是块肉，西门庆夸奖潘金莲或者法国名画家塞尚品题模特儿所谓：‘好一块肥肉’（Cette belle viande）”删去了。但我觉得后面“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也应该删，因为这句骂人的话，与方鸿渐留学生的身份不相宜。最主要的还是，骂得不准确，因为鲍小姐和方鸿渐的一夜情，完全是各取所需，船即将靠岸，鲍小姐迷途知返，收拾身心准备迎接未婚夫，这恰恰说明，她虽犯了错，但知错即改，正是有心的表现。相反，如果她因为和方鸿渐有了一段情，就把那位资助她出国留学的未婚夫一脚踢开，投入方鸿渐怀抱，那才说明她没有心。
方鸿渐留洋归国，回了一趟老家，不少人为他做媒。但在一次演讲中放言无忌，讲了一些“有伤风化”的话。当地人据此猜想他在外国花天酒地，提亲者纷纷表示“婚事缓议”，“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庚帖要了回去”。有位许家二小姐，方鸿渐母亲相中了，念念不忘。接着，作者写道：
“鸿渐倒若无其事，想已经鳏夫做到二十七岁了，不争这一两年，要好好拣个女人。许家五个女人，他回家第二天就在公园里看见，眉眼身材大同小异，要看中她们一个，就得她们五个全看中，因为长得没什么差别。回家还跟母亲说，假如许家有十个女儿，他便疑心九个不是许太太养的，是大女儿满月时借了沈万三的聚宝盆来洗儿，一个变成十个。”
方鸿渐留学归国，虽然没拿到文凭，但到底喝了几年洋墨水，怎么会看上小城的姑娘。前文提及当母亲要把许家二女儿照片给方鸿渐看时，方鸿渐主意已定：
“方鸿渐想这事严重了。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现在不必抗议，过几天向上海溜之大吉。”
而现在，方鸿渐却大谈许家几个女孩，“眉眼身材大同小异”，言下之意，如果许家二姑娘，眉眼身材和姐妹小同大异，方鸿渐说不定也会心动；方鸿渐回家还和母亲谈起沈万三的典故以此打趣许家姐妹像十胞胎一样毫无分别。方鸿渐绝无可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高谈阔论、引经据典，因为后者根本听不懂他这句话的风趣和俏皮。
出书时，作者将此段删去。
方鸿渐回上海后也曾在一位张姓买办家相过亲，对象就是张买办的千金。打完麻将，吃了晚饭，方鸿渐抽烟喝咖啡时在沙发旁一个小书架上看到几种杂志和书，那当然是张小姐的读物。其中一本书的标题吸引了他：《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欣赏了张小姐弹的两支钢琴曲后，方鸿渐告辞，接下来有这么一段：
“洋车到半路，那追忆不起的事实忽然清清楚楚在心里，正像逃学迟到的小顽皮不声不响的溜进课堂，先生一转背，他已经在座位上了。那年在利物浦小住，伤风到一家小药店里买发汗药。掌柜是个欧亚杂种，鬼鬼祟祟地拿出一瓶药问鸿渐要不要买，瓶外粘的纸片上印着：‘亚当夏娃根（Adam and Eve Root），男女两用爱情圣药。’鸿渐猜想是什么东西，耸耸肩说：‘你留着自便罢。’记得药石下面有一行道：‘此药能使服者重新获得而且牢守丈夫，妻子或情人（to hold or regain husband, wife,or sweetheart）。’这跟张小姐那本书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看那本书的都是些纯洁天真的女孩子们，把结婚作为正当职业，和买那种药的人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对于爱情的态度，也许倒是买药的人来得单纯，真实。”
作者写这么多，无非是讽刺张小姐的俗，提醒读者，她书架上那本书，与催情药的效用相似。作者断言，这个书名，与说明催情药效用的那段文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准确，且有失厚道，过于刻薄。最后一句，作者将买催情药的人与“看那本书的都是些纯洁天真的女孩子们”进行对比，认为前者买药的动机比后者看书的动机“来的单纯，真纯”。用这样尖酸文字写张小姐们对爱情、婚姻的态度显得随意了。张小姐们看这种书，俗是俗，但作为未婚女性，有择偶的想法，属人之常情，而作者断言她们看此书的动机比买催情药的人不纯，言重了，过火了。
