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史家、书法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度过，教书育人构成了他一生的重要内容。由于勤勉、刻苦、严谨，作为教师，朱东润先生育人无数，可谓桃李遍天下；作为学者，朱东润勤奋写作，硕果累累，有大量重要著作问世；作为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功力深厚，广受欢迎。
钱钟书在给复旦教授王水照的一封信中写道：“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郭是郭绍虞，朱即朱东润。这个评价很高，但郭、朱两位先生确实当得起这个评价。
“不用拖了，孩子不准备考状元呀。”
朱东润1896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祖上也是名门大族，到了朱东润父亲这一辈，已日渐衰落，家中常靠典当度日，但父母还是从牙缝中挤出一点钱供朱东润上学。六岁那年（足岁四岁零两个月），朱东润就进了一家私塾，老师是本家叔叔保三。幼童不免厌学，每次想逃学时，母亲会抓住他的小辫子（那时候男女都有辫子）把他拖进学堂。父亲心软，有时在家看到这一幕，就出来喊一声：“不用拖了，孩子不准备考状元呀。
后来回忆这件事，朱东润说：“‘不准备考状元’对于我实在是一种教育，是要我在一般人拼命向上爬的时候，停下一步，这对于我的一生是有重大意义的。”
半年后，朱东润慢慢适应了私塾生活，不再逃学了。朱东润一直记得私塾老师教的《龙文鞭影》的句子：“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多年后，朱东润仍然觉得这样的词句富有趣味，且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1904年，朱东润进入泰兴第一所初等小学读书。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教材。学生先抄老师的讲义，然后老师讲授，讲授完毕，老师逐一询问，谁答得好就坐在前排，答不好坐后排。朱东润每次回答都令老师满意，座位总在前排。不久，在父亲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朱东润转入襟江小学预备班读书，这是一所寄宿学校，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三餐。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学校了。
襟江小学很快因社会动荡而停办，朱东润只好回家。家中有几本藏书：《史论启蒙》《四书义》《柳宗元文选》《三国演义》，朱东润休学在家把这几本书看得滚瓜烂熟。此后，朱东润有机会进入另一所小学（幼幼小学）读书。学校里的一位汪老师给朱东润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汪老师对着黑板沉思片刻，写了几行字：“晨钟初动，苍苍凉凉，披衣甫毕，日上三竿。起问可中？中已久矣！……”朱东润说：“字句不一定很合小学生的要求，但是确实经过锻炼，是一种优美的词藻。”汪老师写的一首诗朱东润到老都忘不了：
“茅公古祠宇，老树何苍郁，饱经三秋霜，凛然昭劲节。天寒气未衰，心空血犹热，禁中多少树，纷纷落黄叶。”
对汪老师的这首诗，朱东润的评价是：“声调铿锵，令人起敬”。
汪老师讲《左传》“晋侯之弟扬千一篇”，有声有色，把尊重法治的精神完全传达出来了，给了朱东润很大的教育。朱东润说，后来遇到困难时，这种精神总能帮他走出难关。
1907年，襟江小学恢复招生，但没有预备班，入学得考。朱东润报名应考，结果名列第一。那次考题特别，问的是孔子在陈蔡时，有弟子十人，但曾参不在其中，后来为何只有曾参才发扬光大了孔子精神？朱东润因为熟读了《四书义》，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回答，得到高分。这当然是巧合，但也说明了多读书的重要性。因为在当时看似无用的书，说不定在某个重要场合就发挥了作用。有备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朱东润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在几位亲友的资助下，得以赴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的附小。这个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对学生生活的关心也无微不至。1909年秋天，学校举行一次国文大会，朱东润提交的作文获得第一名，得奖金四元，买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朱东润正有些得意时，一位沈老师提醒他，说一个人得到表扬时，不能自以为是，年轻人的路很远，要“看清道路，奋勇前进，不可自满”。朱东润后来回忆说：“这一场教育，好比是一盆冷水，淋得我浑身颤抖。但是冷水的后面，是满腔热情，是要我不断提高，不能满足于一些浅薄的成就。”
另外，经过这位沈老师的点拨，朱东润认定自己并不聪明，而是笨，既然笨，就要下死功夫。这一认识让朱东润受益无穷，后来无论是学外语、练书法、写传记，他都不走捷径，而是用笨办法，下死功夫，在每个领域都硕果累累。
对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老师，朱东润一直心存感激，他说：“老师的眼睛决不放过任何缺点，但是在他们看到某些缺点或是有出现缺点的可能时，他们随时会给你指出来，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帮助。”
读完南洋附小，亲友不愿再资助，家中更无财力供他升学。这时，南洋公学中学的一位唐老师爱才，承担了朱东润的学费，朱东润这才得以升入中学部继续读书。回忆这件事，朱东润的言语饱蘸感情：“谢谢老师们的关心，我在求学的阶段中又迈进了一步。唐老师居处的朴素，态度的严肃，对于学生的关心，我这一生是学不完的。”
