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稻客的变迁
过去每年的七月、八月是农村最繁忙最辛苦的 “双抢”时节，要抢在台风之前收割进早稻，抢在立秋之前种下晚稻。当时农村没有现代化生产工具，又缺少劳动力，所以常要雇请“割稻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村中雇请的割稻客大多来自新昌、嵊县、天台、黄岩、象山、三门、宁海等地，也有来自温岭、乐清、金华、兰溪、东阳、义乌等地。 他们都是非常贫苦的农民，头戴一顶竹篾编织的笠帽，身上穿着满是布丁的土布衫，一条粗布绳系着老式腰头叠拢的土布破裤。一手扶着肩膀上一根吊了只包裹与几双草鞋或蒲鞋的“Y”形木垛柱，一手握着一杆小竹根制的油光光老烟管，脚上穿着咸草编织的翘头草鞋，翻山越岭徒步几百里路来到宁波，成群结队聚集在南门三市或是灵桥门头一带，席地围坐在一起，以浓重的乡音交谈，饿了以自带的麦饼、麦粽、麦筒、番薯饼等各类杂食充饥，疲惫了就地而卧，耐心等待宁波周边农户雇请。
周边乡村急需收割早稻的农户，起五更赶到宁波南门三市、灵桥门头，在割稻客中来回观察，细心挑选健壮老练的商谈价格，谈妥了就领着他们回村。我们家门前的塘河路上，天天都能看到当地农户领着成群结队的割稻客经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们这里的农村种植的是间作双季稻，即种植早稻时预留了一行种植晚稻的空位，至早稻种下二十几天后，在这一行空位上补种下晚稻。到夏天早稻成熟时，晚稻也已长到五六十公分，所以在割一行早稻同时要留下一行晚稻，这使收割进度受到了影响。那时农村使用的还是旧式方形老稻桶，割下的早稻靠人力往稻桶里的一个竹栅档上甩掼，才能使谷粒脱落下来，不但非常费力气而且效率极低。
农家主人为及早收进早稻，每天五更起床烧饭，割稻客简单地吃过早饭便扛上木稻桶、挑着空箩，乘坐小船去田头割稻。至中午，若实在太炎热，吃了中饭后略作休息，接着一直劳动到晚上六七点钟。他们顶着炎炎烈日泡在火热田水里，忍受着成群稻飞虱、蚂蝗叮咬。双腿常有许多条吸足了血的蚂蟥，像一个个红灯笼一样成团挂着，一旦拉下它们，被叮咬的伤口便流血不止，惨不忍睹。他们的背脊被火辣辣的阳光暴晒出一层白白的盐花，双膝与双臂被晚稻叶划得伤痕累累。
每晚从田间归来，割稻客将稻谷从船中一担一担挑到晒场，接着便迫不及待地跳进河里洗澡。由于他们大多来自山区，许多人不识水性，当地人称他们为“燥地鸭”，在江河中洗澡时有溺水伤人事件发生。因为大量出汗，需补充盐份，晚餐时主人给他们吃的菜大都很咸，如咸龙头烤、咸鸭蛋、咸乌贼膘肠、咸海蜇头、咸勒鱼、咸肉、咸蟹酱、焦盐油爆兰花豆、腌冬瓜、咸齑汤等。主人看到他们劳作很辛苦，在晚餐中会给他们喝点烧酒或老酒，这也是割稻客们最开心的时候，他们一桌一桌地坐在农家门前或晒谷场上，一边用蒲扇掸着蚊虫，一边喝着酒一边南腔北调地聊，当地人听着他们家乡话如听外国话，老半天一句都未能听懂。
几天辛苦劳作下来，割稻客的手臂与腿脚全是伤痕，手指缝、脚趾缝以及被蚂蝗叮咬的伤口开始发红溃烂，有的还中暑发痧。好在他们个个吃苦耐劳，忍受得了伤痛，而且还懂土医术，不但自备了医治手脚溃烂的桐油调甲鱼蛋土药膏，治痧解痧的土药丸，有的还备有医治蛇伤与蜈蚣毒虫叮咬的草药，以及农村中常见的跌打损伤、各种疮毒等疑难杂诊秘方，这些伤病他们都会自己治疗。
有的割稻客还会做泥水木工活，常会帮主人修桌椅板凳、筑灶头建猪厩。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割稻客中竟有一些人会耍大刀舞棍弄棒，一到晚上喝了酒后，就会借着酒劲在晒谷场上打起醉拳来，有的开始格斗比武，在孩子眼中瞬间成了武林大侠，而且个个骁勇无比。听村中老人说，解放前，有一天晚上，有一伙抢劫犯见我们村中有几户农家早稻谷晒燥即可进仓，至夜深人静时便划着几条脚划船前来抢劫，村民惊慌地敲响了急救铜锣，割稻客们闻声拿起扁担竹杠与这伙手持刀斧的抢劫犯打了起来，由于割稻客习武而骁勇，这伙抢劫犯被打得落荒而逃。事后农家设宴答谢这些见义勇为的割稻客，与他们成了好朋友。
许多割稻客就是这样，来到异乡后，一回生二回熟，靠吃苦耐劳，凭着诚信与农家建立起良好关系，年年成了这儿约定的割稻客，渐渐地将这儿当作了第二故乡。有的还想法留下来给主人干杂活当帮工，有的改行成了泥水木匠或石匠，携妻带儿在这儿安了家，也有因年轻力壮能干诚实，被主人看准招为上门女婿，这些割稻客便成了这儿的新移民。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雇请来的割稻客与以前就有所不同了。他们戴的是编织精巧且涂了油漆的小笠帽，身上所穿的是对襟大白细布布衫，虽然还是用那根布绳系着老式腰头叠拢裤，但裤上少了布丁，脚上穿的是橡胶跑鞋或是有横搭襻的圆门布鞋。肩膀上扛着的那根“Y”形木垛柱上挂着的是网线袋或大布袋，那些老烟民口中叼着的不光有小竹根制的老烟管，也有做工讲究的铜斗烟管，个别的还抽上了香烟。