出书时，作者将这么长的文字一笔勾销。
方鸿渐在苏文纨家遇到唐晓芙，对后者一见钟情。苏文纨和方鸿渐以前是同学，就当方鸿渐的面向唐晓芙说了一些他以前的糗事。
“方鸿渐慌忙说：‘别胡说！那些事提它干么？你们女学生真要不得！当了面假正经，转背就挖苦得人家体无完肤，真缺德！
苏小姐看他发急，刚才因为他对唐小姐卖弄的不快全消散了，笑道：‘瞧你着急得那样子！你自己怕不是当面花言巧语，背后刻薄人家？’”
方鸿渐为了讨好两位小姐，道：
“你们两位怕什么？你们两位八面玲珑，根本就没有背后。好比庐山真面，东西南北看来，都是好风景。”
“唐小姐道：‘这恭维可不能领情。女人有一个脸，要天天梳头打扮，已经够麻烦了。真成八面观音，那脂粉费就开始浩大，不说旁的。’唐小姐脂粉消耗极小，所以敢说这话。
苏小姐又笑鸿渐马屁拍在马脚上。”
苏小姐说“当面花言巧语，背后刻薄人家”，这个“背后”是指背着别人的意思，方鸿渐为讨好两位小姐，也为了显露一下自己的口才，故意把“背后”理解成“后背”的意思，想以“谐音”达到“幽默”的效果，但他嘴中的“背后”与苏小姐说的“背后”，驴唇不对马嘴。所以他的恭维，意思含混，夹缠不清。唐小姐对此的回答也只能将错就错，乱说一气了。
晨光版《围城》将此段完全删去。
《围城》中，赵辛楣苦恋苏文纨，苏文纨则倾心方鸿渐，或许爱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没道理可讲。书中有这么一段：
“苏小姐又嫌他脾气俗，他太喜欢吃，太不喜欢音乐。她不知道吃和音乐这两件事造就了无数作伪撒谎的人。赵辛楣肯坦白承认自己爱吃，厌音乐，无疑是个君子。方鸿渐五线谱都不懂，在外国只看些通俗的歌剧，但苏小姐在香港就嘉许他有欣赏音乐的种子，只要稍加培养。”
“她不知道吃和音乐这两件事造就了无数作伪撒谎的人”，这句话没有道理，撒谎是由一个人的品性决定的，不是“吃”和“音乐”造就的。赵辛楣喜欢吃不喜欢音乐，但他坦白承认，所以作者也说他“无疑是个君子”。纵观全书，作者对赵辛楣并无好感，在这里又说他是君子，是为反衬苏文纨的“作伪撒谎”，但苏文纨因为方鸿渐“只看些通俗的歌剧”，而“嘉许他有欣赏音乐的种子”，不过是附庸风雅或者爱屋及乌，并不是故意“作伪撒谎”。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含混不清，甚至有点莫名其妙。
出书时，作者删去了这节。
苏文纨倾心方鸿渐，赵辛楣醋意大发。书中有这么一段：
“他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倒，想今天得再接再厉，决不先退，盘恒到那姓方的走了才起身。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仿佛他坐的，就是那心子里衬圣颈而勿死（StGengulphus）的胡子的沙发，一根根毛都会刺进坐者的皮肉，深钩固结，分拆不开。”
“心子里衬圣颈而勿死（StGengulphus）的胡子”，喻体过于冷僻，令人费解。另外，赵辛楣死心塌地坐在这里，打算耗到方鸿渐先离开，找机会和苏文纨说点体己话。作者强调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尚可，但他绝不可能有“一根根毛都会刺进坐者的皮肉”之感，如果真这样，他反而会坐立不安，坚持不到最后。
出书时，作者将这段删了。
方鸿渐不爱苏文纨，又犹豫不决，不忍拂逆她的好意，于是：
“他叹口气，怜悯苏小姐。自己不爱她，而偏为她弄得心软，这太不公道！她太取巧了！好比不合资格的职业应征者，声泪俱下地抬出家里有等米下锅的八十岁老母。”
苏文纨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是方鸿渐一些暧昧行为让苏文纨产生了误解，所以，说“她太取巧了！”其实是强词夺理，“恶人先告状”。
出书作者删除了这个比喻。
方鸿渐本来对苏文纨是有好感的，但自从遇到唐晓芙，瞬时被其迷住，对苏文纨的好感也就灰飞烟灭了。刚见第一次面，方鸿渐就邀请唐晓芙吃馆子，为打掩护，也请了苏文纨，苏文纨因为方鸿渐不单独请自己，托病不去，结果方唐二人共进了一次晚餐。饭毕，方鸿渐说：“我后天想到府上来拜访，不挡驾吗？”唐晓芙答：“非常欢迎，就只舍间局促得很，不比表姐家的大花园洋房。你不嫌简陋，尽管来。”接下来作者写道：
