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爱神的降临
文摘
2024-10-27 08:16
安徽
好友王剑虹去世后，丁玲为化解内心的悲痛离开伤心地上海，奔赴北京想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她遇见了同在北京漂流的胡也频（当时还叫胡崇轩）。后者对丁玲一见钟情，首次见面，居然高兴得喝醉了。在后来的《爱神降临》一诗中，胡也频倾诉了他初见丁玲时的那种颤栗和喜悦： 当时的丁玲沉浸在好友去世后的悲伤中，只想“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哪里有谈情说爱的心思。 不久，丁玲获悉家乡的弟弟死了。她为弟弟的早逝而悲哀，又担心家中的老母无法承受痛失爱子的悲痛，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胡也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朋友说：“她弟弟死了，她这么想着她弟弟，迟早要会发疯的！”朋友就怂恿说：“要个弟弟很容易的，她弟弟死了，你现在不可以做她弟弟吗？”朋友的一句玩笑话却让胡也频面红耳赤，因为他隐秘的心思被朋友一不小心说破了——那天一早他就给丁玲送了一支黄玫瑰，上面系着的纸条写着：“你的新弟弟所献”。 因为担心故乡的母亲，丁玲决定回乡探母。当时她和胡也频只不过见了几次面，对胡也频的印象潦草而模糊。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年轻人居然从北京赶到丁玲远在湖南的老家，未带行李，身无分文。 胡也频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一意孤行的决绝，给丁玲带来的震撼力不言而喻。不过，两人在诸多方面差异太大，丁玲虽然钦佩他的勇气，同情他的遭遇，但却很难爱上他，对两人当时的关系，丁玲后来有如下剖析： “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本来，两人说好回北京后分手，只做朋友不做恋人，但回京后，“因遭到友人的误解和异议”，丁玲一生气，索性和胡也频同居了。但那仍不能称之为爱情，不过是两个负气的孩子以此对抗世俗的风言风语。丁玲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认为那不过是爱情游戏： “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 一年后，两人终于慢慢相爱了。然而就在这时，冯雪峰闯入了丁玲的生活。 和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深邃、成熟、睿智、儒雅。一见之下，丁玲即刻明白，这才是自己苦苦寻觅的如意郎君。在《不算情书》中，丁玲说，“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注意：并不是那末机械的可怕的说法）欲念。” 爱情之火焚烧了理智的栅栏，尽管当时的丁玲和胡也频已同居大半年，并已艰难地爱上对方，她还是决定随冯雪峰南下。 事实是，当时的丁玲已在杭州和冯雪峰同居，胡也频不愿意放弃这段情，也赶往杭州。不过，他只在杭州呆了六天就垂头丧气回到上海了。 不过，在沈从文的劝慰下，胡也频又回杭州找丁玲去了。丁玲随后结束和冯雪峰的关系与胡也频一道返回上海。 丁玲说她之所以重回胡也频身边是因为她担心胡自杀，这种说法不太可信。 我认为，丁玲权衡再三最终选择胡也频放弃冯雪峰，是道德上和政治上双重压力促使她只能这样做。丁玲虽思想进步行为奔放，但她毕竟是中国女性，一旦离开丈夫和情人私奔，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会让她难以承受；另外，胡也频的革命激情在当时比冯雪峰更为高涨，他的革命经历似乎比冯雪峰也略早些，所以选择冯雪峰，让丁玲也会面临着政治上的压力。丁玲这样的左翼青年，是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也不会有损革命形象。她最终放弃冯雪峰是迫不得已的。她的这一行为也与她进步青年的身份相符。 由于胡也频的牺牲，丁玲和胡也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丁玲来说，胡也频堪称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丁玲是与胡也频相识后才开始了她的文学之旅和革命之路的。 丁玲去北京原本是想上学的。但和胡也频同居后，两人的闲暇时间多了一些，虽也曾去北大听了几次课，但丁玲更多的时间却是呆在公寓里读书。无疑，这段埋头读书经历提高了她的文学素养。 