这位唐老师给学生上课很特别，一般是周日上午，在大礼堂讲授古代散文，听讲的学生是他从每个年级挑选的，每班只挑两名。讲授的课文有韩愈《张中丞传后序》，欧阳修《五代史职方考序》《秋声赋》等。唐老师授课，从不解释词句，也不分析文章好在那里：“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或是低徊宛转地读几遍”，然后领着学生们共同朗读。有时学生们自行朗读，他坐在学生身边，说：“老弟，我们一道读啊。”
很长一段时间，朱东润不理解老师为何只一味要学生去读。后来他赴英国勤工俭学，看到英国十七世纪的书和我国古书一样没有标点符号，但是听到别人诵读，你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符号：“这才明白符号只是一种指示，指导我们怎样去诵读，倘使我们不能诵读，那么这些符号的意义是会丧失的。”
由于家境日益衰落，朱东润已无心读书，在同学陈西滢的推荐下，进了上海文明书局当校对，后来结识吴稚晖得以赴英国勤工俭学。1915年，袁世凯复辟要做皇帝，此举激怒了包括朱东润在内的一些思想进步的留学生，他们立即回国要投身抗袁大军，用朱东润的话说就是“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复辟闹剧很快以袁世凯的“驾崩”而告终。为了谋生、养家，朱东润远赴广西，在省立第二中学担任英文教师。21岁的朱东润从此开始走上讲台，一直教书教到90岁。
为了立足讲台，朱东润采取的就是笨办法，下死功夫。他教的是英语，但他认为，学外语不是为外国人服务，而是为中国人服务，所以，学通外语的同时，也要“通本国语”。他每天从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中挑出二十个字，写在纸上，粘在墙上，务必认识、记熟。几年下来，一部字典的字也基本会读会用了。
除了授课之外，当时的朱东润还决心练书法把字写好：
“要搞书法从哪里开始呢？我读过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认定必须由篆书入手。我知道篆书是不简单的，要写好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把隶书带起来，又要十年。如此等等，学成一个书法家，总得要六十年。好在我年龄还轻，只要活到八十岁，总有成功的一天。”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为了学好书法，给自己定了长达六十年的计划，并且最终还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远大的抱负，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朱东润一生成就卓著的关键所在。
朱东润是泰兴人，泰兴人讥讽不能完成自己任务的人，说这样的人的工资，买盐也不咸的。朱东润说：“我总是希望吃咸盐的”。
“每上一门课，他都能在授课的同时完成一部高水准的著作”
1929年，朱东润经人介绍去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想，讲好这门课，当然要熟悉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诗经》《楚辞》，于是，朱东润发愤要将《诗经》和《楚辞》扎扎实实读一遍。朱东润读书不是寻常读法，而是像黄侃那样采用“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办法。例如，读《诗经》中的《关雎》一篇，他要把齐、鲁、韩三家诗的看法，《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陈奂、马瑞辰、龚橙这些人的看法全部读一遍。把《关雎》这首诗的看法搞清楚之前，决不读第二篇。
教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教授听了他的这种读书法后，十分惊诧，说：“这样的读法，要到哪一年才能把三百篇读完啊！”然而，朱东润却以惊人的毅力用这种办法将《诗经》读完，并写了四篇有关论文，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四篇论文是：《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大小雅说臆》、《古诗说摭遗》、《诗心论发凡》。
在《诗心论发凡》中，朱东润指出，《诗经》的作者，生活还没有处于绝境，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生活已面临绝境，这在当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朱东润文章中这个警告，并未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四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就花了朱东润二年的业余时间，由此可知，四篇论文的写作耗费了他多少时间和心血。后来，朱东润把四篇论文合在一起，取名为《读诗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朱东润的第一部书，也是他付出精力最大的一部书。
不久，中文系主任要朱东润开设新课，讲授六朝文。朱东润知道，六朝文的重点是赋，为了尽快了解赋的特点，朱东润决定动手写一篇赋。于是，他把自己从家乡到四川乐山的经过，写成一篇《后西征赋》，一方面，“给自己一种锻炼”，另一方面，“可以更亲切地理解作赋的方式”。
朱东润每开一门新课，就读大量的书，做精心的准备，由于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心得体会多，所以，几乎每上一门课，他都能在授课的同时完成一部高水准的著作。比如在武汉大学他还上过一门《史记》课，而在编写讲义的同时，他完成了一部《史记考索》。
