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辈
作词作曲：王佑贵
演唱：虎牙哥
视频制作：陆培琪
我的坎坷读书路
我从小喜欢读书，其中有无穷的乐趣，也有无奈的叹息、悲伤的哭泣，更有轰天的雷击。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放学后我都要去中山公园的儿童阅览室。一开始是看连环画，当时我们称“小人书”，以后也开始读文字类儿童读物。儿童阅览室在中山公园大门进去右边，现在已拆除。
管理阅览室的项老师是个戴眼镜，剪短发，４０多岁的女性，操外地口音，对小朋友很慈祥。我去的次数多了，彼此也熟悉了。项老师见我这个小孩子懂礼貌，开始叫我当阅览室小管理员，以后又在项老师指导下负责新书“编码”，即对新书进行分类编码登记。这样，新书一来，我就可以先睹为快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将这个“专长”和“专权”带到了效实中学（那时叫宁波五中）图书馆，到青珠农场支农时又带到了农场工会阅览室，给我带来了新书先阅的无穷乐趣。
宁波效实中学老照片（取自网络）
我家的命运转折点是１９５７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早几天，父亲还在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以统计数据看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驳右派言论”一文欣喜，几天后，我看到他开始整夜写东西，人明显消瘦了。母亲含泪告诉我，父亲划上了“右派”。那时我已读小学三年级，知道“右派”是什么。不久，父亲去农村劳动改造了。我也从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变成了小队长。为此，我不知偷偷哭了多少次。
父亲这顶“右派”帽子，使我的青少年成长增加了不少坎坷和磨难。小学我就读于苍水街小学。五十年代末，学校办了一个红领巾制药厂，作为勤工俭学的样板闻名于宁波市。团中央少工部部长，著名科普作者高士其等都去学校视察过。升初中时，曾当过小厂长的我，却要经过全海曙区的老师讨论，作为“重在表现”政策的体现，才被保送到宁波效实中学读十年制试点班。七年级我就成了学校黑板报主编，学生会宣传委员。似乎因为我太“张扬”了，学校领导为避免造成重用黑五类子弟的印象，到八年级时就以输送学生干部为名，把我“踢”出了效实中学。于是我就决定不读书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１９６３年９月我到了宁海青珠农场。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我都一一挺过去了。
知青下乡（取自网络）
在农场晚间读书，特别是夏秋季，最大的麻烦是蚊子。蚊子停在墙上，黑压压一片，一有动静就嗡嗡乱飞，一个个小蜻蜓似的。一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就起一个大红疹。农场晚上没有电，照明靠煤油灯，所以农场工人都养成了日出起床，日落睡觉的习惯。我用蓝墨水瓶做了个小煤油灯，躲在帐子里看书。时间长了，第二天早上洗脸时鼻子里有黑黑的烟灰。这只能说是苦中作乐吧。
我当时看的有许多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如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等；周立波反映合作化的《山乡巨变》、反映土改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其中有一篇在初中语文课本中出现过。像《红楼梦》等优秀古典文学我不只是看了一遍。
１９６９年，文化大革命到了中期。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群众被分成了两派，一派称为“造反派”，一派称为“保皇派”，各级领导多被称为“走资派”。到下半年各级造反派纷纷成立“革委会”，开始所谓“夺权”。农场情况也是这样。
一天我的茅草屋前来了四个彪形大汉。他们一字形排在我门前，其中一人大喊：“XXX出来，跟我们走！”“哪里去？”“不用问，跟我们走！”妻子胆怯地拉着我的衣服，吓得全身抖索。我把妻子的手拉开，安慰她：“放心吧，都是农场人，不会怎样的。”我跟他们到了后门港，被关押起来了。在几次审问中，我才知道，我藏在亲戚家的蓝色塑料包被他们拿去了，袋里有我写的四本日记和读书笔记，还有几本藏书。第三天，我被押送到农场场部，在大会堂开了斗争会。我跪在台上，造反派头头瞪着眼睛大声问：“《红楼梦》书是你藏着吗？这些才子佳人黄色书籍你还敢藏着，你想对抗文化大革命吗？”《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遗产中精华，但在那时我不能说，也不许说。我低着头，额头上渗出了汗水，但心里还是十分平静的。