“鸿渐背诵刘梦得陋室铭开头几句，把‘谈笑有鸿儒’改成‘谈笑有鸿渐’，得意地大笑。”
唐晓芙说“舍间局促得很”，方鸿渐就背《陋室铭》，作为一个留过洋的二十大几的人，这个举动幼稚得可笑，根本不符合他的身份。至于把“谈笑有鸿儒”改成“谈笑有鸿渐”，只能算轻佻，毫不幽默。方鸿渐和唐晓芙此时还不算多熟，他也绝无可能会这么放肆。
出书时，作者删去了这句。
在一次饭局中，哲学家褚慎明在座。赵辛楣举杯敬酒说：“大家干一杯，预敬我们大哲学家未来的好太太。方先生，半杯也喝半杯。”接下来，作者写道：
“——辛楣不知道大哲学家从来没娶过好太太，苏格拉底的太太是泼妇，把脏水浇在丈夫头上，亚里斯多德的情妇把他当马骑，叫他裸体在地上爬，还给他吃鞭子，奥理立斯（Marcus Aurelius）的太太偷人，褚慎明好朋友罗素也离了好几次婚。”
说哲学家没娶到好妻子，作者一股脑举出好几个反面的例子却一个正面的例子不提，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对学哲学的有成见。出书时，作者将“把脏水浇在丈夫头上，亚里斯多德的情妇把他当马骑，叫他裸体在地上爬，还给他吃鞭子，奥理立斯（Marcus Aurelius）的太太偷人”删去了。坏例子减少了，但表达的意思并未因此减弱，且给哲学家留了一点面子，也避免给读者留下作者借此炫耀博学的不佳印象。
《围城》中的方遯翁喜欢给晚辈取名：“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方遯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凶’，根据墨子非攻篇为他取学名‘非攻’，倒是个和平运动的先声。”
由“非攻”想到“和平运动”，在那个特定时代与环境中，犯了大忌。方遯翁正直爱国，如果他给孙子取的学名“非攻”与“和平运动”扯上关系，那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后来，晨光出版《围城》，钱钟书删去“倒是个和平运动的先声”时，想必心有余悸之余一定如释重负。
抗战开始后，方遯翁一家赴上海避难，家中景况不比从前，方遯翁不肯为三奶奶的孩子请乳母：
“可是他对三奶奶谈话，一个字也没提起经济，他只说上海不比家乡，是个藏垢纳污之区，下等女人少有干净的，女用人跟汽车夫包车夫养了孩子，便出来做奶妈，这种女人全有毒，喂不得小孩子，而且上海风气太下流，奶妈动不动要请假出去过夜，奶汁起了变化，小孩子吃着准不相宜，说不定有终身之恨。”
方遯翁因手头不宽裕不给孩子请乳母，又爱面子，不肯实话实说承认请不起，却自欺欺人指责上海奶妈“全有毒”。这层意思，至此，作者的表达相当充分了。但作者觉得不过瘾，又继续写道：
“方遯翁少年时有志新学，一面用功科举，一面托人到上海买了风行的英字入门，翻译进阶来自修英文，眼看：‘Do You understang English？’嘴里用强上海白朗诵句旁的注音字：‘杜、育、恩头史坍叠，音掰立许’和解释：‘侬懂英话否’。不过，照他对他媳妇那一席谈看来，他的英文程度仿佛高深得曾读过忧郁分析（Anatomy of Me ancholy）那部书第一卷第二分第四节第一章所讲奶妈各种流弊，他全知道，就没有说乳母的奶跟父精母血一样的重要。”
以方遯翁的英文程度，他当然看不懂“忧郁分析（Anatomy of Me ancholy）那部书”，作者看过这部高深之书当无疑义，于是，加了这段，其目的是告诉读者，方遯翁对上海奶妈的指责暗合了“忧郁分析（Anatomy of Me ancholy）那部书”“所讲奶妈各种流弊”，然而，无论从人物塑造还是情节推进而言，这段话如同第六根手指那样碍眼。这不是学术著作，有必要把方遯翁的话与“忧郁分析（Anatomy of Me ancholy）那部书”中相关论述做比较吗？
《围城》印成书后，这段“掉书袋”之文已不见踪影。
方遯翁在上海时，因三媳妇生病，对医药大起了研究的兴趣。原来方遯翁在老家时认识当地一位庸医。作者在文中用了一段文字，不遗余力讽刺了这位庸医：