1940年，国民党重庆教育部决定在高校开设传记研究课程。在武汉大学，这个任务又落在朱东润身上。朱东润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自己对《诗经》《史记》虽下过一番功夫，但成就不大，于是决定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传记研究方面。通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记作品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有不少的列传，但是那是史传，每一篇传的写作无论怎样高明，都是为说明这部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文学作家所作的传记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长到宋人所作的行状，也不过几万字，写了人物，但是没有交代时代背景，脱离了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韩柳欧苏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其实际只是速写，不是传记。”
于是，朱东润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学，仔细研读西方经典传记作品和传记理论。一番钻研，他认识到，在西方，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乃至百万字的传记作品，且传记作者在书中不仅要写出传主的一生，还要把传主所处的时代，传主的精神风貌，以及传主的亲友、仇敌全部写到，以烘托传主不凡的人生。 博览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传记作品后，朱东润完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这部书。
为验证自己的传记理论，锻炼自己处理材料的本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朱东润还挤出时间，完成了一部《张居正大传》。这部材料充实，叙述严谨，语言洗练的传记，至今仍被读者和行家屡屡称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爱读名人传记，《张居正大传》是他评价最高，常常阅读的两部传记之一。
作为学者，不仅要手勤，多动手，还要脑勤，常思考。朱东润勤于动手，也敏于思考。完成了《张居正大传》后，经过深入的思考，他发现了宋代、明代思想界的一种弊病，那就是放弃思考，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不考虑怎样认识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看孔子孟子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唯孔孟马首是瞻。朱东润说：“这就造成了宋、明的一再亡国，元、清的一再压迫。这个根子完全是由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所播种、所培植的。”
由此，朱东润非常推崇明代的王守仁。因为王守仁反对二程和朱熹的做法，而是提倡良知良能。王守仁提倡以良心而不是以孔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样就可以避免步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淖。
为弘扬王守仁的良心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王守仁的学说和思想，朱东润又马不停蹄写出一部《王守仁大传》。像朱东润这样爱思考者，不会迷信古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对任何事，他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然后给出自己的结论。因为勤于思考，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朱东润都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朱东润有位同事，在课堂上把《后汉书》吹得神乎其神，认为读了《后汉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受这位同事的影响，朱东润也把《后汉书》认认真真读了一遍，这才发现，同事对《后汉书》的理解并不准确。朱东润认为，范晔写《后汉书》其实是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维持国家存在的不是昏庸的皇帝，而是“仁人志士”阶层，也就是说，范晔通过《后汉书》呼吁更多的“仁人志士”来担当治国的重任。朱东润说，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仅赞赏《后汉书》的文笔和结构，只能是买椟还珠。后来，朱东润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后汉书考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朱东润的成功给了我们如下的启示：做学问，除了苦读、深思，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派系纷争，真相难寻
朱东润应聘赴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为王世杰、教务长为王星拱。学校分设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法学院院长皮宗石，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工学院院长石瑛。每院中又有实权派人物，如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由于法学院是武汉大学的重心，而法学院的几位重要教授都是湖南人，所以他们成了武汉大学的重要一派：湘军。 闻一多虽为院长，但非湘军嫡系，难免不被排挤。他不得不辞职。