此时生产队推广连作稻密植，每亩早稻种植数要比原来间作早稻的三倍还要多，收割虽然比原来方便，但收割的任务却大大加重了，而且收割完早稻后还要紧接抢种下晚稻。这时已使用脚踏打稻机，割稻客下田割稻时四人一组，二人割稻，另二人脱粒，一边用脚使劲踩踏打稻机的踏板，一边双手紧握稻把，让飞速旋转的滚筒上的钢齿将谷粒脱落下来。使用脚踏打稻机脱粒虽然比原来老稻桶掼稻效率高了许多，但这些脚踏打稻机都是由老稻桶改制的，非常笨重，若要使脚踏打稻机在水稻田中向前移动，就需要二人在前面用力牵着绳索拉，后面二人拎着稻桶上的木耳朵用劲地推，一天下来，其辛苦难以形容。
这些割稻客已多次来这儿割稻，对这儿的人与事已非常熟悉，而生产队社员也将他们当作了常客，队里有聚餐一定会让他们参加。他们比上一辈的割稻客有文化有知识，三杯老酒下肚，有的会拉起二胡演唱带有浓浓乡音的京剧、越剧与地方小曲，有的会讲三国水浒等故事，有的会将桌上酒杯、碗筷作道具现场变戏法，也有传承了父辈的本事，在晒谷场上拿起木垛柱、稻草钗、竹杠耍起杂技来，曾有一个身高体强的割稻客当众赤膊扳倒了一头黄牛。他们的绝技五花八门，让人大开眼界，令人钦佩不已。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割稻客消逝了；后来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发展，割稻客绝了迹。1982年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了夏收夏种季节，一些农田承包大户、种粮专业户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又突显出来，急需请人帮忙，来自各地的割稻客又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灵桥门头。但这时的割稻客与以往已大不相同了，头上戴着的是竹篾编织涂了清漆的锥形笠帽，身上敞着的对襟罩衫里露出白衬衫或圆领汗衫来，脚上穿的虽还是橡胶跑鞋或布鞋，但很少沾了泥渍的。他们不再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宁波，而是乘着汽车来，有的是坐了火车来。他们不再靠自带干粮充饥，该吃饭的时候就约了几个老乡一起走进小饭店，点上几盆菜喝上几瓶啤酒，互提香烟聊各自日后打算，唯有他们中老烟民手里还握着那杆传统的油光光老烟管，吸着自家的烤烟。这些割稻客头戴尖尖的锥形笠帽，肩头扛着根挂着编织袋或人造革旅行袋的“Y”形木垛柱，一排排行走在路上，远远看去极像一队队清兵。
这时农村已普遍使用铅皮稻桶电动打稻机，转速快且均匀，脱粒效率高，打稻时无需再费力地脚踏，拖拉稻桶时也轻便了许多。这些割稻客富有种田经验，且头脑灵活，受雇后一边帮主户收割稻谷种田一边聊家常攀亲近，瞅准当地农村出台优惠政策的机遇，与村里协商留下来承包农田。他们在地头田间搭建临时棚屋，既种田又养鸡养鸭养猪，开始多种经营发家致富。村里为解决劳动力紧缺、不使农田抛荒，让割稻客安下心来继续承包农田，给了许多优惠措施，有的还同意他们在村中建房、开放户籍落户政策。于是他们不但将家眷带了出来，而且陆续将老家的亲戚朋友也带了来，形成了新一波移民潮，其中许多人在这儿发家致富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农业生产已高度机械化，一到夏收夏种季节，雇请来的割稻客个个都是农机操作能手，开着收割机、插秧机来。田野里收割机、插秧机的声音不断，割稻客脚不落田，手不碰泥，一人一天就能轻松收割稻谷、种田插秧三十余亩。有些地方的割稻客还是组队行动，跨区、跨省行动，为确保农业丰收屡立奇功。社会在飞速发展，割稻客已成不同时代的记忆，回味过去让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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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新生于1945年，浙江鄞州人，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做过农民当过会计，教过多门学科，担任过校长。出版过长篇小说《五姑娘三上花轿》，创作过《丈母娘等新女婿》等多部地方戏剧，参与编写《宁波市鄞州区志》《鄞州地名志》等多种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