丁玲和胡也频认识那段时间，胡也颇生活无着，只能拼命写作，到处投稿，而丁玲是他的第一读者。由于读得多读得细，丁玲的文学评判能力提高很快。而倘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良好的判断力至关重要。沈从文《记丁玲》述及这一点： “我所知道的，则是那海军学生的小说，在发表以前，常常需要那个女作家的修正。在文字方面还并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两个男子。我们既然正在写作，对于一切作品皆极容易堕入偏见里去，对于本国的作品，容易从人的生熟爱憎上决定好恶，对于国外作品的标准，也容易以作风与译者的爱憎决定好恶。故难得其平，也实为事所当然。丁玲女士则因为同人相熟较少，自己又不写作，并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总那么细心的看了又看，所看的书又那么纯，因此对于好坏批评，比起两个男子来实在公正一些。” 就连丁玲自己也承认，胡也频对文学的热情感染了她，和胡也频相处的日子里，她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当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她微笑地对朋友说：“这全是频的成就，没有海军学生也就没有这本书。” 胡也频去世之前，丁玲还是个多情柔弱，不脱罗曼蒂克的女子，突然而至的灾难，让她一夜之间变得坚强起来。 胡也频遇难后，徐志摩曾去看望丁玲，但他看到的不是意料中孤儿寡母凄惨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风风火火忙忙碌碌的年轻的母亲，她一面应酬着客人，一面不停地冲奶粉，骄傲地对客人说：“食量真大，真是对我们日子过得这样的人家的嘲弄。”然后，又满怀希望地孩子说：“多吃些，快长大，好接手做你爸爸的事……”。 认识胡也频之前，丁玲还是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瞿秋白曾对朋友说：“丁玲原是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的爱人（王剑虹）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曾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和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之入党，此时乃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 胡也频去世后，丁玲主动去找在文委工作的阳翰笙要求入党。在入党仪式中，丁玲举杯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尽管丁玲十分坚强，但在接到胡也频的绝笔信时还是忍住不痛哭流涕。一旁的李达劝慰她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丁玲说：“你不懂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李达说：“你明白吗？这一切哭泣都没有用处！”丁玲失神地望着李达，喃喃自语：“没有用处……，我该怎样呢？是的，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在丁玲的作品中，《不算情书》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为惊世核俗，后者毕竟是虚构的小说，前者则是丁玲本人彻底袒露的内心世界。 在这篇充满着滚烫词句的“不算情书”而胜似情书的文章中，丁玲表露了她对冯雪峰刻骨铭心的爱和心甘情愿的顺从。“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注意：并不是那末机械的可怕的说法）欲念” “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末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 作为有夫之妇，丁玲对冯雪峰不顾一切的爱，甚至越过了伦理的底线，因为她在亲吻丈夫时，脑海中却浮现出冯雪峰的面庞，希望和她接吻的正是朝思暮想的情人。丁玲曾说，她后来离开冯雪峰回到胡也频身边，是因为担心胡也频自杀，而从《不算情书》中我们可看出，真实的原因是冯雪峰虽也爱着丁玲，但他追求的力度不如胡也频。 显然，和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更为理智，懂得克制，他稳重而善良的天性使他不忍心“横刀夺爱”。