不久，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教务长王星拱担任校长。王星拱出身安徽，他提拔了一批安徽人担任要职。这样一来，武大内淮军崛起，湘军的力量被削弱。由此，派系争斗趋于激烈，学校开始走下坡路。朱东润如此感慨：“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朱东润在自传中说，陈通伯推荐叶圣陶去武大做教授，淮军便将其视为眼中钉。中文系的刘主任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其实是变相监督叶。这位助教也很“敬业”，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中文系刘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叶圣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刘主任想方设法对其排挤，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
朱东润笔下的这位给叶圣陶小鞋穿的刘主任，就是当时中文系的台柱子——黄侃高足刘博平。而在当时朱东润同事苏雪林的眼中，这位刘先生，不仅学问渊博，脾气也温和：“刘博平先生虽为我们的系主任，我和他接洽之事极少，见面机会也极少，对他的为人，实不深知。但我觉得所难得者，他虽为某名公的高足，只接受了某氏的学问，却没有传染某氏的习气。某氏的佯狂自放，玩世不恭，白眼对人，使酒谩骂诸事，流传于世，人皆以为美谭，我则厌恶已极。过去我也曾认识几个某氏门下氏，多少都有这种恶劣习惯。博平先生则完全不然，只是诚诚恳恳的做人，朴朴实实的治学，若说他是章太炎的学生还有点像。”
苏雪林眼中的温雅君子在朱东润笔下却成了小肚鸡肠、党同伐异者？熟是谁非，颇费思量。
吴鲁芹是当时的外语系学生，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告诉我们，当时不仅刘博平，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对叶圣陶都有“不敬之心”，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分属不同派别，而是叶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学术专著，遇到一些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在这些老先生看来，这些典故，并非僻典，国文老师早该熟悉。
其实，即使在当下的高校，没有博士文凭，没有学术专著的老师，恐怕也不得不接受备受冷落的边缘角色吧。何况当时的叶圣陶连本科文凭都没有，刘博平这样“血统正宗”的学者瞧不上他恐怕不能如朱东润所说乃派系之争吧？
在自传中，朱东润还讲了刘主任做的另一件不光彩的事。朱东润告诉我们，刘主任将叶圣陶排挤出局，开始放手重用自己的亲信。他请来的一位专家，一直无课可代，恰好当时的重庆教育部颁布新章，提倡在大学中文系开传记研究。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对“传记”似懂非懂，又耻于下问，竟想当然地认为传记在古文范围内，便让那位徐专家开设传记研究课，从韩愈、柳宗元讲起，自然是大闹笑话。
程千帆当时也在武汉大学任教。他在晚年口述的一篇文章中说，朱东润这番话完全是开玩笑，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朱东润所说的这位专家，是章太炎的弟子徐哲东，原系中央大学的讲师，到武汉大学时已升为教授。关于开设传记研究课这件事，程千帆口述如下：
“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
程千帆还说，当时朱东润出于“开玩笑”，将此事写了篇杂文，发表在重庆的《星期评论》上：“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哲东看到此文，恼怒之下竟然准备诉诸武力：“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结果是：“东润先生就很狼狈”。在教师休息室里，徐哲东在里面，朱东润就不敢进去，后来在法律系教授刘经旺劝说下，徐哲东才放弃用拳头出气的念头。
说完这段公案，程千帆来了一句颇有意味的画龙点睛：“这些轶事，朱先生自传中没有提及，知道的人现在不多了。”
胡适认为，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的生动的传记了。”朱东润先生写这部自传，看来还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对于一些不利于自身形象的材料，要么偷工减料，要么一舍了之。所以，对他这部自传，我们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
朱东润自传中还有一个例子可验证这一点。1952年，朱东润被分配至复旦大学教书。当时方令孺也在复旦任教。朱东润在自传中提到当时有学生写信给中文系，要求方令孺教授停开文学专题讨论课。朱东润说，这是因为方教授上课时，把讨论题写在黑板上，然后找个凳子坐下，让学生逐一发表自己的看法：“方教授不作总结，不提出本人的论断，只在黑板上写出下次讨论的题目。”朱东润说：“真是无为而治”。“学生震慑于教授的令誉，不敢提意见，只得请求停开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方令孺的学生吴中杰的回忆与朱东润的话不相符：“其实方先生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抒情多于分析，而且讲得非常激动。她的风格还影响了一些女同学，她们发起言来，也是激动异常，被调皮的男生称之为感动派诗人。”
关于此事，孰是孰非，只能存疑了。
教书、做学问、办事
1952年10月，朱东润被分配到复旦大学任教。他的后半生就在复旦度过。那时候很多教授为了安心做学问，躲在家中著书立说，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朱东润一直坚持课堂教学。作为一名教师，他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总是平等对待学生，且能虚心听取学生意见。
一次讲《诗经》中的《采薇》一章，一位学生站起来问：“按照讲授，‘一月三捷’是打了三次胜仗，但是上文说‘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下文又说，‘岂不日戒？猃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一点胜利的气氛也没有，那怎能说是打了三次胜仗呢？”
