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成︱墙里开花墙外香：宁波人的大学梦（之一）

《大潮初起》

王耀成 著

宁波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第十一章  

 宁波人的大学梦(上)

       宁波向称“文教之邦”。自宋至清出了12个状元、2478个进士，居全国前列。其中巍科人物38人，仅次于苏、杭。 

       宁波开埠后，得风气之先，欧美现代教育迅即传入。1884年，英国女教士在城内首创女塾，为中国大陆第一所女子学校。美国传教士在江北岸创办崇信义塾，是浙江推行西方教育制度的第一所男子洋学堂；而1879年开办的辨志书院，创甬上国人自办学校开设西方新学科之首例。1906 年创办的宁波政法学堂，是为宁波高等专科教育之滥觞。               

       然而，宁波人创办现代大学的美梦，却起码做了一个世纪。

五口通商后的宁波江北岸。

       梳理一下近代宁波人求学、办学的经历，可以依稀看到一个时代的背影，也给宁波人带来许多叹息。

　　宁波人多么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上大学、能够上宁波人自己办的大学！

　　宁波人的大学梦，起码做了一个世纪。

       不只是做梦，而是尝试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1906年，在府办孝廉堂旧址创办宁波政法学堂，招举人、贡生及师范、中学毕业生，但至1914年春被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

　　——1912年，在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阚斐迪创办的书院基础上，改办斐迪学校。学校为8年制，设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2年。该校毕业生可直接升人杭州和上海的教会大学三年级。

　　著名的宁波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即是当年斐迪的学生。

　　斐迪学校于1927年北伐军进城后停办，从此宁波不复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高等学校。

　　颇有意味的是，宁波人在宁波本土创办大学好梦难圆，而在外地却创办了不少名牌大学。百余年来，宁波人为中国内地及港台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宁波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创办或者资助各类专科学校或大学；创设奖学或者助学基金。

严范孙创办南开大学

　　原籍宁波慈溪，客居天津的严修（1860--1929），字范孙，本是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有“北洋文宗”之誉，但他热衷近代教育、终生为之奋斗。他曾两次为倡办新学遭到朝廷排斥、两次愤而辞官、两次到日本和欧美考察教育，集毕生之力创办一系列新式学校。特别是创办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被世人称为“学府北辰”，驰誉至今。

宁波慈溪人严修（1860--1929），字范孙，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有“北洋文宗”之誉。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

严修还是津门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图为本文作者从天津档案馆找到的严修手迹。

　　严修独具慧眼，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张伯苓为严氏家塾教师，为严家子弟教授英语、理化知识以及健身怡情的体育游戏。严、张从此联手合作，创办新学。

　　曾执长南开大学30年之久的张伯苓，恭称严修为南开“校父”，并说“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1913年秋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后，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预言周有“宰相之才”，并悉心加以栽培。

　　周恩来考入南开大学前后，因为参加领导“五四运动”和抗暴斗争，采取过许多“过激行动”，既被反动当局投入监狱，又被南大开除学籍。对这样一个学生，严修却始终另眼相看。甚至当他自己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南大个别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周恩来。

　　周恩来在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自己在法国其实不是勤工俭学，靠的是严范孙奖学金，他只是为了进行社会调查才做过短期的工。严范孙奖学金实际上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更有甚者，当有人向严修进谗，说周到外国思想变了，又加入了共产党，劝严不要继续资助他。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给周寄钱。

　　严修这句话，让共和国总理感念不已。有一次，他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款待张伯苓等人，还说：“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

　　鄞县人张寿镛(1876—1945)，曾任宁波政法学堂监督。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圣约翰大学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罪行，在校园悬半旗志哀，遭美籍校长横加压制，并践踏我国国旗，激起553名学生和数十教职工愤而离校，要求自立学校。时任北洋政府沪海道尹的张寿镛一方面与租界交涉处理五卅风潮善后，一面应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要求，谋划筹办新校。在张寿镛和一班热心人士的奔走擘画下，三个月后，一所新的大学应运而生，引“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取名“光华大学”。

宁波鄞县人张寿镛(1876—1945)，著名学者、财政专家，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之一、首任校长。