农场知青宿舍
那个造反派头头又大声责问：“你小子胆子不小，胆敢里通外国，你与国外特务通过多少封信？”我脑子一惊，这是哪里的事！但我很快想起来了，塑料包里我还藏着两本邮集，里面有我离开效实中学时一个女同学从她哥哥那里讨来送我的两套捷克斯洛伐克纪念邮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纪念邮票为增加收藏价值，邮票上面一般都盖有邮戳。
我把此事简单解释了一下，那个造反派头头似乎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突然头一扬，大声呵斥：“你这个右派儿子，你几年写了这么多日记，你是想变天吗？”他没有说日记具体内容。是的，到农场后我坚持每天记日记，把艰苦劳动的体会，和老工人真诚相处的感受，生活上苦与乐的趣事等写在日记上。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场应该是接受老工人再教育，没有怨言，没有牢骚，真正可称是“雷锋式日记”。
这个“雷锋式日记”救了我。面对农场当时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如果我在日记里出现一句对现实不滿的话，那我就是现行反革命，要被捕入狱了。那时我结婚才一年，儿子还在他娘肚里，我还能否活下来？……一切都是未知数了。
农场的田野
日记等藏品一直到我离开农场都没有踪影，显然有人看中那两本邮集不肯松手了。現在我只得通过回忆来记述两段。
（一）今天是１９６３年最后一天，一晃我们来农场已有三个多月了。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接受考验的日子。棉花收摘完了，开始拔棉杆。像小树一样的棉杆都要用手使用一只铁制的棉钩拔下来，打捆后，再用二头尖的冲杠挑回住宿地和食堂，那可是我们来年烧饭烧水的燃料。我们用只会握笔的手去拔棉杆，不到一个小时手就红了，起泡了。挑棉杆对我们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两个肩被磨压得又红又肿，走路一拐一拐的，因为脚底也被磨出了泡。我们都还是坚持着，轻伤不下火线。老工人天天这样干不觉得怎样，说明我们在城市上学读书太娇嫩了，缺乏锻炼。
吃过晚饭，我们几个编写黑板报的同伴相聚在寝室里。今晚我们准备守夜，迎接１９６４年元旦。我们坐在一盏有玻璃罩的大煤油灯两边，谈笑着白天的趣事。１２时快到了，我们三人都举起手，数着数字。在灯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每个人的手都是有颜色的。他们两个是红的，是涂过红药水的，我是紫的，是涂过紫药水的。这些有颜色的手小心翼翼碰了一下，闹钟的长短针合拢在１２点了，新年到了。我们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国家会更好，农场会更好，我们也会更好。向老工人学习，做一个合格的农业工人。
（二）春耕开始了，对我们来说又是一场劳动考验。农场是蚕豆与棉花间作，在蚕豆行中种植棉花。掏地是一个真正的力气活，五六斤重的大钉耙把泥块一块块翻起来，把苜蓿作为绿肥埋下去，机械式重复着，而且一天要干十个小时以上。看我们累得喘不过气，老工人都主动帮我们，把自己掏的区域扩大些，让我们少掏一些。老许是与我的茅草屋只隔一条小路的邻居，４０多岁了，１９５６年进场的老工人。大钉耙在他手里一上一下，干脆利落。他见我老是往手中吐口液，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副劳动手套递给我，亲切地说：“慢慢来，不要急，你们拿笔的手干这种重活要慢慢适应。”过去我们在城市吃饭穿衣觉得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到了农村才知道，种粮种棉农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辛劳。
关押了十余天后，他们查不出什么问题，只好把我放了。回家后，除了劳动，每天早上还要和老书记、老场长一起在黑板报前挂黑牌示众。时间长了，也不感到什么了，就算是早上起来锻炼身体。在我关押时期，妻子由于过度担忧，曾出现早产现象，幸亏老工人家属们热情帮助，喝了保胎土药，才转危为安。
农场民居