他的退宿慢慢冷却了丁玲那颗火热的心，当然，对冯雪峰在爱情方面的理智和克制，丁玲也有一丝哀怨之情，在《给我爱的》这首诗中，丁玲抱怨她因冯雪峰的“冷淡”而没机会向对方倾吐真情： 一个有夫之妇，却在文章里向另一个男人倾诉柔情，是什么赋予了丁玲的勇气？我以为，丁玲之所以敢于公开这段恋情，是因为在她看来，她和冯雪峰的爱，是纯粹的精神之爱，也就是所谓的柏拉图之恋，这种爱，毫无肉欲的色彩，也超越了世俗的婚姻，圣洁而高贵。所以，丁玲才会以那样滚烫的词句直抒胸臆。另外，我认为，丁玲能写出这样大胆奔放酣畅淋漓的“情书”，恰恰是因为她和冯雪峰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世俗的婚姻充满了鸡毛蒜皮，会耗尽一个人的激情，瓦解一个人的斗志，而那些没有得到的爱，却永远令人憧憬令人心情激荡。 对作家丁玲来说，对冯雪峰永恒的精神之恋是弥足珍贵的。这种精神之恋是她的创造之源。既然美梦难以成真，既然由于世俗的原因不能和朝思暮想的恋人共浴爱河，这种长期而强烈的压抑，只能通过“升华”（创作）的方式宣泄出来。 丁玲曾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何出此言？在我看来，胡也频最爱丁玲，而冯雪峰最懂丁玲。正如丁玲说的那样，冯雪峰是她的文章知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丁玲与冯雪峰的柏拉图之恋显然是被迫的，因为他们双方都有强烈的爱情，但一些世俗的原因让他们无法结合。不过，这种柏拉图式之恋所不能赐予的东西，人们就会到生活中寻找，用瓦西列夫的话来说，爱情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情欲的另一些对象来弥补。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后来与冯达的同居，冯雪峰后来的迅速结婚“弥补”了他俩的精神之恋。 瓦西列夫说：“人既要满足把亲密关系充分美化的激情，又要满足性的欲求”，对丁玲来说，冯雪峰的存在“满足”了“把亲密关系充分美化的激情”，而她后来的婚姻则“满足性的欲求”。 作家需要强烈的激情，而对异性的倾慕是这种强烈激情的基础。冯雪峰既是丁玲倾慕的对象，当然也是她创作激情的基础。 屠格涅夫曾说：“每当我酝酿写东西的时候，爱情之火都烧得我坐卧不安”，由此可知，丁玲创作激情越是强烈，她对冯雪峰的爱情之火烧得越旺。 冯雪峰的可贵在于，他欣赏丁玲的才华，对丁玲作品的长处，他赞不绝口，但对其作品露出的不好的苗头，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是丁玲的益友，也是她的畏友。《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后，好评如潮。一时间，丁玲声誉鹊起，大出风头。当时，冯雪峰也读了这篇小说，并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坦承自己虽不轻易哭，但看了这篇小说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对丁玲说，他不是为莎菲而哭，也不是为作者而哭，他是为这个时代而哭。在信里，他对作者给予很高的评价，热情地地鼓励作者不要停下手中的笔。不过，对于这篇小说流露出的虚无主义倾向，他也严厉地予以批评。 对丁玲的创作，冯雪峰十分关注。她的每一部作品他都曾细读，并写出眼光独到又剀切公允的评析文章。他对丁玲作品的褒扬往往搔到痒处，让丁玲心花怒放；而他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令作者心悦诚服。 冯雪峰喜欢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剖析丁玲的作品，高屋建瓴的结果是总能指出作者无意识中所犯的错误。他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莎菲的绝望，是对于平凡卑浊的周围的绝望，同时就联带而对于她自己所抱的恋爱至上主义的绝望。她的空虚，是恋爱至上主义本身的空虚，同时也就是她因而自觉到她这个人生活上本身的空虚。所以，莎菲的空虚和绝望，恰好在客观上证明她的恋爱理想固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却并没有拥有时代的前进的力量，而她更不能依靠这样的一种热力当作一种桥梁，跑到前进的社会中去，使自己得到生活的光和力。”