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
文摘
文化
2024-10-14 07:44
安徽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了某些文人，不通古文，乱点古书，结果闹出了笑话。在文中，鲁迅所举的例子出自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在这本书中，刘大杰把“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点作“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鲁迅说：“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 刘大杰这个错误确实犯得很低级。而鲁迅的文章又流传甚广，所以很多人（包括刘大杰的一些学生）都知道刘大杰的这个笑话。20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的几个中文系学生，曾做过几首《教授杂咏》的打油诗，其中“色借青黄借，中郎遂借光”就是讽刺其时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杰的。 读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应该知道刘大杰的学问其实相当扎实，做学问的态度也相当严谨，那么，古文底子好，旧学根底深的刘大杰，难道连袁中郎的书都看不懂，难道会犯断句不当的错误？ 近日读陈四益先生的《臆说前辈》，方知个中原委：“┅┅一位明白底里的朋友告诉我，那本由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虽然，陈四益先生上面这番话乃“道听途说”，且是孤证，但对这种说法，我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因为像刘大杰这样饱学之士，基本不可能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那么，这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文化界名人”又是谁呢？为什么刘大杰甘愿为他背黑锅背骂名呢？在《臆说前辈》另外一篇文章中，陈四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此人原来是阿英。“我听友人告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刘大杰先生曾说过，标点是阿英搞的，他那时从事革命工作，经济上比较拮据，需要找点事换点稿费，但他不好公开露面，所以名字用的是刘大杰。至于标点的疏漏，可能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无法静下心来的缘故吧。解放后，此事已成过去，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只对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过内情。” 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好奇：为什么“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当时不谈，是阿英“不好公开露面”？那么解放后，刘大杰还有必要背这个黑锅吗？对这个问题，陈四益以刘大杰学生的身份为我们作了揣测：“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这样，我才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这样的解释在我看来十分苍白与勉强，如果是一般的黑锅，背了也就背了，但考虑到被鲁迅点了名，考虑到鲁迅文章的不朽性，那么，如果刘大杰不出面澄清这个问题，他活着，背这个黑锅；死了，还要背这个黑锅。也就是说，鲁迅的文章流传多久，他的这个黑锅就要背多久。如此一来，刘大杰的不澄清，是不是“亏大发了”。再说，这个错误太低级，低级到了足以让一个学者名誉扫地；低级到了让学生也敢肆无忌惮地讽刺他，在这种情况下，刘大杰先生仍坚守“沉默是金”的古训恐怕太令人费解了。 被鲁迅讽刺，遭学生嘲笑，刘大杰却能安之若素，将黑锅背到底，陈四益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虚怀若谷、坦荡豁达；而我却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悲的一面——胆怯懦弱、猥琐窝囊。我认为，对于此事的真相，刘大杰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敢说。既然对方是“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是“文化界名人”，是来头不小背景显赫的角色，刘大杰哪敢说破？如果冒名顶替者是个身份卑微的无名小卒，而刘大杰仍然这样坚持将黑锅一背到底，我当然会像陈四益先生那样从中“看到了大杰先生可敬的一面”，而现在，冒名顶替者是个很有背景的角色（名望与身份均不在刘大杰之下），愚钝如我者就很难断定，刘大杰是出于大度主动去背这个黑锅，还是出于胆怯被动去背这个骂名的。考虑到冒名顶替者的显赫身份，考虑到刘大杰的生性软弱，我认为后者的可能远远大于前者。 说刘大杰先生生性软弱，不是笔者的轻率之语而是陈四益先生对老师的精彩剖析：“大杰先生是有他的弱点的。一个是软弱，经不起风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便因一段历史一时讲不清楚而去跳黄浦江。┅┅软弱，使他不能抗争；┅┅” 在这里，我不妨加一句，软弱，使他不敢说清事实真相，背了一辈子黑锅，将来还要背下去。（陈四益文章中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孤证，虽然笔者认为这更接近事实真相，但要说服更多人，仅凭这个孤证远远不够）
有了陈四益先生以上的分析，我下面的结论应该不算武断：刘大杰在被鲁迅辛辣讽刺之后，绝口不谈自己被冒名顶替，是出于怯懦而不是什么大度。所谓“大度”，所谓“豁达”，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不过是掩盖怯懦的“遮羞布”而已。 有人因为怯懦，不敢说真话，结果背了一辈子的黑锅；有人则因为怯懦，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或丑行，挖空心思为自己辩解。前者有刘大杰为例，后者有曹聚仁为证。 关于曹聚仁，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曹聚仁先生即使谈不上多么伟大，却至少属于‘走一个少一个’的类型。我们可以说他是报人、记者、行者，或别的什么，如统战人士，但他首先是一位不辱没职业担当的作家，一位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文士。” 关于曹先生是否伟大，关于曹先生的文化业绩，本人由于学识浅陋，无法多谈。但下面这段话，足以证明，曹先生在“边走边读、边读边写的路上”还做了其他让人羞于启齿的事，而且，在我看来，这件发生在曹先生身上的事，不仅辱没了“作家”的头衔，也顺带辱没了“人”的称号。