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哲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长达五年，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做出奠基性贡献。
1935年，蒋廷黻弃教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外大使等。1938年在汉口短暂赋闲期间，他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撰写，该著作至今仍是历史学巅峰之作。
做学问，一丝不苟，洞烛幽微，绣花一般细密；做行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猛牛一般果敢。正如一些学者评价的那样，在蒋廷黻身上，“学问”“事功”融合为一。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家族观念
1895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湖南宝庆府邵阳北一个鱼米之乡。蒋廷黻的二伯父喜欢读书，但努力多年，屡考不中。博取功名无望，二伯父就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他发现两个侄子喜欢读书，就把未了的心愿寄托在他们身上，听说哪里塾师好，就不惜重金把两个侄子送去受教。蒋廷黻早年的教育得益于二伯父的谋划与督促。
1901年，二伯父办了一家私塾，包括蒋廷黻在内的蒋家子弟都在私塾学《三字经》，练习书法。蒋廷黻很喜欢《三字经》，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他认为那是一本很好的书，里面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蒋廷黻背书快，书法好，在长辈眼中是天生的读书材料。为培养这个“天才儿童”，二伯父不停地把他转到当地更好的学校。
1905年，科举废除，二伯父就把蒋廷黻兄弟二人送到省城长沙一所名为明德的新式学堂。这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课程有国文、数学、修身、图画与自然。老师向学生们灌输“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的思想。在这里，蒋廷黻接受了爱国观念。
那一阶段，蒋廷黻父亲、大伯父、二伯父共同经营一家铁厂和两个店铺，收入三家共享。蒋廷黻和哥哥的学费由店铺承担，二伯母抱怨说，蒋廷黻兄弟的学费由三家分摊不合理。蒋廷黻父亲听了这话不高兴，让蒋廷黻兄弟俩辍学去店铺学徒。二伯父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两个侄子是读书的材料，如果店铺不赚钱，他即使卖几亩田也要供侄子读书。蒋廷黻后来说：“我和哥哥很幸运，因为二伯的决定终于为大家所接受”。
1906年，在二伯父的安排下，蒋廷黻兄弟离开长沙明德前往湘潭长老教会学校（益智学校）求学。在这里，蒋廷黻结识了掌管学校的来自美国的林格尔夫妇，并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五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林格尔夫人打算关闭学校回美国，十六岁的蒋廷黻决定随林格尔夫人赴美读书。林格尔夫人到上海后改了主意，要继续回湘潭办学，劝蒋廷黻和她一同回去。蒋廷黻则决意赴美，林格尔夫人就请青年会的干事在旅途中照顾他。
在所有长辈中，蒋廷黻印象最深的是祖母。蒋廷黻后来发现，祖母拥有堪比外交家的智慧。那时，蒋廷黻父亲和二伯父在外做生意，常买人参孝敬她。祖母收下人参后就转送给自己的女儿。两个儿子不高兴了，说，早知道您不吃，就不买了。祖母训斥：送给我的礼物就是我的，我爱给谁给谁。
祖母的话，与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应对美国外交官质疑时的回答，如出一辙。当时美国国际善后总署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其中一些物资被卖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被转卖到美国。美国不满，派人赴南京质问。来者不善，外交部长王世杰让叶公超处理此事。面对美国人的质问，叶公超反客为主批评对方：“你们既然将该项物资送给了我们，物资就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有处理自己物资的全权。我们没有饭吃，出售部分物资缓解这一问题，并无不妥，你们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两小时后，王世杰打电话问交涉结果，叶公超回答：“十分钟就解决了，两位美国人还道歉了。”
蒋廷黻父亲和二伯父不信佛教，但祖母信佛。祖母不强求儿子信佛，两个儿子也不干涉母亲信佛。在年轻时的蒋廷黻看来，“他们的行径，实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样”。
蒋廷黻六岁丧母，几年后，父亲续娶了一位寡妇。这位继母对蒋廷黻兄弟俩要求严格但从不责骂。春节时，她让两个孩子先坐着轿子去蒋廷黻生母家拜年。坐轿拜年，是为了显示蒋家在当地的地位。她特别嘱咐轿夫，把两个孩子送到后，告诉熊家（蒋廷黻生母姓熊）下午再去接他们，然后离开熊家。因为如果轿夫在那里等孩子，熊家就得为他备饭；如果轿夫晚上不去接孩子，熊家又得安排两个孩子晚上食宿。她这样细致周到的安排是为了让两个孩子既不失礼数给熊家拜年，又不给对方添麻烦。而如果两个孩子去她娘家拜年，她就吩咐轿夫一直在那里等到他们下午回家。因为她家比较富裕，可以招待轿夫。蒋廷黻后来感慨：“湖南人的亲切和体贴，继母可以说表现得无遗了。”
在《中国近代史》开篇，蒋廷黻写下这样一段话：“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