　　张寿镛不但劳心费力，而且捐资3千元作为校舍建筑费。由于张寿镛的身份、地位、学识、能力，更由于他的古道热肠，被推举为校长。创办一所大学殊非易事，筚路蓝缕，艰苦备尝，正如他自己所回顾：“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情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但终于被他募集到十余万元，课堂、宿舍、体育馆及化学室一一草创，初具规模，终于成为一所后来享有盛名的大学。

　　光华大学在抗争中诞生，在日军侵华的战火中暂时解散，张寿镛执长14年，付出极大心血，也为国家培养无数人才。

蒋梦麟主政北大17年

　　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直到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

宁波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主政北大17年，为西南联大三位主持人之一。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并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陷落后，北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主持校务。南京沦陷后，敌机轰炸长沙，在蒋梦麟建议下，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主持。

　　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颠沛流离历时9年，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  适，李大钊。

　　关于蒋梦麟执长北大的功过，有人曾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把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当成一座灯塔，蒋梦麟就是驾驶着北大这艘巨轮按其指定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船长或者舵手。因此有人认为“蒋梦麟是20世纪中国一位勤于思考与探索的教育家，既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又注意保存、弘扬中华文化，综合以论，在中华民国教育史上，蒋梦麟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蒋梦麟也自诩自己是北大的一条“功狗”。

　　“功狗”者，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在刘邦看来，萧何是功人，而韩信等人，尽管也很了得，立功多多，但也只是在功人指挥下的一只狗而已，此谓“功狗”。

张其昀创办中国文化大学

　　鄞县人张其昀(1901—1985)，史地学家、教育家。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执教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1936年夏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又创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后改称“史地研究所”）、史地教育研究室并担任主任。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职14年间，多方罗致专家来系执教，并大量购置图书设备，努力敦饬学风，故能造就众多人才。史地研究所地学组历届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5人。

宁波鄞县人张其昀(1901—1985)，著名史地学家、教育家。赴台后创建私立“中国文化学院”（现为“中国文化大学”），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1949年夏张其昀赴台湾。1954年至1958年任“教育部长”，卸任后在台北创建私立“中国文化学院”（现为“中国文化大学”），设立华冈兴业基金会，对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事业贡献颇多。

　　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奠定台湾高等教育格局，加强社会教育与基础教育，此三者奠定了张其昀在台湾教育界的地位，被台湾学界誉称为“博士之父”。

　　其中，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从无到有由张其昀一手创办，是他在台的一大贡献。该校拥有校舍20多座，日间部44系，夜间部16系，集学者千余人，在校生达17，300余人，已经毕业学生5万余人。该校是一座以发扬中国文化为主旨的综合大学，实行九年制，其中四年为学士，又二年为硕士，后三年为博士。以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通才与专才相融，理论与实用结合为办学宗旨，体现了张其昀一贯的教育思想。

　　张其昀在台湾生活了36年，虽一度入幕国民党中枢机关，但其主要从事的还是文化教育事业。在其“教育部长”任上，着手计划在台湾以大陆原有名称，恢复开办一批大学和学术机构，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以及私立的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又新办或者改办了东海大学等一批大学，奠定了台湾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此外，在加强社会教育与基础教育方面，张其昀在台湾先后创设了历史博物馆、科学资料馆、教育资料馆、艺术馆、教育电视台等，并于1956年决定将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并实行小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初中，使台湾公民的知识水平高于亚非不少国家。

　　总之，张其昀在台湾努力进行教育事业建设，对提高台湾的文化教育水准，对弘扬中国文化功不可没。

沈君山执长台湾清华大学

　　另一个余姚人沈君山（1932-2018），则对台湾清华大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沈君山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沈宗瀚是康乃尔大学的留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复会负责人，对台湾的农业做出过巨大贡献。母亲也是留学生、著名农学家，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

　　1950年沈君山从香港来到台湾，次年考上台大物理系。台大毕业后，于1957年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1961年完成博士学位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接着去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研究所研究，1964年到普渡大学任教。

宁波余姚人沈君山（1932-2018），台大毕业后，赴美留学并任教。后放弃美国一帆风顺的学业事业和优渥的待遇，回台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直至在校长任内退休。在执长台湾清华大学期间，除了筚路蓝缕辛劳办学外，另一重要贡献是实现了两岸清华大学的携手合作。