写日记可以说是许多读书人的习惯。而对我来说，当初还有一个理想，那就是积累生活素材，成为一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理想变成了梦想，算是彻底破灭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被暂停了，６６、６７、６８三届高中毕业生一般都要支农支边，形成了“老三届知青”这个特殊的历史名词。之后大专学校实行推荐入学，这些工农兵学生入学前学历高低不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解决工农兵毕业生的技术职称问题，市人事局组织了一次全市统考，考试范围为高中语文、数学、物理三科。也允许在第一线从事技术工作的以工代干人员参加，考试合格者授予“技术员”职称。我由县农业局推荐获得了考试资格。接到通知，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到农场已有十多年了，我参加了“四胜塘”围垦，特别是“四胜闸”施工。以后我进入农机厂，为了尽快掌握农机加工修理技术，我看了许多有关书籍。每次出差，我一个必有的任务，就是买书，当然不是文艺书，而是技术业务书。我认为人生在于奋斗，贪图安逸就是虚度年华。但我也有不安的地方，我真正的学历只是八年级，初中多一点，我的同学还要学习二年才高中毕业，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高考生。虽然我后来自修过部份大学课程，但没有进行过验证。我与妻子说：“这次我一定要实现多年的夙愿，家务事你辛苦些。”妻子点头表示支持。儿子在旁边，举起小手翘起大拇指说：“爸爸你是这个的。妈妈上班忙时，我也会烧饭，这段时间我们多吃些咸菜，等爸爸考好，我们再去买肉，饱饱吃一餐。”我抱住儿子，顿时热泪盈眶。
考试地点在宁海中学，我提前二天到了宁海，住在亲戚家。考试那天，我早早到了考场，按照通知办好了手续。走进考场一看，教室里已坐满了人，约有４０多个，他们比我还要到得早。
数学试卷最后一道是一个二元二次应用题，我列出方程式后很快解出了答案。我心里踏实了，左手握了下拳头：我一定要带着胜利的微笑走出考场。
半个月后，考试揭榜了。我录用了，宁海县一共３名，２名是水利局，我是农业局的。从此我从工人改为干部编制，职称是技术员。
离开学校十五年后再进考场，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我十几年来坚持读书，提高知识业务水平的肯定，也是对我在母校遭受创伤的心灵一次最大抚慰。
１９７８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面拨乱反正，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像灯塔照亮了迷途，像春风吹暖了心坎，中国人民前进的航船又重新启航了。父亲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全面解决，压在我头上２１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被彻底卸除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父亲很长寿，一直活到９５岁。晚年虽然很孤独，，母亲早逝，子女又不在身边，但他过得很自在，很充实，很知足，毕竟是苦去甜来。
１９８８年我调回宁波，一直在宁波牛奶公司担任技术主管。与宁波白纸板厂合作开发的新产品干酪素，获宁波新产品科技奖。代表市农业局参加农垦部编写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发展规划，获部二等奖，之后获取工程师职称。
退休前几年，我负责老厂异地搬迁工作，从环城西路与中山西路交叉处搬迁到洪塘开发区，对厂房、设备、附属办公场所作了整体更新换代，当时是开发区第一个大项目。如今开发区是高楼林立，立交桥和公路纵横交织，真正是今非昔比了。
退休后我受上海续辉乳品安装公司聘请任技术顾问，在天津、北京、南通、福建安装完成几个乳品厂新建和扩建项目，至７０岁完全退休。
本文作者在青珠农场留影
热爱读书的习惯也传递到我的后代。我儿子在八十年代考上了浙江工业大学，是农场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现在已经是高级工程师。我孙子更是以高分考进复旦大学，现在已从美国硕士毕业回国，在上海参加工作了。像他们这些年轻人，从小学上学，中学毕业，高考录取，大学毕业，工作几年获取工程师职称，几句话就能说完。但我处在特殊的年代，有特殊的经历，经过多少坎坷、悲喜、奋斗，很难全部用文字来叙述。
一个人不管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一定要自信，自立，自强。读书是我的缘，虽然历经坎坷，但最终圆了我的梦。
读书是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读书是桥，接通了彼此的岸；读书是帆，推动了人生的船；读书是舞台，让我们人生因此更精彩。
当然这个“书”，现在不一定是纸印的书，也可以是学校、网络、或其他媒体。
让我们共享读书的快乐吧！
作者简介
陆培琪，宁波知青，1963年10月赴宁海青珠农场，1988年调回宁波，退休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