“同乡一位庸医，跟他邻居，仰慕他的名望，杀人有暇，偶来陪他闲谈。这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一方尽知’，终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了三方。”
写到这个地步，对这个庸医的讽刺也算登峰造极了。但作者又添了一段：
“他老子就是说那句有名的话的：‘微生虫全是洋人捣的鬼，别相信他们。咱们虾子，鱼子都吃了很好，微生虫还比虾子鱼子小，怕它什么！’这儿子比老子洋化多了，出诊时居然带支寒暑表，可是这支寒暑表，好比聋子的耳朵，备而不用的。并且他对寒暑表这东西十分猜忌，相信病人含它的时间愈长，水银会升得愈高；他往往脉息里把不出什么病，而寒暑表上表示热度未清，这就是嘴里含得太长久的缘故。”
显然，作者举了这些具体例子，是想进一步说明这对父子虽然各有各的蠢，但蠢的程度惊人相似，但前面对此庸医的挖苦已达极点，而此段重点说的是方遯翁，何必添油加醋把宝贵的笔墨花在两个“路人甲”身上。
《围城》出书时，作者将此段删去了。
赵辛楣、方鸿渐一行五人赴三闾大学任教，途中曾在一家名叫“欧亚大旅社”旅店住宿。旅社厅堂有位胖妇人在给孩子喂奶。作者写道：
“她的奶肥大得可以进波德莱亚(Baudelaire)咏比利时土风的诗，小孩子吸的想是溶化加糖的猪油。那女人不但外表肥，并且看来脑满肠肥，彻底是肉，没有灵魂——假如她有灵魂，也只是那么一点点，刚够保持她的肉体不至于腐烂，仿佛肉上撒了些盐，因为全没有灵性，肉体就死了。”
这个肥胖的妇人，没说一句话，没有任何不妥的行为，但作者却断言“那女人不但外表肥，并且看来脑满肠肥，彻底是肉，没有灵魂”，这样无端的指责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文中没有给出这位妇人何以“脑满肠肥，彻底是肉，没有灵魂”的理由，突兀，令人费解。破折号后面的假设，作者宽宏大量地承认了这位妇人还有那么“一点点”灵魂，其实是为了炫耀自己想出的那个比喻，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作者对她的无端的恶意的揣测，因为如果“一点点”灵魂都没有，这个妇人“肉体就死了”。而面对的如是尸体，作者这番“妙语”就成了无的放矢。
我想，一、作者刻意想借一个外表粗俗的女性插科打诨制造所谓幽默的效果，逗读者一乐，完全忽视了他笔下这个妇人，即便外表粗俗，也是有血有肉有尊严的女性，并非作者为满足一己想法就可以呼来喝去的人肉道具；二、作者在此犯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的错误，由外表之肥推断对方脑满肠肥，进而断言对方“彻底是肉，没有灵魂”，这样的推断毫无说服力，因为这位女性，只是在那里做着一个母亲该做的事——喂奶，并未有任何不妥言行。
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创作时深陷布局谋篇、炼字锻句的陷阱，完全失去了（或无暇顾及）对一个底层女性理应具备的悲悯之心。
这段文字对《围城》而言，不是赘疣而是烂疮，好在晨光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时，作者动用了手术刀，将这块烂疮彻底清除了。
汪处厚夫妇为赵辛楣和方鸿渐做媒，介绍给方鸿渐的是外语系主任刘东方妹妹刘小姐。方鸿渐虽没相中刘小姐，但出于礼貌，和赵辛楣一道把刘小姐送回家。她和哥嫂住一处。刘东方夫妇热情接待了方赵二人。刘小姐嫂子为和方鸿渐套近乎，把手中的孩子给“方伯伯”抱一下。后面有这么一段：
“刘太太看小孩子给鸿渐抱得不舒服，想辛楣地位高，又是生客，不能亵渎他，便伸手说：‘咱们重得很，方伯伯抱得累了。’鸿渐把孩子交还，乘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脸上已干的唾沫。辛楣道：‘这孩子真好，他不怕生。’刘太太做‘殇儿墓志’似的一连串的赞美这孩子如何懂事，如何乖，如何一觉睡到天亮。”
关于比喻，钱钟书有精辟的论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又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古罗马修辞学早指出，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