　　沈君山在美国学业事业一帆风顺，但他却在1973年40岁时放弃美国的终身教授回到台湾，到薪水只有美国八分之一的清华大学任教，而且一做就是廿多年。沈君山在新竹清华大学历任理学院院长、人文社会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生命科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最后在校长任内退休，对台湾清华的建设贡献良多。 

       沈君山力主两岸统一，在执长台湾清华大学期间，除了筚路蓝缕辛劳办学外，另一重要贡献是实现了两岸清华大学的携手合作。沈君山于1995年冬天率团到大陆与北京清华大学签订了合作协定，这是台湾清华和北京清华的首次正式交流，沈君山还提笔为两校合作题词：水木同源。

       2001年４月沈君山又以台湾清华校友会理事长的身份，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活动。在校庆会上，两校还在前次合作协议的框架下，签署四份协议，两岸清华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

马临与香港中文大学

　　 马临（1924-2017），原籍鄞县，其父辈马裕藻、马衡、马鑑、马准和马廉为闻名京师的“五马”，马氏五兄弟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对中国教育事业和北京大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父亲马鉴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可谓家学渊源。

　　马临1939年到香港上小学，后因战乱辗转于四川等地求学，先后就读华西协和大学与英国里兹大学，分别获物理学士学位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执教于香港大学，1964年转往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创建生物化学系，先后担任生化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校师生咨询委员会主席。1978至1987年任该校校长，退休后任该校逸夫书院董事会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宁波鄞县人马临（1924-2017），1939年随父到香港上小学，后辗转于四川等地求学，先后就读华西协和大学与英国里兹大学，分别获物理学士学位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执教于香港大学，1964年转往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1978至1987年任该校校长。

　　马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9年，使这所新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优秀学府。马临在中大的最重要的贡献有二：一是顺利完成1976年富尔敦第二次报告书所建议之改革，使原来联邦制的崇基、新亚、联合三书院，经过学系整合，转变为统一领导的大学整体，为中大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二是坚决反对港英政府的殖民地教育政策，在学制上坚持四年制，而不是向港大看齐改为三年制。马临顶住了强大压力，明确表示：宁可不当校长，决不实行“四改三”，显示了一个爱国教育家的崇高品质。

        ……

　　总而言之，翻开一部近代中国教育史，宁波人创办的大学还真不少。至于担任过大学校长的宁波人，更是多得惊人。

　　据2004年粗略统计，在祖国大陆担任过大学校长的宁波人就多达102位，其中不乏执长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浙大等名牌大学者。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于2001年被聘为世界200强高校之一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而且连聘连任3届，为世人所瞩目。

　　宁波人一向有两块心头之痛，或曰心头之痒：

　　宁波籍院士全国第一，堪称首善之区，但多年来没有一个在故乡工作；宁波人办了那么多大学、出了那么多大学校长，但在宁波本土却一直为零。

　　虽说“楚才晋用”古来就有，可是宁波人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怎么着也不是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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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虞洽卿，到包玉刚

——宁波人的大学梦之二

王耀成

      王耀成，笔名旅人蕉、非庸。浙江金华人。1967年毕业于金华一中，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杂志编辑；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创作组负责人，东海舰队政治部宣传部正团职文化科长，退役海军上校。1989年转业后，历任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宁波市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宁波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届政协特邀委员。

　　1971年起从事文学创作，著有《柿子红了》《When the Persimmos Were Ripe》《农民的创世纪》《陈中伟传》《Dr. Zhongwei Chen: A Life of Accomplishment, Dedication, and Bravery》《大潮初起》《石库门的主人》《女船王》（合作）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10余部。

　　1993年起从事“宁波帮”研究与“宁波帮”题材文学写作，著有《赵安中传》《王宽诚传》《蔚蓝的航程——走向海洋的宁波帮》《宁波顾氏家族（传记篇）》《商行四海》《甬商散论》《蔚蓝航程》《甬商列传》等10余部；宁波帮题材电视与戏剧作品多部；并主编《海外宁波人研究》《宁波籍港澳台和海外人物录》《甬商书系》《百年风华》等。资深“宁波帮”研究专家，当代“宁波帮”研究开拓者之一。

　　（综合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浙商卷》之本人词条）