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语文课》
倪文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启光书局2022年版
当下，我们要如何学语文？
——从《倪文尖语文课》说起
为什么会想起写这篇题目看似大而无当的文章？原由是去年暮春时节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当时，文尖送了我这本《倪文尖语文课》。那次聚会，宴设上海中山公园的来福士广场。从餐厅的窗口望出去，是当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爬满青藤的塔楼，少年张爱玲曾在这里就读。后来，看了文尖的书，知道他早年对张爱玲很有研究，书中选了《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从王安忆到张爱玲》，对不同时代两位上海女作家作了比较研究。
那天，除了七八位同学，还来了一位神秘嘉宾，我们大学时的老师宋耀良先生返国。席间，大家回忆起在座的包括文尖在内的许多同学，曾在课余被宋老师叫去开读书会，“私淑”一番。后来有知内情者告诉我，这是个了不起的源头，现在，“本科导师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已推行了二十几年。
这让我不由得感慨，我们何其幸运，在那个时代来到中山北路的丽娃河畔，遇上这么多奉献负责、不计名利的良师。
华东师大丽娃河
文尖成名很早。1988年，当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还少不更世之时，他就在《读书》上发表了《不要忘了林语堂—读<京华烟云>》这样的力作。第二年，他发表了《单凭才气创造不出划时代的巨作》，质疑当时风行海内外的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文尖称之为，“散发浓厚古典气的18世纪性，那个时代的小说难免带有初始阶段的印迹。”那时的文尖，也许可用一句流行歌的歌词来概括：“年少轻狂却有为”。
文尖的大红，是在最近几年。人们在B站上见识了这位上语文课的“UP主”，他在网上娓娓而谈，收获粉丝无数。罗岗因此戏称文尖为“倪大红”。其时在语文学界，文尖早已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曾参与国家统编版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等顶层设计工作，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等系列助学读物也很有影响。
北大教授吴晓东如此评价他：“文尖是少有的在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上都下过真功夫的学者，而且是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当大学里的教授们都忙于科研忙于发论文，而文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给学生们上好课，最大限度地尽一个师范大学教师的天职和本分。”此言不虚。
倪文尖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
文尖的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文坛一些大家的经典之作的重读。它们中有一些是专门的文学评论和线上线下讲课的精选。而另外的，则是他对一些语文经典的批注。
用旁批的手法作披阅，看上去有些古老，但也显现文尖的良苦用心。这种直面文本的方法，其实彰显着他对语文学习的理念，那就是把阅读文本作为“发现、发明，乃至创造性”的过程。他提出，阅读要无限“接近文本、读通读透文本，甚至超越文本”。这很不简单。
四五十年前，我们上语文课，往往分析概括出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便完事大吉。而文尖提出的“阅读诗学”，也就是他心中的“读通读透”，不仅是捕捉到文本一个或多个中心，而是考虑“如何抵达文本意义世界的核心？如何构建整体性视角？如何探知到文本的核心意义？是否真正触及到文本的灵魂？”我个人认为，文尖提出的这种阅读，其实是一种有想法或者说带着疑问、带着思想的阅读。他曾说，“阅读的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技术，而关涉的是如何体贴人心，沟通心灵，抵达灵魂。”
在书中，文尖让人意外地用了两篇文章来解读朱自清的散文经典《背影》，并以此说明此文为什么是灵魂之作。
在一般人心中，《背影》传达的无非是一种淡淡人生忧伤之下的父子情深。特别是当肥胖的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的那个著名的“背影”场景，让人动容。但通过文尖的条分缕析和步步考证，我们得知文本之外的另外一些“背景”——其实这对父子是有过矛盾的，比如父亲纳了妾；年轻时朱自清在家乡教书，父亲竟让相熟的校长，将儿子每个月的薪水发给自己完全支配。以这个“背景“来读这篇文章就很有意思了，而且，文尖考证出这篇文章作者预设的第一读者，竟也是他的父亲。
