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著《苏东坡传》（林语堂著，张振玉译）是一部长销至今的名著。但其中也有不够严谨和失之笼统之处。将其和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作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林著《苏东坡传》写到苏轼离开黄州时，众人为其送行，一位歌女请这位大文豪为其写诗，后者当即挥毫：
东坡四年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却似四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
其实，苏轼被贬黄州长达五年，所以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中的关于此诗的版本才是正确的：
东坡五载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却似四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
“五载”变“四年”，这错误十分刺眼。
林著《苏东坡传》提及苏轼在殿试试卷中，为了强调皇帝为政应宽厚，在任何时候要心存悲悯和哀怜，写道：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林语堂说，苏轼以此典故强调明主要宽厚为政，体恤大众，阅卷者为梅尧臣，他不能分辨苏轼所引史实的真伪，又不便质疑，“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后来，当苏轼考试过关，成为梅尧臣的同事，后者忍不住问他：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的回答直截了当：“是我所杜撰。”梅尧臣大惊：“你所杜撰！”苏东坡答：“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根据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向苏东坡提问的不是梅尧臣而是欧阳修，苏轼的回答也远非林语堂所写的那么简单、笼统。
欧阳修问：“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远古尧帝的时候，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欧阳修后来将《孔融传》细读一遍，未找到这个典故，就找了个机会再次问苏轼。
苏轼回答：“曹操灭袁绍，将袁熙（袁绍子）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对苏轼的回答大为满意，对多人赞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可见，苏东坡在试卷中的这一“杜撰”，不是漫不经心，而是别有用心；不是毫无凭据的“想当然耳”，而是“善读书，善用书”。
林语堂《苏东坡传》关于此事的文字不仅存在错漏（将欧阳修误为梅尧臣），而且失之草率、笼统——未能点明苏轼“杜撰”的高妙之处。
林撰《苏东坡传》写道，司马光在哲宗元祐年九月逝世，主持葬礼是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程颐。按当时的风俗，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吊祭者还礼，程颐认为这不合古礼，禁止司马光儿子这样做。那天，朝廷官员先在太庙中参加大典，之后去司马光家中参加葬礼，程颐阻止官员前往，理由是早晨大家在太庙中唱了歌，不便在同一天吊丧哭泣。程颐引经据典，说：“你们没读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苏东坡当即反驳：“《论语》上并未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苏轼还当着众多官员的面，讽刺程颐：“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
林语堂评价道：“这句评语极为恰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这句评语为何“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林语堂避而不谈，读者也就一头雾水了。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对此事的叙述较为详尽。原来反驳程颐的并非苏轼而是另有其人，至于程颐以不合古礼禁止司马光之子站在灵柩旁向客人答礼的做法，苏轼是这样讽刺的：“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对这句话作了解释：“鏖糟陂则是一处沼泽地，位于北宋都城西南十五里处”，“夏秋积水，沮如泥淖”。而“鏖糟陂里叔孙通”。“意思是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苏轼以此嘲笑程颐“拘泥小节，不识大体，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学究”。
“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效果由此而来。
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林著《苏东坡传》不仅引用有误，且未对此句做任何解释，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障碍。
苏轼弟兄通过殿试后，母亲病逝，兄弟俩和父亲一道回家乡守丧两年三个月后，重回京城。林语堂《苏东坡传》提及，此后兄弟俩又经过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另一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白批评朝政。”林语堂在书中说，“仁宗求才若渴，饬令举行此种考试，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所有读书人经大臣推荐，并凭呈送的专门著述之所长，都可以申请参加。苏氏兄弟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都申请而蒙通过。苏东坡蒙朝廷赐予的等级，在宋朝只有另一个人获得。”
林语堂这番话语焉不详。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对此事有以下介绍：“是由皇帝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应试制科，须经大臣举荐，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举行‘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御试。制科极严，应试者也极少，终两宋三百多年，开制科二十二次，入等者才四十一人。”而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第三等实为第一名，北宋开设制科以来，苏轼之外，只有吴育一人获此殊荣。
比较而言，朱刚《苏轼十讲》对“制科”的介绍最为清晰、细致：
“步骤大致有三：第一步，经近臣推荐，应试者向朝廷提交五十篇策论，由朝廷委员考评，排出名次，这就是所谓‘贤良进卷’了；第二步，进卷考评获得合格者，被召集到京师，到秘阁去做六篇命题作文，题目都是从古代典籍甚至注疏中挑出一句乃至半句，要求按题面写成论文，并且在文中交代题面的出处，实际上论文写得如何并不重要，能否记得出处，才是成败的关键，此之谓‘秘阁六论’；第三步，在‘秘阁六论’考试中获得‘四通’‘五通’（即准确交代了多数题目的出处）者，有资格去参加‘御试对策’，即回答有关当前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其写成的对策也要由朝廷委员考评，合格者便获得‘制科’出身。”
“总而言之，这‘制科’既重视平时的写作，又要求临场的发挥，还直接关涉到政治局势，确实结合了汉举贤良和唐试进士的优点和难点，堪称科举考试之最。”
林著《苏东坡传》涉及此事的文字过于笼统，读者因而无法掂量“制科第三等”的含金量了。