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南京陷落那年，曹聚仁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还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 首先，必须说清的是，曹聚仁的这次“艳遇”，决非如他说是什么“好事”，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嫖，因为那一夜，少女出卖了肉体，曹聚仁则支付了现金，如果花钱买性交不算嫖，那么什么才算得上嫖呢？虽然，曹聚仁事后既支付房费又额外送了母女十块钱，但这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只能说曹聚仁支付的嫖资较别的嫖客丰厚罢了。 不可思议的是，曹聚仁做了这件事后，竟十分心安理得，仿佛他做这件事是于人有利于己有益，堪成“双赢”——对方有了回家的路费，自己有了一夜的缠绵。多年之后，回忆这件事，曹聚仁无半点悔意，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我说了上面第三个事例，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以上文字，出自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写这本书时已年过古稀，所以文字显得特别“老奸巨滑”。先是用一句似是而非的“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而净；接着，又借母女俩之口，告诉我们，他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最后，他还试图一劳永逸地堵住所有胆敢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的人的嘴。你不赞成少女出卖肉体，你就是道学家；你批评曹聚仁的“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你就是在说风凉话。另外，曹聚仁还意味深长地提到那一块带血的白手帕，真难为了一个老人，事隔多年，这样的“小事”，这样的一块白手帕，他居然还牢记在心。如果不是记忆力好，那就是这块白手帕有深意存焉，所以，曹先生才会铭心刻骨。 在我看来，那位少女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是屈辱的，也是令人同情令人唏嘘的；而曹聚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行军途中竟然“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曹聚仁这种行为岂止是浑水摸鱼，简直就是是趁火打劫。（抗战时期，傅斯年先生曾这样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而曹聚仁作为战地记者，竟然一面“救火”，一面“趁火打劫”。如果是在太平盛世，曹聚仁做了这种事，我们可以说他一句“意志薄弱”，而在国难当头，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曹聚仁做出这种事则是可耻甚至可憎的。当曹聚仁与那位不幸的少女苟合时，放假的，岂止是道德，更有一个记者的良知乃至做人的底线！ 表面上看，曹先生似乎很有勇气，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出一桩难以启齿的事，做到了“要写，必以真面目对人”（张中行语），但他那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的辩白，却使他内心的懦弱暴露无遗。他越是虚张声势，越是强词夺理，越说明了他内心的软弱——不敢正视自己的丑行，不敢正视问题的实质。 不过，用虚张声势、强词夺理来掩盖自己的丑行和内心的懦弱，注定是徒劳的，在我看来，这种遮羞布如同皇帝的新衣，穿上它，只会有一个效果——欲盖弥彰。 刘大杰忍气吞声，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惧，不敢讲真话。在刘大杰所处的时代，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候，说真话，轻则影响仕途，重则危及脑袋。刘大杰缺少的正是说真话的勇气。为了保住官位和脑袋，刘大杰不得不背着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黑锅与骂名，作为后人，我们不必苛求他的沉默。但问题的真相必须澄清：他是因为胆小怕事而不是因为虚怀若谷才作出这一选择的。 曹聚仁强词夺理，不敢直面问题的实质，是出于道德上的担心。他在回忆录中披露这件事，是既想显摆自己敢作敢当、实话实说的“勇气”，又想以攻击“道学家”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脱。道学家固然是迂腐的僵化的教条的，但一个战地记者以“战争时期，道德可以放假”来为自己的“越轨”开脱，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试想，如果一个军队，由“道德可以放假”的士兵组成，其战斗力如何就无须多说了。妇人与女孩尽可以把一个慷慨的嫖客视为恩人，而嫖客自己不能因为支付了双倍的嫖资就可以心安理得，更不可以嫖客的身份来讥刺道学家。在我看来，道学家和嫖客在“性”趣上可谓一丘之貉，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 年轻人犯了一次错，有过一次丑行，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正视自己的错，能从丑行中吸取教训，那么，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像曹聚仁这样极力为自己辩解，只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知耻者勇，曹聚仁缺少的正是这个“勇”。通俗小说作家包天笑，在日本“访问游历”时曾“做了一次荒唐的事”，晚年，他在回忆录里“交代”了这件事：“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狭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 〔7〕平心而论，包天笑无论是其人其文都不能和曹聚仁相提并论，但就事论事，包天笑回忆录中这一次的“交代”可谓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而曹聚仁回忆录里的“辩白”则显得夹缠不清、吞吞吐吐。 走笔至此，笔者内心十分惶恐不安。小子何人，竟敢对文坛泰斗曹先生说三道四。其实，笔者斗胆撰写此文的动机有二。其一：笔者既欣赏曹聚仁其文，也服膺曹聚仁其人，正因如此，堪称笔者人生偶像的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不能不使笔者产生痛心疾首之感，倘若笔者对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批评过激，那完全是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其二，以曹先生的名望，他对年轻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可低估，若有轻薄少年以曹先生的偶然一次的“越轨”作为自己寻花问柳的借口，那曹先生岂不要稀里糊涂背上“误人子弟”的罪名，基于此，对曹先生偶然一次的“越轨”来一次“正本清源”的“酷评”，恐怕并非毫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