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冯雪峰敏锐地发现，丁玲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创作的危机，而他给丁玲指出的突围之路便是：“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从丁玲后来的创作方向转变可看出，丁玲不仅把冯雪峰的批评牢记在心里，而且也落实在写作中。 冯雪峰去世后，在《悼雪峰》一文中，丁玲说：“作家的一生，最可贵的是有人对他的创作表示关心和热情，特别是在经受着冷淡、排斥、压制的命运时。雪峰是最了解我的朋友之一，是我文章最好的读者和老师，他是永远支持我创作的。我们的友谊是难得的，是永远难忘的。” 丁玲对冯雪峰一往情深，而冯雪峰对丁玲也是情深意长。初次和丁玲相见，冯雪峰也是怦然心动。此后，丁玲的倩影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尽管出于对胡也频的尊重，冯雪峰没有让爱做主，而是痛苦地斩断情丝，退出三人的情感纠纷中，但对丁玲的浓烈情感他一直封存在内心深处。这份深爱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泯，而是变得更为深沉、芬芳。“皖南事变”之后，冯雪峰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受尽侮辱和虐待，当时，在濒临死亡之际，支撑他活下来的是记忆中的一双眼睛，这双美丽的眼睛给了他战胜敌人勇气和力量，也让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冯雪峰还为这双眼睛写了一首诗《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其中写道：“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你！／这样和平，这样智慧！／这准是你的眼睛！这样美丽，／这样慈爱！衬托着那样隐默的微笑；／那样大，那样深邃。那样黑而长的睫毛！／那样美的黑圈！” 冯雪峰向狱友画家赖少其描绘记忆中这双眼睛，让他画出来。解放后，当赖少其在北京遇到丁玲后，才恍然大悟：冯雪峰在狱中最怀念的人，原来是丁玲。 创作也如登山，爬上半山腰，正筋疲力尽心生惫懒之际，突然听到一声鼓励，疲劳自会一扫而空，随后会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向更高处攀援而去。丁玲后来立志创作史诗性巨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不负冯雪峰对她创作上的厚望。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走访丁玲，他说1939年3月他到浙江义乌神坛村看望雪峰，一共长谈三夜，其中一夜，雪峰专门讲到对丁玲一见钟情。骆宾基说：“我印象当中，他（冯雪峰）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也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就钟情的样子。” 丁玲听了哈哈大笑：“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 丁玲说：“他就是喜欢谈长征的故事，谈毛主席。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丢了，他说他在集中营里的时候，脑子就是想着三个人：鲁迅、毛主席、丁玲，这三个人的力量把他支持着，度过了那么多艰苦。” 如此相爱甚深的人，却因为“相见恨晚”而未成眷属，也许他俩的故事再次验证了哈代的名言：爱与被爱是不能互相回应的。 胡也频的突然遇难，把丁玲的生活一下推入痛苦的深渊。习惯了相亲相爱的两人世界，突入其来的变故让她一时间无法适应形单影只的独立生活。沈从文是胡也频和丁玲的共同朋友，对丁玲那段时间所面临的困境他非常清楚，也无限同情。 而丁玲自己也承认，胡也频牺牲后，她一个人独立生活在大上海，真感到“举步维艰”，“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在丁玲寂寞孤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翻译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冯达。在当时丁玲的眼中，冯达没有傲气，也不自卑，工作负责，生活简朴，更重要的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不仅尊重甚至崇拜作为作家的丁玲。他忙忙碌碌，照顾着丁玲的衣食起居，一旦丁玲铺开稿纸准备写作，他则默默退下。他成了丁玲的丈夫，在他的关心下，丁玲的生活慢慢走向正轨。 不过，作为革命工作者，冯达的缺陷也十分显眼。