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推我上大学》（朗读：李飒）
时代推我上大学
1978年，我从就读的宁波七中高一年级考入浙江中医学院，成为当时众人心目中的“天之骄子”。40年后回望这一改变多少莘莘学子人生轨迹和家庭命运的国家政策，使我们这一代人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句话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切的认同感。
很多人可能对曾经实施过的“高一高考”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政策安排不甚了解。在那个时代，面对“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整个社会求才若渴，国家本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这一指导思想，在1977年邓小平力主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基础上，次年又对考生的身份作了进一步的放宽，这其中有一项特殊政策，就是允许在校的高一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但由于这一政策从长远来看不太符合教学工作规律，且有“拔苗助长”之嫌，因此,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迅速完善，在1979后就不再实行了，我于是成为了1978年唯一一年允许高一学生参加高考并被幸运录取的其中一员。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能成为恢复高考制度不久后的一名大学生，有自身的勤奋努力因素，但主要得益于宁波教学体系在“十年动乱”期间没有得到很大的毁坏，各级学校的教学秩序得到了基本维持，特别是有一批痴心教育事业的骨干教师始终坚持在教坛上默默耕耘着。
鄞县茅山中学旧址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鄞县茅山乡东林寺小学度过的，校长是位姓徐的长者，他的形象在我少年时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农村小学的校长，一头向后梳的发型纹丝不乱，一套褪了色的中山服总是笔挺，带着一副玳瑁边眼镜，一派教授风度。上下课钟声都是他在学校门口亲手拉绳敲响的，上课时除了老师讲课声就是学生读书声，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
我初中就读于茅山中学，因家离学校有十几里的路途，我往往天蒙蒙亮就起了床，扒几口饭就背上书包上路赶往学校。学校背靠茅山，有一排漂亮的二层西式洋房作为教学楼，教学楼面前有二个荷花池常年水质澄清。学校有一批资深老师，班主任是一位姓蒋的数学老师，走路身板笔直，总是手拿厚厚资料快步进入教室，上课时常常来回走动，声音洪亮，喜欢提问，对学生管得很严，使我们不敢分心。
高中我来到了宁波第七中学，尽管七中以“开门办学”闻名，但学校各学科都有“扎硬”的年富力强老师领班，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姓乐的化学老师，当时尚未结婚，就住在学校里，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我们经常到他的寝室讨教问题，他乐此不疲。宁波相对完备的教学体系和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为我参加高考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迎接高考的岁月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首先是学校和老师兴奋了起来，哪所学校不希望有更多本校学生考上大学，哪位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得意学生成为大学生？于是，除了高二年级的同学们抓紧复习迎考，学校着手在高一年级中挑选学习基础好的一些同学组成高考复习班，进行强化复习，说白了，就是要在常规学习的基础上，把高二年级的课程在高考前像填鸭一样地填进去。那年，我们七中一共挑选了12位高一学生组成了高考复习班，我是其中之一。负责教我们的都是当时校内“括括叫”的各学科老师，老师们的积极性似乎比我们这些学生还高，拖课是常态，个别辅导是常态，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学问能一下子灌输给我们，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充满了工作激情。老师还常常给我们描绘大学里的美好情景，以此激发大家的学习动力，说要有勇气同高二年级的同学们同场比一比，争取早日考入大学。当然也安慰我们说，就是考不上，也为明年的应届高考增加了临场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但说是这样说，有谁不想当年考上啊，那时能够上大学在大家心目中是莫大的荣耀。
于是，学校的教学节奏明显快了起来，校领导忙于调整教学安排，忙于统筹教学力量，忙于组织课外培训。老师则忙于寻找各种复习资料。有了复习资料怎么办呢？那时，不要说复印机，就连普通的打字机也没有，得靠学校的老师一字一字刻在蜡纸上，再在油墨机上印出来。有时实在来不及了，老师就挑选一些字写得相对好些的同学们帮忙来刻，我也就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刻字的问题解决了，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就是随着复习资料的增多，学校没有这么多的纸张供应了。老师只得让同学们自己想办法，自己的资料用纸自己回家去找，拿到学校来统一油印。有的学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用纸，也有直接印在旧报纸上的，当然，更有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解决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景，同样一份复习资料，印出来的纸张厚薄不一、质地粗细不一、颜色深浅不一，可谓五化八门。可是，只要能有足够的复习资料，只要能看清复习内容，有谁还会在意这些呢？
随着考试日期的临近，学校里的各种测试多了起来，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多了起来，战前气氛日益浓厚，备战的主要场所还得在家里。那时我家住在江东演武巷的一幢老洋房里，房内虽然不是七十二家房客，但也住户混杂，一到晚上热闹得很。我家兄弟三个，房子不大，房间内是无法安静复习的。幸亏位于一楼角落的厨房间相对安静，于是那里就成了我最好的临阵磨刀之所，一到夜深人静，复习效果奇好。特别是到肚子饿了，厨房里的剩菜剩饭是现成的，一般是用热水泡一下冷饭，羹厨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当时吃得最多是“什锦菜”，同泡饭算是标配，我现在仍很喜欢吃。
考试的过程大家都是一样的，连考三天，进入考场倒也不显得十分紧张，反正把试卷填满为止。那时，自己对于填写高考志愿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关心的是能不能考上大学，似乎心中只有大学一个笼统的概念。可能因为同一个院子里面住有一个医生家庭，父母亲觉得蛮好的，于是全部填了医科志愿。随着录取日期的临近，自己心里日益忐忑不安起来，特别是关心的人一多，对于能不能考上也就越发地期待，这段时间心情还是有点焦灼。最后，我被浙江中医学院录取，那年，我15岁。
赴学校报到的行李箱中，除了常规的生活用品和不多的学习用品外，当时有一个情节记忆犹新，就是根据学校录取通知书的要求，带上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父母亲把我送到火车南站，我第一次乘上了前往杭州的绿皮火车，在杭州城站负责接站的是比我们早半年入学的1977级学生。学校位于杭州市庆春路，原浙江大学旧址。77级的同学们告诉我们说，新的宿舍楼刚刚落成，你们一入学就可以住上新房子了，而他们入学时住的还是老房子，可见当时学校为了大量新生入学而快马加鞭的建设速度。我班一共32位同学，拖儿带女的好几位，带工资上学的也有好几位，我在班上的年龄最小。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大学的学习风气真是浓厚，不少同学都是从车间田头直接进入考场考上的，面对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大家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学习起来确是蛮拼的。那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高校轰动一时，主人公陈景润连同作者徐迟成了大学生的偶像。操场上、路灯下、阅览室，到处都是手拿课本、目不斜视、口中念念有词的同学们，课堂里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夜自修经常需要年级辅导员来强行关闭。那时出版物尚少，新华书店一有新书，大家奔走相告，结伴而去，延安路上杭州新华书店购书情景历历在目，当时购的这些书现在已经十分破旧，我仍保存至今，保存着大学时代的读书热情。
浙江中医药大学现址
是时代给了我提前进入大学的机遇。我要感恩时代、感恩学校和老师、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当时高考前后的经历除了成为美好的回忆以外，蕴含其中的那么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勤奋刻苦、求知若渴的精神也成了我日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不竭动力。
（原载《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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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浙闽，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宁波日报社原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