朱东润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好。接着他作了详细分析，说，以前《毛传》说：“一月之中，三月胜功，谓侵也、伐也、胜也。”这是很肯定地说是三次胜利；而朱熹觉得这样的胜利有点可疑，因此说得婉转“庶乎一月之间，三战而三捷尔”，语气由肯定转向假定，和《毛传》的话相比留有一定余地，但是和全篇悲凉的气氛还是不太相符。朱东润告诉学生，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与课本不同的看法，既然同学问了，不妨提出来：“这里‘一月三捷’的‘捷’照我看，只是一个假借字，本字应当是‘寁’。《说文》：‘寁，居之速也’。用现代话讲，是搬家搬得很急。‘一月三捷’实际是‘一月三寁’，也就是说一月之内，接连换了三次据点，连同上下文的那种气氛看，这三次据点的转移，很可能是由于战事不利，迅速向后退却的原故。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注家都说成三次胜利呢？一则作品用了假借字，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二则周宣王已成为‘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的偶像，那就不能不说成三次胜利，只有朱熹用着假定的语气，说得比较灵活一些，但是也不过灵活一些。”
最后，朱东润强调，以上所说乃自己的思考，不是定论，说出来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同学们课后继续探究这个问题。那个提问的学生叫章培恒，后来成了复旦名教授。
坚持教学的同学，朱东润也笔耕不辍，1958-1959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陆游文选》《陆游研究》《陆游传》三部书。1961年，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朱东润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历代文学作品选》的统稿、订正工作。那段时间，朱东润每天五点起床，除了上课，所有时间都花在上面，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一点才熄灯休息。
朱东润还长期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作为一名系领导，他运用智慧，出色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
有段时间，上级要求所有教师都要像学生那样接受考试。很多老师年龄大了，记忆力衰退，很难通过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考试，但上级的要求系主任不能违背。朱东润想出一个办法，他把教师召集起来，说：“同志们：按规定，助教同志、讲师同志和新任副教授同志这学期都得经过一次考试。考什么呢？我想诸位各有专长，精心研讨，很难用同一的问题进行测验。我想能不能各人把这一学期学习的经过和研讨的心得叙述一下，作为考试？倘使诸位同意的话，就从我开始，请求诸位指教。”
既然必须考试，朱东润就采取这种比较灵活的考试方式，完成了上级的任务，这样的考试方式也不会让老师为难，于是，皆大欢喜。
有位三年级的洪姓同学写了一篇研究《诗经》的论文，指导教师蒋天枢对这篇论文不满意，用红笔涂抹、修正多处。学生不服，把论文和导师的评语送到办公室讨说法。当时刘大杰代理系主任，朱东润是副主任。刘大杰就征询朱东润处理意见。朱东润说：“这事不难，但是不能由教研组讨论，一讨论就僵了。乾嘉学派是推崇《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的，你、我和陈子展是相信三家诗的。把相信三家诗的论文交乾嘉学派，大笔涂抹原在意中。不过你我都在教课，和天枢常见面，我看不如让洪某某重新誊过，送给陈子展评阅。子展不开课，指导一篇论文，不会拒绝。这样做，洪某某的问题解决了，子展和天枢平素不见面，也不会发生问题。你看怎样？”
刘大杰接受了这个建议，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当时校方要求系主任必须完成听课任务，朱东润考虑到郭绍虞是中文系德高望重的教授，如果他支持这个活动，那其他教师也不会有意见了。他征求郭绍虞的意见，说：“学校规定要听课，是不是哪一天由郭先生带一下头，到郭先生课上听一下？”郭先生立即同意：“可以可以，听课以后要提出批评意见的。”朱东润赶忙说：“不敢不敢。”
中文系教师多，每位教师的课都听，时间不允许。过了几天，朱东润又找到郭绍虞，说：“中文教师多，本学期打算先听十位，已经听过五位了。是不是接下来就听郭先生的。”郭绍虞脸一沉，说：“如若都听，当然带头，如若不能全听，那就不必听了。”朱东润听了这话，没有听郭绍虞的课，其他老师的课也不再听了，他说：“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还记得‘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两句。要是拒绝的就不听，不拒绝的还得听，那就是说学校的一切规定，我的一切工作只是对付弱者，我自问还没有落到这个地步。”
由此可知，朱东润人很谦和，办事却有原则。
朱东润执掌复旦中文系多年，不辱使命完成了上级任务，折冲樽俎化解各方面的矛盾，又举重若轻调动了老师的积极性，整个系教学、研究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其坚守原则，又善于变通，是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但朱东润一直没有离开教学第一线，90岁那年，他参加了最后一名博士生李祥年的论文答辩后，住进了医院，自此告别课堂。“战士死于疆场，教师终于讲席”，梁启超这句名言朱东润喜欢说，也做到了。
纵观朱东润立足杏坛、成就卓著的一生，他确实当得起苏步青的赞美：“彩笔宏文称一代，高风亮节足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