他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缺少斗争经验。由于他的疏忽，暴露了他和丁玲的住址。丁玲的被捕，他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一开始，丁玲认定是冯达出卖了自己，但经过冷静的思考，她相信了冯达自我辩白的话。事实上，在被捕前一晚，冯达已担心特务摸清了他们的住址，和丁玲约定，第二天中午如自己还没回家，说明自己遇到麻烦了，让丁玲迅速离开。结果，第二天中午12点后，冯达果然没有回家，丁玲情知不妙，正欲离开时，潘梓年同志突然来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让丁玲不好意思催他走，结果落入了破门而入的特务手中。 一开始，丁玲认定是冯达出卖了自己，看押中，曾用最刻薄的语言大骂冯达，而冯达一面痛骂自己犯了错，连累了妻子，但同时也赌咒发誓自己没有自首，他分辨说自己是听信了敌人的谎言才把特务领如家中，当时特务不让他走，说你既然是有家室的人，那就领我们去你家，证明你不是党员我们就放你。他考虑当时已过12点，丁玲应该已经离开，且家中也没什么要紧的东西就领着特务回家了。他没想到丁玲竟还滞留在家。尽管丁玲不能原谅他犯的这个致命错误，但她也认为，冯达说的是实话。因为，没有更多的同志因他而被捕，另外，被捕后冯达也没有写自首书。 被捕后，冯达一面向丁玲忏悔自己所犯的错，一面也向他表白，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帮丁玲脱离敌人的牢笼，让她重回党的怀抱。气恼忧愤中的丁玲自然不能相信他的赌咒发誓。但后来的事实验证，冯达所说并非虚言。 当丁玲决定翻墙逃跑时，冯达虽认为难度太大，但仍决定冒险帮助丁玲，并和她一道逃走。最终因墙壁太高没有成功。 长期的关押终于磨去了丁玲的信心和斗志，绝望和忧伤让她不堪重负，她竟然心一横，用上吊的方式来捍卫最后的尊严。当她失去知觉，如同堕入深渊后，却又慢慢浮出水面，原来是冯达不忍心亲眼看着爱人死去，把她从死神那里生生拉回阳间。 冯达这一回可是做了大好事，无论是作为进步作家还是一个革命者，寻短见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自然，丁玲自寻短见也是一念之差，事后，她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虽然没有说，但可看出，对冯达关键时刻的伸出援手，丁玲还是心存感激。倘若没有冯达这次救助，丁玲多姿次多彩的后半生就付诸阙如了。不管怎么说，冯达此举算立了一大功。 刚被捕时，丁玲对冯达满腔怒火，但后来冯达一系列的言行慢慢获得丁玲的理解。他俩一直被关押在一起，并且有了个孩子，这说明，丁玲对当时的冯达并非毫无感情。 冯达当时一心想帮助丁玲重获自由，他知道丁玲被捕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如果能帮丁玲出去，他也许可以将功折罪，稍慰良心。一次，他从顾顺章的话里听出一丝希望，就对丁玲说：“你不妨向国民党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归隐回家养母。实际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职业，平平安安过日子。”冯达自知自己已无退路，而丁玲还可以重新开始，就劝她不能放弃希望：“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点活的路子吗？” 尽管年轻气盛的丁玲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但冯达的话也有些让她心动，她想，说回家养母有什么不妥呢？谁无父母？谁不养母？又是孤儿寡母！当然可以提出回家，回家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再离开嘛！既然丁玲没提出反对意见，冯达又进一步说：“我想过了，对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欺骗呢？你写张简单的条子，不要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有什么不可以呢？等离开这里后，再想别的办法，兵不厌诈嘛！” 后来，丁玲听取了冯达的建议，写了一张条子给国民党，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后来有人抓住这张纸条大做文章，说丁玲曾动摇过、妥协过，甚至背叛过。但丁玲自始至终都认为，这不是自首和叛变，甚至也不是一件错事或坏事。在丁玲看来，这是她当时和国民党周旋的一个策略。