苏轼遭诬陷入狱后，儿子苏迈每天送牢饭。苏轼和儿子约好，每天送蔬菜或肉食，如果送鱼，说明大祸临头。一次苏迈有事让朋友代自己送饭忘了和父亲的约定。这位朋友那天恰好送的是熏鱼。苏轼以为大事不好要被处死，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以为将被处死才写下两首感人至深的诗，吐露对弟弟的深情，交代了后事。而林语堂则猜测：“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林语堂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定：“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完全是无端臆测。
关于苏轼的被特赦，苏刚《苏轼十讲》有详细交代：
“其间，负责审讯的御史台对他严厉拷问，意图置之死刑，但负责法律裁断的大理寺、审刑院却认为苏轼所犯的‘罪’可据朝廷历年颁发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剥夺他两项官职就可以抵消。最后，由皇帝圣裁，加以‘特责’，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朱刚还告诉我们，对神宗的最后决定起到影响作用主要是两位，一位是宋仁宗的曹皇后：“她对英宗、神宗父子的作为素有不满，奋力保护仁宗曾经欣赏的的苏轼，主张将他无罪释放”。不久，曹皇后生病，神宗照例要大赦天下，但曹皇后说，你不必大赦天下，“只放了苏轼一人足矣”。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他曾屡次为苏轼求情。
如果苏轼写给弟弟的两首绝命诗，动机竟是向皇帝表忠心，这样的苏东坡未免太虚伪，这还是我们熟悉并喜爱的那个豁达洒脱的苏东坡吗？
林著《苏东坡传》谈及王安石的一个故事。说有人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她丈夫爱吃鹿肉丝。胖太太不信，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此人坚持自己的看法，说：“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太太问：“鹿肉在桌上什么地方？”对方答：“摆在他正面前。”太太明白了，说：“你们明天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如何？”第二天吃饭时，此人把别的菜放在王安石正面前，鹿肉丝放在较远的地方。结果，王安石只吃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鹿肉丝。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也说了这个故事，说放在王安石面前的不是鹿肉丝而是兔肉丝。孰对孰错？亦有较真的必要。
林著《苏东坡传》有一个关于苏东坡书法的故事。苏东坡做翰林学士时，有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人，到处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秘书请苏东坡回复友人托他传达的口信，东坡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林语堂把这个故事讲述得很含糊。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告诉我们，这个收藏苏东坡书法的人是个武官，乃殿前副都指挥使姚麟，他的一个朋友韩宗儒与苏轼有书信往来，他就对韩宗儒说：“你给我一张苏翰林的墨宝，我送你一腿羊肉。”韩宗儒一口答应，他不时和苏东坡通信，收到回函，就从韩宗儒那里换回十几斤羊肉。不久，此事被黄庭坚知道了，他就打趣苏东坡：“当年王右军手书《黄庭经》换得一群白鹅，人称‘换鹅字’。现在韩宗儒用您的信函换羊肉，看来也可称为‘换羊书’了。”
不久，苏东坡因公务繁忙，韩宗儒几封信未及回复。韩宗儒等得急，就派仆人来催，苏东坡连忙回信，写了几句想起黄庭坚的话，就停笔笑着对韩家仆人说：“告诉你家少爷，本官今天不杀羊。”
从阅读效果来说，后者无疑准确而生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
林著《苏东坡传》虽不无瑕疵，但出彩之处亦不少。对王安石的批评，对苏东坡的褒扬，均能“搔到痒处”，准确无误。
比如这段谈王安石的话：
“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言辞犀利，发人深省。
林语堂还认为，宋徽宗某种程度上也步了王安石的后尘：
“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囿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朱刚《苏轼十讲》写道，熙宁六年（1073）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如此，‘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形成思想文化的独断局面。”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上述做法作了严厉的抨击：
“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
“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对“三经”重新解释无可厚非，但王安石要求考生必须以他的解释为准绳，无异于剥夺了考生的思考权力，这种禁锢思考的做法与王莽、希特勒确有相似之处。林语堂的批评十分给力。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高度评价了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林语堂引用了“万言书”中这段文字：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林语堂据此阐述道：“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林语堂还点出，苏东坡在奏议表达了如下观点：“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地发挥其功用。”
接下来，林语堂又引用了奏议中一段话：
“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得以知觉？”
林语堂断言：“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林语堂在书中告诉我们，苏东坡通过“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阐述“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林语堂赞叹苏东坡奏议中下面这段话“推理有力”“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预图而深计，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这段话让我们想起那句著名的“言之无罪，闻者足戒”，即便“所言亦未必皆是”，也要“擢用台谏”，允许他们说不顺耳的话。苏东坡这段话的可圈可点之处，就是吁请皇上要有纳谏的胸怀，不能因言定罪。
苏东坡还提醒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不可恢复早已废除的肉刑。约在隋朝，墨、劓、剕、宫四刑，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林语堂说，此等酷刑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这个评价并未夸大。
林语堂在书中还称赞了苏东坡上皇太后的表章，在这份两千字的表章中，苏东坡表明“人应当有不同意权”的观点。在表章里，苏东坡指出，官员们意见统一，或避免得罪他人而保持沉默，“皆非国家之福。”苏东坡鼓励大臣独立思考，勇于表达不同意见：“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据此，林语堂推断，倘若苏东坡生活在现代，“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
苏东坡给门人张耒信中曾批评王安石：“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林著《苏东坡传》引录了这段话并加以褒扬。
确实，学术领域就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只能让学界陷入万马齐喑的绝境。苏东坡的批评切中要害。
林语堂《苏东坡传》虽有瑕疵，但读者经林语堂《苏东坡传》而了解到苏轼类似上述的若干真知灼见，正是此书的亮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