站在国家角度，蒋廷黻抨击中国的“家族和家乡观念”，如果从个人感情出发，他对中国的“家族观念”应该不至那么厌恶，因为他的成长正得益于“家族观念”，否则二伯父怎会对两个侄子的教育如此费心费力费银，继母怎会如此细致周到。而蒋廷黻除去一己私情，写出客观、理性的话，正如一位学者提醒的那样，“千万不要忽略蒋廷黻倡导的应用客观态度解释史实这一大事”。
留学生活
1912年2月11日，蒋廷黻搭乘“波斯”号轮船抵达旧金山，顺利找到青年会。因资金有限，蒋廷黻只能进半工半读的学校。他告诉青年会的一位热心职员，在中国时，林格尔夫人说密苏里派克维尔有这种学校。那位职员随即帮他发了电报询问。翌日下午，蒋廷黻就收到了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同意他入学的信息。
派克学堂条件艰苦，学生工作三小时才能有两小时的读书时间。英语课用的教材是史考特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老师每次只讲十页，可十页课文足有三百个生词，蒋廷黻学起来异常艰难。
4月间，蒋廷黻得了一种流行的伤寒症。在医院里，他处于半昏迷状态，好在医生、护士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天，护士拿来纸笔对蒋廷黻说，你可以写封信告诉家人自己的病况。蒋廷黻看了她一会，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快死了，我告诉你，我决不会死。”护士好奇地问：“我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不会死？”蒋廷黻的回答很坚定：“我从几千里外的中国老远到美国来求学，现在刚入学，我怎么能够死！”
病情好转后，蒋廷黻请护士给他找几本他在国内时就读过的《伊尔文见闻录》，重温一下。护士找来一本，蒋廷黻读得津津有味，他发现自己英语进步了不少，看这本书时不再需要查生字了。之后，他又一口气读了好几本伊尔文的小说。此时奇迹出现了：“英语的门突然被我打开了。我开始对英语感兴趣了。我和护士小姐及其他同房的患者谈话也感到清楚有趣。”在病房中，蒋廷黻通过交谈，掌握了很多英文成语，一直困扰他的发音问题，在住院的十周里，也基本解决了。
派克学堂的课外活动只有演讲和辩论。大三上学期，学校举行演讲比赛，因为准备充分，蒋廷黻在演讲比赛中荣获亚军。之后，有老师和热心居民介绍蒋廷黻去一些民间团体或教堂去演讲，每次报酬二至五元。一次，堪萨斯城长老教会的一位老人特意来找蒋廷黻，说教会牧师突然生病，想请蒋廷黻去帮忙，在“主日学”做一次演讲。蒋廷黻勉力前往，没想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赚了二十元美金。
派克学堂的学生必须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如赶车、修路、扫地、除草等。蒋廷黻从这些体力劳动中获益甚多。他说：“派克维尔两年半是否学到什么东西我不敢说，但这里的劳作使我身体健壮，意志坚强。”
蒋廷黻靠课余打工来维持生活，但他没有把工作当作负担，而是干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蒋廷黻认为，中国旧式文人大多“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一天到晚在那里吐痰擦痒”，作为青年人，不能满足于仅从课本获得知识，也要从社会活动中获得知识，体力劳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留美归国后，蒋廷黻对中国青年的上述缺陷做出国批评：“男子，青年的男子，还有许多头不能抬，背不能直，手不能动，腿不能跑，从体格上说，他们不配称现在人。从知识上说，我们——男女都在内——还是偏靠书本，不靠实事实物。”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开始，他读的是新闻学，因为他认为报界舆论能影响国家政治，他想通过写社论的方式来影响、改变中国社会。但读了一阶段，他觉察到新闻人对社会的认识比较肤浅，他们所思所想所观察的都是社会表层，倘若想在政界扮演重要角色，首先要懂政治。于是他转学政治，但很快又发现专攻政治也不能使自己深刻认识政治，这道理有点类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哪方面入手才能全面、深刻地了解政治呢？经过思索和研究，蒋廷黻得出的结论是：“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他又转攻历史。
在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之前，蒋廷黻在欧柏林学院就读。欧柏林学院宗教气息浓，教会在学校募捐时偶尔谈及中国的穷，在此留学的中国学生觉得有伤尊严，对此很反感。但蒋廷黻认为，这种反感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很穷，这些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的贫苦比谁都清楚，他们只是出于“家丑不外扬”的心理，不愿让美国教士将此公开化。而这些留学生们私底下谈及中国穷困，语言激烈程度远超外国教士。由此，蒋廷黻认识到，留学生反感外国人说中国不好，一是出于“家丑不外扬”心理，一是因为他们远离祖国，把祖国理想化了。蒋廷黻据此断言：“凡是在国外的人都较为爱国，这可能是一条不易的真理。”
在乡间做了一个进步榜样
1923年春，蒋廷黻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离美前他已被南开聘为教授，讲授西洋史，于是他先赴天津南开任教，把回湖南老家的时间推迟到春节前。
那年夏天，蒋廷黻父亲去世，丧事由蒋廷黻的哥哥和弟弟料理。他们征求蒋廷黻意见，问是否请和尚念经。蒋廷黻认为念经是迷信，但他熟知乡下风俗，如果不请和尚念经，乡下人会误认为他们兄弟吝啬，怕花钱。于是，他建议，把请和尚念经的钱拿出来修缮家乡附近一所庙宇，用作学校校舍。哥哥、弟弟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蒋廷黻回乡给父亲上坟，亲戚乡邻都认为他这件事办得好，蒋廷黻也认为自己“在乡间做了一个进步榜样”。