把刘太太对孩子的赞美，说成是“做‘殇儿墓志’似的”，可谓“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比喻就愈新颖”的目的也确实得到了。这个比喻的效果，确实“新奇创辟”，但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新奇创辟”的比喻，也只有同样铁石心肠的人才会欣赏这样“新奇创辟”的比喻。
在把《围城》从《文艺复兴》搬到晨光出版社出版时，“做‘殇儿墓志’似的”这个“新奇创辟”的比喻消失了。
方遯翁原本以为儿子方鸿渐和苏文纨恋爱，后来听儿子说，苏文纨早和别人订婚了。方遯翁安慰儿子说：“那么，你是——是所谓‘失恋’了。唔，那也犯不着把自己身子糟蹋呀！天下多美妇人，日子长着呢。”
方遯翁安慰儿子，可以说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但却不该说“天下多美妇人”。方鸿渐三十不到，非离异非丧偶，天下美妇人再多，也不是他该选择的目标。
出书时，作者将“天下多美妇人”删去了。
综上，作者在《围城》出书前，对连载于杂志上的文本，做了认真的校订和删改，如此，呈现在我们眼中的《围城》像一个常年在健身房锻炼的青年，结实精干，矫健俊美；而倘若删改之处完全保留，那出版后的《围城》或许成了一位半老徐娘，即便端庄秀丽，风韵犹存，下巴、腰间、乃至腹部的赘肉应会显露无遗，有碍观瞻。
鲁迅在一篇短文中说，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应该怎样写？”鲁迅告诉我们，“在不难推想而知的种种答案中，大概总该有一个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但鲁迅提醒我们，“这恐怕也很不能满文学青年的意，因为太宽泛，茫无边际——然而倒是切实的。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原因是：“在学习者的一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那么，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鲁迅告诉我们，《果戈里研究》第六章里有答案：“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相比于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文艺复兴》连载的《围城》就是“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我们把两个版本逐一对照，简直好像钱钟书“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正如鲁迅所说：“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
某种程度而言，《文艺复兴》连载的《围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不应该那么写”的标本，对于有志于创作的青年来说，有这样的标本供我们与后来的版本相对照，从而观摩、学习作者如何精益求精、呕心沥血写出杰作，是一桩难得的幸事。从中获益，自是必然。
《围城》在《文艺复兴》连载后，方典（王元化）曾撰文《论香粉铺之类》予以批评。这篇文章用语激烈，有些批评确实有点过火，但如果方典的批评是针对那些后来被作者删掉的段落，那说明，其批评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
陈思和先生的话可验证这一点：“《围城》初刊时，曾受到许多批评，现在捧读《围城》时，怎么也无法与那种批评联系起来，于是怀疑从《文艺复兴》本到单行本之间，是否被作家自己删掉了一座‘香粉铺’。现在汇校本公开出版，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