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此事也给出了结论：“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 由此也可看出，当初冯达提出这一办法是真心要救丁玲而非拖其下水。 狡猾的国民党并未因丁玲写了这张纸条而给她自由，只答应将丁玲送回湖南，想把丁玲交给湖南军阀处理，丁玲识破国民党的诡计，严词拒绝。 冯达的肺病越来越重，而丁玲迟迟不能获得自由，他的愧疚感也越来越强。为了麻痹敌人，让国民党放松对丁玲的看管，他决定同意国民党的安排，去一个翻译机构做翻译。他想以自己的妥协和屈服换取国民党对丁玲的放松。丁玲当然不同意他为国民党做事，但冯达主意已定，他对丁玲说：“这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 妥协、归顺、屈服当然让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但冯达如此作践自己，却是想救丁玲出苦海。后来冯达病重之际，丁玲找了个借口去北京找党的关系，对丁玲此行的目的冯达心知肚明，但他严守了秘密。而丁玲临行前也把仅有的钱留给他，嘱咐他病愈后回广东老家。这说明分手时，彼此间仍有情意。 逃出南京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丁玲很少谈到冯达，不过，她和冯达共同的女儿蒋祖慧却在她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终成栋梁之材。 冯达回老家后，奇迹般医好自己的病，解放战争结束后他去了台湾，从事翻译工作。虽然他后来有了新的家庭，但在心中却一直思念着丁玲和他们的女儿。他发表文章常用一个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首笔，而“心”字是蒋祖慧的“慧”字最后的“心”。这个笔名包含了他对丁玲母女难以倾吐又难以割舍的一腔深情。暮年，在给朋友的信里，冯达还是真诚地夸赞丁玲：“俗语说‘人生如梦’。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她实在是伟大的很。” 特别的历史背景下，特殊的个人遭际中，两个志趣并不相投的年轻人结为夫妻，可谓身不由己，阴差阳错，也许丁玲说的那句话可以概括她和冯达的短暂的婚姻：明知不是伴，情急且相随。然而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丁玲和冯达这段短暂的婚姻，以及她在南京写的那张纸条一直是丁玲档案中的污点，人生中的阴影，乃至对手打击她的重磅武器。丁玲跌宕起伏的人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1984年中组部终于给丁玲这段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丁玲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她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陈明和丁玲相差13岁，他俩之间的故事堪称一曲忘年爱情传奇。 陈明和丁玲相识于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时陈明21岁，丁玲已34岁了，且有了两个孩子。21岁的陈明还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更没想到和既是大作家也是老大姐的丁玲恋爱。不过，已步入中年的丁玲，在追求真爱时，显得义无反顾而雷厉风行。如果说当初，胡也频的狂热追求，让懵懵懂懂的丁玲带有几分不情愿地过早进入婚姻的围城，而这一次，她的热烈追求也渐渐打动了年轻的陈明。 丁玲为何会相中陈明，多年后，陈明道出其中的缘由：“我在团里能上能下，不计高低得失，别人不乐意干的事，无论巨细，我都努力去干、干好，也许由此丁玲对我产生了好感。” 尽管得到一个大作家的眷顾，但陈明并未感到受宠若惊而是无所适从，毕竟两人之间年龄差距太大，当时由于丁玲和他交往密切，很多传言不翼而飞，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等等。陈明年轻，脸皮薄，这种传言让他坐立不安。丁玲就安慰他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不过当时的陈明还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偏见，无法接受丁玲的恋情，一次在小饭馆吃饭，陈明问丁玲：“主任，你也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如此火辣而直接的话让陈明吓了一跳，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丁玲却对他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嘛要结束呢？” 