春节前夕，蒋廷黻动身回家前，听说族人准备出村三里欢迎他，立即写信给二伯父（二伯父是欢迎庆典的主持人），告诉他不必如此张扬、铺张。庆典最终取消了。虽然庆典取消了，但族人在蒋家祠堂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还安排他坐在首席。蒋廷黻坚拒，并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他说自己可以坐第二桌的首席，第一桌的首席留给族中德高望重者。最后，蒋廷黻的伯父坐在了首席，问题得以解决。以上虽属琐事，却显示出蒋廷黻的处世技巧和办事能力。
若干年后，蒋廷黻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家乡人风闻他当了大官，都想求他弄个一官半职。蒋廷黻立即请住在长沙的哥哥阻止那些打算来南京求职的亲友，他让哥哥告诉亲友们：“任何人，我都不能帮忙。如果他们来南京，我决不招待。如果他们到了长沙，没有路费回乡，我出路费，但不会帮他求职。”很多亲友知难而退，但蒋廷黻弟弟的小舅子不听劝来到南京，蒋廷黻坚守诺言，没有见他，只托人给他送去回程路费。
蒋廷黻的启蒙老师，求蒋廷黻在家乡县城中为他谋个职位。蒋廷黻解释，如果老师手头紧需要一点资助，自己愿意尽力，但无法为他安排职位。他告诉老师，将来年纪大了无法谋生，要米要面自己都会尽力帮忙，但实在无法给他一个官衔。这位昔日老师指责蒋廷黻忘恩负义，“但是经过多次直接和间接的解释，他也只好回湖南了”。
后来，蒋廷黻说：“从我担任公职开始，就没有引用过私人。亲戚们均深悉此情，没有任何亲戚凭藉我的力量获得官职。”
南开与清华
在南开教西洋史时，蒋廷黻即着手研究中国外交史。傅斯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蒋廷黻对材料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傅斯年，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搜集原始档案资料。以大量原始资料为基础，蒋廷黻完成了一部名著《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著名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李敖评价这部作品，“长处是直接接触原料”，并得出结论：“胡适之是给中国哲学史开山的人，蒋廷黻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
1929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请蒋廷黻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此后，蒋廷黻在清华担任了五年历史系主任。其间，他继续研究中国外交史这一课题，并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
考 古学家李济是蒋廷黻在南开、清华任教时的同事。他认为，蒋廷黻在清华形成了一个“基本观念”，即蒋廷黻认为，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材料可用，那时中国有权做决定。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外交处于弱势，无论什么决定，自己做不了主，大多为外人所逼，所以，研究这段历史，需要参考外国资料。李济称赞蒋廷黻这一“基本观念”，认为“他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具体的可以实行的方法”。
1938年短短两个月内，蒋廷黻厚积薄发写出了只有五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五万字的著作，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好读也耐读，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顶尖之作。历史学家何炳棣对这部书赞不绝口：“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何炳棣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何炳棣开学前曾拜谒蒋廷黻谈选课事，蒋廷黻“特别精心”地为何炳棣“计划二、三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何炳棣感慨：“系主任对低年级学生的特殊关怀使我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激发我力争上游的决心。”
对蒋廷黻主政的历史系，何炳棣这样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而蒋廷黻为“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所采取的措施，被何炳棣概括为四点：一、聘请雷海宗回清华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激发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二、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养历史学科人才：考分高、论文好的学生直接由清华出资送到国外深造；三、助教开新课前有三年的备课时间，以确保他们的教学质量；四、多次以公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考分高的同学直接保送出国。
以上措施，保障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质量，造就了一批顶尖的史学人才。对此，蒋廷黻自己亦颇为满意，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