朱自清的弟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当开明书局的朱自清散文集《背影》寄送到家时，“父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诵读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停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象猛然放射出光彩”。文尖说，1924年的时候，朱自清写了篇小说，曾让他爹气得加深了矛盾。而这篇《背影》，显然让父子得以隔空对话，从而生前和解。
当我们以超越文本的姿态来读《背景》，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纯粹的父慈子孝，到底存在不存在，或者多大程度上存在？很多时候，像父子这样的关系，在现实的情感中，往往是五味杂陈。在文中，文尖解说的这句话，说得十分到位：“《背影》解读的宽度，就是你我生活的宽度、思考的宽度。”
倪文尖在课堂上
语文学习无非是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倪文尖语文课》重在阅读，重在文本。我倒希望倪教授有空，能否谈点如何写作。我想如果文尖动手，也会从思想这一角度来定义写作。因为他说过，“语文，应在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和”如何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相统合的高度上重新定义，重新出发”。而个人以为，通过母语写作带来的思考，正是中国人成为一个创造性的人的必然过程。
许多年前，著名学者徐贲曾来宁波，书友们在宁波鼓楼旁的一家小店小聚。我曾问起在国外大学教写作的徐老师，外国学校对作文评分的标准如何？他说，主要是思维逻辑和创意能力。想想也是，文章形式或文字上的“花拳绣腿”，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不值一提，机器可能会穷尽人间最美好或最动人的词语。想比之下，思想则将难能可贵。
反过来，当我们看到网络上的言论极端，偏激盛行，就事论理有时没有市场；不讲是非逻辑，只讲立场喜好则大有人在。一言而蔽之，我个人以为，都是从小没有好好学习语文，没有学会思考。如果我们一味去迎合网络上的“短平快“和碎片化，那么，良好的网络公众话语平台就不能形成，网上言说的暴戾之气，也不会消除。文尖也说，语文的范畴是大于文学的，“社会运用”与“文化传承”“精神修养””现代思维””语文才能”等同等重要。网络，是语文社会运用的重要之所。
要实现文尖的语文教育理想主义的目标，其实是需要社会对语文教育的全面重视和理念上的根本改观。今夏高考后，有人发文比较中法高考作文题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高考作文看重的是“修辞”或“引经据典”，要求观点准确，并与一些时事挂钩。而法国的高考题则更多地带有哲学思辨，如“文化可否可让人更具人性”“文化多样性是否阻止了人类的团结”等等这样的题目，是可以得出不同的观点的，考验的都是逻辑思维与判断能力，注重的是推导的过程。
往往，每次高考过后，我们都能在媒体上发现这样的消息，某地某教师押中了作文考题，或某篇文章与高考作文的题旨不谋而合。个人认为，对考生而言，押中是一种偶然性。而且押中考题的考生，拿到高分，无非最后写了一篇前有范文且中规中矩的“普通话”式的文章。而类似法国高考这样的语文考题，却是真正体现了学生的思想表达能力。当然，高考生要关注时事，无可厚非。但高考语文出题与时事性若有太多太深关联，有时会是一种不公，人不可能把所有信息收入囊中。
话有点扯得远，对文尖而言，他心中理想的语文教育是要 “落实到智慧学特别是人性向真善美的进步上的”。他进而提出，“一个好的语文教师要管学生三十年。”
这样“管三十年”的老师，在我们的大学生涯中，遇到不少，比如前面所提的宋耀良师，以及前段时间仙逝的夏志厚师。他们或多或少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也基本锚定了我们的价值取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了语文教育在启智方面的重要性。
我大学的另一个同学夏吉林，年轻时是“愤青“，做过书商，也策划过类似《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书籍。他一生闯荡江湖，职业无数，临近退休，重出讲台，做了一个“说文开智·夏老师”的自媒体。主题就是解汉语之字，发现汉语的智与美，进而传播中国文化。
再回到文尖的这本书，师妹毛尖曾调皮地宣称：“他，改变了语文”。而我们一帮人则起哄：“文尖，你说已经改变了吗？”事实上无论如何，语文需要改变，同志更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