也许当时的陈明对丁玲的尊重多与爱恋，也许丁玲的年龄和她的阅历让陈明有些畏惧，面对丁玲坚定而热烈的追求，陈明选择了逃避，迅速和一个名叫席萍的音乐工作者结婚了。一年后，当陈明得知丁玲因自己的结婚十分痛苦后，他也意识到自己匆忙决定的婚姻是一桩错误。虽然当时他和席萍已有了孩子，他还是决定结束婚姻，和丁玲携手。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把痛苦留给了席萍，为此，陈明终生对席萍怀有负疚心理。 当年，丁玲在胡也频和冯雪峰之间，离开了情人冯雪峰，回到丈夫胡也频身边；而现在陈明的决定却与之相反，他离开了妻子席萍，回到丁玲身边。由此可知，在追求真爱方面，男子所需克服的世俗与心理的压力比女性要小得多。 1942年，陈明和丁玲在延安蓝家坪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由于两人年龄、阅历上的巨大差距，很多人对他俩的结合抱怀疑的态度，但陈明心里清楚，经过了一番波折，自己和丁玲的婚姻肯定会经住时间的考验。几年的交往，丁玲的热情、正直、善良已经深深吸引了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丁玲是个伟大的作家，他希望，结婚后，能在生活上解决丁玲的后顾之忧，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丁玲的创作步迈上新台阶。 丁玲是作家，对陈明内心世界的观察细致准确，她知道自己在陈明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知道尽管自己和陈明年龄差距不小，但陈明对自己的感情浓烈而真诚一如自己对陈明的深情。一次过中秋节，陈明不在身边，丁玲在日记里写道： “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 结婚后，陈明在生活上对丁玲的照顾可谓尽心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以丁玲为中心，丁玲为此感到内疚，多次劝陈明不要因为照顾妻子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陈明则对她说：“我还年轻，还有时间干些事情，不必为我担心。”陈明坦承，只管自己的工作不顾丁玲的生活自己做不到。在他眼里，丁玲是妻子也是老大姐，没有他的帮助丁玲的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比如一次丁玲和陈明去乡下采访，丁玲想住在老乡家，老乡坐在门槛上就是不让，最后还是陈明软磨硬泡说服了老乡。 丁玲职位高，任务重，还要忙创作，两个孩子的教育无暇顾及，陈明便承担了这部分的工作。那时候，两个孩子祖林祖慧都不在身边，陈明就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和孩子交流。 1947年，陈明曾在野战部队工作过一阶段，为了教育孩子，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和感受告诉了在远方读书的祖林，其中写道：“……现在反攻开始了，胜利越来越多、越大，新的工厂，机器，工业区将不断地由人民掌握起来，人民须要建设，谁来呢？能够担任这项工作而且能够胜任愉快，是须要真真实实有专门学问的人呀！因此我想到你和你的同学们，在学校里刻苦致学，力求进步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啊！” 后来祖林去东北读书，陈明又写信叮嘱他要“努力上进”。 女儿祖慧身体弱，陈明给她的信总不忘提醒她注意身体。一次，丁玲与陈明去无锡公干，留在北京的女儿生病住院，陈明写信安慰女儿：“……。妹妹，无论如何，一定注意身体的健康，不能耍蛮。学校功课太多，不要一下拼命，把力量逐渐的拿出来，加上去。用力太猛，又会病倒的呀。每天吃好一点。” 一个月后，祖慧病愈出院，陈明仍不放心，再次写信提醒她要加强锻炼： “……。肝精丸又该买了！你一定记得，你身上劲小，除了经常锻炼以外，就一定要注意营养，否则那就是糟蹋身体，身体却不属于你自己个人而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你不要说我啰嗦了。” 从这些琐碎而温暖的信件中，我们看出，对丁玲的一双儿女，陈明视为己出，关怀备至。两个孩子的成长凝聚着他的心血。 战争让丁玲和母亲中断了联系，解放后，丁玲渴望尽快回家探望母亲，但那段时期，她诸事缠身，分身无术，陈明便自告奋勇代丁玲赴湖南探母。