考古学家夏鼐也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是他最为敬重的老师，他喜欢听蒋廷黻的课与演讲，他读书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蒋廷黻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每写一篇短文，或有疑难问题，夏鼐都会去请教蒋廷黻，后者总能给予言简意赅的点评。
除了课堂教学，蒋廷黻还很注重带领学生们实地考察，开阔他们的眼界，曾利用周末，带领夏鼐等学生参观各国大使馆。他们早晨8时出发，上午参观英国、美国、荷兰等大使馆；午餐时，蒋廷黻在饭桌上点评中国各位大使；下午参观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大使馆。
蒋廷黻在学生心目中威望高，一方面是因为学问好，教学严谨；另一方面是因为心肠热，关爱弟子。他曾给陶孟和写信，介绍夏鼐前往陶处搜集资料：“孟和兄，清华同学夏鼐，现在正研究咸同时代长江之田赋问题，尊处所抄录之档案，可供其参考否？其中或有少数，夏君须抄录，如蒙允许，夏君拟于寒假内至尊处工作一二星期……”足可见其对学生的关心。
在南开、清华任教多年，蒋廷黻发现高校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学生平时忙于记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牺牲了重要程度远甚于记颂笔记的“观察与思索”，结果是背了不少并无意义的死知识，获益甚少。蒋廷黻深知“观察与思索”的重要性，所以，当高校老师不注重培养学生“观察与思索”能力，一味让学生死记硬背时，他甚为不满，便撰文批评。
官可不做事要做
政论周刊《独立评论》（1932年至1937年）的创办起自蒋廷黻的提议。作为该刊的主要撰稿者，蒋廷黻发表的一系列政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看重蒋廷黻的才华，1935年冬安排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上任伊始，蒋廷黻拟定了一套改革方案。当时政府有铁道部和交通部两个部门，但两部分管事务多有重叠，蒋廷黻建议把铁道部改为运输部，主管铁路、空运、公路等，交通部主管邮政、电报、电话等，以避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还有经济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二者不仅相互重叠，且分管工作与其他部门相似，蒋廷黻认为，这两个部门应予撤销。当时政府没有农林部，但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蒋廷黻建议设立农林部。
1936年2月，蒋廷黻把改革方案提交上去。3月底，蒋介石一纸调令，让蒋廷黻接替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翁则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年后，铁道部和建设部合并了，经济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都被撤销，蒋介石部分采纳了蒋廷黻的改革方案。
后来，蒋廷黻到重庆工作。当时重庆电力不足，灯光昏黄还时常停电。蒋廷黻提出一个节约用电的办法，就是每年四月一日将时钟拨快一小时。此法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后来美国人也提出了这种办法，政府遂表示采纳，侧面证明了蒋廷黻的建议可行。
蒋廷黻对当时的公文办理程序有很多不满。按此程序，每份公文都由下级，逐层递交到最高层，再从最高层逐一下达底层。手续繁琐，效率低下，且形式主义严重：人们只关注文字是否妥当、格式是否规范、印章是否齐全，对问题是否解决却漫不经心。为解决这一痼疾，蒋廷黻提出“分层负责”的办法：每个单位明确中心工作，再将工作分配到各科室；单位领导赋予各科室负责人相应的权力，也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一来，在挑选科室负责人时，领导会格外慎重。蒋廷黻强调，衡量一份公文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完成了任务，解决了问题，而不仅仅是文字是否妥帖与格式是否规范。
蒋廷黻还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名登记财产，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总体来看，蒋廷黻的从政生涯并不顺畅。他提出的方案很多，被采纳的却很少。蒋廷黻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作官可以；作官而要同时作事，很困难；作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他还指出，“作官者，敷衍通融就会稳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他不无愤激地说：“这种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然而，写这篇文章时，蒋廷黻尚未从政，他后来的从政经历则仿佛就是为了验证他的这段先见之明。当时官场污浊，但蒋廷黻不以“爱惜羽毛”为借口离开官场，更不选择同流合污，而是投身其中，倡导“改革”：“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
蒋廷黻认为，知识分子不应“独善其身”，而要积极行动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事”：“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一位澳洲外交官对蒋廷黻的评价十分准确：“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的成功之处。”蒋廷黻感时忧国且注重实干，赢得了后代学者的夸赞。李敖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