知道老人身体健康，生活安稳后，陈明第一时间把母亲近况告知丁玲： “她精神很好，很爽朗，比照片中看到的要胖一些，穿一件蓝布夹袍，宽大合身，外罩一件咖啡色的毛衣，方面大脸，满头白发，见面非常亲热。……我告母亲你的《桑干河上》，她说：那是要看的。我说：字太小，你的眼睛行吗？她翻了翻书，肯定地说：能看，一天看两章。我写信时，她正在看今天的报纸。” 没有陈明为丁玲分忧解难，处理家庭琐事，丁玲恐怕很难一心一意安静写作。 因为工作的缘故，丁玲和陈明常常分居两地。这种离别没有冲淡两人的关系，反而激发双方对彼此的思念。从陈明的一些日记里我们看出他对丁玲的感情多么深厚。日记中的“小菡”是陈明对丁玲的昵称。 “6月26日：昨天小菡真的走了，这样离别，在我们生活史上还是第一次，我极力使自己平静，不要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但回想近几年的生活，总觉得存在惘然。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工作能使自己充实起来。……。 昨天她是带病走的，今天好了没有呢？夏天的旅程是艰苦的，让我祝福她一路平安吧！” “7月2日：菡走了一个星期了，为什么还接不到她的来信呢？她应该还在离我不远的海边上或者还是已经杨帆跨海，到了辽远的东北边境了呢？她的身体是否因为旅途的劳顿颠簸而迄未复元呢？总之，十分希望看到她的信，可是，却不能如愿啊！”“她说我们的感情建筑在工作上，朴素结实，深沉有力。的确是这样。我们的 恋爱，有一个时期曾经像吃冰糖，有一时期却又像喝苦水。近几年，关系固定了，生活得很和谐，幸福，日子久了，倒显得平淡无奇，这是正常的。彼此都关心彼此事业的进步，工作上的成绩，彼此给一些必要的帮助，这不比一般卿卿我我，火热，然而却又要彼此防范、管制，来得更平常，更稳健，更有益么！我不会谈情说爱，然而我却是爱菡的！” 丁玲不希望成为陈明的包袱和累赘，不希望陈明因照料自己而耽误他的工作和事业。但陈明却固执地认为，丁玲年龄大，又是大作家，照料她的生活，为她营造一个舒适而安稳的写作环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丁玲有关节炎，过河时，陈明就背着她；丁玲腰有毛病，陈明就为她特制一般椅子，丁玲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每当陈明外出时，他就给丁玲备好粮食，挑足水，烧热炕。 一直享受着陈明无微不至的关心，丁玲难免心生愧疚，所以一旦陈明偶有不适，丁玲也会放下工作，格外用心地照料陈明，她甚至认为，能照料陈明简直是幸福。随着年龄的增大，丁玲对陈明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正如一位作家说的那样，在丁玲多灾多难的人生中，没有陈明是不可想象的： “陈明温存、体贴，像护士一样准时要丁玲服药、喝水、休息，用亲昵的语调说着严厉的管制性的话语，管得她乐呵呵的很舒服。有时谈笑之间她无所顾忌时，他就‘呃呃’的干咳两声说：‘少说一点，少说一点——’她就会跟人说：‘你看，我的指导员来了哇！’丁玲对同志对下级总是热情关怀的，而丈夫对她的温存体贴，对她这有丈夫气概的妻子，又天性地需要。他们互为依存的日月就是爱。妻子在这么生活的惯性中，渐渐对丈夫有了很强的，近乎惰性的依赖性，显出这位杰出的女作家的丈夫气概中，犹存女儿气的弱点，也成了她难以更改的生存方式。” 解放后，丁玲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陈明一直不离不弃地守护着她，在精神上安慰她开导她鼓励她，在生活上则照料她的衣食起居乃至帮她写申诉材料，为她提供写作素材。不管社会的风浪多么险恶，陈明一直是丁玲休养生息的宁静港湾。作家徐庆全有感于陈明对丁玲无微不至的守护，感慨：“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用‘荡气回肠’的字眼来表达，都轻了。”“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陈明对丁玲做到了。丁玲和胡也频相识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俩短暂的婚姻不脱“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丁玲和冯雪峰的精神之恋则超凡脱俗，诠释了什么叫“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于和冯达的同居，只能算大时代的一个小插曲，验证了因误会而结合，因理解而分手的名言；和陈明的结合终修成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